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礎研究本質上說是一個科技政策概念，源頭是科學，基本屬性被認為是純科學，但是其最初使用卻具有強烈的應用傾向。從“純科學”“應用科學”二分法對應轉變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二分法是科技政策意義上的語義轉化，也是基礎研究概念向純科學的回歸。雖然布什的思想不斷受到挑戰，基礎研究判斷標準更加多元化，范圍不斷擴大，更多人認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的關系像一個生態系統，但是線性模型并沒有被完全顛覆。長期以來，我國基礎研究的應用導向更加明顯，應用基礎研究等本應屬于應用研究范疇的概念也很早被引入政策實踐。“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和“目標導向類基礎研究”兩分法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在法律上正式將應用基礎研究納入基礎研究范疇。新發展階段，我國基礎研究需要堅持“兩條腿走路”，在強化國家戰略需求、提升基礎研究組織效率的基礎上，要重視和加強對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的支持。

【關鍵詞】基礎研究 純科學 應用基礎研究 自由探索 目標導向

【中圖分類號】F124/G3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9.002

【作者簡介】陳志，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科技創新政策、產業經濟、企業創新。主要著作有《經濟增長的資源障礙研究》、《中國企業的創新道路：特色實踐與政策演進》（合著）、《產業創新與競爭地圖研究》（合著）、《被“忽視”的產業政策——創新政策的演進與未來》（論文）等。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當前基礎研究已經成為科技政策的焦點，成為科技工作的重要事項。但是基礎研究這一概念從誕生之日起，內涵就發生著諸多變化，在不同制度環境、文化背景下，各個國家政府、科學家、企業家、工程師等相關主體的認識都不一樣，而且還不斷變化與反復。作為科技政策的重要概念和術語，它一開始與純科學、基本研究、好奇心驅動的科學研究、基礎性研究等緊密相關。隨著含義、范圍的不斷豐富與拓展，基礎研究的邊界又涉及或擴大到定向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戰略性基礎研究、目標導向基礎研究等概念。同時，科學研究本身的規律與趨勢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近年來，科學技術深度融合，很難區分什么是以興趣為導向的基礎研究，什么是以應用或目標為導向的基礎研究，更多政府把諸多技術領域的基礎問題納入基礎研究領域。大科學時代對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需求和依賴程度大大提升，實際上這也對基礎研究的支持范圍和組織方式造成了影響。一時間，概念理解的差異、理論與統計之間的鴻溝、支持范圍與正當性的拉扯，造成了基礎研究政策及科學政策一定程度上的混亂。本文并不試圖界定新發展階段基礎研究概念之本身。基礎研究作為政策性概念，我們更應該超越概念之糾纏，去審視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目標下，政府與社會需要針對哪些基礎研究活動（包括很難與基礎研究完全區分的應用研究）進行補強，形成什么樣的組織與治理體系去實現戰略目標下的科學突破。

概念起源：從萌芽到經典兩分法

基礎研究最核心的基因或者說概念的源頭是科學，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希臘被認為是近代科學的搖籃，其自然哲學為現代科學鋪平了道路。古希臘人不僅希望建立一種完美知識體系，更把對知識的推崇推向了脫離世俗的境界，變成純粹的“為學術而學術”。追求對自然的理解和認識，被認為是光榮而神圣的事業，實際應用則處于次要地位，這是希臘科學思想的典型特征，也是基礎研究基本屬性“純科學”特征的來源?？茖W（science）一詞最早見于14世紀，最初的含義是“知識”。隨著17世紀科學革命的發生，科學概念的內涵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式轉化為現代“培根”式，變為“對自然做一種基于實驗方法的理論研究”，至此，科學形成了以數學語言與實驗方法為主要支柱的近代學科框架。基于不同國家國情和科學共同體的具體需要，科學本身的內涵開始發生變化。

