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蹲點調研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黨員干部密切聯系群眾的紐帶。離基層越近，離辦法也就越近；離群眾越近，作決策也就越實。蹲點調研不靠量取勝，而是依靠對“點”的挖掘體現其價值，用相對集中的“蹲”來獲得事物的狀態和特征，從而以點帶面，找到共性問題。新時代新征程面臨新形勢新任務，用好調查研究這一傳家寶，把蹲點調研做深做實，注重調研實效，以高質量調研成果推動工作落實，必將有力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為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添磚加瓦、增光添彩。

【關鍵詞】蹲點調研  “群眾體感”  經驗性認知  規律性認知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蹲點調研作為開展調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不僅是我們黨一百多年來行之有效且符合中國國情的調查方法，也是黨員干部密切聯系群眾的紐帶。簡而言之，蹲點調查是根據調查目的和要求，在對調查對象進行初步分析的基礎上，有意識地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單位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借以認識同類事物的發展變化規律的一種調查方法。

與抽樣調查、全面調查等不同的是，蹲點調研不靠量取勝，而是依靠對“點”的挖掘體現其價值，用相對集中的“蹲”來獲得事物的狀態和特征。蹲點調研注重整體與情境，以時間和精力的相對集中投入取代樣本數量，以訪談的深入度取代訪談人數，以觀察的全面細致取代觀察的次數，以真切的現場感取代枯燥繁瑣的數字統計。

回望百年黨史，蹲點調研是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中開辟“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明證，是我們黨在革命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簡便易行而又效果上佳的調查方法。作為中國共產黨在調查方法上的創新，蹲點調研成為了我們黨在調查研究方面的優良傳統和務實作風，并進一步促進了調查研究歷史的發展。蹲點調研不是一種“單一”的方法，而是一個有著完備理論體系的“方法群”，這一體系在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方面有著不同于西方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特點。蹲點調研注重整體思維，適宜中國土壤，它不是直接套用理論，而是從經驗中生發出具有解釋力的觀點，它不是低水平的經驗主義，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方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鮮明體現之一。

蹲點調研的基本特征

集中力量，省時省力。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蹲點調研非全面調查，不如普查和抽樣調查準確性高。但是，普查工作量大，所需經費、時間和人力較多，除統計部門外，一般的調查中很少采用。而抽樣調查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抽樣理論、統計分析方法、問卷技術、計算機技術的完善和普及而發展起來的，目前中國社會學界公認的三大抽樣調查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和北京大學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這三大抽樣調查用數據方式記錄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為分析和理解轉型時期國家變化提供了豐富資料。但這些大型的抽樣調查也存在一些短板：數據向社會公開的時間較為滯后，問卷發放面向全口徑（成年）人口（如若對某一群體展開研究則數據量較?。?，問題設計針對性不強等。相對于抽樣調查，蹲點調研的優點十分明顯：調查對象集中，調查時間相對較短，調查內容系統周密，了解問題深，反映情況快，節省人力物力等。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蹲點調研確實是一種省時少力、簡便易行、成本收益比合適的調查方法。

以點帶類，以類帶面。全息理論告訴我們，宇宙是一個各部分之間全息關聯的統一整體，它具有部分是整體的縮影規律。蹲點調研將社會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間緊密關聯的整體，任何一個部分都反映著整體的信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輝，要了解世界無需閱遍萬物，只需選取其中一“點”便可窺見一斑，關鍵在于要把這一“點”選取好。個性中有共性的規律，甚至含有更深層次的規律。蹲點調研的“點”若能恰當反映“類”的情況，呈現“面”的微縮，調查者就可以此從局部推斷整體，從“窗口”測度全局。雖然蹲點調研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客觀條件受限的情況下產生的調查方法，但在今天大數據和統計技術非常發達的背景下，依然有其廣泛的應用場景和強大的生命力。

深度入場，獲得真知。“點”是特定時間和空間構筑的場域，蹲點調研要求調查者必須“在場”，需要親身體驗現場活動，只有親身體會才能掌握現場諸多明面的或暗面的現象和信息；“點”是經驗和事實的場域，承載著那些正在發生的、有待調查者去關注觀察的經驗和事實，而真正體現在研究過程和研究成果上的就是那些扎根于“點”的發現，更具畫面感和鮮活感；“點”是復雜關系的場域，在生動的社會行為和社會政治過程背后，“點”蘊含著個體、家庭、社區與國家等復雜多元的社會關系網絡，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有待調查者去分析和揭示；“點”是發現問題的場域，調查者只有進入到“點”中去，開展扎實深入的調查研究，才能發現真問題、好問題；“點”也是校驗理論的場域，“現場出真知”，但凡源自現場的概念、知識和理論，無一不是經過了反復調查、反復校驗、再構建和再理論化的過程。

