【摘要】中國歷史的悠久性與豐富性，讓中國歷史敘事常常面對一個個不同性質的事件時，很難保持一貫的敘事立場。在諸種敘史傳統中，社會-歷史的向善論構成歷史敘事的主線。但向善論無法很好地解釋歷史中存在的惡性事件。這就造成了中國歷史敘事中的惡性事件，要么被無視，要么被改寫。中國歷史就此成為向善論引導下的善性成長史。從總體上講，這是國家史敘述的一個基本傾向。但這也是國家史敘述所面對的一個基本難題：它不足以讓人理解復雜歷史，而驅人滿足于向善論的簡單化歷史圖景。事實上，在歷史中出現的向善與趨惡的不同事件，都是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以一種融貫論的方法意識來看待歷史、重述歷史，可能是走出非此即彼的善惡對立性敘事模式的出路。藉此對中國歷史作出免除突兀矛盾、且更為人接受的融貫敘述。

【關鍵詞】向善論 中國歷史 歷史敘事 融貫論

【中圖分類號】K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2.003

【作者簡介】任劍濤，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主要著作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公共的政治哲學》《當經成為經典》《中國的現代國家構造（上、中、下卷）》等。

基于兩個理由，中國歷史的著述與閱讀成為熱點：一是讀史使人明智的一般提點，二是中國國力的變化讓人將眼光投向歷史以獲得解釋的趨同念想。但坊間流行的各類中國歷史讀物，似乎沒能提供一種讓人從容閱讀的作品。在閱讀中國歷史著作的時候，常常讓人感到局促不安的是，當歷史學家將中國歷史敘述為一部充滿光明的歷史時，人們無法理解中國歷史上何以會出現那么多悲劇性事件；轉而歷史學家將中國歷史上的陰暗面呈現給世人的時候，人們又無法直面慘淡的歷史，心中便留下歷史慘不忍睹的負面印象。中國歷史的敘述，何以會出現這種讓人感到無所適從的局面呢？稍加分析可知，這是因歷史敘事的基本方法意識出現了悖謬而導致的現象。倘若以向善論來主導歷史敘事，一切惡的歷史事實都不見容于歷史進步的敘述進路，因此，必須被盡力排除在歷史的敘述范圍之外。但這樣的歷史敘事，就成為歷史學家善良意愿的表達，而不是對歷史真實的全盤托出。試圖避免這種歷史敘述的尷尬，需要以一種融貫論的敘史理念，來整合整個歷史的敘事。如此，中國歷史的全景，才可能展現在人們面前。

敘史的目的

歷史敘事一直是人類建構價值認同、設計制度與尋求啟迪的一種基本方式。“很顯然，人們對歷史的熱情不僅僅只是因為市場規律或是政府政策，歷史還可以滿足人們許許多多的需求。歷史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自身以及我們所處的世界，還可以對我們的現實生活給予指導。”[1]這是古今中外歷史學一直備受人們關注的深層原因所在。在中國，歷史著述的傳統，以及貫穿于歷史著述中的深厚重史理念，超越時空限制、跨越朝代更迭、穿透悲觀離合，貫通整個中國歷史的漫長進程，成為一道引人矚目的文化風景。從傳說中始自夏代的第一部歷史著作《竹書紀年》向人們表明中國人極為深厚的歷史著述傳統開始，中國史家，可以說代不乏人，信史充棟、良史輩出，歷史著述之豐富、多樣、有趣、耐讀，令人印象極為深刻。在世界范圍內來講，這也是一種罕見的文化現象。從歷史著作的著述者來講，民間著史傳統綿延不絕，而官史傳統更是引人矚目。而歷史著述的基本目的，則可以區分為三類：一是司馬遷所強調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史家之疏離政治權力而確立起來的獨立敘史傳統，尤值國人驕傲。因為這樣的敘史傳統，讓中國保有了從古至今韌性延續的敘史之歷史哲學理念，“讓歷史之成為歷史，而非政治工具”成為可能。二是“資治通鑒”，即將歷史視為啟迪統治者治國思維、知曉治國的經驗教訓、致力發現治國通途的可靠途徑。這大概是自漢代確立史官寫官史的傳統以后，中國歷代統治者借助歷史以確立治國模式的一種統治手段。三是“讀史使人明智”的歷史讀解傳統，讓人們樂意到歷史事實的深處，去尋求歷史智慧，發現歷史啟迪，吸取歷史經驗，規避歷史教訓。從而，理解歷史之為歷史的理由，弄懂從歷史到現實的社會演進過程，知曉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歷史敘事三個時間向度，豐富見識、升華人生。

上述三種著史與讀史傳統，勿需區分高下、均廣泛而持久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歷史觀念。這一方面促使人們意識到，只有在一個歷史氛圍濃厚的社會環境中，歷史敘述的傳統才能長期延續下來；另一方面也讓人們醒悟，歷史需要依靠歷史著作才能生動地重現不同時代的生活畫面和社會政治情景，讓人們對歷史留下栩栩如生的印象。這中間，歷史學家如何對待歷史著述，他們以什么樣的歷史理念來主導自己的敘史寫作，會對歷史作品的讀者產生重要的影響。