17世紀，歐洲各國學者對各自學科的“純粹性”和“實用性”開始區分，例如“純數學”（pure mathematics）和“混合數學”（mix mathematics），這被認為是先后由數學家阿德里安·范·羅門（Adriaan van Roomen）在1602年、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605年進行劃分的。在18世紀晚期，康德賦予自然科學“純科學”的地位，他認為自然科學是基于對自然界的“先驗”概念化。最終在19世紀早期，“純科學”（先驗的，必然、不可改變的真理）與“應用科學”（依賴于經驗證明，是有條件的）被明確劃分，這種二分法一開始就不僅是學科發展的需要，而更多的代表了一種科學的等級化，即“純科學領先于應用科學”。標志性人物是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他在編纂《大都會百科全書》時受到康德先驗哲學的啟發，正式引入并確立了這個二分法（Kaldewey et al., 2018, pp. 38-42）。這為后續概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為科技政策概念的形成：從應用到回歸純科學

19世紀后，伴隨著科學活動越來越建制化，科學的組織性、體制化進一步加強，出現了“產業研究”（industrial research）等新詞匯，政府、科學界、產業界都非常關注探索知識的活動，開始用“研究”（research）來代替“科學”（science）。作為身份的象征，純科學被用來描述科學家所進行的工作，位于科學活動等級的頂端，反映了一種純潔和高貴的感覺，這讓從事日益重要的產業和工程領域研究的人員難以接受，并逐步引入替代術語“基本”（fundamental）和“基礎”（basic），以避免因為其研究相對于純科學可能的不純潔的含義而遭到貶低。在19世紀初，美國的媒體和雜志上出現了“fundamental research”，德國也出現了“Grundla-genforschung”，這都是基礎（本）研究的意思。相關概念的提出在美國最初出現在農藝學中，指的是解決育種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植物生理學方面的基本問題；德國是在數學領域提出的，指的是數學邏輯問題的一些基本證據（Kaldewey et al., 2018, pp. 13-17）。非常明顯，此時基礎研究概念與純科學并不對應。

基礎研究成為政策性概念幾乎同時發生在20世紀初的英國和美國。美國農業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當時在科學研究中舉足輕重，1915年，美國國會就美國農業部的預算問題舉行了聽證會，首次將“基礎”（basic）和“研究”這兩個詞串聯起來，用來描述農業部的職能。1916年英國成立科學和工業研究部，意涵基礎研究主要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工業研究（Pielke, 2012, pp. 343-345）。顯然，此時的基礎研究仍然并非指純科學，更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而是指服務于具體目標的基礎工作。

從“純科學”“應用科學”二分法正式轉變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二分法是科技政策意義上的語義轉化，其標志是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的開創性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科學知識生產對國家發展和軍事應用的重要性凸顯，美國成立了國家研究委員會，開始從國家層面對科學活動進行干預和支持。二戰期間，美國在很短時間內實施了“曼哈頓計劃”等代表性項目，基礎研究快速轉化為應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二戰后美國科學界認為，如果研究人員將自己的知識產權完全與社會需求掛鉤，科學知識就會枯竭和短缺。同時，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想要保留戰時科學技術的偉大成就并將其用于和平用途。在這些背景下，布什基于二戰時期推動國防科技研究發展的經驗，在1945年6月將《科學：無盡的前沿》提交給了繼任的杜魯門總統。該報告將基礎研究定義為“一般知識以及對自然及其規律的理解”，同時從四個方面闡釋了國家支持基礎研究的正當性：一是支持自然科學領域的年輕人；二是通過醫學研究改善公共衛生；三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保障；四是長期支持民用基礎研究保障國家安全。同時，報告提出了兩個信條：其一，基礎研究不考慮實用目的；其二，基礎研究是技術的引路人。隨后即誕生了最廣為人接受的線性模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該報告直接促成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的建立，使得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分類合法化。布什進一步解釋道，他決定使用“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而不是“基本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這個短語，是因為前者在政治話語中具有更強的可塑性。其隱含之意是基礎研究的優勢在于“基礎”一詞的隱喻，“基礎研究”可以為科學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奠定基石。某種意義上，基礎研究這個術語不僅是一個標簽，還具有社會功能，比如，定義自我形象和保護科學自治（Calvert, 2006, pp. 199-202）。

