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價值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內涵包含思想上“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和實踐上“以人民利益為準繩”的價值標準，外延展開為“民主”“民創”和“民享”“民富”。它形成的理論基礎是唯物史觀中蘊含的人民主體思想，其中包含的無產階級解放同人民群眾利益相結合、理論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實現了道義性和真理性的統一。它形成的歷史邏輯，是偉大建黨精神的創立和弘揚，以及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發展及其實踐。它形成的現實依據，是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所蘊含的價值判斷。其世界意義在于：超越了資產階級的所謂“普世價值觀”，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構建奠定了理論基礎；提升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度，為提升國際話語權提供了思想基礎。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價值觀 以人民為中心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01
【作者簡介】陳錫喜，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意識形態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意識形態：當代中國的理論和實踐》《馬克思告訴了我們什么》《大變局下的國家治理：中國國家制度展開及戰略思維》《政治認同的理論思辨》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概念，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這一概念提煉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黨的二十大報告則將之進一步提升為“中國式現代化”，并且概括了其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從而將中國式現代化從“道路”初步構建為理論體系，這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相比，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蘊含了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闡釋蘊含在其中的價值觀，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認識中國式現代化何以“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1]
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內涵和外延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有177處使用了“人民”，其中既包括對我們所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群眾基礎的闡述，也包括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科學性與價值性的論述，還包括對準備應對前進道路上驚濤駭浪考驗的重大原則的把握，其核心是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價值觀。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思想內涵，充分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所闡述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內涵的五大特征和本質要求中。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式現代化所揭示的五大特征的科學判斷，都蘊含著“為了人民”的價值判斷：“人口規模巨大”不僅是量的概念，而且是質的概念，即它要推動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而且要克服已進入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在人口規模以及城鄉、區域等差別之下的艱巨和復雜的困難；“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直接體現，是社會主義以“人民”為本超越資本主義以“資本”為本的道義性之所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要解決資本主義現代化所沒有解決的精神匱乏的重大課題，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以推進人的解放進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要解決資本主義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的遭遇自然界“報復”的問題，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以實現民族和世界的永續發展；“走和平發展道路”，是要跳出資本主義在現代化過程中“逢強必霸”的“陷阱”，在維護人類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的現代化，又以自身的現代化來促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本質要求全面體現了對人民的關切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具體地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包含著價值立場和價值標準兩方面的內涵。一是思想上“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即“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二是實踐中“以人民利益為準繩”的價值標準，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2]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這兩方面內涵，具體展開為“民主”“民創”和“民享”“民富”的豐富外延。所謂“民主”，就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努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保障。所謂“民創”，就是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基礎，也是黨的群眾路線和思想路線的具體體現。所謂“民享”，就是所有發展都是為了人民，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不僅惠及當代，而且惠及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不僅惠及中華民族，而且惠及整個人類文明。所謂“民富”，就是既做到人民物質富足，又促進人民精神富有，而且無論在物質方面還是精神方面都實現共同富裕。“民享”和“民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目標追求。
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形成的理論基礎和歷史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中蘊含的人民主體思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3]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屬性概括為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和開放性。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4]馬克思沒有如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只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來空談人類解放，而是強調“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5]，也就是說，必須經過無產階級解放，才能實現人類解放；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推進人類解放的進程，需要實現兩個結合：其一，無產階級解放同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結合。正如馬克思所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因而，“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6]其二，理論同實踐的結合。正如馬克思所說：“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7]“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8]因而，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歐洲思想史上所有“形而上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并非在于其通過構建解釋整個宇宙的知識體系而從中推演出“社會主義”的理想、并迫使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而是在于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即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實矛盾并從中揭示出消滅現存狀況的條件，以此指導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總之，馬克思主義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形成的，因而能夠給人民提供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精神力量。
這兩個結合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是人民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或曰道義性與真理性的統一。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從而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正因為如此，“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占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9]這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形成的理論基礎。
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形成的歷史邏輯，是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確立的初心使命和發展中所形成的偉大建黨精神，以及黨在領導百年社會革命中所滋養的自我革命精神。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為了實現這一初心使命，中國共產黨經歷了百年的苦難輝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建黨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這才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世界上沒有哪個黨像我們這樣，遭遇過如此多的艱難險阻，經歷過如此多的生死考驗，付出過如此多的慘烈犧牲。”[10]
與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巨大犧牲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規模日益壯大，到新中國誕生前夕，黨員人數達到450萬，是建黨時的9萬倍。黨經歷百年苦難輝煌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政黨和大國的執政黨，靠的就是緊緊依靠并融入人民群眾。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人民群眾組成黨和紅軍的銅墻鐵壁；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解放戰爭的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和用小船劃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歷史偉業，都是黨團結帶領人民群眾在實踐探索中干出來的。在百年奮斗歷史中，“人民”二字深深融入黨的血脈，成為中國共產黨人薪火相傳、永不磨滅的精神基因。
黨能在百年苦難輝煌中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關鍵在于勇于進行自我革命。黨從誕生那天起，不僅同包括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張國燾分裂主義等錯誤路線作斗爭，還同黨內的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斗爭，更是敢于正視并且勇于糾正自身所犯的錯誤，并且義無反顧地同腐敗和一切削弱黨的領導的現象作斗爭。正是在自我革命中，黨形成和發展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形成和弘揚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11]
正是在百年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對實踐中形成的價值觀進行了理論提煉，從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中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宗旨和黨的群眾路線，鄧小平理論中“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包括“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核心立場，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些在不同時期圍繞黨的主要任務而升華的鮮明的價值立場和價值標準，成為滋養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寶貴思想。
總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這一本質屬性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相結合，在黨的百年奮斗史中形成并弘揚了包括“不負人民”在內的偉大建黨精神，從而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形成的理論基礎和歷史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形成的現實依據和實踐彰顯
