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石松（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紀競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胡清（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人口規模下降是21世紀的全球趨勢。我國人口負增長比預期提前約10年。人口負增長給國家綜合國力、競爭力、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正負效應客觀存在。區別于其他國家，我國人口下降速度快、窗口期短、城鄉和區域不平衡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已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仍需搶抓“十四五”應對窗口期，戰略上保持定力，戰術上靈活機動。在強化養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房地產市場調控，既推動房地產業轉型發展、化解風險，又切實減輕家庭住房負擔,全面構建年齡友好型住房政策體系;進一步強化都市圈層面的政策協調，構建區域統籌、城鄉統籌的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格局。

人口負增長正負效應并存，但我國人口下降速度快、窗口期短、情況復雜值得高度警惕

（一）人口負增長既帶來消極影響也存在積極作用，需辯證看待

通常認為，人口負增長或導致經濟下滑、養老負擔加劇。老年撫養比提升導致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繳費者比例下降、領取者比例上升，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也使個人養老金領取時間延長，同時醫療費用占GDP的比例會增加，國家財政和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受到考驗。但人口負增長也會形成環境紅利，資源消耗減少，生物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恢復，廢棄物和污染減少，緩解人口資源環境制約的矛盾，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人口數量減少和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增速下降，倒逼技術創新。隨著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持續加大，增加了適合各年齡段人口的就業崗位，老年人力資源得到更大限度開發，從而彌補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而造成的經濟發展潛力損失。人口負增長還將帶來更加舒適的生活空間、城市擁擠減少、工作機會增多、生活壓力減輕以及犯罪減少。總之，并無定論證明人口負增長的消極因素顯著高于積極因素，關鍵在于如何科學應對、及時應對、綜合應對。

（二）中國人口轉變遵循“東亞模式”，轉變晚、節奏快、時間緊

根據人口轉變周期長短和相關指標變動快慢，人口轉變可以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是“西歐模式”，以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為代表，其人口轉變開始早、節奏慢、經歷周期長，轉變過程持續50年甚至上百年時間；第二種是“二戰”以來顯現于亞洲諸國的“東亞模式”，其人口轉變晚、節奏快、周期短，以日本和中國尤其明顯。由于人口轉變的模式不同，面臨人口負增長的風險也有差異，對于人口轉變較慢的歐洲發達國家，社會應對的回旋余地更充足，往往在完成人口轉變近半個世紀后才開始人口負增長。中國與日本的人口發展趨勢更為接近，日本已經有連續11年的人口負增長經歷，加上較為嚴格的國際人口遷入政策，人口負增長態勢短期難以扭轉，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中國人口“未富先負”，區域、城鄉結構性矛盾突出

與發達國家“先富后負”不同，中國是在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時出現負增長，是“未富先負”，將面臨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復雜矛盾。區域層面，當全國性人口負增長到來之時，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中西部一些具有經濟活力的城市仍對外來人口具有吸引力，廣大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仍會是主要的勞動力輸出地，東北地區形勢更為嚴峻，全國性人口負增長的負面影響可能形成“弱勢累積”。因此，全國性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固然重要，但區域性，尤其是地市一級的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更具有地區指導意義。城鄉層面，人口規模減小伴隨工業化、城鎮化，農村年輕人口持續離土出村不回村，與鄉土聯結愈發疏離。以往留守老人、留守兒童作為農村人口主體，但隨著“農二代”“農三代”舉家遷移趨勢顯著，現階段越來越多的農村只剩下留守老人，育齡人群及青少年群體減少，不可避免地造成鄉村衰落，農村在實現幫扶脫貧致富后，農村老年人因病返貧，甚至貧困化的隱患客觀存在，并將直接影響到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搶抓“十四五”應對窗口期，打好戰略戰術兩張牌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我國已進行多項政策布局，如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研究“一老一小”整體性解決方案、出臺教育“雙減”政策等等。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明確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我國人口發展戰略方向明確、路徑清晰、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十四五”時期人口拐點剛剛到來，對經濟社會影響程度還不深，需搶抓這一戰略窗口期和政策儲備期，保持戰略定力，優化政策安排。

（一）戰略上保持定力，戰術上靈活機動

宏觀戰略上需保持政策穩定性和長期性。人口負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其正負向影響都是客觀存在的，需辯證看待，既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視。在此基礎上，保持政策穩定性和延續性，將人口、老齡、托育、社會保障、家庭政策等相銜接，形成政策合力，共同釋放政策效益。

微觀戰術上需保持政策靈活性與包容性。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地方意愿、鼓勵地方結合本地實際創新政策路徑，如鼓勵地方出臺育兒假、生育補貼、普惠托育等“一小”政策，完善養老保險、長期護理保險、普惠養老等“一老”政策。此外，應及時評估政策效果，科學優化。

（二）深化關鍵領域改革，構建年齡友好型住房政策體系

從個體角度看，住房是影響生育、養育、教育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家庭最大的成本支出。從社會角度看，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柱性產業。我國住房制度是在年輕型人口結構時建立的。人口負增長會導致住房增量需求下降、存量供給增加。經過近年來房地產快速發展，除部分超大城市外，大部分地區房地產供求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越來越多地區出現結構性過剩和行業性風險。“十四五”時期應在住房規劃設計、買賣、租賃、物業管理等全流程各環節，建立年齡友好型住房制度，促進價格合理回歸，減輕育齡群體生育、養育、教育和家庭養老負擔。

可以在政策性住房保障體系中納入家庭人口負擔等級評分體系，以家庭為單位，通過個稅抵扣、梯度補貼、提高貸款額度等途徑予以三孩家庭購買首套房、租房優惠。堅持“房住不炒”原則，對因工作變動、老年人口遷移（比如異地養老）等合理性購房需求，采取更為精準靈活的限購政策。鼓勵子女和父母就近居住，在新建項目、城市更新中增加養老、托幼設施建設，大力發展適老化建材、家居、飾品、輔助器具制造業，對居家適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分級分類補貼，強化社區養老、托幼服務政策支持，修改物業服務指導目錄和收費標準，讓物業管理制度順應“一老一小”的客觀需求。統籌住房政策與居家養老服務政策，強化社區支持下的居家養老服務與全齡友好社區建設的有機銜接。

（三）強化都市圈層面的資源統籌，構建城鄉、區域均衡發展新格局

要進一步強化都市圈在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中的協同作用，鼓勵都市圈內人口和資源合理流動，加強各大都市圈之間政策統籌，避免“惡性競爭”，導致人口下降和流動虹吸效應雙重疊加帶來的沖擊。對于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等相對成熟的都市圈，要放眼全球，強化國際合作交流，著力引進高素質人才。對于主要以東、中部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形成的快速發展型都市圈，要著力加強都市圈內部各類要素的循環，持續提升都市圈的輻射力。對于主要以中西部省會城市形成的培育型都市圈，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扎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扎實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建立鄉村振興長效機制，吸引人才回鄉創業、就業，留住人才，走出一條“產業轉型、人口優化、城市更新、鄉村振興”有機統一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