認識論與目的論的綜合：從線性到象限與循環

布什將基礎研究與實際或技術應用的動機分離開來，基礎研究概念從工業研究轉向了自然科學的學術世界，實現了回歸純科學。但布什的思想隨后不斷受到挑戰。隨著二戰和冷戰的結束，基礎研究對國家、社會發展的作用沒有戰時那么直接和明顯，之前由于軍事需求對一些重要學科的資助也開始下降。經濟競爭的日趨激烈要求科學更快地為經濟服務，這導致國家對技術的支持持續增加。隨著學者對科研活動規律的進一步認知，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二分法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評。Rosenberg（1991, p. 335）認為：“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二分的做法極其武斷。這基于研究人員的動機或目標，但這種區分常常并沒有用處或者啟發性。”

從現實看，二戰結束后，美國第一經濟強國和科技強國的地位更加牢固，自然也成為全世界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的主要參照物。196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了第一版《弗拉斯卡蒂手冊》（Frascati Manual），在第一版手冊中，雖然沒有明確定義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R&D），但給定了基礎研究的大概范疇。在OECD及該手冊的影響下，線性模型更加根深蒂固，并且實現標準化。變化出現在1970年，《弗拉斯卡蒂手冊》第二版中區分了“純基礎研究”和“定向基礎研究”，指出前者通常是出于研究者的科學興趣，多出現在大學和部分非營利機構或政府實驗室；后者通常是研究者所在機構將研究者的工作定向于當前或潛在的科學、經濟、社會領域。在1976年第三版手冊中，基礎研究被明確定義為“一種實驗性或理論性的工作，主要是為了獲取關于現象和可觀察事實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識，不預設任何特定的應用或使用目的”，自此，后續每一版《弗拉斯卡蒂手冊》均延續了這一定義。這個定義首先采取了認識論標準，同時又進一步發展了布什信條的目的動機標準，但強調不設“特定”目的。1981年的《弗拉斯卡蒂手冊》只強調了“定向基礎研究”一詞，指出這類研究定向于或針對某些廣泛領域。直到1994年，第五版手冊再次明確區分了“純基礎研究”和“定向基礎研究”，指出前者不追求長期經濟或社會效益，也不謀求將成果應用于實際問題或把成果轉移到負責應用的部門；后者則期望為探索解決已知的或未來的可能性問題奠定基礎。在后續版本中，這一界定基本沿用至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20，第29、35～36頁）。然而直至目前，這一分類僅限于概念上的區分，在數據統計上尚不具備可行性。因為這個定義存在不少難點，例如“特定的應用目的”中的“特定”有多種理解，某項研究針對人體健康，那么是否所有的人體研究都不是基礎研究？還是針對于某種具體疾病的研究才不是基礎研究呢？

1997年，司托克斯（Donald E. Stokes）在其著作《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中，提出了最具啟發性和影響力的科學研究二維象限模型。他認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它們之間存在某種交錯關系。他依據科學研究的求知屬性和應用屬性將科學研究劃分為４類，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該象限的研究活動實現了應用目標與科學認知目標的結合，指由應用而激發的基礎研究。這實際上以研究動機為分類標準，在原有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插入了新的類別。雖然未能從本質上揭示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內在邏輯，但卻較完美地彌補或縮小了理論和現實的鴻溝，直接撼動了線性模型的地位。