如果將前述三種歷史著述目的分別定位為司馬遷式的探究性歷史、資治通鑒式的政治性敘史，以及陳述歷史故事的哲理化敘事三種模式的話，那么，敘史的不同目的，會呈現歷史著作的三種不同面目：探究性的歷史著作，會展現歷史的來龍去脈、深層機理、哲學意涵，因此是最具有穿透力的歷史著作；通鑒式的歷史著作，圍繞政治主軸敘史，會呈現出有利于統治者、尤其是帝王醒覺統治秘密，繼承統治的寶貴經驗，規避統治史上的沉痛教訓；陳述性的歷史著作，則將再現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件，讓人們領略到歷史的起伏跌宕、傳承關系、驚人躍遷，并從中知曉歷史哲理。但不論這三種歷史著作有什么樣的個性特點，它們在下述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的共通性：如果說歷史著作不滿足于零敲碎打的微觀敘事，試圖一探歷史事件背后的發生機制，并將歷史與現實貫通起來敘述的話，那么，歷史作者就會對歷史事件加以評價，從而在歷史事件中引申出一些基本道理。藉此，讓人們在歷史事件的細微處體會到大蘊涵，在歷史中發現理解現實的大線索，在歷史之作為一部人的歷史定位中知曉個體與群體活動的復雜性。

歷史著述的目的性，決定了歷史著作必然發揮塑造人們的價值觀念、制度設計與生活想象的多重作用。由于歷史著作的作者總是處在具體的人類群體、政治狀態與生活情景之中，因而其歷史敘事也就具有切近其生活經驗、認知方式與群體預期的特點。在古代歷史上，歷史著述的記述歷史與諷喻現實的相攜出場，就明顯體現出歷史著作超出純粹的、以時序來記錄歷史事件的特點；在現代歷史上，歷史著作區分為民族國家史、世界史（或全球史）兩大類別，前者主要是一國的歷史學界或別國對之感興趣者，對頗具典型性的一國歷史的撰著，后者則體現為歷史著作者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宏大歷史視野，以及對人類整體的歷史創造與演變過程的聚焦關注。一般而言，這兩類歷史著作的著述傾向，對后發國家的歷史學家而言，更為關注自己國家范圍內的歷史。因為他們的處境推動他們以歷史來凝聚公眾、鼓舞信心、抵御外敵、尋求發展。盡管這樣的歷史著述具有明顯的當下功用取向，但它與社會變遷的內在呼應關系，會大大加強歷史著述的閱讀廣度與影響深度。而先發國家的歷史著述，一般會具有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更為廣泛的關注興趣，更為普遍化的歷史哲學探究意愿。這與其民族國家建構任務大致完成，現代轉型過程已經告一段落，國家處境不再顯得充滿張力，具有密切關系。相比而言，前者中的史家，即便也會撰著世界史或全球史著作，也主要是從自己國家的視角來審視世界狀態；后者中也會有史家撰寫國別史著作，但會表現出一種超出國家利益關注的理性比較特點。

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為國家處境而焦慮的歷史著述，最典型的莫過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明確強調，在抗日戰爭的國家緊張處境中，之所以花費巨大的精力來撰寫一部中國通史著作，就是為了鼓舞全民族的信心，鼓勵人們奮起抗戰，以捍衛中國的歷史榮耀，維護中國的民族獨立與政治自主，堅決抵抗日本的侵略行徑，尋求民族的新生契機。他明確指出，“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于經濟地域之逐漸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步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存也。”[2]在痛批中國歷史乃是一部專制君主史的氛圍中，這是關于中國歷史著述目的性的一種令人動容的道白。

為此，錢穆先生在以同情和敬意書寫中國歷史之前，確立了一個“三線作戰”的歷史書寫進路。一是致力于挖掘中國歷史中正面、積極和值得贊許的人物、事件與結果，并強調這種歷史書寫的極端重要性。“中國史之隆污升降，則常在其維系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旦限于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系，而大混亂隨之。”[3]因此，他的中國史書寫，著力張揚歷史的光明面，以鼓舞民族自信心、強化民族凝聚力、提升抗敵制勝性。二是回擊中國歷史乃專制君主歷史的定見。他將專制史觀視為中國歷史書寫的“革新派”主張，指出在“政治革命”處境中，人們將中國歷史一股腦歸諸專制歷史；政治革命成功后，又一股腦掀起“文化革命”，主張中國兩千年來的思想是停滯的、麻醉人的，故倡導新學取代舊學。他認為，只要“革新派”歷史觀流行，中國人就很難具備國史智識。[4]三是以和平的中國歷史與訴諸戰爭的西方歷史，來刻畫具有驚人對比效果的不同歷史畫面。他指出，中國歷史以和平得之，歐洲歷史以戰爭成之。“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5]正是基于這樣的史觀，錢穆先生所寫的《國史大綱》，確實是一部旨在鼓舞國民信心、增進民族團結、促成國家聚合力量的著作。

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受著述目的性的規約，在中國處于政治危機狀態下，確實能夠發揮一般歷史著作難以發揮的巨大作用。即便在中國已經進入一個長和平的階段，甚至從根本上改變了受列強欺凌、貧窮落后面貌的情況下，在中國已經發展為世界大國，并邁出世界強國步伐的當下，這部著作依然發揮著鼓舞人心、引導國家昂揚向上的積極作用。這是《國史大綱》成為不朽的歷史著作的重要原因。不過，在充分肯定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所具有的積極作用的前提條件下，也需要看到這部歷史名著的內在限度。其中最明顯的限度，就是它的歷史敘事客觀性、可靠性與一貫性，受其歷史撰著的鼓舞民心目的的影響，顯得不盡如人意。因此，當錢穆先生認定中國歷史成于和平寧靜的總體局面時，他很難解釋中國歷史上頻繁發生的戰爭，只好將之解釋為偶發現象；當他力辯中國歷史不是君主專制歷史的時候，他無法處理好中國歷史中的權力來源問題，只好以權力的民主應用來應對；當他面對歷史上的殘暴統治時，總是將之歸結于部族政權，而刻意回避明朝的政治暴戾，因為明朝是漢族政權，是重建中原政統的結果，因此將專制歸之于元與清兩朝；當他對歷史表達自己的敬意的時候，似乎對中國所處的從傳統到現代轉變的處境掉以輕心，而對革新所具有的歷史價值貶斥過甚。這種種近乎悖謬的敘史態勢，乃是錢穆先生著史目的的主觀性所決定的狀態?？梢哉f，以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為典型個例，促使人們醒覺，歷史著述沒有目的不行，目的性過強也不行。如何在贊美歷史、理性估價與貶斥歷史之間達成大致平衡，可能是歷史著述具有公信力的一個方法前提。

