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大科學時代，提升基礎研究水平成為我國的重要科技戰略目標，也成為贏得未來的關鍵。大科學時代具有協同性、開放性及系統性等特征，形勢和需求對基礎研究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凸顯了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必要性及其未來潛在來源的重要性。因此，探討大科學時代對基礎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分析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在研發目標、組織形式和研發路徑方面的轉變，深度探索基礎研究投入的潛在路徑，提出加強其多元投入的措施建議，具有極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大科學時代 基礎研究 多元投入 路徑探索

【中圖分類號】G3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9.005

【作者簡介】吳楊，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科技政策、科研管理。主要著作有《融合與激蕩：復雜關聯中的知識創新》、《大數據政策文本與現實的偏差及完善路徑研究》（論文）、《中美兩國基礎研究社會捐贈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論文）等。

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對基礎研究產出的影響越來越大。必須深化基礎研究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好制度、政策的價值驅動和戰略牽引作用。要穩步增加基礎研究財政投入，通過稅收優惠等多種方式激勵企業加大投入，鼓勵社會力量設立科學基金、科學捐贈等多元投入，提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其聯合基金資助效能，建立完善競爭性支持和穩定支持相結合的基礎研究投入機制。”可見，大科學時代的到來，不僅加速科學前沿的突破、信息技術的拓展，也要求科學研究“大兵團作戰”服務國家戰略。因此，大科學時代不僅要擴大基礎研究投入規模，更要加快構建基礎研究多元投入格局。

研究現狀

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的特點。首先，隨著世界進入大科學時代，學者們開始從不同角度闡釋基礎研究現狀、特點及重要作用。方復全從機構設置、支持政策、項目布局的視角出發，提出基礎科學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1]吳博等人從歷史視角對大科學時代、大科學體制、大科學研究、大科學設施的概念形成與發展進行了對比研究，剖析了大科學研究的學科領域、組織形式與動力機制。[2]呂建從時代背景出發，對大科學時代的顯著特征、主要表現以及基礎研究的體制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3]鄭慶華從“卡脖子”難題出發，對大數據時代基礎研究的組織化程度、人才培養、研究難點、系統布局等進行了系統論述。[4]張杰從研發周期的視角提出，基礎研究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是幾乎沒有功利驅動的科學研究，需要創新考核體制機制。[5]盛朝迅以新發展格局為依托，分析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產出、人才培養、設施與環境等方面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異同。[6]高瑞平通過分析時代給予的歷史機遇與國內發展的現實需要，提出科技創新離不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7]朱煥煥認為，基礎研究本身的公共品屬性導致企業對于基礎研究投入有天然的“惰性”，如何激勵更多企業從“愛迪生象限”向“巴斯德象限”躍升，是我國企業未來創新的重要內容。[8]

其次，一些學者從現狀、問題、措施等角度闡述新時代我國基礎研究的改革措施。包成剛等認為，構建校企創新聯合體并持續加強基礎研究多元投入是我國促進協同創新的重要一環。[9]陳旭東通過對我國基礎研究的投入現狀及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了優化基礎研究投入結構的對策建議。[10]李娜娜對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的多元投入主體、客體、過程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述。[11]

我國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現狀分析。很多學者認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引導我國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重要途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探索基礎研究多元投入機制方面已有一定實踐。李正風等人從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結構的角度出發，明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撬動基礎研究多元投入有重要作用。[12]李穎通過對聯合基金的實質屬性及進一步發展完善所面臨的困境進行論述，指出構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多元化投入機制是保證基礎研究快速發展的重要舉措。[13]于璇等人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聯合基金“四個平臺”作用的視角出發，對基礎研究的多元化投入機制進行了深入探討。[14]武晨簫等人基于聯合基金的案例分析，探討了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內在邏輯和未來挑戰。[15]

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國際比較。一些學者通過國際對比研究，分析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差距，并為我國提出措施建議。陳強等人通過分析二戰后美國的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結構，為我國如何完善基礎研究多元投入機制提出了啟示及建議。[16]錢萬強等人通過探討分析美、日、德、俄、韓等發達國家對于基礎研究的投入、管理及發展策略，從而為我國基礎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建議。[17]李夢茹等人通過對美、德、俄、英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情況進行總結對比，探析了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在基礎研究中的關鍵作用。[18]農工黨中央在相關提案中指出，我國R&D（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我國的多元投入機制有待完善。[19]科技日報評論員通過基礎研究經費占經費總量的中外國際對比，提出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離不開社會力量的參與。[20]侯媛媛在對美國基礎研究投入機制進行梳理分析的基礎上，為我國如何強化基礎研究的多元投入機制及如何優化基礎研究系統布局提供了啟示及建議。[21]紀玉偉等人對中國與其他創新型國家的基礎研究經費投入進行了現狀及政策層面的對比研究。[22]

