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在農村。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不僅有各國農業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摒棄了西方以資本掠奪為內核的農村發展模式，為后發國家在化解城鄉對立矛盾、實現小農戶大農業有機銜接、保障農業安全發展、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傳承農耕文明和鄉土文化、實現鄉村善治以及推進農村共同富裕等問題上提供了全新選擇，為全球其他國家推動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程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鍵詞:農業強國 中國農業現代化 中國方案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建設農業強國，基本要求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中國農業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式現代化在農業領域的具體體現。 不同于西方國家依靠資本積累和殖民掠奪、通過犧牲農民利益實現的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立足本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關注農民利益，不僅有利于化解城鄉對立矛盾、促進農民增收致富、實現農業安全發展，更為鄉村實現可持續發展、生態保護、治理有效以及共同富裕貢獻新思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新選擇。

構建城鄉共同體的全新選擇

縱觀世界城鎮化的發展歷程，其實質正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不斷轉型的過程。 經濟學家劉易斯曾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指出在發展中國家農民往往受經濟利益驅使，離開鄉村前往城市。伴隨工業化進程逐步推進，城市人口激增和農村人口外流現象凸顯，城鄉差距的逐步拉大導致鄉村漸趨凋敝。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落的鄉村，城鄉關系失衡背景下，農村人口外流成為必然態勢。1970年巴西城鎮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村，城鎮化率達到54%，1990年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便達到了70%，其城鎮化速度遠超其他發達國家，然而巴西過度城市化背后卻隱含著經濟停滯不前、農民離開土地、貧富差距增大等諸多問題。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城鄉融合，不僅是縮小城鄉貧富差距、化解城鄉關系失衡、處理農村人口外流問題的應對之策，更成為實現新型城鎮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協同發展的全新選擇。

第一，推動城鄉要素有序流動。暢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是化解城鄉二元對立矛盾的關鍵舉措，是解決鄉村衰退、城市貧民窟以及鄉村空心化難題的主要辦法。要遵循城鄉轉型發展規律，破除城鄉要素流動壁壘，搭建城鄉協同發展平臺，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為推動城鄉融合予以理論支撐、現實基礎和政策支持，從而實現高質量城鄉融合發展。

第二，推進城鄉勞動力結構轉變。城市的發展不能以農村的凋敝為代價，工業的繁榮不能以農業的滯后為代價，市民的社會保障不能以農民的不斷犧牲為代價。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農村“人口外流”問題，為農村人口的去留問題提供相應制度性支撐條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鼓勵農民回鄉種田創業，使農村人口轉“流”為“留”，有效解決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難題。

第三，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推動城鄉融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應避免陷入因過度城市化而導致的“中等收入陷阱”。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考察時曾指出：“即使將來城鎮化達到70%以上，還有四五億人在農村。”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既有利于引導農業轉移人口就近城鎮化，又有益于健全縣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全新思路

馬克思曾指出，小農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他們的生產規模小，生產能力低，擁有較少的社會關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同樣如此形容農民：“就像一個人站在河水之中，隨時一陣浪花涌來便會讓他們陷入滅頂之災。”[1]農民的耕作生活已經足夠艱辛，偶發性的天災人禍便會給一個本就貧困的農民家庭帶來巨大沖擊，使他們的生存難以保障。因此改善小農生活成為世界各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的關鍵著力點。盡管美國依托人少地多和農業科技優勢，實現了規模農業發展，然而農業機械取代種糧農民也導致農民失業問題凸顯。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供的數據，截至2022年，美國農業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兩成。與此同時，以英國和法國為首的歐洲國家也面臨著農民“無處可去”的現實困境，傳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后，農業勞作方式的改變帶來巨大社會變革，農村地區隨之出現農民絕對數量和人口比例大幅減少現象。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關鍵在農民。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破解了西方國家面臨的農民“無處可去”的歷史難題，為世界其他國家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提供了一條全新思路。

一是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鼓勵小農戶接受技術培訓，提高小農戶的生產能力，完善利益聯結機制，支持龍頭企業通過訂單收購、保底分紅、股份合作、吸納就業等多種形式帶動小農戶共同發展。

二是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加快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完善小農戶的社會服務體系，使小農戶走上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截至2021年9月，全國共有380多萬個家庭農場，農場平均規模為134.3畝[2]。我國已初步形成一套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引導小農戶的發展，既超越了以往“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的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又解決了工業和城市文明體系下農民“無處可去”的現實境遇。

三是鼓勵小農戶創業就業。與西方面臨的小農“終結”難題不同，我國支持小農戶結合當地優勢和自身特長，在農村創業創新，健全就業服務體系，拓寬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渠道，鼓勵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支持小農戶在家庭種養的基礎上，開發鄉村旅游、特色手工、文化體驗等，實現農民創收致富。

