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與我們黨的作風水火不容，對于黨的事業的消極作用不容小覷。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通常表現為“蜻蜓點水”式調研、“欽差”式調研、“被調研”“嫌貧愛富”式調研，等等。究其成因，主觀因素包括部分黨員干部自身的思想覺悟不高、工作方法不科學，客觀因素主要是體制不健全、紀律有缺失等。對其辨證施治，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從加強黨員干部思想教育、理順調研制度、明確紀律要求等多個方面著力，方能有效杜絕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
關鍵詞:調查研究 形式主義 作風建設 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D261 【文獻標識碼】A
調查研究作為我們黨的傳家寶，是黨干事創業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這些中國共產黨人耳熟能詳的至理名言，生動形象地闡述了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黨的二十大明確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帶頭深入調查研究，撲下身子干實事、謀實招、求實效”[1]。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成為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調查研究是領導干部撲下身子深入一線把脈問診、問計于民的有效途徑，是發現問題、解決難題的可靠方式。因此，必須警惕和杜絕調查研究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確保調查研究真實、正確、高效。
表現形式
黨員干部深入一線和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秀傳統，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科學工作方法。調查研究成效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發展問題能否解決、黨群干群關系是否密切。因此，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避免形式主義的滋生。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告誡全黨“調查研究千萬不能搞形式主義”，還深刻總結了調查研究中經常出現的形式主義的四種表現形式，有“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點水’式調研”，有“做指示多、虛心求教少的‘欽差’式調研”，有“調研自主性差、喪失主動權的‘被調研’”，有“到工作成績突出的地方調研多、到情況復雜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調研少的‘嫌貧愛富’式調研”等等。[2]深入剖析這些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對我們正確開展調查研究和不斷開創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其一，“蜻蜓點水”式調研。這種調研形式主要表現為部分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流于形式，不觸及實質問題，在調查研究中淺嘗輒止、走馬觀花，在解決實際問題時隔靴搔癢，使得調查研究難以真正服務決策、解決問題。有的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人到心不到”，不深入群眾中間傾聽群眾的訴求和呼聲，始終和群眾保持距離。有的黨員干部盡管主觀上沒有敷衍了事的不良心態，但缺乏深入洞察事物、深入分析問題的能力，導致調研過程中只能看到淺層次的表象，看不到深層次的問題，提不出有建設性意義的意見和對策。“蜻蜓點水”式調研的不良后果，就是發現問題不及時、解決問題不出力，對基層實際不能全方位、多角度的進行把握，使得問題得不到實質性解決。
其二，“欽差”式調研。所謂“欽差”式調研，主要表現為部分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自視甚高，不屑于了解基層實際情況，在調查研究中頤指氣使、呼來喝去，在解決實際問題時因循守舊、照本宣科，使得調查研究成為“作指示”“搞指導”的空架子。部分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事前要求、事后吩咐，帶著“尚方寶劍”下基層，處處強調自己的領導派頭，彰顯高人一等的地位，調研的過程要層層陪同、前呼后擁，走規劃路線、看裝飾“盆景”、聽專業座談，對于基層的真實情況一知半解，導致問題看不清、情況摸不準，更遑論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這些形式主義的做法使得領導干部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很難看到基層的真實情況，自然也取不到“真經”，成為“欽差”式的調查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對這種“欽差大臣”做派深惡痛絕，曾嚴厲地指出 “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3]
其三，“被調研”式調研。所謂“被調研”，其主要表現為部分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的環節中存在滯后性，被動地完成調查研究任務，在調查研究中緣木求魚、刻舟求劍，在解決實際問題時隨波逐流、得過且過，使調查研究與現實情況脫節。部分黨員干部的調查研究只是為了應付上級的檢查，因此，上級不要求的一概不做，調查不主動、研究不深入，最終導致相關問題的材料收集得很齊全卻無人問津，調研者把調研任務完成后簡單匯報以交差了事，對于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毫無作用。這些黨員干部調研前不認真準備，缺乏周全詳實的調研方案和調研目標，被動開展調研，致力于完成上級的指示安排和領導部署，走一步看一步，想一出是一出，導致調查研究成為即興發揮的“提線木偶”，沒有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
其四，“嫌貧愛富”式調研。“嫌貧愛富”式調研的主要表現為部分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有側重、有選擇，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在調查研究中拈輕怕重、挑肥揀瘦，在解決實際問題時瞞憂報喜、避重就輕，使得調查研究成為“表彰大會”，問題難題得不到真正解決。部分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熱衷于到成績突出的模范村、先進縣，而不去條件艱苦、環境復雜、矛盾突出的地區調研，寧愿“舍近求遠”也不愿“跋山涉水”，在調查研究中對于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難題不聞不問，沒有能夠充分利用調研的機會將后進地區落后的“病因”找準，最終使調查研究的結果既不能“治標”也不能“治本”，成為了“推不開”“立不住”的一紙空文。