向善與趨惡

如果說中國古代的歷史著述，主要從官史傳統中呈現出資政的意圖的話，那么它的歷史學價值便不如它的政治學警醒意義。中國近代以降的歷史著述，尤其是在傳統向現代轉變關鍵時期的歷史著述，則必須同時處理好權力建構與歷史認知之間的關系，既力求發揮出引領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動力作用，又推動人們理性地認識自己國家歷史的積極效能。這就要求人們對中國歷史的陳述，既具有親和歷史的價值立場，又具有提供可靠的歷史知識的效力。錢穆先生的著述長于前者，弱于后者。而著力揭示中國歷史上黑暗面的歷史著作，有助于人們跳出官史傳統，以其對歷史另一面的展現豐富人們的歷史知識。但相較于錢穆先生的國史敘述來講，后一種敘史進路，又表現出長于知識供給、而弱于親和歷史的特點。顯然，在歷史敘事的過程中，要達到兩端之間的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國歷史的代表性著作很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歷史向善論與歷史趨惡論的兩極緊張。前者是一種親和歷史的基本敘史立場，后者有一種批判歷史的歷史著述宗旨。兩類敘史進路的基本主張，可以簡單概括為，以歷史向善論為導向的中國史寫作，相信歷史發展是善戰勝惡的歷史，善是歷史主調，惡最多是歷史輔調。從歷史動力論的視角看，向善論不僅更為重視善性力量，而且認為善性力量總是能夠戰勝惡性力量。

于是，歷史的總體趨勢是進步的，歷史的善惡力量對比是有明顯落差的。就前者言，歷史總是顯現出善性發展的進步態勢，“如果歷史從總體上考察人的意志自由的活動，那么，它就能夠發現這種自由的一個有規則的進程，而且以這種方式，它也就能夠把在單個的主體那里顯得錯綜復雜、毫無規則的東西，看作是整個類的原初稟賦的一個盡管緩慢、但卻始終向前進的發展”[6]。就后者論，歷史中呈現的善惡力量對比是明顯可見的，歷史不是從善到惡的蛻變，而是從惡到善的發展。“人類事務的進程在總體上不是從善開始發展到惡，而是從比較惡發展到比較善。”[7]于是，歷史著述的目的，便應當著力展現其向善性的一面。而歷史趨惡論，則相信歷史未必是一個向善發展的過程。相反，歷史常常體現為惡的動力常態化情形，不是善性力量推動歷史的發展，而是惡性力量展現推動歷史向前的巨大能量。因此，歷史著述必須大力揭示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惡性事件、反面人物，提醒人們直面殘酷的歷史真相，抑制歷史的趨惡演變，以理性的作為來有效抑惡。“自然把不和的種子植入了人類之中，它希望：人類自己的理性從這種不和中產生出和睦一致，至少是不斷向它接近。雖然這種和睦一致在理念中是目的，但在事實上，前者（不和）在自然的計劃中卻是一個我們無法知道的最高智慧的手段，即通過不斷進步的文化，哪怕犧牲人的一些生活樂趣，來造成人的完善化。”[8]在這種揚善抑惡的歷史辯證法思維中，歷史的向善論與趨惡論，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具有辯證轉化的可能性的。

相比而言，中國近代以降的歷史撰著中存在的歷史向善論的敘史理念，具有傳統和現代兩種動力：從傳統的角度看，儒家對人的性善論定位、對社會從小康到大同的向善論表述，是其深厚的價值支持與歷史哲學支撐；從現代視角看，進步的一般理念與進步主義的自覺宣導，則是它的現代精神基礎和歷史哲學根基。前述康德式的歷史哲學見解，便是其理論支柱。中國歷史撰著中的趨惡論敘史模式，也有兩重基本動力：一是人們在推動傳統轉向現代的過程中，需要大力揭示傳統之惡，闡揚現代之善，因此，讓人們對傳統中的紕漏放大觀察、仔細審視、深入批判、全面反省和力加超克；二是針對歷史向善論者的歷史著述，著力指出這類著述美化歷史的主觀意圖，讓人們感覺其進入歷史的姿態很不客觀，從而以揭橥歷史真實的方式，來聚焦歷史中的種種惡性事件。