實現農業安全發展的全新理念

“民為國基，谷為民命。”保障糧食和初級農產品供給穩定是中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的重點目標。實現農業安全發展，就是要保障糧食生產安全。自2004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已經實現“十九連豐”，糧食產量連續八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初步實現了谷物基本自給與口糧絕對安全。反觀國外，當前許多國家還面臨著糧食自給危機，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以放棄糧食自足為代價；非洲傳統農業國家為了高收益改種咖啡、可可等經濟作物；東亞部分國家在資本和霸權操縱下面臨著糧食自給率低的艱難困境。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有力回答了“誰來養活中國”之問，在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的同時，更為其他農業國家如何實現農業安全發展貢獻了全新理念。

一是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把黨的領導具體全面地落實到糧食生產全鏈條各環節中去，壓實地方政府責任，從全局出發，優化糧食生產布局，強調糧食主產區、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都要扛穩糧食安全責任。

二是強化糧食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強化“產購儲加銷”協同保障機制，加快推進現代生產體系、流通體系建設，推進糧食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升糧食供應鏈風險治理能力，積極推動糧食生產、收購、儲存、加工、銷售等供應鏈各環節有機融合、有效鏈接、有效運轉，確保糧食穩定供給、市場平穩運行。

三是出臺種糧農民補貼政策。農民是糧食生產的主體，保障糧食安全就必須要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優化農民種糧利益補償機制，提高種糧比較收益，引導農民多種糧、種好糧，讓農民種糧有利可圖。

四是提升種糧農民科技素質。讓農民認識到應用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提高農民應用農業科技的積極性，構建梯次分明、分工協作、適度競爭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為糧食產能提升插上科技的翅膀。

發揮后發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全新路徑

著名經濟學家格申克龍首先提出“后發優勢”理論，認為工業化的后來者在一定程度、一些方面可以實現后來者居上。美國經濟學家列維從現代化理論角度對后發優勢加以論證，指出盡管發展中國家掌握了一定的后發優勢和相對優勢，但必須處理好資本積累和制度創新等問題，否則仍將面臨著創新動力不足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導致國家經濟因為增長缺乏后勁而陷入停滯狀態。實際上，農村發展的過程也是技術與制度創新的過程，是區域后發優勢形成的過程。[3]20世紀初，美國農業經濟學家富蘭克林·H·金實地考察東亞農業生產，高度贊揚中國的農耕文化，認為美國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窮盡地力，而中國農耕歷經四千余年，土壤仍然肥沃并養活了數倍于美國的人口。[4]在汲取中國農耕文明經驗的基礎上，?；~塘的實踐成為我國農業生態文明的典范，大食物觀的樹立使我國端牢中國飯碗。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不僅規避了后進國家鄉村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問題，更為世界其他國家如何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條全新路徑。

一是培育高素質農民。從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發展的需要出發，幫助農民轉變思想觀念、豐富綜合知識、提高實踐能力和管理水平，培養造就眼界開闊、能夠不斷汲取新的技術理念的新型農民。通過完善農村人才工作的體制機制，把城市人才吸引到農村，使農村人才得以留住。

二是推動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健全鄉村產業體系，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依托鄉村特色優勢資源，延長農業產業鏈，實現農產品的多元化開發和多環節增值，促進三產融合，引導農產品產業加工重心下沉到鄉村。

三是發展縣域經濟助推鄉村振興。推動縣域發展是解決城鄉關系失衡、發展不均的重要舉措，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著力點，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縣域梯度轉移，加強村莊規劃建設，堅持縣域統籌，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

堅定文化自信的全新動力

鄉村是人類文明的根基，是農民生活的家園，具有農業生產和生態保護等多重功能。隨著全球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村落的漸趨消亡、農民的漸行漸遠以及田地的逐漸荒蕪，成為世界范圍內鄉村面臨的普遍難題。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歐洲農業時，指出小農往往被大資本大農業排擠，“如果他們要堅持自己的個體經濟，那么他們就必然要喪失房屋和家園，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將排擠掉他們陳舊的生產方式”[5]。 與此同時，在資本主義工業化背景下，農村逐漸淪為城市和大工業的附庸。如果僅考慮鄉村物質建設，忽略對鄉村文化、生態等功能，那么鄉村只能被工業文明的浪潮裹挾。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土文化的根不能斷，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6]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不僅保留了農耕文明，傳承了鄉土文化，更為民眾堅定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提供了不竭動力源泉。

第一，重視中國農耕文明的傳承。中國幾千年的鄉土生產、生活方式，孕育了悠久厚重的農耕文明。要立足農耕文明深厚的歷史底蘊，推動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文明有機結合，深入系統挖掘農耕文明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等重要價值。

