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實然選擇，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應然要求。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在彌合全球發展鴻溝、破解國際安全困境、超越人類文明沖突的同時，也為中國與世界各國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明了方向。就現實意義而言，積極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能夠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其在本質上就是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不斷邁進。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安全倡議 全球文明倡議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由此，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不僅成為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這一“時代之問”，而且一經提出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并被寫入多份聯合國決議和文件。十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時刻立足于世界各國共同利益、人類社會前途命運，從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層面不斷充實豐富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路徑。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在2022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在2023年3月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進一步系統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定立場與堅強決心。從目標取向和精神實質來看，這三大中國倡議不僅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內涵，而且還拓展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
踐行全球發展倡議，激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生動力
為應對全球發展挑戰、攜手共創全球發展新時代，2022年6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認清世界發展大勢，堅定信心，起而行之，擰成一股繩，鉚足一股勁，推動全球發展，共創普惠平衡、協調包容、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發展格局。”這意味著，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以促進全球發展為前提和根基，在踐行全球發展倡議中實現引領全球向著強勁、綠色、健康的方向發展，進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
當今世界已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不利于發展的因素愈加增多，全球發展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也愈加凸顯。就現實表現而言，全球發展正在遭遇以下困境和難題。
其一，全球增長動能相對不足。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動能轉換的換擋期，一方面是傳統增長引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另一方面新技術對世界經濟的提振作用仍不夠顯著。與此同時，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資源能源短缺問題日趨惡化，自然災害突發頻發，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這些因素都在制約世界經濟增長的步伐。2023年1月，聯合國發布的《2023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顯示，由于受各種因素的疊加影響，2023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為1.9%。2023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未來五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將保持在3%左右，低于過去二十年3.8%的平均水平。
其二，全球發展水平失衡。不平衡性是當前全球發展的一個鮮明特點，這既包括發達國家內部和發展中國家內部發展的不均衡，也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均衡。就程度而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不均衡的矛盾更為突出，并且一度成為導致全球發展失衡的最主要原因。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22全球GDP總量突破100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為57.58萬億美元，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42.63萬億美元。此外，收入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狀況好壞的重要標準，國際間財富分配的不平衡則直接印證了當前全球發展的失衡。習近平主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擁有的財富量超過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人口財富的總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令人擔憂。”可見，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
其三，全球發展成果尚未實現普惠共享。共享全球發展成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平等權利。然而，受地緣政治沖突、全球經濟衰退、新冠疫情沖擊等綜合因素影響，全球發展成果并未完全惠及世界人民，導致一些國家的民眾仍處于貧困狀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22年全球多維貧困指數》報告顯示，在涵蓋111個發展中國家的61億人口中約有12億人生活在貧困中，貧困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地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5.79億），其次是南亞（3.85億）。世界銀行頒布的《2022年貧困與共享繁榮》報告稱，2022年全球仍可能有多達6.85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面對全球發展難題疊加的現實情形，我們需要通過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引領全球走出發展困境，以期在實現全球發展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首先，以科技創新為重要抓手加快世界經濟復蘇步伐。創新是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要想突破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瓶頸，需要從創新中尋求答案、尋找出路。尤其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唯有敢于創新、勇于變革，才能更好解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因此，國際社會需要堅持創新驅動，合理增加科技研發資金投入，加大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力度，著力打造一批跨區域、跨領域和跨產業的技術合作平臺，充分挖掘各國和世界經濟增長新動力，從而在積極營造有利于創新的國際環境中拉動經濟增長。對于這一目標，習近平主席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的“創新發展理念”“創新政策手段”“創新增長方式”等務實性舉措，為世界各國更好地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提供了方向指引。更為可貴的是，中國始終堅持互惠共贏的理念，積極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科技合作，自覺分享自身所掌握的科技發展經驗，以自身實際行動為促進全球科技創新和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2023年2月24日，科技部副部長張廣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我們已經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簽訂了116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
