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文明以人類群體組織為載體時，其表現形式就是國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的文明交往按照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交往、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往、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往這四條基本線索展開。其新特點在于，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和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力量。新態勢在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日益成為各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全球基本共識，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由中心與邊緣構成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關系體系，正在向全球各國廣泛參與的雙邊合作、區域合作和多邊合作構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發展。在世界文明交往的新特點和新態勢中，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大意義不斷彰顯。
【關鍵詞】世界文明交往 中國式現代化 社會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國家 發展中國家 發達國家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文明是人類社會的實踐成果，其一方面指代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另一方面也指代能夠創造財富的發展階段以及相應的社會狀態。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人本身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文明的演化歷程。文明在人類的社會交互活動中產生，當文明以人類群體組織為載體時，其表現形式就是國家。文明交往對內表現為國家內部的社會交往，對外表現為不同國家之間的國際交往；在內容上表現為人類社會實踐成果的交流互鑒，即通過相互接觸、切磋和比較產生新的認識、創造新的成果，從而推動人類擺脫貧困、消除壓迫的進步事業不斷發展。
從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國開始，人類社會的文明實踐日趨復雜，縱向來看，與生產力進步和人口增長保持同步。根據有關統計，世界人口1900年約為16.5億，1950年約為25億，1987年達到50億，2022年11月達到80億，全球人口從2010年以來增加了10億，從1998年以來增加了20億，呈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與此相伴隨的是人類各種群體組織在社會形態上的不斷發展和在社會交往領域及層次上的日益復雜。最顯著的例子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數量從1945年的51個增加到目前的190多個。以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并促成國際合作為宗旨的聯合國得以成立并發展壯大，本身就是全世界人民共享文明成果和自由平等的發展權利的理念展現。這是人類文明進步事業的宗旨，也是人類生存的現實要求。
從16世紀資本主義興起之后，特別是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基本完成工業革命之后，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體系和國際經濟秩序目前已經不能促進，反而危及世界和平與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國際社會的東西方、南北方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從全球視野考察世界文明的橫向交往可以看到，20世紀以來，世界文明交往按照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交往、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往、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往這四條基本線索展開。四條基本線索展現的新特點和新態勢表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變革正在推動人類文明事業不斷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成為世界文明交往的最大集合體，也成為人類各種群體共建共享的全球社會空間。
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
從1516年人類社會第一部針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探索理想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問世開始，500年來，世界社會主義經歷了從社會思潮到科學理論體系，從社會運動到現實制度并到多國國家實踐的偉大發展歷程。已有研究指出：十月革命的歷史成就不僅是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這個國家先后戰勝了14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力圍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打敗法西斯的主力；而且以資本主義無法比擬的發展速度展示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指引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10多個國家先后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內推動了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摧垮了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世界體系。①
新航路開辟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在對亞非拉人民持續數百年的殖民掠奪基礎上，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仍將在資本主義主導的極端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和產業鏈分工中，繼續遭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赤裸裸的壓迫剝削。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當今世界依舊存在，但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發展，使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不能再以昔日那樣赤裸暴力甚至屠殺的方式掠奪全世界。
20世紀以來，在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從理論走向實踐并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有三個標志性事件意義重大：一是十月革命勝利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從一國實踐發展為多國實踐；二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與這三個世界歷史性事件相對應的則是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從蘇聯道路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轉型，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交往的不同歷史階段。總體而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家交往表現出既對立斗爭又互相聯系借鑒的復雜關系。