第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導鄉村精神文明建設。要發揮農民的主體性，開展農民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宣傳優秀鄉土文化時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立足本地特色，彰顯鄉村的文化價值，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

第三，保護好農村文化傳承載體。鄉村建設不能“千村一面”，要根據當地的地域和鄉土文化，打造具有特色的鄉村風貌，最大限度保留當地的古建筑。要注重鄉村多重功能的保護，讓村民不僅看得見青山綠水，更能記得住鄉愁。

實現鄉村善治的全新模式

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曾對東南亞地區的農民進行觀察，指出當傳統農業遭受資本主義市場沖擊時，農民往往會通過反抗的形式表達不滿，借以維護自身利益。而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則提出了“軟政權”理論，指出在東南亞部分國家存在著不受法制和紀律約束的無序的權力行使狀態，這是后發展國家現代化發展中面臨的普遍現實困境。[7]無論是農民的反抗，還是基層社會內部存在的無序狀態，都與鄉村治理息息相關。鄉村社會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場域， 中國的鄉村治理模式必須要結合鄉村實際情況。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結構是一種差異化的秩序模式即差序格局。歷史學家杜贊奇在研究中國農村治理時，也強調了文化權力網絡的因素。因此實施鄉村善治，必須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層黨組織在鄉村的作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保留鄉土文化，探索鄉村治理新形式。

第一，注重基層黨組織在鄉村的作用。通過把黨組織觸角延伸到鄉村社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以善“制”達善“治”。如廣東省南海區總結出了“南海經驗”，從貧窮落后的鄉村轉變成宜居宜業家園，其中的關鍵就在于黨建引領，通過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推動當地城鄉融合，實現了鄉村的有效治理。[8]

第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實現自治、法治與德治的協同運作，強化鄉村治理“三治融合”目標的頂層制度設計，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將自治、法治與德治的具體目標統一到鄉村治理共同體的總體建設目標之中。如浙江省桐鄉市注重充分發揮自治、法治、德治作用，探索“三治”結合的有效路徑，健全鄉村治理體系。

第三，探索鄉村治理新形式。聚焦鄉村治理的重大現實問題，注重強化村民公共參與，創新村規民約實踐形式，充分發揮鄉村社區組織與志愿服務組織的治理功能。如浙江省象山縣通過完善基層議事協商機制、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積分考評、規范管理村級事務等創新治理方式，提升鄉村治理能力。

擺脫貧窮走向富裕的全新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檢驗農村工作成效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沒有。”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和鄉村的差距正在逐漸拉大，具體表現為農民和市民的收入懸殊，農業和工業的產值懸殊。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提出權利貧困理論，認為人們陷入貧困的根本原因是權利的喪失。比如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盡管率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然而機械農業取代了自給自足農業，青年農民取代了年老農民，無數農民面臨著“無路可歸”的難題。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則超越“權利貧困”制約，實施產業振興戰略，關注農民切身利益，推廣新型集體經濟，為世界其他國家擺脫貧窮走向富裕提供了全新方案。

一是實施產業振興戰略。培育農業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推動農村產業鏈的融合發展，推進農業與工業融合發展，通過延伸和拓展產業鏈，不斷擴大產業范圍，推動產業功能轉型，提高農業的附加值，推動生產要素的融合發展，帶動鄉村產業發展。

二是要關注農民切身利益。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資本增殖收益必須惠及全體農民，讓全體農民共享發展成果，鼓勵以就業帶動、保底分紅、股份合作等多種形式促進農民增收。要充分尊重廣大農民意愿，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維護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促進廣大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三是發揮新型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功能。各類農戶憑借集體所有權，不僅可以獲得兜底保障，還可以憑借集體資產經營收入投資辦廠，在整個生產、加工和流通全產業鏈環節中實現小作物大產業，進而縮小農民間的收入差距。在此過程中，要健全農村集體資產監管體系，充分保障集體成員的知情權、參與權、經營權。

【本文作者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9FKSB042）階段性成果；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夏浚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顯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1頁。

[2]《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法治日報》，2021年12月22日。

[3]李朝暉、李安：《創業型經濟發展、創新驅動與農村后發優勢培育》，《農業經濟》，2014年第6期，第77—79頁。

[4][美]富蘭克林.H.金著，程存旺、石嫣譯：《四千年農夫》，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4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1頁。

[6]習近平：《論“三農”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00頁。

[7][瑞典]岡納·繆爾達爾著、顧朝陽等譯：《世界貧困的挑戰 世界反貧困大綱》，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185頁。

[8]《農業農村部舉行發布會 公布鄉村治理示范村鎮和典型案例》，《人民日報》，2021年11月2日。

責編：周素麗 ／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