于是，歷史向善論引導下的歷史敘事，與歷史趨惡論主導下的歷史敘事，就為人們面對同一部歷史時，提供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畫面：在前者那里，歷史總是光明的、前景總是美好的、惡是偶然且總是可以化解的；在后者那里，歷史總是黑暗的、前景總是灰暗的、惡不僅必然且總是主導歷史的。同一部歷史展現出的截然對立的畫面，讓人們無所適從，不敢相信那是同一部歷史。就此而言，前者可以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為例來理解；后者則可以孫隆基先生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為例來了解。對前者的描述，前已論及，不再贅述；對后者來講，有必要將孫隆基先生的論述、尤其是對中國歷史的歸納性看法略作引述，以便人們明白揭示歷史趨惡的著作的基本宗旨。他明確指出，中國文化中的“良知系統”總是扮演申明中國文化的“理想”的角色，而不是去代表生活層次的“現實”。在文化潛意識的另面深層結構中，中國文化的現實一面才展現給人們。與錢穆對中國文化和平中實現延續的判斷截然相反，孫隆基認為，“在中國歷史上，老百姓的鏟平主義與統治者的專制主義是互相配合的，如果中國文化說得上是人類史上最頑固的保守主義，那么中國老百姓與統治者的這種完美無間的配合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階級合作主義——其共同效果則為維系結構之不變。這種階級合作主義有時甚至可以集中表現在一個人身上——例如，出身卑微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奪得天下后，就將江南的大戶幾乎一口氣殺光。”[9]這讓中國歷史呈現出表面上變動而深層結構上變動甚少的結果，且不管怎么變化，總不能引致進步與超越。

孫隆基給出的中國歷史畫面，與錢穆給出的圖景恰好相反。中國歷史不是像后者所總結的那樣是總體向善的，相反呈現出一種總體上趨惡的不變態勢：據此，孫隆基看到了中國歷史對人設計的偏失，一種疏離精神生活的身體化傾向，限于熟人圈子而對陌生人排斥的心態，自主自立的缺失與他制他律的被動，社會對個體的壓抑與個人的不發達，國家強于社會的專斷與中央權力的獨大，社會領域里的鏟平主義與追求特殊化的畸形心理，閉關鎖國的態度與麻木不仁的生活心態。這是一種讓人感到多么失望的國史脈絡、國家特性與國民性格啊。

本來，在歷史的向善論與趨惡論理念主導下書寫而成的中國歷史，各自具有獨特價值與社會意義：前者讓人們對歷史、民族、社會與國家的過去與未來充滿信心，鼓舞人們充滿自信地前行；后者促使人們意識到歷史、民族、社會與國家的演變過程中存在著讓人嘗試改進、努力克制、全力奮發的因素，從而敦促人們直面歷史缺陷，以便有效改進。但就兩種歷史書寫方式對人們的影響而言，卻造成人們無法將兩種史觀引導下書寫出來的善惡面目完全不同的中國歷史，整合成為一部完整的中國歷史。相反，在兩種歷史著述的閱讀中，一片光明的歷史與全然黑暗的歷史，兩種史觀導出的兩類歷史，誰是中國歷史的真實呈現無以確定。由于兩者各自撰寫的中國歷史，兀自呈現為難以整合的兩幅歷史圖像，讓人不知信從哪一種書寫方式，不能確定哪種歷史結論更為可信，難以形成完整的中國歷史認知。

可以說，側重強調歷史向善性的錢穆式歷史著作，與著重勾勒歷史趨惡性的孫隆基式歷史作品，置于各自的歷史敘事模式中來看，都有其歷史依據，也都能夠自圓其說。但將兩者擺放到一個閱讀平臺上，放置在一個閱讀者手中，只會造成人們閱讀中國歷史的極度困惑：因為這兩種歷史書寫恰好構成一個相互否定的關系。但兩者又都具有各自成立的理由：相信歷史的向善論陳述，是相信歷史光明前景的理由；相信歷史趨惡論的陳述，是相信社會歷史存在改進空間的必要。但問題在于，歷史著作的閱讀者更應該相信誰？如果人們亟于留下關于中國歷史的整合性的整體印象、而非對立性的敘事碎片，如何超越這兩種讓人產生歷史善惡截然分立、無以整合印象的歷史書寫模式，進入一種既能讓人禮敬歷史善性、又能直面歷史惡習的歷史認知狀態，就顯得格外重要。無疑，如果人們保持對歷史向善論與歷史趨惡論的各自認同，要想具備理性而健全的歷史認知，就成了非常困難的事情。假如人們試圖超越這兩種各具優勢、又各顯缺失的史觀，形成對歷史的完整認知，便需要一種足以整合兩種史觀并給出完整歷史圖景的新理念的引導，惟其如此，方才可能。

融貫敘事

毫無疑問的是，不管是歷史向善論引導下撰述的中國歷史著作，還是歷史趨惡論主導下撰著的中國歷史作品，都屬于中國歷史著作。因為他們的書寫，都不是憑空虛構的中國歷史，而是基于事實的中國歷史敘事。但同樣沒有疑問的是，這兩者間的尖銳對立，也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在歷史理念上、歷史敘事的側重點上，還是在歷史事件的復述與闡釋上、歷史發展的方向性確認上，都迥然不同、相互拒斥。那么，兩者間可以取得共識，以至于成功整合成為一部容納兩種歷史敘事的、完整的中國歷史嗎？