一方面，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20世紀70年代越南戰爭結束，資本主義國家多次采取武裝入侵的暴力手段，企圖直接摧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使得雙方的國家交往表現出侵略與反侵略的對立關系。除了武裝入侵之外，資本主義國家還持續采取遏制與和平演變的手段來限制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甚至瓦解其國家存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往往是原來經濟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或資本主義發展不強的國家，由于自身不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充分發展的歷史階段，因此“不能較多地縱向繼承資本主義發達的生產力和其他條件”②。要發展經濟就要借鑒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技術等資本主義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資本主義國家則借鑒了蘇聯的計劃調節手段，實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有力推動了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危機中復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分工協作，也促使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形成經濟互補關系，這些因素使雙方之間相互交流、聯系和借鑒。我國在吸收借鑒資本主義國家文明成果判斷標準的基礎上，提出評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
從16世紀前后西歐農業和毛織業生產的商品化即西歐在生產特定領域的突破開始，資本主義從單一國家實踐到建立席卷全球的世界體系，經歷了四五百年的復雜歷程。社會主義的國家實踐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其發展成長要經歷一個長期過程是正常現象，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旦與具體國家的實際情況良性結合，就會迸發出強大的創新動力。中國式現代化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這一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人類文明史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成功，“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競爭中的被動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顯”④。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實踐到多國實踐并成功轉型的變革歷程，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交往
作為兩種不同的國家類別范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彼此之間的交往和各自的內部交往都十分復雜。二戰后，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崩潰，大量民族獨立國家誕生，這標志著發展中國家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臺。目前，發展中國家不僅包括五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包括很多資本主義國家。截至2023年3月，有46個國家被聯合國列為最不發達國家，基本上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有幾十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獨立平等和社會經濟發展切實關系到人類文明的前途命運。
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從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推動國家現代化，維護國家獨立統一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是核心目標。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各種往來中，一個顯著問題是，雖然有形的帝國主義直接的殖民統治已經土崩瓦解，但無形的間接統治卻依舊在發達國家擁有國際規則制定權和解釋權的情況下，通過跨國公司的形式存在。西方發達國家獲取巨額利潤的手段，主要是通過主導國際產業鏈分工和世界市場，控制高新技術的擴散，在國際規則的合法化外衣下操縱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與生產原料，控制制成品價格，掠奪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成果并轉嫁自身危機。例如，“1970—1980年間，流出發展中國家的利潤和紅利就比流入的直接投資額多出500億美元”。⑤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還受到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的干擾。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發達國家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尤其是對肉、糖、乳制品等大宗商品征收的關稅幾乎是制成品關稅的5倍，歐盟對肉類制品的關稅高達826%；發達國家的農產品關稅和其他扭曲性措施如補貼等，每年給發展中國家造成198億美元的福利損失，這相當于1998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額的40%左右，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受到這些負面的交往因素影響，貧困始終是危及發展中國家人民生存的一個重大問題。相關研究表明：2021年有8.28億人面臨饑餓，生命或生計處于危險之中的人口增加到3.45億人，全球糧食供應結構性矛盾的影響因素之一是跨國公司壟斷全球糧食交易，世界四大糧油集團（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和法國路易達孚）共同控制全球70%的谷物市場。⑥
發展中國家深受發達國家主導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束縛與盤剝，為了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日益重視與發達國家開展“南北對話”，即通過地區性和全球性的多邊協商或談判活動，加強雙方的經濟合作，推動變革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1964年3月第一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拉開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南北對話的序幕。1974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其基本宗旨之一是在所有國家（不論其經濟及社會制度如何）一律公平、主權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利益和彼此合作的基礎上，促進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由于發達國家的阻撓反對，全球層面的經濟新秩序建設步履蹣跚，以區域合作方式開展的南北對話則有所發展。盡管存在前述困難，發展中國家仍取得了歷史性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有研究表明：1965—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總額中制成品的比重從16%增加到64%；1950—2010年，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普通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了3倍多，從2.0年增加至7.2年。還有研究指出：以中國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論上成立的全球經濟趨同，終于開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1978—2017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從21.3%提高到35.3%，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6%。⑦發展中國家的迅速發展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版圖。