大科學時代的特征

“大科學時代”的定義。“大科學時代”的定義隨著歷史演進而不斷變化。“大科學”的概念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1961年，美國物理學家溫伯格首次提出“大科學”（Big Science）概念，用以取代“大型科學”（Large-scale Science）一詞，他認為大科學是規模很大的一類科學研究項目，是科學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23]1962年6月，美國耶魯大學科學史專家普賴斯教授發表了以《小科學、大科學》為題的演講，提出二戰之前開展的科學研究應該歸屬為“小科學”，二戰后則邁入了“大科學”時代。[24]原因在于“小科學”的科學研究活動主要依靠科學家個人發起或開展，參與人員或群體較少甚至只有一個，主要通過傳統科層管理模式保證活動進行；“大科學”時代的科學研究活動則需要大規模、大投資、跨學科，參與人員或群體數量龐大，需要系統化的管理模式來保證科研項目的持續運轉。“大科學”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大科學工程”，指需要對建設和運維大型研究設施投入大量資金的科學研究工程；二是“大科學計劃”，即需要跨學科合作的大規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學研究項目。[25]

2016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B20）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主席提出：“我們將力爭在重大項目、重點方向率先突破，積極牽頭實施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26]此后“大科學”一詞在我國逐步受到重視。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被看作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和科技創新競爭力的重要標尺。對于我國來說，領導和組織這些計劃與工程，是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和整體科技實力的重要舉措之一，能夠有效增強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支撐力量。因此，結合大科學的發展特征可以看出，大科學時代是指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科學和技術得到極大促進，戰爭中應用的各項新興方法和技術在戰后逐漸被人們總結與發展，推動科學進入的全新發展階段。

“大科學時代”的特征。大科學時代是隨著學科前沿不斷突破、學科范圍不斷擴大、科技在國家競爭發展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而產生的結果。同時，科學共同體、政府、企業等利益相關方共同豐富和拓展了大科學時代的創新體系。因此，大科學時代的特征可以總結為協同性、開放性、系統性三個方面。

第一，大科學時代的協同性。大科學時代之“大”主要表現為參與群體規模大、科學問題難度大、研究結果產生意義大。大科學時代參與科學研究活動的群體多，科學研究不再是單一個體研究者或實驗室能夠承擔的任務，而是需要大規模人員參與、分工合作才能完成。大科學時代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難度大，很多研究課題并非單一研究領域的團隊或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大科學時代的科學研究結果對社會影響深遠，一些研究能夠對科學發展產生劃時代的影響。因此，大科學時代的科研活動需要頂層謀劃、統籌部署、分工明確、協同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協同，最終演化形成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兩種組織模式。

第二，大科學時代的開放性。在大科學時代，基礎科學與技術科學彼此之間打破知識壁壘，開放融合、相互滲透，需要研究的命題也不再是單一學科領域的問題，而是多學科交叉，極具綜合性；此外，跨國、跨組織、跨部門之間的研究項目越來越多，需要不斷進行信息交互、開放與合作，要想成功攻關一個科研項目，需要整合不同領域的資源，協調眾多合作組織。可見，無論是科研命題領域，還是推進實施角度，都體現著大科學時代的開放性。

第三，大科學時代的系統性。在大科學時代，科學日趨呈現出高度的分化和融合，其市場化、社會化、國家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也逐漸凸顯，科學不再是簡單的二維知識點，而是一個門類眾多、層次分明、結構復雜的三維知識系統。在大科學時代背景下開展的眾多科研項目，因其耗資巨大、設備復雜、參與主體龐雜，項目實施和管理都需要系統規劃，因而呈現出復雜的系統特性。