整合兩種歷史敘事，以構成一部完整的中國歷史，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首先不是直接給出如何可能的出路，而是克制兩種心態的不相容心理。站在向善論立場上進行的中國歷史敘事，對中國歷史陰暗面的揭示，不能僅僅懷抱一種完全拒斥的決絕態度。這需要向善論的、親和歷史的書寫者，理智地承認中國歷史的陰暗面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中國歷史不可無視的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分析這些陰暗面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指出它向好轉化的可能。因此，既承認了歷史的陰暗面不是偶發現象，而是必然存在，從而接受了趨惡論對歷史的合理性指斥，又排拒了趨惡論對歷史全盤負面化的史觀與敘史。反之亦然。站在歷史趨惡論立場上展開的歷史敘事，尤其是歷史教訓的歸納、總結，需要改變自己無視歷史善好一面的不妥協態度，承認歷史看似美好實則丑惡的斷言，可能在某些方面（如暴力奪取并掌控權力）能夠成立，在某些方面（如中國歷史不可能出現實質性、結構性變化）可能難以成立，從而為接受歷史向善論的積極歷史論斷，騰開些微空間。自然，這里對歷史向善論與趨惡論各自后退一步，而對對方的斷然結論作出適度的讓步性接受，乃是對兩種史觀不至于造成一種兀自對立的歷史敘事作出的一個假設。事實上，兩者在實際的歷史書寫中是很難真正作出這樣的退讓的。因為這樣的退讓，會整個顛覆其歷史敘事，讓其歷史敘述難以按照其史觀的因果理念從容展開。那么，這樣的假設是有意義的嗎？

這一假設肯定是有意義的。這是因為，雖然兩種史觀的書寫傳統很難整合，因此各自都會沿循其書寫傳統往下延續，但是，兩種書寫帶給讀者的歷史困惑，造成的歷史畫面撕裂，促成的對立性歷史判斷，都是需要化解的歷史敘事難題。既然處在兩種書寫傳統中的歷史作家，難以跳出各自的歷史書寫預設圈套，那么就需要謀求克制要么向善、要么趨惡的偏失性歷史書寫的人們，去尋求更為健全的歷史書寫理念，以免誤導社會公眾的歷史認知。于是，歷史書寫的融貫論理念，便順勢浮出水面。

“融貫”是哲學家懷特海明確提出并加以定義的一個概念。他指出，“‘融貫的’意思是整個體系包括的基本觀念都是互相依存的；因而如果把它們孤立起來就會毫無意義。這個要求并不是說這些基本觀念可以互相界定；而是說，之所以不可能以這樣一個單獨的觀念來定義，是因為不可能脫離它同其他觀念的聯系。思辨哲學的理念就是它的基本觀念不可能顯得彼此相互分離。換言之，這個理念認定，不可能設想任何實有完全脫離宇宙系統，思辨哲學的任務就是展示這一真理，這種性質就是它的融貫性。”[10]正是在此基礎上，懷特海明確強調：“思辨哲學力求構成一種融貫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的普遍觀念體系，通過這樣的觀念體系可以解釋我們經驗的每一個要素。”[11]懷特海對融貫理念的論述，不僅具有從宇宙論視角解釋各種相關要素如何構成一個統一宇宙的哲學意義，而且具有指引人們去處理歷史領域中善惡相對、兀自作用問題的方法論意義。以融貫理念來整合善惡對峙的兩種史觀、及其在各自觀念引導下書寫的歷史著作給人以一種史實相反寫法的矛盾，是最為有效的。

有什么理由斷言以融貫理念來書寫歷史，可以超越兩種對立歷史觀指引下書寫成的、難以整合的歷史，從而避免人們面對同一部歷史的積極論斷與消極論斷之間的對立，保證人們講好中國歷史故事呢？從懷特海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融貫理念引導下的歷史敘事，在成功避免向善論與趨惡論兩種歷史觀主導下的歷史敘事上所具有的明顯方法優勢。一是避免將歷史事實區隔為不太相關的或善或惡兩類對峙的組成部分，相信歷史本身兼有善惡的事實呈現，它們都是歷史本身的經驗性構成因素，不可能離開任何一個方面而單純談論整部歷史。倘若那樣面對歷史、展開歷史敘事，就會在經驗要素上出現重大缺失，其歷史敘事就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可信的。二是如果執意將歷史書寫成或者向善、或者向惡、絕無任何兼容性的歷史，也就勢必將善、惡絕對區隔或孤立開來，那么其對整部歷史的理解就會失去意義，就難以成為完整歷史的構成要素，而成為歷史書寫者主觀偏好——或向善、或趨惡的價值立場的碎片化敘史。這就不是完整歷史（社會存在論意義上的“宇宙”）的呈現，而是歷史書寫者或歷史故事講述者刻意割斷歷史聯系、事件關聯與前因后果的產物。它的不可靠與不可信就會進一步暴露在人們面前。三是兩種歷史書寫或歷史故事的講述模式，因為割裂了歷史的向善性與趨惡性之共在性，讓歷史事件的善惡呈現完全區隔在兩種歷史敘事空間之中，便將本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豐富歷史，干癟化為善性觀念的乏味展現，或扁平化為惡性結果的一味展示上。歷史的豐富多樣與啟人心智的靈動性，就被淹沒在善性的故事堆積、與惡性的事件堆砌這種選擇性敘史的主觀偏失之中。歷史就此墮落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不會向人們展開它的真實性、豐富性與準確性。

與此相關的是，倘若向善與趨惡的兩種歷史敘事理念堅決拒斥向對方作讓步性考量，那么其結果就是兩種歷史觀引導下書寫出來的歷史相互瓦解，結果變得無一可信不說，而且消解了歷史書寫的客觀性、可信性與認受性。因為以兩種史觀分別呈現的中國歷史面貌來看，讓人覺得中國歷史乃是一部兀自呈現為不可理喻的矛盾對立史：當錢穆強調中國歷史乃是一部中國人可歌可泣、團結奮斗的歷史時，孫隆基則將這部歷史作為民族內部爭斗的、慘不忍睹之“窩里斗”習性披露出來，結果，前者還未及樹立起國人的歷史自信心，就被后者的歷史敘述所顛覆；反過來，當孫隆基認定中國人一直長于“窩里斗”，而不善團結同胞的時候，錢穆以中國歷史綿延兩千余年，而且中華民族的構成趨于擴大的歷史，來向人們證實民族團結奮斗并不像孫隆基所說的那么不堪。在兩種相互消解的歷史敘事中，人們究竟相信誰的歷史陳述與基本評價，就變得難以決斷，以至于失去對歷史的禮敬態度，讓人們疏遠歷史敘述。因此，不管向善論試圖以歷史敘事達到的鼓舞人心作用，還是趨惡論試圖借助歷史陰暗面的揭露而刺激國人努力糾錯、全力向上的孤心苦詣，都會被人拒斥。