成因分析
以往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對當前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調查研究是解決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的重要途徑，黨員干部必須要真正落實調查研究的各項要求，做到“深問、細察、多思”，通過調查研究打開符合當前發展需要的新局面。因此，解決調查研究中存在的形式主義成為當務之急，這就需要分析調查研究中形式主義的成因。其成因主要聚焦于兩個層面，就主觀而言，部分黨員干部思想認識不到位、工作方法不科學成為誘發形式主義的重要原因，而客觀主要受體制不健全、紀律有缺失等因素的影響。
主觀成因：黨員干部自身的思想覺悟不高、工作方法不科學
首先，部分黨員干部思想覺悟不到位是調查研究中出現形式主義的重要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4]思想覺悟高不高直接影響調查研究的成效，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勢在必行。部分黨員干部思想覺悟不高導致其自身的政績觀、事業觀出現了錯位和偏差，在調查研究中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背離了黨的性質和立場，導致調查研究中形式主義的現象屢禁不止。部分黨員干部認識不到調查研究對于解決發展問題的重要作用，調查研究流于表面，認為自身專業知識足以應付各種情況，制定政策和進行決策的過程中想當然的“生搬硬套”。有的黨員干部覺得平時的工作十分繁忙，沒有時間與精力去進行調查研究，進行調查研究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到一線和基層隨便走走，應付交差。有的黨員干部覺得調查研究可以展示自己的政績，因而在調研過程中大力宣傳，通過各種媒介讓自身的工作處處留痕，為日后晉升留下證據。這些都是黨員干部思想覺悟不高的表現，直接導致形式主義在調查研究中滋生蔓延。
其次，部分黨員干部工作方法不科學是調查研究中出現形式主義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毛澤東同志說：“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5]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用好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重視聽取各方面意見包括少數人的意見、反對的意見，立體式地進行分析、三思而后行，防止自以為是、一得自矜。”[6]但是，在開展調查研究的過程中，部分黨員干部常常自以為是，對于調查研究的程序、途徑、方式方法缺乏科學認識，盲目調研，在確定調研問題、選取調研地點、設計調研方案、開展實地調研、分析調研數據、應用調研成果等流程中大包大攬，不進行比較對照，我行我素，最終讓調查研究似是而非，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這些都是部分黨員干部調研方法不科學的表現，對于調查研究成效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客觀成因：制度不健全、紀律有缺失
首先，有關調查研究的制度尚存在不足之處，部分黨員干部在調研過程中就容易“鉆空子”“搞變通”，讓調查研究淪為形式主義的表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制度有些還不夠健全，已經有的鐵籠子門沒關上，沒上鎖。或者柵欄太寬了，或者柵欄是用麻稈做的，那也不行。”[7]制度不夠健全也包括調查研究制度在內。完善的機制是黨員干部正常開展調查研究的前提，對于調查研究做得好的黨員干部應有相應的激勵，而對于那些調查研究中存在形式主義的黨員干部則須有懲罰舉措。這樣，才能確保黨員干部認真對待調查研究，保持其開展調研的熱情和動力。
其次，紀律有缺失是調查研究過程中形式主義頻頻露頭的重要因素。紀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黨的紀律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完成黨的任務的保證。”[8]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如果紀律有缺失，扎扎實實的調查研究就可能難以真正開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出臺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等黨內法規明確了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紀律，但是針對某些具體問題的配套紀律還存在一些缺失。就調查研究而言，對存在的形式主義缺乏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紀律要求，只能依靠黨員干部的工作紀律進行約束，這樣就會讓部分人找到可乘之機。同時，對于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相關的紀律較為寬松，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調查研究中形式主義的存在土壤，這也會使部分黨員干部存在僥幸心理，缺乏對紀律的敬畏之心而明知故犯，導致形式主義在調查研究中反復出現。
解決對策
重視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鑄就百年輝煌成就的一條寶貴經驗。早在1930年，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強調“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9]。黨的百年征程沒有離開過調查研究，新時代新征程更需要扎實有效地推進調查研究。只有不斷進行調查研究，才能夠幫助我們在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做出正確的決策，確保正確地貫徹落實。作為獲得真知灼見的源頭活水，調查研究能夠有效應對新時代新征程上的各種風浪考驗，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因此，要徹底杜絕調查研究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必須從堅持問題導向、加強黨員干部思想教育、理順調研體制、明確紀律要求等多個方面著力，確保調查研究能夠為推進新時代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堅實的推動力。
