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制度型開放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開放，是我國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推進要素流動型開放，促進商品、服務、資金、人才、數據等要素在國內國際兩大市場自由有序流動，優化資源匹配，取得顯著成效，持續鞏固了我國作為貿易大國的地位。黨的二十大以來，為適應全球新形勢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我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指明了方向。其中，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逐步成型，成果豐富，東南亞或可成為中國對外構建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的核心支撐地區。中國-東盟需進一步以深化制度型開放合作為目標，打造生產共同體，助力我國構建更加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關鍵詞:制度型開放 中國-東盟 “一帶一路” 核心支撐區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受到單邊主義、保守主義、地區沖突、局部戰爭等的威脅。與之相對應，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多方合作取得積極進展。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對外貿易規模穩定增長，結構持續優化，貿易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為應對新的形勢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我國未來發展指明方向。其中，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成效卓著，且逐步形成特有模式，可為中國以制度型開放合作推動全球經濟高水平發展提供參考藍本。進而，與各國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有效化解單邊主義、保守主義風險。

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初具雛形

2023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增強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中國-東盟開放合作成效十分顯著，逐步形成中國-東盟特有的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中國-東盟合作始于政治對話，伴隨經貿合作的持續深化，雙邊合作成效日益顯著。在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下，中國-東盟新興領域合作方興未艾，發展仍具有較大潛力。

第一，制度型開放合作逐步成型。1991年7月，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錢其琛出席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的第24屆東盟外長會，開啟了中國-東盟對話進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國家深刻體會到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開始探索區域貨幣金融方面的地區合作。2000年5月6日，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期間，東盟與日本、中國和韓國財政部長在泰國北部清邁市開會，發表“10+3”財長會議聯合聲明，提出著名的“清邁倡議”。此舉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開始向制度化邁進，更為重要的是確立了以東盟為合作主平臺的“東盟+”合作模式。此后，中國-東盟開放合作在制度上接連取得突破性進展。2002年11月，雙方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標志中國正式將東盟視為一個“經濟實體”，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各方合作。“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進一步升級，互聯互通成為雙方合作重要導向。這既包括東盟層面《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還包括“一帶一路”倡議與“泰國4.0”、菲律賓“大建特建”計劃、柬埔寨“四角戰略”等具體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這表明，中國與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已經突破傳統貿易、投資，向更深層次的國家戰略合作方向發展。2020年11月15日，由東盟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動力愈發強勁。

第二，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成果突出。中國與東盟關系呈現出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即在疫情等全球性突發事件沖擊下，雙方在經貿等領域合作依舊保持逆勢增長態勢。一是雙方貿易、投資合作持續升級。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萎縮5.3%，但中國逆勢同比增長1.9%，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同比增長6.7%。此外，雙方投資體量持續逆勢上揚。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減少近四成。但中國對東盟全行業直接投資143.6億美元，同比增長52.1%，其中，前三大投資目的國為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越南。二是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持續優化。2001年至2021年，雙方進出口貨物貿易中，中間產品常年占比較高。根據我國海關總署數據，2022年我國對東盟進出口的中間產品4.36萬億元，增長16.2%，占我國與東盟進出口總值的67%。這與雙方高水平產業分工現狀相符，高水平中間產品貿易是經濟體之間產業分工的重要標志。同時，雙方投資份額中制造業和服務業占比上升，采礦等低技術產業比重下降，產業分工得到改善。投資結構的逐漸完善帶動產品內分工水平上升，這又推動雙方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形成良性循環，表明彼此之間的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是一個正增長的合作模式。三是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孵化區域生產體系。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以來，中國與東盟間形成以制造業為核心、具有產業分工和供應-需求導向的中國-東盟區域生產體系。例如，依托日益完善的生產網絡，中國與東盟合計產出全球30%以上的工業制成品與生產零部件，是全球消費電子、汽車、機械、紡織、食品飲料等產業鏈重要生產基地。總體上，在彼此合作制度化持續推進的基礎上，中國-東盟在各領域的合作成果顯著。[1]

第三，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發展潛力較大。中國和東盟是彼此最大的貿易伙伴，雙方已經有深度的產業分工，對推動經貿合作升級的主動性明顯上升。隨著共建“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國與東盟區域產業鏈會進一步深度整合，雙方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也將邁上新臺階。[2]一是基礎設施聯通仍可優化升級。中國與東盟各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共商共建鐵路、港口、機場、發電設施等基礎設施投入使用，為雙方后續深入合作創造有利條件，一定程度上起到“路線框定”作用。二是新興領域合作方興未艾。近年，全球工業4.0潮流推動工業生產向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發展，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相繼推出各自產業升級計劃。同時，全球能源轉型進程加快推進，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能源等也得到雙方支持。以數字經濟、氫能經濟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很可能成為中國與東盟發展的主要方向。[3]一方面，以中國移動、華為為代表的中國運營商及通信企業積極參與東盟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網絡建設，為數字經濟爆發式增長提供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中國、東盟對氫能等發展具備長期規劃，符合雙方需求。三是“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推進。2022年9月1日，東南亞國家官員在香港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發言時提到，共建“一帶一路”使其經濟發展受益。馬來西亞國家貿易與工業部副部長林萬鋒稱，“一帶一路”是重要經濟增長動力，推動東盟國家在包括制造業、能源行業的各個經濟領域進步。[4]