這就導致缺乏融貫理念來講述的中國歷史故事，讓人難以親和、反而容易疏遠的悖謬性結果：向善論著意展現中國人愛好和平的一面，趨惡論就會指出中國歷史上有連綿不絕的戰爭；前者努力刻畫的中國歷史由多數民族即漢族艱難困苦、奮力拼搏創造出輝煌文明業績，后者即刻會指出以漢族為中心書寫的歷史無視了少數民族的貢獻，甚至會提出有關漢族對國家疆土貢獻的置疑——因為在開疆拓土方面，少數民族政權的貢獻，不僅不亞于漢族，甚至遠超漢族；前者以糾偏的方式力陳中國古代沒有君主專制，相反以君權-相權的分職建構，呈現出治道民主的特色，后者隨即指正中國古代沒有解決權力來源的問題，不僅君權不是一種可分享的權力，相權也從來不是一種獨立自存的權力形式；前者盡力為中國古代發展出了成熟的農商文明，并創造出令世人驚嘆的財富時，后者便著力以這種生產方式缺乏自主轉向工業生產機制的動力加以糾正；前者以景仰的態度來陳述面對先祖列宗創造的文明成就時，后者便指出各個民族、大多數國家均有令人驕傲的文明貢獻；前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像西方國家濫殺無辜、甚至吃人現象的時候，后者就以中國古代的人殉、人祭制度來加以駁正；前者認定中國古代選士制度塑就了文人政府的時候，后者就強調指出根本沒有什么文人政府，選拔出來的士人不過是皇權的工具罷了；前者指出中國古代漢族政權屢屢創造中華文明統治奇跡、并將專制歸咎于部族政權的時候，后者就著力指出明代特務政治的可怕與可恨。這些尖銳對立的中國歷史敘事，在整體上缺乏兼容性，在善惡之間缺乏可變性，在敘事理念上缺乏整合空間。因此，一部中國歷史就此被敘述成沒有整全性的、善惡對立的破碎歷史。人們在讀史的時候也就只好被引導到要么禮贊歷史、要么拒斥歷史的兩個極端。今日面對中國歷史形成的“歌德派”與“缺德派”，即要么歌頌中國歷史的無盡輝煌，要么痛詆中國歷史的無盡黑暗，就是兩種歷史觀的對立敘事造成的尷尬局面。

融貫理念之所以必須引進到中國歷史敘事之中，是因為這一理念指引的歷史書寫，有望避免中國歷史敘事似乎不可化解的矛盾，從而保證在克制兩種基本敘史方式缺失的基礎上，達到贊美與批評相容的整體化中國歷史敘事目標。這可以一個克制、一個實現來定位。

一個克制，就是克制中國歷史敘事的左右互搏、相持不下的僵局。前述兩種史觀支配下的中國歷史敘事，因為各自強調中國歷史的一種面相，要么以社會歷史的向善性消解貪欲與權勢欲呈現的歷史趨惡性，將歷史書寫成絕對的道德合意的狀態；反過來，則以歷史的趨惡性來兀自呈現一幅善性虛其表、惡性實其里的歷史面目，認定歷史之惡從來都戰勝了歷史之善，從而凸顯出一幅陰損不已、血跡斑斑、慘不忍睹的歷史畫面。很顯然，兩者都與中國歷史的整合性面貌相差甚遠。在這種左右互搏的歷史敘事處境中，人們喪失對歷史的起碼信任就是必然的。而且，前者表現出的權力親和性，讓人們覺得敘史不過是崇敬權力的一種表達方式而已；后者表現出的權力拒斥感，則讓人們認定歷史不過是權力的遮羞布罷了。充滿歷史敬畏感的禮敬歷史，與充滿怨恨性的拒斥歷史，竟然導向了讓人們反感歷史的同一個后果。這就不能不讓人警醒。

一個實現，就是實現講好中國歷史故事的目標。講好中國歷史故事，必須避免向善與趨惡的敘史之間出現相互消解公信力的悲劇。因此，需要凸顯一個揚善抑惡的敘史宗旨。實現抑惡揚善目標的前提，是承認在歷史的漫長演進之中，一定存在令人動容的善性，也存在讓人生厭的惡習，它們都是一部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世界上絕無以善化惡、消除歷史之惡的可能；也沒有歷史之惡徹底吞噬善性、全歸于惡的結局。善惡是社會歷史發展與進步的兩種相倚動力，也是呈現歷史整體面貌的兩種基本要素，人們無法消除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方面。人類所能做的，就是揚善抑惡——盡力發揚善心善行，全力抑制惡性惡習，這就是人類以自由和法治來統率現代轉變的緣由之所在。如此，以向善論主導歷史敘事，就不至于走到否認惡的結構性存在的地步；以趨惡論來引導人們敘史，也就不會滑到社會一片漆黑的境地。因此，以融貫理念引導人們講好中國歷史故事，可能是最為恰當的總體方法意識。