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的變化

科研目標的變化。最初的基礎研究主要是由科學家好奇心驅動的、沒有明確目的的自由探索，而大科學時代的基礎研究由科學探索轉變為服務國家戰略的前沿領域的開拓。我國的基礎研究政策于1995年進入服務國家目標階段。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明確了基礎研究的地位，指出“在當前一個時期，基礎性研究要把國家目標放在重要位置”。接下來又有多個政策文件出臺，來強化國家戰略導向的基礎研究的重要性。2001年，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印發《關于加強基礎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我國基礎研究的發展要加強國家戰略需求和國際科學前沿的結合，攀登世界科學高峰，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提供戰略性、基礎性、前瞻性的知識人才儲備和科學支撐”。2022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加強規劃和部署，推動基礎研究自由探索和目標導向有機結合”[27]。一系列政策、舉措的實施表明，大科學時代，我國的基礎研究逐漸趨向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科學前沿領域探索。20世紀末，世界其他國家也開始將基礎研究的開展與國家戰略緊密結合，美國根據全球科技發展趨勢和本國經濟社會問題的需要，提出了戰略部署的科技計劃，如“網絡與信息技術研發計劃”“腦科學計劃”“精準醫學計劃”等[28]；日本根據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調整科研管理機構、基礎研究投入機制、科研優先發展領域和人才戰略，于1996年先后制定四期“國家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從根本上增強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基礎研究實力；德國非常注重大型科學項目的發展和投資，持續地投入大型科學工程和重大科學基礎設施建設，這為德國在基礎研究領域取得持續突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9]這些都表明，大科學時代的基礎研究需要破解核心技術難題并緊密服務國家戰略。

組織形式的變化。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組織形式由小團體的創新轉變為大兵團有組織的研發。傳統基礎研究基本處于單兵作戰或者小團體研究，具有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等特點，缺乏系統的策劃和組織。大科學時代則要求基礎研究活動的組織實施更具復雜性和系統性，個體或小團隊轉變為有組織的科研攻關，基礎研究必須向更集成、更交叉、更實用的方向發展。例如，我國依托國家實驗室、科研機構、研究型大學、科技企業，開展各種多學科交叉的基礎研究攻關項目和有組織的基礎研究活動，實現大兵團作戰。可見，大科學時代的基礎研究需要大規模團隊的聯合攻關。

研發路徑的變化。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研發路徑由單一科研路徑轉向多樣開放的科研路徑。以往科研路徑的順序主要是“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應用研究”，進入大科學時代之后則逐漸形成“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應用研究”“應用研究—核心技術—戰略性基礎研究”“數據驅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三者共存的科研路徑。尤其是“數據驅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路徑是大數據時代的產物，其研究目標并不在于發掘或證實某項科學理論或假設，而是要獲取研究對象的大量數據。《科學》雜志發文指出，人類基因組測序的成功標志著“大科學”生物學時代的來臨。[30]獲取的海量數據可以在生物學的其他領域尤其是遺傳學得到廣泛應用，這是“數據驅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最好實證。由此可見，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基礎研究的研發路徑呈現了多種形式且開放并存。

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潛在來源

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必要性。首先，大科學時代，結合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而開展的基礎研究投入大、復雜程度高，通過增加多元化投入可以有效緩解國家巨大的科研經費壓力。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不再是基于個人的好奇心或興趣愛好等開展的偶發性科學研究行為，而是國家根據國際科學發展趨勢以及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瓶頸問題作出的宏大部署，目標明確、針對性強、規劃清晰，是主要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科學前沿領域探索。這一類研究復雜程度高、經費投入力度大，完全依靠國家財政的大規模投入不僅壓力巨大，在每年財政收入相對固定的情況下，也勢必影響或壓縮國家財政對于其他領域科研活動的投入。構建合理的基礎研究多元投入機制，將有效緩解國家財政的巨大壓力。

其次，大科學時代，跨領域、跨學科的基礎研究要求有組織、有體系地實施科研活動，通過多元化投入有效激發多元參與主體的動力和活力。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不再是基于個體或小團體的封閉式研究形式，而是多學科、多領域交叉的科學活動，參與的學科、人員、設備十分龐雜，需要系統地組織和推進攻關，引入科學、有效的動態激勵考評機制，實行系統化管理模式。通過這種強聯合、強組織、強激勵的方式，吸引多元主體主動加強基礎研究多元投入，利用系統性賦能的功效激發多元主體在基礎研究中煥發嶄新的生機和活力。

最后，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多樣開放的研發路徑，推動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互補互促，通過多元化投入可以有效促進知識的轉化和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研發路徑不再是單一的通過技術創新作用于應用研究，而是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甚至通過數據驅動反作用于基礎研究或應用研究。研究路徑的多樣化和開放性使得基礎研究的準入門檻不再局限于高校或科研院所，具有實力的企業或個人等社會力量都可以加入。這充分拓寬了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渠道，可以有效利用市場反饋形成全新的商業化路徑，推動知識的創新、應用、轉化和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