1999年成立的二十國集團（G20）涵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標志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力量的增長和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新進展。2022年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在亞太區域內實現了南北雙方的相向而行。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截至2023年2月中旬，中國已與151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成為和平繁榮的文明交往之路。有學者指出：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需求相應地從爭取更有利的貿易條件轉向整合全球優勢要素的公平機會。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交往從地域上涵蓋了現有的全部文明形態，雙方交往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改革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上，這充分說明，人類文明當代發展的迫切問題在于金融資本主義跨國壟斷資本在世界范圍內引發的經濟剝削和壓迫，而絕非所謂的“文明沖突”。
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往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大多集中在西歐北美地區，是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列強因相互競爭和利益沖突挑起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文明事業造成了嚴重危害，帶來了沉重歷史負擔。二戰后，美國改造了歐洲國家主導的舊體系，為遏制蘇聯而挑起冷戰，為控制石油交易、維護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而策動各種局部地區沖突甚至發動戰爭。冷戰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告終，美國也因此產生了路徑依賴，慣于塑造地緣對抗目標，控制盟友搞集團政治，制造排他性的封閉利益空間，圍堵假想對手。由于美國通過壓制盟友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不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交往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往也存在權力差異。一家獨大的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當然具有共同利益，但它們的交往始終存在利益沖突與力量博弈。
美國與西歐國家長期存在利益競爭。有研究指出：美國崛起成為世界大國被歐洲民族國家視為一種危險，歐洲關于“美國的威脅”的討論始于19世紀70年代，在20世紀初達到頂峰，20世紀20年代末重新出現，并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其中一種思路是呼吁對歐洲經濟進行區域重組，最終落實為歐盟的建立。⑨歐洲區域一體化的成果與歐美經濟競爭具有密切的關聯，歐元與美元的競爭就是非常明顯的表現。1999年發行的歐元是全球第二大流通貨幣和儲備貨幣，同樣要面對美元的霸權。2018年，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溝通——讓歐元發揮更強大的國際作用》文件，歐盟積極探索美元主導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以外的獨立支付體系。這是歐盟作為主權國家聯盟維護自身利益的眾多舉措之一，同時也說明歐盟是世界政治多極化的推動力量之一。
地處東亞的兩個發達國家——韓國和日本的交往也受制于美國的戰略意圖。建交半個多世紀以來，日、韓兩國面臨二戰時期日本強征韓國勞工賠償問題、慰安婦問題、島嶼主權爭端、日本核廢水排放等矛盾。2017年美國提出固守冷戰思維的所謂“印太戰略”之后，美日韓三邊機制成為美國的重點關切之一。2023年3月1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三一運動”104周年紀念講話中提出，“如今日本從過去軍國主義侵略者轉變為與韓國共享普世價值、在經濟安全及全球議題上攜手合作的伙伴”，并強調韓美日三國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在韓國作為日本歷史罪行的受害者和日本一直逃避歷史罪責的前提下，此言論立即在韓國國內引發輿論狂潮。美國的“印太戰略”意圖分裂阻撓亞太地區一體化，而韓國政府對“印太戰略”的積極態度，表明亞太地區的文明交往正在經受強權政治的現實考驗。
當今世界是人類文明的生產和交往實踐開拓出的全球空間。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要使自身與世界的現實發展成為對應參照物，都會受到各種文明交往和全球空間的影響或壓力。二戰后發達國家通過新科技革命和借鑒吸收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等措施，調整了資本主義剝削的表現形式，改善了其對社會化生產的容納空間，但這些措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對社會大眾的壓迫性質和基本矛盾。現有研究指出：七國集團（G7）1985年GDP總量占全球GDP總量的65.1%，2000年為65%，2010年降到49.8%，2019年進一步下降到45.2%。⑩這表明，在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面臨著大變局背景下的現實壓力，如何調整相互之間和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發達國家的文明實踐要應對的切實考驗。
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往
廣大發展中國家一方面依托聯合國表達自身合理的經濟政治訴求，另一方面加強相互之間的南南合作。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是第一次亞非國家團結起來處理自身事務的國際會議，也是南南合作的起點，會議通過了《關于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拉開了不結盟運動的序幕。發展中國家爭取經濟權益的第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是在1964年第一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成立的七十七國集團，截至2023年1月共有134個成員。它在聯合國體制內的相關談判中達成了一系列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決議和協定，為南南合作提供了機制保障。
發展中國家為反抗西方壟斷資本剝削而建立的影響最大的原料生產和輸出組織是1960年成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占到其成員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44%，大大超過發達國家的0.34%。”?發展中國家成立的區域合作組織，如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國家聯盟，1963年成立的非洲統一組織（后為非洲聯盟），1967年成立的東南亞國家聯盟，1981年成立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2011年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等等，都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團結自強、維護共同利益和尊嚴的正當訴求。
發展中國家雖然存在發展速度不平衡的現實問題，但相互交往始終以合作互利為主。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支持和參與南南合作，呼吁發展中國家要深化合作，發達國家要履行義務，共建團結、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中國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發展中國家交往中具有積極的深遠影響。由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組成的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成立，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完善全球治理、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建設性力量。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目前包含8個成員國、4個觀察員國、14個對話伙伴，踐行以結伴而不結盟為核心的新型國家關系，是以大小國家共同倡導、互利協作為特征的新型區域合作機制。