蹲點調研如何選“點”

蹲點調研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選“點”。“點”的選擇是基于我們對所要調查的社會現象的初步認識。這種初步認識與實際情況的相符程度直接影響著“點”的代表性，初步認識的偏差往往會導致選“點”的偏差，從而降低“點”的代表性?？梢酝ㄟ^找典型來選“點”。1941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向中央婦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發表講話時談及“怎樣找調查的典型”。毛澤東同志指出：“調查的典型可以分為三種：一、先進的，二、中間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據這種分類，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可見，在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同志已經意識到應當通過分類調查來進一步完善蹲點調研。

此后，毛澤東同志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中再次指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公社內部平調的情況，公社的黨委書記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有一個辦法，三十個生產隊他調查三個就行了，一個最壞的，一個中等的，一個最好的。”可見，毛澤東同志在選擇調研“點”時，十分注意“點”所代表的“類”的范圍和邊界，強調一“點”盡可能代表一“類”，通過不同的“點”涵蓋更多的“類”，從而帶動了解更多的“面”。

就形式來說，蹲點調研屬于典型調查，但就其目的來說，蹲點調研又不同于一般的典型調查。蹲點調研得到的結論不僅適用于“點”本身，而且適用于“點”所代表的“類”的總體。這是因為蹲點調研依據的是事物的個性和共性的辯證關系。社會現象總體所具有的共性包含在屬于這一社會現象的個體之中，因此，對個體“點”進行調查研究是認識“類”的共性的重要途徑之一。

“點”是在一定的對象總體范圍（類）內具有代表性的單位。在一定范圍（類）內具有典型意義的“點”，到了另一范圍（類）就可能轉變為非典型。因此，離開了“類”的邊界，“點”也就失去了意義。誠然，任何個性都包含著一定的共性，但這不等于每一個性中都具有不變的共性內容。個性與共性的區別是相對的，個性中所包含的共性內容也是隨著對象范圍的變化而變化的。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蹲點調研的目的是從個性中發現共性，因此，確定對象總體的范圍（類）尤其重要。但是，蹲點調研本身并不包括確定對象總體范圍（類）的方法，因而容易混淆個性同共性的關系，將“點”上結論的適用范圍擴大或縮小。人們有可能夸大“點”中的共性內容，從而把某一“點”反映的“類”的情況擴大為“面”的普遍情況，沒有考慮到“點”的適用范圍僅在“類”內。超過“類”的范圍，“點”則不具有典型意義。

蹲點調研的主要方法

在問卷調查中，調查者與調查對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的”，問卷調查可以不進入現場，而蹲點調研則必須“入場”。蹲點調研以具有完整經驗的個案為主要調查對象，以深度訪談和座談會為主要方法，強調在主客體良性互動基礎上獲得對現象的認識。這是一個由簡到繁再刪繁成簡的過程，也是一個由抽象到具體再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因此蹲點調研的“方法群”也被形象地稱為“解剖麻雀法”。

“解剖麻雀法”一般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定量研究方法不能運用到蹲點調研中來，也不代表蹲點調研不需要有類似于“抽樣”的思維。如果缺少“抽樣”思維，往往會影響到蹲點調研的科學性。毛澤東同志曾談到：“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在毛澤東同志的觀念中，已經有社會分層的意識。蹲點調研雖然不做嚴格抽樣，但要具有抽樣思維。這種抽樣思維與社會統計學意義上的抽樣方法相比，根本差別在于“抽樣”時樣本框是模糊的，樣本差異程度也不甚清楚，需要調查者在“蹲點”的過程中，不斷更新對樣本及其差異的認識。調查者運用抽樣思維是希望在相對集中的“蹲點”時間里，盡可能多地了解“點”的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蹲點調研不是“照相機”和“復印機”，不能只是聽聽、轉轉、看看，為了搜集資料而搜集資料，而是要通過具有強烈“現場感”的搜集資料方式捕捉和發現問題所在，通過“訪談+座談”、參與式觀察等形式同調查對象密切接觸和互動，從而獲取對于現象的感悟和體驗。調查者將自己長期浸泡在現場之中，直面問題，親力親為，最終獲得厚重的生活質感并理解事物的運作邏輯。蹲點調研最大的特色是在親自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感悟、體驗、理解社會并產生判斷和認識，而不是拿著“腳本”、只走“指定線路”、只聽“經驗匯報”。

