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漢以來，中國經濟重心經歷了從北方到南方轉換的過程。南宋以來，南方特別是江南一直是中國的經濟重心；從1978年至今，南方的經濟重心地位不斷得到加強。南方發展成為經濟重心有多重原因，包括歷史的路徑依賴、自南宋以來國際貿易的發展、氣候和海洋等自然環境的優勢、經濟地理條件的改變，以及對外開放打開的新局面等。為促進南北方形成更為協調的發展局面，需要進一步打破禁錮、打開格局，以更加開放的精神促進中國經濟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關鍵詞】經濟重心轉換 GDP 人口 對外開放 【中圖分類號】F129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東北三省總人口約9851萬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減少約1100萬人，其中遼寧省減少約115.5萬人，吉林省減少約337.9萬人，黑龍江省減少約646.4萬人。由此可見，東北三省乃至整個北方地區的人口有所減少，工業衰退的地區有固化和擴大的趨勢。而與之相反的是，在2022年國務院召開的東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上，國務院領導要求東南沿海5省市承擔大任，繼續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東南地區的廣東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蘇省、上海市的經濟體量占全國1/3以上，財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對中央財政凈上繳中貢獻近8成，吸納了全國70%跨省農民工就業。全面看待這種南北差距，需要從歷史的角度審視經濟重心的南北轉換，探尋轉換的原因，這樣才能更好地認識中國地區發展的差異，促進經濟的協調和高質量發展。

古代與近代經濟重心轉換

戰國以來的2000多年，中國經濟重心運動的大方向是從北方到南方，前期經濟重心在北方，后期經濟重心在南方特別是江南和東南地區，分界線是南宋。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比較詳細地論述了中國的地區差異：“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秦漢時期經濟重心主要集中于黃河中下游地區，洛陽和長安（西安）長期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此時關中（陜西省中部）、河南、山東等地人多地少，關中地區的人們不僅種地，而且善于經商。同時，司馬遷注意到：“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楚越等南方地區地廣人稀，人們并不喜歡辛勤勞作，當然也就難以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

東漢末年，經濟重心開始轉移。東漢末年的戰亂、西晉時期的永嘉之亂導致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隋唐時期江南已經成為富庶之地。唐代安史之亂使人口進一步南遷，南方人口與經濟又獲得相應的發展，南方人口數量超過北方。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首都開封，靖康之亂使得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徹底超越北方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這種地位幾乎延續至今。明清兩代南方經濟占全國的比重在80%左右，尤以江南的蘇州、常州、松江（上海）三府為最。這時，江南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江南多指蘇南（含現在的上海）、浙北地區，即明清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太倉州，所謂“八府一州”。

除江南外，宋朝之后，嶺南地區也得到開發。明清時期，廣州因為“一口通商”而興起，“一口通商”就是中國對外貿易只有一個港口，全國貨物必須運到這個港口才能進行對外貿易。廣州歷史上曾經歷過三個“一口通商”時期，第一次是1523年—1566年，共43年；第二次是1655年—1684年，共29年；第三次是1757年—1842年，共85年。實行“一口通商”的結果是全國各地都把貨物運到廣州，品種繁多，其中茶、絲、瓷器、棉布、藥材等為主要出口貨物。1785年—1795年，廣州港來船平均每年達到57.5艘。1796年—1820年，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廣州逐漸繁榮起來，廣東的發展使得嶺南地區成為僅次于江南的經濟發達區域。

明清進士大部分出自南方。浙江、江蘇和江西三省領先于其他各省，浙江的進士明代有3697名，清朝2808名，合計為6505名；江蘇的進士明代為2977名，清代為2949名，合計為5926名；江西的進士明代為3114名，清代為1919名，合計為5033名。江蘇的蘇州地區更是進士和狀元頻出。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廣州“一口通商”變成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五口通商”。1853年起，上海取代廣州成為全國最大貿易港口，1934年上海港進口船只噸位達到19935047噸，次于紐約、倫敦、神戶、鹿特丹，位于世界第五位，上海與香港成為我國遠洋航線的中心樞紐。上海在貿易的基礎上，逐漸成為全國乃至東亞的經濟金融中心。