第一，解決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導向是始終貫穿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重要觀點。為了杜絕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黨員干部必須樹立問題意識，敢于發現問題、善于解決問題。樹立問題意識，就要求黨員干部對調研對象事先有全面整體的把握，從而做到有針對性、有明確目標地開展調研活動，并在調研過程中主動地尋找問題、敏銳地發現問題；敢于發現問題，就要求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要承認問題而不是否定問題，要直面問題而不是逃避問題；善于解決問題，就要求黨員干部通過科學的分析、深入的研究，找到問題的癥結并及時解決。不能任由問題自由發展以至于積重難返，不能因問題難以解決而對其刻意回避，讓小問題變成大問題。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只有堅持問題導向，能夠發現問題、承認問題、直面問題、解決問題，知其道而行其道，才能有效避免形式主義的出現。
第二，解決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要加強思想教育。加強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是有效防止其在調查研究中搞形式主義的重要途徑。調查研究中出現形式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部分黨員干部放松了對自身思想的改造，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偷懶耍滑、投機取巧，沒有克服消極思想的影響。要想徹底杜絕形式主義，就需要不斷加強思想教育，通過思想境界的提升改造黨員干部的主觀世界，讓其在思想水平和理論深度上對調查研究產生深刻認識。思想教育越徹底，黨員干部的自身免疫力就越強大，對于形式主義滋生的抵抗力也就越強大。同時，黨員干部應時刻牢記自身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職責與使命，做到自我革命與自我提高，破除自身“心中賊”，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自覺抵制形形色色不良思想的誘惑，充分認識到調查研究對于黨和國家事業的積極意義，做真正的調查研究，以此力戒形式主義的出現。
第三，解決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要建立健全調研制度。制度是管長遠、管根本的，調研制度的不斷完善可以有效防止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時敷衍了事，搞形式主義。早在2011年，習近平同志就專門針對這一問題指出：“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證調查研究經常化。”[10]為解決黨員干部開展調查研究時相關體制機制操作性低、關聯性差等問題，應通過建立健全調研制度，出臺關于調查研究的各項實施細則，為黨員干部的調查研究工作提供程序化指引。要針對調查研究的前置程序、主要過程、基本環節、保障措施等對其機制加以研究完善，明確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的“負面清單”，通過健全激勵和懲戒機制，鼓勵黨員干部扎實開展調查研究；還要理順調研前、調研中、調研后的關系，統籌問題機制和工作機制，采用蹲點調研、隨機調研等方法，完善調研反饋、考核評價等體系，增強調查研究的針對性及實效性，以理順調研制度破解調查研究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問題。
第四，解決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要明確紀律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11]要落實和鞏固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果和要求，讓紀律規矩嚴起來，努力形成貫穿調查研究全過程的紀律檢查和監督環境，促使黨員干部始終保持高度警惕，自覺杜絕形式主義的滋生蔓延。同時，還要認真落實中央各項規章制度及精神，讓調查研究實起來，不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等形式主義。黨員干部要以上率下，堅決正風肅紀，自覺約束自身。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通過處置反復出現的問題警示黨員干部，讓其引以為鑒。此外，還應對屢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形式主義者加大懲處力度，嚴格執法執紀。這些舉措能夠有效清除調查研究中滋生形式主義的土壤。
新時代新征程，黨員干部在調查研究中要堅決杜絕形式主義的出現，敢于聚焦真問題，善于解決“硬骨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調查研究要注重實效，使調研的過程成為加深對黨的創新理論領悟的過程，成為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過程，成為推動事業發展的過程。”[12]只有堅決消除形式主義，才能不斷提升調查研究的質量，讓調查研究的成果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貢獻智慧和力量。
【本文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重點課題“中共黨史視域下的新時代黨的建設基本問題研究”（項目編號HS2022DJ001）階段性成果；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王澤盛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6頁。
[2]習近平：《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求是》，2019年第19期，第4-15頁。
[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1頁。
[4][6]習近平：《努力成為可堪大用能擔重任的棟梁之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26頁。
[5][9]《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頁、第115頁。
[7]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81頁。
[8]《中國共產黨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1頁。
[10]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黨建研究》，2011年第12期，第4-8頁。
[11]習近平：《嚴明政治紀律，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31頁。
[12]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14頁。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