其次，以經濟援助為重要內容縮小全球發展差距。為彌合南北發展鴻溝，無論是國際發展資金的投放還是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都需要向發展中國家傾斜。尤其在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現實情形下，發達國家需要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發展中國家之間也需要根據自身實際發展情況進行互相援助，以此逐漸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發展、共同進步。近年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直面貧富差距、發展鴻溝等重大問題，對外援助資金保持快速增長。作為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自身疫情防控面臨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向153個國家和15個國際組織提供抗疫物資，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供應超過22億劑新冠疫苗。這些都是中國為縮小全球發展差距作出的實際努力與重要貢獻。
最后，以強化合作為契機促進發展成果共享。讓世界各國人民共享全球發展成果，需要在加強合作中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放緩之時，只有以開放尋合作、以合作求共贏才能使不同國家相互受益。習近平主席在金磚國家外長會晤開幕式上發表視頻致辭時指出：“發展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任務。面對當前各種風險挑戰，加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為建設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發展的美好世界，世界各國需要積極倡導合作共贏理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實際行動維護和促進經濟全球化。只有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更可持續的發展，釋放出經濟全球化更多的正面效應，才能讓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民眾真正共享全球發展成果。
踐行全球安全倡議，優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環境
安全事關各國人民福祉，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外在保障條件。回顧人類社會發展波瀾壯闊的歷程，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在脫離安全環境的條件下實現生產力的深刻變革和文明的延續。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縱深演進愈發證明，人類社會是一個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安全共同體。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的：“‘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安全是發展的前提，人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體。事實再次證明，冷戰思維只會破壞全球和平框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只會危害世界和平，集團對抗只會加劇21世紀安全挑戰。”這一重要論斷直接明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必要性和緊迫性，同時也進一步指明了安全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條件。就此而言，踐行全球安全倡議，營造良好國際安全環境，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的分合調整使得全球安全狀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安全逐漸成為影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大重要因素。長期以來，為遏制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維護現有國際政治秩序，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雖然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老框框內，其所奉行的國強必霸邏輯和采取的霸權霸道霸凌行徑，致使國際安全面臨著來自傳統安全領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種種威脅。
在傳統安全領域，政治顛覆、軍事威脅已成為影響當今全球安全的主要因素。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大搞“和平演變”、策動“顏色革命”，這是他們慣用的政治顛覆手段。與此同時，我們從一些現實數據中也能夠直觀地感受到當前全球軍事威脅風險的上升。比如，西方發達國家的軍費開支占比居高不下。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的年度報告，2022年美國及其北約盟國軍費開支合計占全球軍費開支的55%，其中，美國軍費開支占全球軍費開支高達38%。①尤其是“9·11”事件以來，美國更是借“反恐”之名在全球范圍內窮兵黷武，并釀成一系列人道主義災難。2022年12月20日，美國新聞網站“共同夢想”發布文章指出：“根據總部位于英國的監測組織‘空戰’的數據，自2001年以來，僅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巴基斯坦、索馬里、敘利亞和也門等地，美國軍隊就實施了近10萬次轟炸，造成多達4.8萬名平民死亡。”②
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生物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也成為影響全球安全的重要變量。現階段，抱著“強國優先、強國通吃”的霸權心態，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置其他國家安全利益于不顧，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維護其優先權益。比如，美國在世界各地大肆設立生物實驗室，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執意退出《伊核協議》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日本福島核污水排入大海等行徑，無疑為全球安全注入了更多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也一度破壞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需的國際安全環境。
全球安全倡議以“六個堅持”為核心要義，其所倡導的團結精神和共贏思維，以及旨在消弭國際沖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價值追求，不僅為維護世界和平明確了目標方向，而且也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可行性路徑。
首先，牢固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創建基礎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提供道義支撐。這一安全觀摒棄了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陳舊觀念，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安全，強調統籌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要求通過政治對話與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矛盾沖突、尋求可持續性安全。習近平主席曾多次重申世界各國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這有力彰顯了中國踐行全球安全倡議、為世界謀和平的堅定立場。
其次，依托國際性、地區性、區域性平臺機制，推動全球安全治理朝著制度化方向發展。作為世界各國暢所欲言的大舞臺和建言獻策的留言板，國際性、地區性、區域性安全對話平臺、安全論壇和安全合作組織等在促進對話溝通、凝聚國際安全共識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就要求世界各國不僅需要以切實的行動積極參與上述各類平臺機制，還需要主動搭建更多安全對話平臺以促進國際交流合作，從而有效提升共同應對來自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多種威脅的能力。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始終本著對世界和平高度負責的態度，主張在聯合國框架下、以和平方式解決地區沖突和國際爭端，不僅著力于深入拓展上海合作組織發展之路，全力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朝著機制更加完善的方向發展，而且還通過舉辦或參與中非和平安全論壇、中東安全論壇、北京香山論壇、阿富汗鄰國外長會、非洲之角和平會議等論壇會議，用實際行動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
最后，瞄準重點合作領域，凝聚國際社會攜手應對全球安全挑戰的思想共識。當今世界，安全問題多樣性、聯動性更加突出，恐怖主義、難民危機、能源安全、網絡攻擊等傳統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滲透，極大地增加了消除全球安全威脅的難度。實踐證明，罔顧別國安全、一味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的做法最終會貽害自身。對此，習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國：“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這就表明，針對反恐、網絡、生物等具有相同性質的安全問題，對峙無異于自絕生路，合作才是最佳選擇。世界各國都需要著眼于人類社會的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守不沖突不對抗的底線，通過坦誠深入的溝通對話減少猜疑、化解分歧，進而在增進戰略互信、深化務實合作中更好地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夯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