近代中國產業發展的特點是沿海集聚，特別是高度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洋務運動時期的工廠主要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而此后的工業發展也呈現出同樣的特點。以1933年—1938年的工廠分布為例，長三角占全國總數的近60%，而其中上海又是一枝獨秀，工廠占到全國的30%左右，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

新中國經濟重心轉換

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系》，其中第二大關系就是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毛澤東同志認為內地工業必須要大力發展：“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陸續實施了大學西遷、156項工程和三線建設等重大生產力的由東向西轉移。1952年，西部工業總產值僅占全國比例的9.61%，到了1978年，西部工業總產值已占全國13.26%，重工業占14.76%。西遷促進中西部的發展，改變的是東西部的關系，南北之間的關系基本沒有改變，特別是東北三省在中國經濟版圖上的地位無人撼動。1978年，南方各省區市的GDP之和占全國比重約為53.73%，北方各省區市的GDP之和占全國比重約為46.27%，南方比北方高7個多點。南方的東南五省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和上海GDP之和占南方的比重約為48.08%，接近南方的一半；而東北三省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則占北方GDP比重約為30.22%，西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占北方的13.26%。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的快車道，書寫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1978年—2017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在9.5%左右，這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中國GDP總量2014年達到64萬億元，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的第二位。2014年后，中國GDP與美國相比，差距有逐年縮小的趨勢。

我們可以從4個階段來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南北經濟發展的差異。第一個階段：1978年—1992年。1992年南方GDP約占全國的57%，北方GDP約占全國的43%，與1978年相比北方降低了3.27%；第二個階段：1992年—2002年。2002年南方的GDP約占全國的59.24%，而北方的GDP約占全國的40.76%，與1992年相比，北方的GDP降低了2.24%；第三個階段：2002年—2012年。2012年南方GDP約占全國的60.71%，北方GDP約占全國的39.29%，與上一個階段相比南方GDP占比小幅上升。第四個階段：2012年—2020年。2020年南方GDP約占全國的64.87%，北方GDP約占全國的35.13%，與上一個階段相比南方GDP占比約增加了4.16%。從1978年—2020年，南方GDP占比增加了7.87%，其中增速最快的是2012年—2020年，增加了4.16%，最慢的是2002年—2012年，為1.47%。

再以人口的增長來分析南北的變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北方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約為41.95%，而南方人口占比約為58.05%，南方人口比北方人口多16.1%，即多近2億人口；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北方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約為42.08%，而南方人口占比約為57.92%，南方人口比北方多15.84%，即多近2.1億人口，但2010年比2000年南方人口占比略微降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南方人口全國人口比重約為59.41%，而北方人口為40.59%，南方人口比北方人口多近2.66億人。

中國城市發展的南北差距亦如此。1978年GDP排名前10的城市中東北三省有4個，即長春、哈爾濱、沈陽、大連。2001年，深圳、蘇州躍居10大城市之列，而東北三省無一個城市入10大城市之列；2011年與2001年基本相同，2017年武漢躍居10大城市之列，深圳超過了廣州。2017年10大城市中長三角有3個：上海、蘇州、杭州；珠三角有兩個：廣州、深圳；京津冀地區有兩個：北京、天津。2020年中國10大GDP城市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武漢、南京，僅有北京是北方城市。

歷史地看，中國近1000多年來不存在南北經濟重心轉變的問題。從184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看，南方特別是江南經濟重心地位在60%處波動，即使最低處也高于北方。從1978年到現在，南方的經濟重心地位不斷得到加強。

經濟重心轉換的原因

縱觀中國2000多年來經濟重心轉變歷程，以1000年為中折線，前一個時期是人口大規模向南方遷移而導致的經濟重心轉換到江南地區，這三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不是由于南方經濟發達，但南方地區卻因北方人帶來的先進生產力而促進了當地的開發、發展與繁榮。在南方成為經濟重心后，中國的經濟重心就沒再改變過。至少從南宋以后，北方就再未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