情感融入和價值中立是蹲點調研的重要原則。既要“融進去”又要“跳出來”，這其中關鍵是要分辨調查者和他者的價值情感。具體來說，調查者在進入現場之前，必須對調查對象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對其生活環境有一定的研究。以一個陌生人的視角去分析這些資料，不輕視數據、不選擇性過濾信息、不預設觀點。進入“點”開始實地調查后，應熟悉調查對象的生活環境，進行情感投入，和調查對象坐一條板凳聊，真切地感受其所思所想、所愿所盼。當進入撰寫報告的過程后，調查者應以高度的注意力和忍耐力與調查對象盡量保持“一臂之距”，對調查對象進行理性平和客觀的描述。如果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原有的價值觀念和社會事實之間產生沖突，或者調查者調查發現的社會事實和前人已有的判斷結論產生矛盾，這時調查者尤其不能對信息做過濾性處理和想當然的價值祛除，而要基于自己調查的事實真相給出扎實可靠的研究結論。

從現象到問題——養成“群眾體感”

問題來源于現場，浸透在現象里，活躍在情境里。問題不會自動呈現在調查者面前，要用堅定的信念和足夠的耐心發現問題，也需要具備一定的識別和提煉能力，這種能力來源于調查者的“群眾體感”。

“群眾體感”是對人民群眾切身關心事情的把握領悟能力，是傾聽群眾訴求、用心用情來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能力，是清楚問題本質、全面精準摸清群眾真實意愿的能力。“群眾體感”也是心中有數的表現，是一種準確判斷事物發展邏輯、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無序中看到有序、從蕪雜信息中抓住關鍵信息進行提煉概括的能力。“群眾體感”往往表現為一種直覺，具備“群眾體感”的調查者，可以基于現場的直接觀察和切身感受，把表象與真相、現象與本質直接聯系起來，把思維認識直接引向正確方向，通過直覺直接找準問題。

“群眾體感”是社會事實在調查者心中形成的印記。具備“群眾體感”的調查者，在現場總是處于想問題的狀態之中，而經常思考問題的人，會在理解力上有一種“通透感”——“透”意味著不是只談現象而不談現象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在一個有“群眾體感”的調查者那里，處處是田野，人人有故事，他可以從紛繁復雜的現象當中迅速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而沒有“群眾體感”的調查者，要么對現象進行片斷化的理解，要么陷入紛繁復雜的現象之中理不出頭緒，無法發現真正的問題。

培養“群眾體感”務求實效。“群眾體感”是一種與理論辨析、概念演繹和定量定性方法都有所不同的基礎性感知能力，它不能通過理論學習和閱讀文件養成，而只能依靠在群眾生活中“浸泡”獲得。從這個意義上講，“群眾體感”是一種實踐知識、直接知識或者說是經由實踐獲得的經驗。“群眾體感”要求調查者必須“在場”，要和現場的人物、事件發生互動，在地化地理解現象。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和調查對象之間、資料收集和分析之間，都在現場發生著密切互動。“群眾體感”要求調查者親自“身入”，用心去和群眾溝通，用心體會、理解，這其中絕無捷徑可走。“群眾體感”是調查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養，調查研究實際上是“群眾體感”逐漸養成的過程，具備了“群眾體感”，調查者就有了一雙發現問題的“慧眼”，也就可以“尋聲赴感”。

從問題到經驗——訓練“歸納思維”

基于“點”形成的經驗，是從個案材料中直接得出的認識，是對現象經驗的結構化闡釋，可稱之為“經驗性認知”，也即“樸素經驗主義”。經驗性認知是對現象的抽象認識，是一類事物的屬性在人們主觀上的反映。它超越于調研材料，具有相對結構化的體系。經驗性認知位于“材料”和“理論”的連接處，是對問題的抽象和規律的下沉。正因為經驗性認知具有一定的邏輯性，因此其呈現出的實證性與科學性較強。經驗性認知包含理論的基本要素和基本關系，但卻獨立于理論而存在，它不構成一套自洽的解釋體系，只是基于對個案的深刻分析。

經驗性認知具有以下幾個特征：首先，它不是現象的白描或記錄，不是用材料來解釋現象，而是有一定的結構化和邏輯性，力圖揭示現象發生機理；其次，它不能直接用來解釋其他現象，只對當前的“點”有效，因此不能算得上是普適的理論框架；最后，它內蘊著某種規律，力圖形成規律性認知從而用來解釋更普遍的情況?？傊?，既不能將理論直接降維成經驗從而導致現象的消解，也不能直接將經驗升維成規律從而導致理論的特殊化和超驗化，經驗性認知介于個體和總體之間，用于溝通兩者的互動與轉化。

