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共同體”理念區別于主客二分、“人類中心主義”的西方傳統，扎根于“天人合一”、“仁愛萬物”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成果。“生命共同體”理念超越了西方現代化模式，描繪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圖景；為開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土壤；既是對西方現代化的修正和提升，也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證成。

【關鍵詞】生命共同體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11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1]的重要理念，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思想的傳承與弘揚，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與生態觀的繼承和發展。這一理念描繪了人類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圖景，是對西方式現代化模式的反思與超越。

“生命共同體”理念破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慣性思維

“生命共同體”理念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源遠流長的“天人合一”“仁愛萬物”的價值理念。《孟子·盡心章句上》言：“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君子愛惜萬物，還談不上仁愛；仁愛百姓，還談不上親愛。大愛必須由愛親人推及愛百姓，由愛百姓推及愛萬物，愛草木鳥獸、瓦石山水。也就是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才是愛的進階、升華。如張載《西銘》所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強調人應該親近同類和萬物，將仁愛之心由內而外擴展、延伸為對萬物之愛，將天地、宇宙視為一個大家庭，情感上體現出很強的包容性、互通性，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同情心與正義感。王陽明進一步提出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強調“仁愛”是與萬物融為一體的本體存在，是良知本體。從某種意義上說，“通天人合內外”將萬物容納于一身，讓人與廣博的自然生命體相連通，構成了“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重要歷史之源。

個人主義盛行于西方社會。在人和自然關系上，個人主義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走向了“天人相分”，形成了主客對立的單向度線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既預設了一個客體之外的主體，同時也制造出一個主體之外的客體，從而制造出主體和客體相互分裂的兩個世界。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被認為獨立于世，具有絕對價值。從古希臘時期開始，西方哲學家就普遍強調個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當亞里士多德強調“人是理性的動物”時，無形之中就標劃出了人與世界上其他事物之間的界限。人類以為憑靠理性就可以自足自在、自我超越、自我選擇，享有世界的中心位置，其他的一切都由人這個主體來獲得規定性。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從自然哲學的角度論證了個體性原則。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公開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走向了弱人類中心主義。

近代西方走向了以弘揚個人價值為主要內容的主體主義，極大地深化了主客對立的單向度線性思維方式，落入了強人類中心主義。強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擁有理性，因此可以成為萬物的主宰、宇宙的中心和仲裁者，自然只是“一個巨大的工具棚”，人有權占有和利用自然，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控制和主宰自然。近代西方哲學家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將世界的本體奠基于思維和主體自我，在近代率先制造了主客二分，進而“借助實踐哲學使自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和統治者”[2]。作為主體被彰顯出來的“我”在休謨那里歸結為來自于感性經驗的“一束知覺”。康德對自我的先驗化處置是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升級”。在康德那里，先驗的自我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3]，能夠將復雜多變的經驗世界進行統覺加工為一個邏輯化的知識體系，使經驗得以可能，從而使自我達到了更高層次的對知識的奠基性地位。費希特進一步提出了“絕對自我”的理念，將自我升格為“人類一切知識的絕對第一性的、無條件的原理”[4]。黑格爾直接將自我塑造成一個理性的、普遍的主體，將自我意識作為絕對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極端化的人類中心主義必然產生人與自然關系的對抗和緊張，導致人對自然的“征服”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然對人的“報復”。

在主客體高度對立的社會中，由于缺乏共同體理念，生活世界的相互交往和互信關系處于較低的水平，個人自主性和各種選擇機會反而可能受到局限，進而會出現“理性的暴政”。西方人的理性摧毀了信仰的上帝，剝奪了人們信仰的權利，卻使自己成為了新的信仰。這就陷入了一種相互否定的“辯證法”。在這種相互否定的“辯證法”下，人們若要獲得切實的幸福感也就相對更為困難。極端化的人類中心主義在骨子里進行的是自由的主體對被動的客體的“統治”，顯示出以工具理性為支撐的西方社會現代化對自然極其明顯的“排斥性”“侵略性”，體現為一種被夸大了的蔑視自然權利的人權觀。其實，正是理性的知識主義和工具主義衍生出了對自然的控制和對社會的控制，最終拖累了西方社會現代化的效果、進度和程度。

相比于西方社會主客對立的單向度線性思維方式，“生命共同體”理念具有明顯的超越性。“生命共同體”理念強調，“人”不是指一個孤立的、碎片化的個人，甚至也不是一個可以孤立的實體，而是包含了對于共同體——一個更大實體、更大整體的接納和承諾。人必須顧及大自然的權利，因為人類依靠它、和它共同生存，并生活在其中。人性尊嚴并不能使人類凌駕于所有其他生物之上，也不能透過人權而使自然或其他生物受到犧牲，相反的，人性尊嚴只能在人類和自然及其他生物達成和諧并且使它們得到益處的情況下得以體現。如果人權無法和基本的自然權整合的話，所謂的人權反而會成為毀滅自然的因素，甚至導致人類的自我毀滅。“生命共同體”理念規避了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疏于關愛自然的重大“缺環”，描繪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圖景；超越了西方過去五百年贏者通吃的霸道思維，通向了人類共同發展的整體命運。