文明是國家強盛、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識。從唯物史觀視角分析，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擺脫蒙昧、告別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就文明形態而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客觀上都存在著文化方面的差異，這就內在地決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是一個由不同文明構成的綜合體。正是在此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不同文明和諧相處提供了一種新范式。習近平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這就表明，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既是捍衛多元文化、多樣文明的內在要求，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
在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里，西方文明被演繹標榜為人類文明的“標桿”，代表著所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博愛”，而非西方文明則象征著所謂“奴性、愚昧、落后、獨裁”。尤其是隨著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以美國、西歐為主的“西方中心主義”逐漸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普遍推崇的文化信條，并驅使著資本主義世界將西方文明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受這種思維定式影響，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視西方文明為“普世文明”，認為西歐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后形式’”。無獨有偶，福山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也曾坦言：“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獨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產生過重大的、有時是壓倒一切的影響。”③他甚至斷言，“文化的區別”是“后冷戰的世界中人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未來世界性的沖突或戰爭將在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展開。從內容所指來看，無論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還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都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也都是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場評判和審視人類社會發展及文明趨向。可見，在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的語境中，西方社會的文化形態和發展模式被看作是衡量人類文明進步與否的根本標尺，而非西方社會的文化形態和發展模式則被貶低為另類的存在而受排擠、打壓。為了強化西方模式，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處心積慮地動用一切手段，企圖把非西方國家強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使之喪失獨立性進而淪為西方國家的附庸。其中，思想文化入侵或意識形態滲透便成為西方勢力顛覆別國政權、培植親西方傀儡政府的慣用伎倆。21世紀以來爆發的“玫瑰革命”“栗子花革命”“郁金香革命”“茉莉花革命”等“顏色革命”，就與西方國家推行的文化霸權有關。而由此造成的經濟凋敝、政局動蕩、民生困頓等，反過來又阻滯世界文明新格局的塑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事實上，人類文明是座百花園，不同文明交相輝映是世界的基本特征，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所鼓吹的文明優越、文明沖突、文明隔閡等論調，既不符合人類文明多樣的本性，也不符合文明演化的規律。與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及其文化霸權行徑不同，全球文明倡議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更不搞意識形態對抗，而是從文明合作的角度夯實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
首先，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厚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底蘊。作為人類文明自然樣態的生動呈現，文明多樣性是維系人類文明生態平衡、促進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保障。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要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種文明的悠久起源和豐富內容，讓一切文明的精華造福當今、造福人類。”每種文明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我們不能因文明之間客觀存在的差異就將文明作高下、優劣之分，而需要摒棄文化霸權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以“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新型文明觀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著力打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人類文明百花園，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底蘊更加厚重。
其次，深化文明交流互鑒以凝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力量。文明的多樣性決定了文明交流互鑒的必然性。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互動也愈發頻繁。習近平主席指出：“推進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互學互鑒，是讓世界變得更加美麗、各國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搭建全球文明對話平臺和推動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通過舉辦“中歐文化高峰論壇”“中非文化交流論壇”“亞洲文明大會”等方式，豐富拓展了中國同其他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內容、文明合作渠道。誠然，這些對外文化交流平臺在展現中華文化魅力的同時也加深了世界人民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和認知，從而結牢中西方人民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感紐帶。
最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增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共識。人類文明在多樣性共存、差異化發展中所形成的共同價值內核，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深層驅動力。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主要內容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寄托著世界各國人民希冀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糾正了西方國家狹隘的普世價值觀，為凝聚不同社會、不同文明的價值共識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也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引。
(作者為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話語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9JZD008）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軍購潮凸顯全球緊張局勢升級》，《人民日報海外版》，2023年2月23日。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2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新華網，2023年3月28日。
③[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
責編/謝帥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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