重建信史

在中國，歷史著作的撰述，是以信史來確立其價值高低的?？尚懦潭仍礁?，其歷史價值就越強；可信程度越低，其著述價值就越低。信史，是以歷史感染人和歷史啟發人的保底理念。什么是信史，一直是浩繁的中國史學著述的基本追問之一。所謂信史，標準大致有二。一是秉筆直書，對歷史上出現的或善或惡的事件進行忠實記錄。這不是說史家就不能對歷史事件表達自己的態度與價值傾向，而是說首先必須尊重歷史事實，不能將歷史真實扭曲到符合自己意愿的狀態。二是史家需要克制自己的主觀偏好，抑制自己以先設的價值來具體書寫某一歷史事件或以自家好惡評價歷史的傾向。于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12]的敘事態度需要先期確立起來。

如果說這是需要確立的史家敘史態度的話，那么，對歷史事件而言的“信史”，則必須建立在歷史敘事資料的可靠基礎上。這便是王國維特別強調的歷史“二重證據法”表達的敘事理念。“二重證據法”是王國維古史重建的一個方法理念，“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13]這一理念，顯然是針對“疑古派”而發。他是想強調，疑古的成就值得肯定，但疑古過勇亦不足取法。古史是否可信，關鍵看文字證據與考古證據是否吻合。這是一個針對歷史事件真假辨析而確定的基本標準。這也是一個可以引申為敘史方式的方法理念：由于歷史的文字材料與地下考古的材料，會不斷披露人們之前毫無所知、或一知半解、或自信全解的新材料，因此，對歷史作出真假、善惡的斷定時，一定需要秉持一種審慎的態度，而不能妄下斷論。那種以善屏惡、以惡蔽善的歷史對峙性陳述，是有違這種審慎史觀的偏執史觀。因此，很難讓人信服其對歷史的全局判斷與事實陳述。

信史與良史是兩種連接在一起的敘史觀念。梁啟超指出：“吾儕有志于史學者，均不可不以此自勉，務將鑒空衡平之態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故吾以為今日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14]信史作為可靠歷史，是歷史敘事的保底要求；良史作為人所贊嘆的佳作，是優質歷史著作的定位。這在中國漫長的敘史傳統中，是有嚴格區別的，也是人們甄別一種歷史著述是不是好的歷史作品的標準。以此，中國歷史的敘史傳統，也需要以審慎的態度來加以區分。“秉筆直書，著史要符合‘實錄’要求，為此百折不撓、慘淡經營，誓必撰寫成信史留傳后世，這是中國史學一個突出的優良傳統?？鬃?lsquo;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主張和實踐影響深遠，被歷代學者奉為圭臬。先秦史官董狐、南史不惜付出性命也要據實直書的精神一直激勵后人。從司馬遷、班固以下至司馬光、全祖望以及乾嘉考證名家王鳴盛等人，歷代優秀史家無不以撰成‘實錄’式著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同時，又有劉知幾、柳宗元、吳縝等在理論上進行精辟的闡釋。我們應堅持科學的態度，大力表彰古代史家自覺追求信史的崇高精神，同時對于曲筆、諱飾的錯誤做法要堅決加以剔除。”[15]史家面對歷史著述的真實性理念，與借助歷史闡揚自己的善惡判斷，是需要審慎以待的大問題，是其歷史著述是否可信、可靠與值得信賴的首要判別標準。

中國的敘史傳統，可以一分為三：古代的歷史著述、近代的歷史撰制與當下的歷史書寫。這是三種處境中的歷史敘事模式：在古代，由于權力的征服性與暴力性，需要史家秉筆直書、不畏權貴、不惜性命，才能保有歷史書寫的真實性；在近代，歷史書寫面臨一個王侯將相史轉向民族國家與人民史的處境，因此，秉承信史與良史傳統的同時，需要確立新的歷史書寫原則，這讓中國的敘史原則發生了重大轉變；在當下，中國免除了近代以來國家間競爭的高度緊張感，國家處于發展的重要時期，因此，躋身大國之后的強國塑造，已經成為史家面臨的現實處境，這與古代、近代的國家處境大為不同，史家需要重新審視國史，確定敘史的價值目標與現實導向。從古至今的這種敘史處境轉變，促成了衡量信史、良史的不同歷史理念：在“古今之變”的大局轉變中，中國歷史的敘史傳統與當下敘史，劃分出了兩個敘史類型——從中國古代敘史的主調在于資政資治，轉向了中國現代敘史傾向于客觀真實。前者的權力取向是顯而易見的，后者的權利導向也是明顯可見的；前者的價值先設是敘史前提，后者的知識供給是敘史的主要目標；前者注重倡導官式正氣，后者將歷史判斷的權利還給讀者；前者提供的是作者嚼碎的歷史養料，后者嘗試讓讀者自己消化歷史。總而言之，在當下處境中，那些亟于將史家自己的價值傾向與歷史判斷加予讀者的著述，會引起讀者的警覺，造成史家與讀者之間的閱讀距離、接受困境。