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潛在來源。當前，我國科技戰略規劃對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相關問題極為重視。2018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提出“建立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鼓勵社會以捐贈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續穩定投入機制。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基礎研究，提升科技投入效能。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現階段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來源結構單一，2021年政府基礎研究投入占比約90%，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占比約9%；[31]2021年基礎研究政府投入中來自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比例分別為63%和37%。[32]縱觀其他創新型國家，大多數國家的基礎研究呈多元投入模式：政府主導、企業和非營利機構各方參與，實現了基礎研究投入機制的多元化發展。例如，2020年美國基礎研究經費為1118.9億美元，其中聯邦政府投入占41%，企業占34%，其他非盈利組織占9%，州政府占3%。[33]因此，我國應將地方政府、企業以及社會捐贈作為未來基礎研究投入的潛在來源。

第一，地方政府是未來基礎研究投入的重要支撐。各個地方的財政經費投入是基礎研究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但目前在基礎研究投入中，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投入結構失衡，中央財政的投入占絕大部分，而地方政府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明顯不足（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雖然地方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中央財政仍然是目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的主要來源。例如，2021年地方財政對基礎研究的總投入最高為417億元，而中央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投入為721億元，接近地方財政對基礎研究投入的2倍。地方財政是科研投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大地方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是提升我國基礎研究投入規模的重要途徑。

2012～2021年，中央財政對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在全國基礎研究經費中的比例始終遠遠高于地方財政對基礎研究投入在全國的占比。2012～2021年，中央財政中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平均比例為84％；而地方財政中，基礎研究投入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平均比例為16%。2012年及2014～2016年中央財政基礎研究投入最高，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91%；地方財政投入最低，僅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9%。2019～2021年中央財政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比例逐漸降低至63%；地方財政投入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比例逐漸上升至37％（如圖2所示）。綜合來看，基礎研究經費的主要投入主體仍是國家財政，地方財政投入較低，二者相差比較懸殊。

地方政府作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強度，優化科研經費內部結構，實現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動態平衡，已經成為提高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保證、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以及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內在要求。在我國地方財政科技投入中，三類研究經費投入結構失衡。基礎研究經費不僅增長較慢，其占研發經費的比例也最低。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發布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決算表》中將“科學技術”支出劃分為“科學技術管理事務、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研究與開發、科技條件與服務、社會科學、科學技術普及、科技交流與合作”等八類支出，其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研究與開發這三類是科學研究的主要支出。2021年，我國地方財政對上述三類的研發投入為2663.52億元，其中應用研究投入340.49億元，約占三類研發總投入的13％；技術研究與開發投入1906.16億元，約占三類研發總投入的72％；基礎研究投入為416.87億元，約占三類研發總投入的16%（如圖3所示）。地方基礎研究經費占其研發經費比例最低，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例如，2016年美國州政府財政科技投入中，基礎研究經費所占比例達到26％。[34]由此可見，與發達國家的地方財政投入結構相比，我國地方財政投入結構亟待優化。因此，優化地方政府的研發投入結構，提高地方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是推動地方基礎研究發展的關鍵。

第二，企業是未來基礎研究投入的主要力量。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比例較低，但具有較好的增長態勢。2012～2021年，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平均比例為3.5%。其中企業基礎研究經費在2020年和2021年增長最快，從2019年的50.8億增長到2020年的95.6億，增長了88%；又從2020年的95.6億增長到2021年的166.8億，增長了74%。2021年，企業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比例是近10年來最高的一年，達到9.2%（如圖4所示）。

在發達國家，企業是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重要主體。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的企業基礎研究經費在其本國基礎研究經費中均有較高占比，其比例在15%～60%之間。美國企業的基礎研究經費從2011年的133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417億美元，增長了2倍，占其本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比例由2011年的18％增長到2020年的35％；日本和韓國的企業2020年基礎研究經費占比分別在46%和58%。2018年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經費占基礎研究經費比例最高，占比為3.8%（如圖5所示）。可見，我國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全國比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相差甚遠。