當代科學技術各領域高度關聯、互相交叉，客觀上呈現綜合性、整體性和融合性的特點。簡單化地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劃分隔絕，已然與客觀規律相悖。很多學者進一步對線性模型進行了反思與突破。美國學者文卡特希·那拉亞那穆提（VenKatesh Narayanamurti）等人于2016年出版重要著作《發明與發現：反思無止境的前沿》，對線性科研模式作了深入批判，批判主要有：布什將純科學等同于基礎研究，忽略了工程研究這一重要元素；線性模型對特定的因果方向進行了假設，基礎研究總是優先于應用研究，然而，現實并不總是支持這一點，例如，瓦特在熱力學定律被確立之前發明了蒸汽機；線性模型阻礙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等等。在此基礎上，他們界定了研究與開發，提出“發明-發現循環模型”，認為不應該區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應該區分研究和開發，其中研究又包括發現和發明。應該秉持廣義的“研究”概念，因為研究人員能夠同時開展理論和實踐研究，即在研究原型裝置的同時，對其基本性質進行探索。知識生產同時來自于發明和發現，發明和發現的相互循環將這兩方面的知識生產統一為一個整體（文卡特希·那拉亞那穆提等，2018，第28、69～70頁）。

總體來看，基礎研究概念經歷了從純科學的回歸后，學界對其理解更加綜合、多元。一方面，在Calvert（2006, pp. 251-260）的代表性研究中，一線科學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在界定基礎研究時，其背后主要有6個方面的標準或考慮維度，其中最常用的兩個標準是基于認識論和目的論。從認識論角度看，基礎研究被認為是生產某種類型知識的活動。在目的論方面卻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目的通常比較主觀，研究者的目的與資助者的目的常常有所區別，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目的也存在差異。當然，也有很多學者認為，與實際應用存在一定甚至是較遠的距離也是判斷基礎研究的重要標準。另一方面，基礎研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元概念”，研究者對其進行了語義疊加。例如，阿儒涵等（2022，第326～335頁）認為戰略性基礎研究（strategic basic research）與國家戰略需求明確掛鉤，既可以是科學共同體“自下而上”以好奇心驅動，也可以是國家“自上而下”前瞻布局組織實施的研究。這種“戰略性”實際上也成為支持政府資助基礎研究合法性的理論基礎之一。

我國基礎研究概念的發展：從綜合到中國式“二分法”

我國古代科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近代以來，科學體制化不斷推進，彼時，中國學者基本都沿用“科學研究”一詞。新中國成立后，基礎研究開始起步，“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被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新中國第一個中長期科技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得以制定公布。該規劃擬定了57項重大任務，專門將“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設立為一項重點任務，規劃開展“短期內不能在生產上廣泛應用，但是具有重大科學價值”的研究項目。這在一定程度上綜合了“認識論”和“距離論”的屬性。很快，我國科技政策研究者接受了國際上通行的“基礎研究”概念和線性模型。但是考慮到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國內外環境，我國學者認為，應該把科學研究劃分為四類，即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推廣研究，其中“應用基礎研究”特點是“進可攻，退可守”（劉立，2022，第96～99頁）。這個分類很快被應用到中國科學院相關文件。同時，這被認為是我國較早提出了“應用基礎研究”概念，但與巴斯德象限指代的“應用激發的基礎研究”有明顯的區別。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這是我國基礎研究的又一個起點。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在大力推進技術開發工作的同時，加強應用研究，并使基礎研究工作得以穩定地持續發展”。1986年，我國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提出“支持基礎研究，堅持自由探索，發揮導向作用”。1989年，全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正式提出了“基礎性研究”的概念：“基礎性研究是獲得新知識，促進科學自身發展，為經濟和技術發展提供后勁的源泉”，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同時，會議進一步提出，“基礎性研究覆蓋的學科劃分為7個基礎學科和8個含有基礎性研究工作的應用科學”（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1990，第75頁）。很明顯，無論從具體的語義表達，還是基于布什信條，應用基礎研究都是應用研究。此后的諸多政策文件中，雖然發生了不少將“基礎研究”和“基礎性研究”混用和替用的情況，但是總體上基本沿用了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這個分類。例如，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再次提出，“基礎性研究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的規律、追求新的發現和發明、積累科學知識、創新新的學說，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理論和方法”。但是應用基礎研究到底是否屬于基礎研究在學界并未取得共識，這意味著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中間地帶，應用基礎研究到底偏向哪側，沒有統一的標準。一些科學家認為，應用基礎研究屬于基礎研究，但是并沒有提出明確的界限，在實際解釋時又偏向應用研究。因此，更多的科技政策研究論文、政策文件中都明確或用例證的方法將應用基礎研究劃分到應用研究。趙平和盧耀祖（1997，第16～18頁）認為，應用基礎研究指有確定實際應用目的的技術基礎理論研究，屬于應用研究范疇，應用基礎研究不應該是獨立概念。中國獨特的“基礎性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概念充分反映了我國長期以來對應用的強調，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研發投入更多偏向服務國家戰略、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現實。