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倡導中，自然需要講好中國歷史故事。“講好中國故事”首先是對當代處境中發生的中國事件的講述，既真實準確，又打動人心。因此，“講好中國故事”的當下指向性是刻畫出中國發展的全貌，讓身處其中的國人、與之關聯的其他國家的人群，都覺得中國故事的可信、可靠與值得信賴，從而為中國進一步發展聚集國人力量、獲得世界支持。“講好中國故事”與“講好中國歷史故事”可以被理解為從當下回溯過去的中國敘事。但作為“講好中國故事”一個組成部分的“講好中國歷史故事”，在講述方式上還是有一些需要重視的差異：一是前者針對的是身處其中的人，其真實性是一個可以公判的問題；后者針對的是過去的事情，人們借助史家的敘事來認知，因此對歷史作品的閱讀者有一種塑造其歷史認知的作用。史家的個人站位、價值傾向、歷史認知，在人們的歷史認知中發揮的作用具有優勢地位。因此，史家要“講好中國歷史故事”的責任，也就更為重大。曾經流行的“戲說歷史”，便是史家不負責任的表現。而深刻思考史家敘史的責任，是“講好中國歷史故事”的前提條件之一。面對悠長而復雜的中國歷史，一切以單純的贊美，或以一邊倒的拒斥來展開的歷史敘事，都會因其先設的價值立場而失去信史、良史的敘史評價。

如前所述，向善論的歷史敘事，在撇除歷史之惡的情況下作出的歷史通觀，是一種不可靠的選擇性敘述方式。但在揚善抑惡的融貫理念下進行的向善性歷史敘事，因為包含了對歷史之惡的正視與正面解釋，可以發揮出升華人性與抑制惡習的積極作用。這種可以稱之為健全的向善論理念主導下的歷史敘事，是信史、良史的必要先設理念。它是對歷史進行的保有真實性、可靠性與導向性的陳述與評價。這是對歷史的善用，而不是對歷史的濫用。兩相比較，向善論與趨惡論的敘史進路，各有優缺點。但如果一定要“選邊站”的話，人們必須有限選定向善論的敘事進路。原因很簡單，站在歷史向善論的一邊，就是站在人類的基本道德信念一邊，就是相信人的道德尊嚴是理解人類活動的最佳切入口。堅信善能制惡、邪不壓正的道德理想，是提契諸歷史精神而不至于陷入道德衰頹陷阱的前提條件。這是歷史向善論可以得到高度肯定的決定性理由。但如前述，歷史向善論不能沒有歷史趨惡論的參照，否則就會催生虛幻的道德想象，扭曲歷史的真實面目。同時必須指出的是，歷史向善論需要歷史趨惡論的矯正，是因為兩種思路的相互矯正，才足以刻畫出一幅歷史真實的圖像。但歷史趨惡論不能僭越到主位，而必須安于輔位。這是由人類必須由善來引導才能心懷希望前行的存在處境所決定的。不過，仍然需要強調的是，歷史趨惡論僅僅在促使人們直面社會缺陷，并以此激發人們揚善抑惡的斗志的特定意義上，才真正具有歷史啟迪作用。

亦如前述，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善惡相雜的種種復雜事件，唯善性是張的史觀，高揚善性可贊，無視罪惡可鄙；為惡行是張的史觀，揭示歷史之惡可嘆，輕忽善性可悲。敘史理念的反思，提醒人們，其一，“歷史可以通過為我們提供一些過去的背景和事例來幫助我們思考當今的世界，它可以幫助我們提出問題，因為沒有好的問題，我們很難條分縷析地思考。歷史知識告訴我們，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什么樣的信息；而歷史經驗則教會我們如何評估這些信息。”[16]這一提醒，其實就是人所熟知的“讀史使人明智”的道理，也就是顯示讀史所具有的以歷史啟迪當下與未來的作用。其二，“歷史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復雜的世界，同時也告誡我們，認為看待事物的方式只有一種或只能采取某種行動的想法，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應該隨時準備好考慮其他可能性，并提出反對意見。”[17]這就是我們同樣熟知的“歷史對人們的當下行為耳提面命”的道理，也就是從歷史的復雜性中學習，藉此確立贊同與反對相形而在的社會理念。其三，“我們可以利用歷史，享受歷史，但應該始終嚴謹地對待歷史。”[18]這是人們了然于心的“事實就是事實”的道理，也就是不管一個人持何種態度對待歷史遺產，首要的是要弄清楚歷史的來龍去脈，而不能對歷史有一星半點的玩弄意念。如此，我們就會深明“講好中國歷史故事”的基本道理。

注釋

[1][16][17][18]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孫唯瀚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0、212～213、213、216頁。

[2][3][5]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3、24、13頁。

[4]參見錢穆：《國史大綱》，第5～6頁。

[6][7][8]轉引自李秋零：《歷史是由惡向善的進步——康德歷史哲學述評》，《哲學動態》，1989年第3期。

[9]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10][11]懷特海：《過程與實在——宇宙論研究》，李步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10、9頁。

[12]《論語·子路》。

[13]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頁。

[1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3，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2頁。

[15]陳其泰：《論古代史家的信史追求》，《人文雜志》，2017年第9期。

The Theory of Tending Towards Goodness and the Idea of Coherence

in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

Ren Jiantao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keep a consistent narration standpoint to a diversity of historical events owing to the Chinese long and rich history. Though the social-historical dimensioned theory of tending towards goodness constitutes the mainlin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mong the various historical narrative traditions, the theory of tending towards goodness can not expound vicious events in history. Therefore, vicious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 usually are neglected or rewritten. Consequently, the Chinese history turns to a history of the growth of goodness oriented by the theory of tending toward goodness, which is generally a basic tendency of national history narrative. However, it's also one of the basic problem of nati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s, since it's not enough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it rather drives people to be satisfied by the simplified history prospects provided by the theory of tending towards goodness. Actually, historical events, whether good or vicious, are historical organic components. To view and re-narrative history in a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of coherence theory is probably a solution beyond the good-vicious dichotomy 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 with which a more acceptable coherence narrative to Chinese history can be achieved free of stark contradictions.

Keywords: the theory of tending towards goodness, Chinese history, historical narrative, coherence theory

責 編∕張 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