經驗性認知建立在“點”的個案基礎上，所以它不試圖建構包打天下的解釋框架，而是通過自身的解釋以實現對現象的更深一步認知。從問題到經驗性認知要完成兩個層面的任務：一是將“點”的內在邏輯抽離出來，進一步結構化；二是找到可以使用的理論工具，使“點”的經驗具有向更高層次更廣范圍沖刺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經驗性認知是具有“中觀”特色的認識論研究，它要回答的是“如何對特定現象作出特定解釋”，是介于形而下的現象和形而上的規律之間必不可少的階段內容。

從發現問題到形成經驗性認知，中間需要運用歸納思維進行深入分析。歸納思維有三個過程：一是對現象進行“直接解釋”，即利用已有經驗來解釋當前個案；二是在已有認知的關照下，將“直接解釋”結構化，即合并同類項，找到不同個案中公約數的部分；三是將這個結構化的認識置于其他現象當中探求該解釋的有效性，并作出相應修正，從而提出更準確的解釋機制。三個步驟不斷反復，最終打磨出一個相對理想的、能夠解釋個案現象的經驗性認知。

蹲點的“點”是特殊化的，對“點”中特殊問題域的特殊闡釋是個性化的，但是這種個性化的闡釋具有一定的邏輯性和結構性，意味著能夠進一步的規律化和理論化。對調查中形成的經驗性認知要深入分析，得出哪些判斷是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而哪些判斷具有進一步升維成規律的價值。調查者期待的是從特殊走向普遍，從結構走向系統。也就是說，調查者要在特殊現象中發現普遍性的規律，即所謂的規律性，找到了規律性，調查者才算完成了研究的任務。

從經驗到規律——儲備“理論工具”、形成“社會學想象力”

經驗性認知是對個案特殊性的提煉，它基于“點”的情況提煉出合理的解釋框架來解讀“點”的經驗。但調查研究不能止步于此，還要完成穿透“點”的效果。從“點”上獲得的經驗性認知很多，但哪些是只針對這個“點”有效？哪些可以擴展到“類”甚至“面”，讓更多的“點”借鑒？對此，應通過對“點”的經驗把握，上升到規律層面，生成一個具有普遍解釋力的規律性認知，規律性認知要回答的是“如何實現‘點’的擴展性”。

調查研究中最具魅力之處正在于調查者從個案中總結出的經驗性認知上升到規律性認知這一步，這首先需要理論工具的幫助。規律是一種普遍化和結構化的解釋框架，但是在面對具體問題域時，規律會完成一個由特殊化向普遍化的轉變，也就是將基于“點”的經驗性認知經由一定的理論工具，上升到規律性認知的層面。在這個過程中，理論具體化了，而經驗理論化了。這需要調查者熟練掌握理論知識，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儲備，對經驗性認知的解讀才會得心應手。

其次，還需要“社會學想象力”的加持。社會學想象力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1959年的著作《社會學想象力》中提出。它是指一個現象絕不會孤立地存在，人的想象力可以“發現”與之相關的新現象或新聯系。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當屬物理學家牛頓基于樹上偶然掉落的蘋果由此而聯想到萬有引力概念之間關系的發現，這是由某一特殊個案的經驗性認知而聯想到其背后深藏著的規律性認知。規律性認知就是要找尋到現象相關性的聯系以及它們究竟是如何聯系起來的，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是想象力的關鍵。“由此及彼”的社會學想象力需要調查者在自我感受上有“打通”的體驗發生，將既往的看似無聯系的現象能夠相互貫通在一起，形成一種曼妙無比的通體徹悟之感。具備社會學想象力的調查者能“繞”到現象的背后去，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東西。所以，起而行之走入人民群眾之中，才敢想、會想、想得合情合理?，F場蘊含著想象，調查研究并非簡單地了解情況，也不僅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而是借助想象力去聯結現象與現象，進而推動理論與實踐對話。

最后，“點”的經驗性認知借助理論工具的抽象，通過社會學想象力和調查者已有的經驗聯系起來，進而上升為規律性認知。此時，“點”上的發現就超越了單一性與偶然性，平衡了特殊性與普遍性，解決了擴展性與有效性。“點”的意義逐漸被發現并放大的過程，就是從“經驗”上升到“規律”的過程，也是由樸素經驗主義上升到辯證唯物主義的過程。

當前，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離基層越近，離辦法也就越近；離群眾越近，作決策也就越實。蹲點調研立足中國實際，在深刻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創新的方法論，其一定可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發揮更大的價值。讓我們把蹲點調研做深做實，繼承并發揚好我們黨調查研究這一優良傳統，以高質量調研成果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新進展新突破。

（作者為中央團?？蒲信c智庫工作部主任，二級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②毛澤東：《矛盾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