2000年后，作為科技政策概念，基礎性研究慢慢淡出爭論熱點，但是基礎研究的范圍卻再次擴大了。2001年，科學技術部、教育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五部門聯合起草并印發的《關于加強基礎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指出：“我國基礎研究工作包括三個方面：以認識自然現象、揭示客觀規律為主要目的的探索性研究工作；以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科學自身發展提出的重大科學問題為目的的定向性研究工作；對基本科學數據、資料和信息系統地進行考察、采集、鑒定，并進行評價和綜合分析，以探索基本規律的基礎性工作。”其中，探索性研究工作指的是OECD意義上的“基礎研究”，至此，定向性研究工作取代了應用基礎研究。

雖然在理論和具體實際運用上，我國基礎研究概念與國際主流相比范圍更大、更加綜合，但是這些分類在數據分類和統計上卻難以歸集。因此，我國的科技統計還是以《弗拉斯卡蒂手冊》為基礎，引入了OECD的R&D概念，在基礎研究方面也以《弗拉斯卡蒂手冊》的定義為標準。當然，我國財政預算中財政科目設置上只有“科學技術支出”，而沒有“R&D支出”，財政預算中的“基礎研究”并不等同于統計意義上的基礎研究，因此無法通過財政撥款得出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撥款情況。受此限制，我國基礎研究統計是通過自下而上的R&D支出調查進行的。在具體統計方法上，我國對規模以上企業進行全面調查，對規模以下企業進行抽樣調查，包括基礎研究在內的R&D數據已被納入OECD數據庫，與全球具備了一致性和可比性。

“十三五”以來，我國基礎研究概念的綜合化走向了中國式的二分法?！?ldquo;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將基礎研究劃分為“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和“目標導向類基礎研究”，前者指代的是OECD的“純基礎研究”，而針對后者，規劃明確指出是：“面向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科學問題、國際科學研究發展前沿領域以及未來可能產生變革性技術的科學基礎，統籌優勢科研隊伍、國家科研基地平臺和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超前投入、強化部署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在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具體任務部署中，面向國家重大戰略任務部署的基礎研究包括“農業生物遺傳改良和可持續發展”“新材料設計與制備新原理和新方法”“極端環境條件下的制造”“重大工程復雜系統的災變形成及預測”等9項任務；戰略性、前瞻性重大科學問題包括“納米科技”“物質深層次結構和宇宙大尺度物理研究”“核心數學及應用數學”“磁約束核聚變能發展”等13項任務?？梢钥闯?，目標導向類基礎研究實際上包含了OECD的“定向基礎研究”和我國政策語境下的“應用基礎研究”。隨后，這個新的二分法在2018年《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中被進一步確立，并被正式列入2021年12月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