第三，社會捐贈是未來基礎研究投入的新興活力。從捐贈領域來看，我國捐贈主要投入領域按捐贈額大小依次為教育、扶貧與發展、醫療健康、人群服務、公共事業、文化藝術和體育、減災救災、生態環境和科學研究與倡導等九個領域。2016年起，我國才明確將“科學研究與倡導”納入慈善捐贈領域之內，而且其接收的捐贈額度占總額度比例最低，2016～2019年，接收捐贈額度分別為22億元、15億元、19億元和30億元，四年平均經費為21億元，其在總捐贈額度中的平均占比是2%，是所有捐贈名錄中占比最低的一項。2016～2019年，“教育”領域接收捐贈額度在捐贈總額度中占比最高，四年平均經費為423億元，占總捐贈額度的平均比例是30.5%。接收捐贈比例位于第二和第三的是醫療健康和扶貧與發展。醫療健康四年平均接收捐贈額為336億元，平均占比是24%；扶貧與發展四年平均接收捐贈額為323億元，平均占比是23%（如圖6所示）。可見，“科學研究與倡導”領域在總捐贈額度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基礎研究”領域接收的捐贈非常少。美國科研領域的慈善事業一直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其捐贈來源主要為慈善家和基金會，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都是基礎研究的主要支持力量。2011～2020年，美國私人非營利組織基礎研究捐贈經費占R&D經費比例均大于40%，十年平均值為47%；其次是法國，基礎研究捐贈經費占科研經費比例從2011年的41%下滑至2019年的37%，九年平均占比為37%；日本和韓國的比例較低，十年平均占比分別為22%和12%（如圖7所示）。而我國則缺少非營利組織對基礎研究投入的相關數據，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基礎研究投入渠道較為單一，忽視了社會捐贈在基礎研究發展中的作用。

我國慈善會和基金會數量龐大，能夠有效匯聚社會資本。但目前“科學研究”領域接收的捐贈在所有接收捐贈領域中數額最少，對基礎研究的捐贈更為稀缺，社會資本缺少對基礎研究的關注。因此，應將社會資本作為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潛在來源，鼓勵社會資本更多投入基礎研究領域。

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多元投入的路徑探索

建立促進地方政府增加基礎研究投入的機制，鼓勵地方政府設立“基礎研究聯合基金”。首先，增加對區域重大科學問題的投入。引導地方政府與國家相關機構設立“基礎研究聯合基金”，并增加基礎研究競爭性項目單項資助額度。鼓勵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基礎研究特色和優勢以及經濟發展情況，積極與國家相關部門合作設立“基礎研究聯合基金”，面向國家需求和科學研究的重點發展方向，資助某些特定領域的基礎研究，進而提高區域原始創新能力和基礎研究水平，輻射帶動周邊區域。堅持精細化分類原則，結合地方的實際需求劃分基金在不同時期的資助領域，引導相關領域和產業的發展與突破，順應地方的發展變化。其次，增加對有潛力的青年科研人才的資助。政府資助是青年科學家科研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助力，對青年人才的研究活動起著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35]應鼓勵地方政府實施人才引進計劃，加強對有潛力的基礎研究青年人才的引進和資助，對從事我國“卡脖子”技術、原始創新突破等領域研究的青年科學家提供長期穩定的經費支持。同時，對這類資助基金實行“嚴標準、高要求、長周期”的人才選拔制度和考核標準，主要考察候選人前期工作成果的前沿性以及未來研究方向的創新性。

提高企業自主投入基礎研究的積極性。首先，加快形成針對基礎研究的“特殊稅收”政策體系。國家稅務總局應制定針對基礎研究提供稅收優惠的具體措施。第一，對在“關鍵領域”進行基礎研究的企業加大加計扣除和加速折舊的優惠力度。針對國家亟需加強的原始創新領域，可將其企業基礎研究投入的加計扣除比例提升至100%～150%，進一步提升加速折舊比例、縮短折舊年限。[36]第二，企業基礎研究“借腦引智”的委托經費可申請稅收抵免。允許企業通過科技合同委托大學或科研機構，以項目合作或技術咨詢等方式解決在基礎研究中遇到的核心難題，產生的相關費用可申請65%的稅收抵免。在部分特殊情況下，如需購置單價較高的大型儀器設備、器具，或建立新實驗室、成立跨區域研究所等，可根據實際情況申請稅收抵免費用支出的75%或100%，從而有效降低企業基礎研究的投入成本，鼓勵企業通過協同機制開展基礎研究。