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形成的現實依據，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到“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成就時所指出的：“明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并緊緊圍繞這個社會主要矛盾推進各項工作，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12]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事實判斷之所以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提供詳實依據，是因為形成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事實判斷中，就蘊含了價值判斷的調整。因為對社會生活特別是對社會關系作出重大的科學判斷，都不會是純客觀的中立判斷，而是主客觀的統一，即其中滲透著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判斷者自身的價值立場。于是，要揭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除了要以大量事實為依據以外，還需要增加主體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作為參照系，以對各種社會矛盾的轉化及其關系作新的審視。
中國共產黨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因此能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的分析中，抓住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同人民大眾的這一主要矛盾；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基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判斷為主要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蘊含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剛剛閉幕時就宣告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價值理念。這是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需要的價值理念在新時代的升華，即將其從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升華到社會主義的充分條件。它不僅在物質生產生活上要趕上資本主義，而且在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上也要超越資本主義，從而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強調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3]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之一，集中體現了蘊含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之中的價值判斷。
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在實踐中得到了充分彰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續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14]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8.2歲，人均可支配收入則從1.65萬元增加到3.51萬元，翻了一番多。如果將這兩個看上去抽象的數字置于2020年疫情防控總體戰和脫貧攻堅戰的背景中來考察，自然會透視出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的重大意義。
2020年1月25日，正逢正月初一，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由此，一場疫情防控總體戰、阻擊戰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打響。而2020年又恰是脫貧攻堅的決戰決勝之年，原定年初就計劃召開的尚未摘帽貧困縣負責人座談會，因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而不得不延期。但春節一過，習近平總書記決定按原計劃召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并且把會議規模擴大到所有省區市主要負責同志以及向中央簽了脫貧攻堅責任書的中西部縣級領導。
疫情防控總體戰和脫貧攻堅戰同時打響，對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極大的考驗。它們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既取決于黨的全面、集中領導和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優勢，也展現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學性。而制度優勢和治理科學性相結合所形成的黨的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的良好互動關系，歸根到底蘊含了“人民至上”的價值導向。
總之，中國共產黨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把握，其蘊含的價值判斷就是“以人民為中心”，從而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形成的現實依據，也正因為這一價值觀的彰顯，我們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巨大勝利，并且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時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積極成果。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以最大的底氣宣告：“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5]
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貢獻
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而特殊性中包含了普遍性。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全人類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是在理解不同文明的價值內涵以及尊重不同國家人民的現實價值追求的基礎上進行提煉的結果，因而它具有普遍性。
和平與發展，既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也事關每個人的生存權、發展權，是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公平正義，既是國際關系的重要準則，也事關每個人的尊嚴，是調節所有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的保障；民主自由，既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也事關每個人的福祉，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需求。正因為如此，“和平與發展是我們的共同事業，公平正義是我們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們的共同追求。”[16]全人類共同價值體現了人類進步乃至解放的要求，而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為凝練全人類共同價值提供了理論、思想和實踐的基礎。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權和民主思想，超越了資產階級的所謂“普世價值觀”，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構建奠定了理論基礎。長期以來，西方某些政客和理論家把在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形成并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鳴鑼開道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鼓吹成人類與生俱來、絕對普遍適用且永恒存在的價值；而在現實中，則以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行其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并且以所謂“民主與威權之爭”等話術加以包裝，暴露出其典型的虛偽性和狹隘性。馬克思主義揭示了構成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的本質是“以資本為本位”，從而揭示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虛偽性。盡管勞動人民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權利也在擴大，但這并非資產階級施恩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特別是工人階級斗爭的產物；況且，當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時，資本主義歸根到底遵循的是“叢林法則”。因為資產階級執政黨的價值觀，從根本上說，是以“贏得執政權”和“保護資本”互為目標和手段的。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彰顯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提升國際話語權提供了思想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始終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在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逐步聚焦價值觀建設，并且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凝練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是“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之“源”，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成果則是其形成之“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17]也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凝練到全人類共同價值之中，從而體現出其世界意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全人類共同價值是相容相通的：“富強”“和諧”在全人類共同價值中的話語表達為“和平”“發展”，“平等”“公正”在全人類共同價值中的概念轉換為“公平”“正義”，而“民主”“自由”則直接體現在全人類共同價值中。從思想上把握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融通關系，可以更清晰地彰顯中國式現代化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貢獻。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超越了資本主義所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為構建并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作出了貢獻。
注釋
[1]《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第1版。
[2][3][12][1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4]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頁。
[5][6][7][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286～287、11、502頁。
[9]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0][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14、475頁。
[11]《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60頁。
[13]習近平：《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求是》，2022年第13期。
[15]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頁。
[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The Unique Valu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en Xixi
Abstract: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s the valu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respectively: ideologically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value proposition "people supremacy" and the value standard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criterion" practically,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democracy" and "creation, prosperity and share by the people". Its 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the people subject"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combines the proletariat lib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interests, and theory with practice, thus realizing the unity of morality with truth. Its historical logic is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while its realistic basis is the value judgment emerging during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ransformation.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transcends the so-called "universal values" of the bourgeoisie and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Meanwhile, it has enhanc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provided an ideological basis for intensify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right of speech.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values,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