近年來，科學技術交叉融合加快，知識體系復雜化、巨型化，很多基礎研究問題的開展，越來越依賴更多的技巧、昂貴的科研設備和龐大的研究團隊，基礎研究進入“大科學”時代，“有組織”的基礎研究也因此被提上了日程（葉玉江，2022）。何傳啟（1997，第90～93頁）認為，基礎研究可以分為自由探索式基礎研究、有組織的基礎研究等。萬勁波等（2021）提出“有組織的基礎研究”是一種新的基礎研究組織框架，并進一步從承擔主體的角度區分了“有組織的基礎研究”，認為必須引導基礎研究主體分工協作，從而實現目標導向與自由探索有機結合。

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組織推進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注重發揮國家實驗室引領作用、國家科研機構建制化組織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作用和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作用。”這為新發展階段依托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推進“有組織的基礎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當然，將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落到實處，還需要進一步推動科學政策理論和實踐創新。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盟、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或地區，在有組織推進基礎研究特別是大科學工程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經驗，但在基礎研究的資源配置和組織管理方面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例如，在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中，如何克服科學家、企業科研人員天然存在的文化差異，如何解決不同主體利益分配中極易出現的“搭便車”問題，這在美國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OSRD）的研發項目、日本第五代計算機項目（Odagiri et al., 1997, pp. 192-193）涉及到的基礎研究組織問題上，已經顯露無疑。

結論與啟示

基礎研究概念從誕生之日起至今，其內涵發生了諸多變化。歸根結底，基礎研究是一個政策性概念和詞匯，因此其演變體現了制度的差異化，這種制度的差異化還隱含了科學文化、科學共同體慣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區別，所以各國以及不同科技創新主體對其理解與界定時所表現出的沖突、模糊和混亂，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基礎研究源自“純科學”，作為科技政策詞匯，其誕生卻帶有強烈的應用傾向。布什的“二分法”及線性模型很大程度上是純科學的回歸，雖然現在其基于線性模型的認識與分類遭受很多批評，但至今還沒有被更嚴謹、更符合當下科學發展現實需要的概念體系所完全替代，特別是在統計層面。從各國政府實踐看，主要大國不再執著基礎研究必須是純科學，都從專注于探索客觀現象和可觀察事實的基本原理的“認識取向”向“認識取向”與“應用取向”并重轉化，從專注于創造新知識的“生產導向”向“生產導向”與“擴散導向”并重轉化。我國更是如此，自由探索和目標導向這一中國式“二分法”體現了更多的國家意志，已經包含了應用基礎研究，實際上應該是應用研究的一部分。從未來發展看，我國需要針對不同類型基礎研究分類施策，特別是在探索完善“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特色基礎研究道路時，不能偏廢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這條“支撐腿”。針對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需要從教育和人才抓起，涵養適度寬松、包容失敗的科學文化，弘揚尊重科學、求真崇善的創新精神，改革評價和激勵制度，大力支持長周期、探索性、原創性研究。針對目標導向類基礎研究，需要加強基礎研究的治理體系建設，在有組織、體系化攻關時提升組織效率，還要防范有組織研究中必然存在的合謀與壟斷難題，而這在傳統的科學政策議題中是不常見的。

（本文系科技部研究任務“基礎研究規律與工作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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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Pure Science or Move towards Synthesis?

—The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Basic Research

Chen Zhi

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essentially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oncept, the source is science, the basic attribute is pure science, but its initial use has a strong tendency of application. The formal shift from the dichotomy of "Pure science" and "Applied science" to the dichotomy of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is a semantic shift in the sen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d a return to pure science, comple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Although Bush's thinking has been challenged,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basic research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and broaden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en as an ecosystem, but the linear model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overturned. For a long time, the orientation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is more applicaton-oriented. The concept of applied basic research, which belongs to applied research,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policy practice. The proposition of "Free-exploration basic research" and "Goal-oriented basic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hina formally brings applied basic research into the scope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basic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needs to adhere to the "Two-legged walk",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organized basic research,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free-exploration basic research.

Keywords: basic research, pure science,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ree-exploration, Goal-ori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