中國提倡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日益吸引更多的國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2022年12月《首屆中阿峰會利雅得宣言》聲明致力于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多邊主義，鞏固國際關系中的團結合作與公平公正原則，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捍衛發展中國家權利。中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合作與發展峰會聯合聲明，表示愿加強文明對話和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互鑒，維護文明多樣性，強調各國人民和民族包容共處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原則和價值基礎，應通過各國相互尊重和開展合作實現發展和進步。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響應習近平主席關于中國支持兩國發展睦鄰友好關系的積極倡議在北京舉行會談，三國宣布，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復雙方外交關系，三國均表示愿盡一切努力加強國際地區和平與安全。這標志著古老的中華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波斯文明的當代良性互動，展現出人類文明和平合作發展的歷史性選擇和新成就。同時也表明，發展中國家不斷探索的區域合作機制真正將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落到實處，相關國家的安全、利益和立場都得到尊重。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雙邊合作、區域合作和多邊合作是正在演進的世界現實，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逐步構建就蘊含在這些復雜的文明互動之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的文明交往趨勢
從20世紀以來文明交往的四條基本線索來看，少數發達國家片面地以自身規則為規則實施的國際交往已經嚴重影響了人類文明的安全穩定、共同繁榮，而維護和推動和平合作發展的各種力量都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新特點是：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和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兩種重要力量，它們正在積極通過團結協調合作的方式，化解不同地域或層次的矛盾沖突并不斷取得新成果。這充分說明人類文明和平發展的進步潮流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
文明交往的新態勢則在于，這種深刻變革意味著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日益成為各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共識，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由中心與邊緣構成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關系體系，正在向全球各國廣泛參與的雙邊合作、區域合作和多邊合作構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發展，人類文明事業將由此獲得最大化的發展空間。
世界文明交往的新特點新態勢促使世人更好地理解現代化的文明意涵。所謂現代化，就是由國家主導推動的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社會生活一體化。現代化的先發與后發，只代表工業化歷程的不同階段，不代表先發要定于一尊、后發只能亦步亦趨。2022年第17屆非洲工業化和經濟多元化特別峰會暨非洲自貿區特別會議，主題就是討論可持續的非洲工業化及經濟多元化。這表明世界各地人民對工業化的認識都在不斷深化。而且，隨著信息技術、量子技術、生物技術、航天技術等高新科技與工業化的日益深度融合，現代化本身也隨之表現出層層推進的態勢。有研究表明，現代化不僅包括“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而且包括“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轉變”?。現代化是人類在農業社會之后最大型的文明實踐，越來越多的國家走出符合自身歷史和現實特點的現代化道路，意味著人類文明日益豐富的多樣化新進展。
世界文明交往的新特點新態勢促使世人更好地認識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大意義。從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中誕生的社會主義理論，在國家實踐中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使社會化生產服務于全體人民，而非僅由私人占有。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的核心，在于將人本身從被資本異化的社會壓迫中解放出來并實現自由發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的情況下保證了經濟發展效率，在財富日益豐富的情況下較好地實現了合理化社會分配，在總體上同步實現了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這充分表明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規律，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而且也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規律。
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提供了中國方案。利益訴求多樣化是現實世界的普遍現象，具體利益的多樣化是與人類作為一個種屬的生存和發展利益相一致的，人類為了維持自身存在而產生的這個根本利益訴求，必然要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不斷發展。將科學性與實踐性良性統一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充分表明科學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動態展現出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光明前景，必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動人類文明走向更加光輝的新階段。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史學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世界史話語體系構建研究”（項目編號：21BSS01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②《世界社會主義500年》，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37—38頁；第134頁。
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2頁。
④《社會主義發展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1年，第197頁。
⑤徐崇溫：《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年，第67頁。
⑥張宇燕主編：《2023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5頁。
⑦蔡昉：《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31頁。
⑧安禮偉、馬野青：《國際經濟秩序：中國的新需求與政策思路》，《經濟學家》，2019年第1期。
⑨Sven Beckert, “American Danger: United States Empire, Eurafrica,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1870–195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2, No. 4, 2017, pp. 1137–1170.
⑩唐永勝：《中美歐三邊關系結構變化及其發展前景》，《歐洲研究》，2021年第4期。
?《世界現代史》編寫組編：《世界現代史》（第二版）下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202頁。
?何傳啟主編：《中國現代化報告2021——交通現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71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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