“生命共同體”理念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堅持“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從長遠根本的角度生動詮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國奇跡舉世矚目。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較為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去那種粗放的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5]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我們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6]在“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重要理念中，顯然并未將“人”置于“自然”的對立面，更不是高于“自然”的位置，而是堅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原則。人類是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肩負著保護、管理生態系統的更大責任，但卻不是生態系統的主體、主人、主角，更未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相反，兩者因為具有深切的關聯性與互通性而構成“生命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把不損害生態環境作為發展的底線。”[7]讓老百姓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這是新時代拓寬惠民利民之道、增進民生福祉的重要舉措，彰顯了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

“生命共同體”理念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

馬克思非常重視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甚至把人和自然的關系置于一切問題的首位。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8]整個世界歷史不外是人的歷史，是人通過勞動而誕生、發展、壯大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本來就不存在一個抽象的、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與人分割開來的自然界，存在的只是現實的、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問題在于人們忘記了人在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能為了實現人對這個世界的物質財富的占有而對自然造成傷害。不以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所以，馬克思站在人類社會美好而遠大的社會理想即實現共產主義的高度，深刻揭示出：“在私有財產和金錢的統治下形成的自然觀，是對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視和實際的貶低。”[9]馬克思還希望通過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來實現人與自然的最終和解。他認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的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10]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11]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命共同體”理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成果。

生命共同體理念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生命共同體”理念秉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摒棄零和博弈、你輸我贏的舊思維，倡導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可以贏得更加廣闊的生存空間。如果從文明的角度來理解，“生命共同體”理念不僅有助于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還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生命共同體”理念是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反映，符合“生命共同體”的根本利益，讓發展成果、良好生態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國人民，構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地球家園，有助于開辟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西方文明本質上遵循一種“理性假定”，那就是假定人是實體，與世界處于二元對立中，并努力以理性為“武器”將自己打造成為世界的中心、萬物的主人、權力的主體。[12]這種假定導致了人對自然淺薄的、野蠻的傲慢，盡管物質財富得到增長，但也導致了人對權力的夸大，造成了人對他者（他物）的統治與他者（他物）對人的報復的惡性循環。西方人一度相信，科學技術的偉大進步就是人類的“福音”，美好幸福的生活就存在于這種進步帶給我們的物質財富中，只有在場的、眼前的，才是現實的、真實的。但人們會意識到人在征服和占有自然物以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的同時，也不幸地成為了物質主義的奴隸，使得人與物的關系被徹底翻轉。人徹底物化，而物反過來成為了人的主人，人的意義世界、價值世界變得無足輕重。在工具理性的誘導下，人擁有自主性的過程或者說人成為人的過程，意味著人把自己設定為擁有和占有更多的物、進而被物化（成為非人）的過程。人的技術控制力越強大，陷于“拜物教”之中的程度就越深。越是功利至上、欲望至上，人就越容易被功利與欲望“反控”。號稱具有普世真理性的“理性”一直朝著智能化、功能化的方向發展，結果卻變成了功利主義、強力意志和技術統治。西方文明打著理性、科學的旗號，以為人類可以拒絕任何外在的權威而單憑自己的理性就能夠獲得解放，并擁有良好的生活，然而最終獲得的只是資本和技術的“盛宴”。

“生命共同體”理念有助于在新的立場和境界下，重新理解人、理解物、理解世界，以及理解人與物、人與世界、物與世界的關系，既是對西方現代化的修正和提升，也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證成，真正有助于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注釋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27日，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笛卡爾：《探求真理的指導原則》，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36頁。

[3]康德：《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593頁。

[4]費希特：《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頁。

[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s://www.12371.cn/2012/11/17/ARTI1353154601465336.shtml。

[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7]《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2016年，第233頁。

[8]《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5頁。

[10][11]《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83頁。

[12]參見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張國清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第61頁。

“Life Community":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n Jishan

Abstract: Rooted 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unity of man with nature" and "Ren to all things", the "life community" philosophy,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highlights the "people supremacy" values, and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and "human centrism". Beyond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model and depicting a new vis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is philosophy provides a rich cultural soil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form of humanity civilization. It is the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a successful new model of humanity civilization as well.

Keywords: life community,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責 編／包 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