歷史的路徑依賴因素。一個地區為什么發達，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歷史上這個地區本身就很發達，歷史賦予其發展的產業基礎、技術基礎和制度基礎，區域差距是歷史的函數。唐朝時期，江南的蘇州地區（姑蘇）就是一個“小橋流水人家”的富庶之地。我們在宋朝著名詞人柳永的《望海潮·東南形勝》中也可見一斑。詞中對杭州（錢塘）進行了生動的描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由此可見，宋朝時期的杭州已經是個大都市，而且商品經濟發達，買賣興隆，市列珠璣，家家綾羅綢緞，競相攀比豪華闊綽。

地理因素。有學者認為，東北地區的衰落在于氣候寒冷，這可能是一條原因。的確，地理因素在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距離海洋或大河100公里以內的土地占17.4%，其上居住著50%以上的世界人口，產生了近70%的GDP，在100公里以內的人均GDP是其他地區的2倍。而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省份有漫長的海岸線和相對濕熱的氣候正是有利的自然地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經濟地理條件的轉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章中提到：“由于水運開拓出了比單一陸運更為廣泛的市場，因此各行各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最先出現于沿海沿河一帶。這種改良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在內陸地區普及推廣開來。假如世界上只有陸運這一種運輸方式，那么那些偏遠地區之間肯定沒辦法進行商業往來……遠離河海的內地生產出來的產品，長久以后都只能在附近區域銷售，而無法遠銷各地。”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地區在近代經濟地理條件的優越性大大增強，臨海意味著交通便利，更臨近世界市場，經濟自然發展得更快。

對外開放因素。宋朝的經濟非常發達，“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原因何在？對外貿易是其中重要的秘訣。宋朝的海上貿易十分發達，已經擺脫了朝貢貿易的窠臼，海上貿易的主要產品是陶瓷和茶葉，這與陸上的絲綢貿易不同。這時候，大批的阿拉伯商人到宋朝經商主要聚居在福建的泉州，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東方第一大港，人口超過百萬，宋朝的銅錢也成為東亞、東南亞、乃至非洲部分國家的通用貨幣。明清多數時間實施海禁政策，明朝與海外國家的貿易，也以勘合貿易形式存在。勘合貿易是朝貢貿易的一種，指明朝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貢舶貿易”。即使是勘合貿易，也主要發生在東南沿海地區。清朝時期不論是“一口通商”還是“五口通商”皆發生于東南沿海地區，無一個通商口岸在北方。

1978年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1980年3月，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被開辟為經濟特區，成為1978年后中國第一批開放的城市，1988年4月13日海南成為第五個經濟特區；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并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14個城市中9個為南方城市。1990年上海成立浦東新區，一個全新的“上海時代”拉開序幕。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空間歷程看，也是從東南沿海開始，逐步向北方和中西部擴展的進程。

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在南北經濟發展過程中，南方地區特別是東南地區具有的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成為難以復制的內在驅動力量。東南5省市中上海與江蘇地形以平原為主，江蘇省平原面積占比86.89%，利用這種優勢，江南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而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的地形特征并不具備江蘇特征，三省均以山區為主，發展經濟的條件并不優越。浙江“七山一水兩分田”全省陸域面積中山地占74.6%；福建省境內山地、丘陵面積約占全省總面積的90%；廣東省山地丘陵臺地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80.22%，而平原僅占19.78%。由于農業發展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三省人民向內發展受阻，只能向外闖蕩以謀求生路。與南宋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重義輕利”的主流思想相對，南宋永嘉學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張“經世致用，義利并舉”“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通商惠工、減輕捐稅、探求振興南宋的途徑。在這樣義利并舉、工商皆本的自由、開放的思想環境中，東南地區企業家形成了一種勇于拼搏、敢于冒險的創業精神、吃苦精神、開拓精神，企業家精神得到弘揚。

（作者為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白雪、董懿蔚、張更杰同學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統一大市場建設與長三角區域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2JJD790033）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研究”（項目編號：23ZDA048）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②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③王列輝：《近代上海港地位的再評價》，《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④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蹤家峰：《區域與城市經濟學》，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1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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