其次，完善對中小企業從事基礎研究的金融支持機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應聯合制定基礎研究金融專項支持計劃。第一，成立更多服務于中小企業基礎研發的科技銀行。借助政府大數據為科技銀行提供精準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評級功能，為科技銀行提供企業基礎研發發展狀況、研發水平、能力評級等相關數據。中央政府應加大科技銀行風險補償資金的投入力度，各省依據本地金融發展狀況設立風險補償比例，市、區政府可在此基礎上再為科技銀行提供財政補助、貸款補貼、利息補貼，對逾期貸款提供風險提前代償。第二，通過“科創板”[37]改善中小企業基礎研究“融資難”困境。形成多維指標導向的科創板上市規則，形成市值、基礎研發投入、利潤等多個因素按一定比例進行加成的多維指標。對科技創新型鑒定標準進行量化、細化，形成量化的科技創新指標，同時將“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投入金額的比例”作為“常規指標”進行考核。

引導社會捐贈的投入路徑設計。2018年我國發布《關于公益性捐贈支出企業所得稅稅前結轉扣除有關政策的通知》，規定企業只有通過指定機構捐贈，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可當年扣除，超過部分準予結轉以后三年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而直接捐贈則無法享受稅收優惠，說明我國尚未放開對企業捐贈的稅收優惠制約，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企業捐贈的積極性，對于大額捐贈或后期經營不善的企業來說，三年的結轉期過短，無法真正起到減輕企業負擔的作用。相比中國，美國企業的間接捐贈超出扣除比例部分可向后結轉5年扣除，直接捐贈也可按應納稅所得額的10%扣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對企業捐贈方式的限制。因此，我國可以考慮適度調整基礎研究領域的稅收優惠政策，以激勵企業向基礎研究項目和領域進行捐贈。其中，可以將間接捐贈的結轉期由三年延長至五年，同時允許企業直接捐贈以所應納稅所得額的12%進行扣除，提高企業對基礎研究領域捐贈的積極性。

注釋

[1]倪思潔：《筑牢創新根基：“深蹲助跑”如何發力》，《中國科學報》，2020年5月22日，第4版。

[2]吳博、周利民：《“大科學”的相關概念及發展演變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20年第9期。

[3]楊頻萍、王拓：《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如何“由大向強”》，《新華日報》，2023年3月7日，第10版。

[4]樊麗萍、吳金嬌：《堅持“兩條腿走路”，打牢基礎研究的基礎》，《文匯報》，2023年3月17日，第5版。

[5]金葉子：《專訪李政道研究所所長張杰院士：如何打造基礎研究“上海學派”》，《第一財經日報》，2022年8月4日，第A06版；張麗娟：《俄羅斯基礎研究長期計劃》，《科技中國》，2021年第6期。

[6]盛朝迅、易宇、韓愛華：《新發展格局下如何提升基礎研究能力》，《開放導報》，2021年第3期。

[7]高瑞平：《完善多元投入 加強協同創新——扎實推進新時期聯合基金改革與發展》，《中國科學基金》，2021年第S1期。

[8]朱煥煥、陳志：《新時期引導企業參與基礎研究的思考與建議》，《科技中國》，2020年第7期。

[9]包成剛、楊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聯合基金對高校科研體系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北京理工大學為例》，《中國科學基金》，2021年第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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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習近平出席B20峰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全文）》，2016年9月3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689036。

[27]吳家睿：《基礎研究的再認識》，《生命科學》，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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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產業統計司、科學技術部戰略規劃司編：《2022 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2年。

[32]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21年全國財政決算》，2022年7月28日，http://yss.mof.gov.cn/2021zyjs/。

[33]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NCSES), "InfoBrief (NSF 23-320)," April 2023, https://ncses.nsf.gov/pubs/nsf23320.

[35]萬勱：《美國政府對頂級科學家的資助研究——以國立衛生研究院為例》，《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22年第2期。

[36]當前我國采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75%的政策，同時將制造業企業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研發活動的儀器、設備按不低于企業所得稅法規定折舊年限的60%縮短折舊年限。

[37]“科創板”的科創屬性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常規指標﹢例外條款”的結構，包括3項常規指標和5項例外條款。

The Era of Big Science: The Diversified Investment Path Exploration of Basic Research

Wu Yang

Abstract: Entering the era of big science, basic research advance becomes China's strategic goal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key to win in the future. Featured by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system, the era of big science emphasis the higher demand for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which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and potential sources of diversified investment to basic research in future. Therefore, in the era of big science,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the new demands for basic research , to analyze its transformation in R&D goals, organization form and research approach, to explore its potential investment path, and to propose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ts diversified investment as well.

Keywords: the era of big science, basic research, diversified investment, path expl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