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處于轉型階段

在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和多邊機制受到沖擊、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不斷累積的背景下，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為區域合作注入“強心劑”。新形勢下，雙方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升級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

第一，中國-東盟深化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機遇凸顯。2021年11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上發表主題為“命運與共 共建家園”的講話，正式宣布建立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目前看，中國-東盟深化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面臨四重機遇：

一是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建設為加強彼此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提供抓手。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要全面發揮《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作用，盡早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3.0版建設，提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拓展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領域合作，共建經貿創新發展示范園區。”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推動下，中國-東盟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日漸完善，成為全球產業鏈關鍵組成部分。[5]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建設重點可轉向打造雙邊“產業互聯”體系，以產業鏈一體化帶動雙方的貿易、生產與合作的提升。

二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進一步暢通開放渠道。RCEP生效以來，區域經濟、貿易和投資大幅增長。2022年1—7月，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額同比增長7.5%，凸顯RCEP對于貿易的拉動效應。RCEP大大擴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機制和地緣上的輻射能力，依托開放包容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中國與東盟兩個最具活力與最具增長潛力的市場將進一步融合。[6]

三是雙方對彼此的經貿需求依舊旺盛。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國內重化工產業和基建能力急需向海外轉移剩余產能，東盟國家則普遍面臨較大“基建缺口”。研究顯示，為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未來10年東南亞基礎設施投資需要2萬億美元融資。這不僅為雙方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深入推進經貿合作創造基礎，也有助于推動雙方在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開展合作。

四是可持續發展等全球共識助力完善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受益于過去四十多年持續加強的經貿交流與合作，中國與東盟形成了不同層次、各有偏重的經濟治理平臺。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在氣候治理、能源安全、工業發展上逐步形成合力，同時具備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總體上，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蘊含的巨大潛力將得到進一步釋放，可持續發展等全球共識以及西方大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缺位為中國-東盟強化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提供了契機。

第二，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潛在威脅猶存。盡管該模式存在良好基礎和多種機遇，但也面臨疫情與地區沖突疊加的沖擊、全球經貿環境惡化、美西方有意分化中國-東盟合作和雙方可能出現“同質化”競爭等挑戰。[7]

一是不確定性因素削減相關國家開放熱情。受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因素負面影響，發達國家及其相關企業會從穩定生產角度出發主動削減生產外包活動，將生產向本國或周邊地區轉移。中國和東盟國家經濟發展與供應鏈全球化擴張有關，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內部聯系高度仰賴跨國公司支持，部分國家、企業經濟內向化政策會對中國與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造成負面影響。同時，部分東盟國家出于穩定經濟生產的考慮也開始采取限制出口等措施，例如2022年印尼就曾短期禁止出口煤炭和棕櫚油，馬來西亞停止出口雞肉。

二是大國政治博弈加劇，破壞全球經貿治理環境。國際經濟治理已經從最初的有形的貨物貿易、投資問題向數字貿易、能源問題、環境保護等議題演變，各種議題之間“捆綁”狀況嚴重。在大國博弈烈度上升等背景下，WTO、G20等全球性的經濟治理平臺功能被嚴重削弱。各方對國際經濟治理的精力和資源可能會更加向區域層面傾斜，這會對各方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效率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對能源危機、氣候問題等議題的治理是典型的公共產品，全球層面協同的缺位極有可能誕生“公地悲劇”，進而沖擊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

三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有意分化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美國可能通過影響區域經貿制度建設的方式，為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合作造成直接和間接障礙。2022年5月23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正式啟動“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這是美國“印太戰略”在經貿領域的延伸，意在打造針對中國的“小院高墻”，促動亞太地區國家與中國“脫鉤”。此外，美國很可能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經濟嚴重依賴《美墨加協定》的優勢，操弄相關“毒丸條款”限制中國加入《全面與進一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間接阻礙中國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的建設性作用。[8]

四是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協調力度稍顯不足。“同質化”競爭是困擾中國和東盟的主要問題。中國與東盟部分企業同質化競爭易使產業鏈陷入橫向消耗中，分工主體致力于擴展生產資源和開辟需求市場，卻忽視新的發展方向，錯過產業升級的機遇，從而在全球產業鏈中被“鎖定”在低增加值區間內。

東盟可成為中國制度型開放模式核心支撐區

2022年11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上指出：“中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東盟的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我愿重申，中方將堅定不移以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堅定不移支持東盟團結和東盟共同體建設，堅定不移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堅定不移支持東盟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可見，東盟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仍然非常突出，或可成為中國對外構建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的核心支撐地區。

一方面，中國需要穩步推動制度型開放。過去，我國實行漸進開放模式，對外開放具有零散、碎片化、以要素流動為主的特征。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期后，西方發達國家正試圖通過制定高標準經貿規則提高貿易投資壁壘，推行逆全球化的單邊主義、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全球競爭逐步從經濟競爭演變為規則之爭。面對上述挑戰，我國提出并貫徹新發展理念，致力于以制度型開放推動高水平開放，以高水平開放維護經濟全球化。同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相比，制度型開放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開放，是我國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趨勢。也就是說，深化制度型開放是我國適應對外開放新階段的戰略抉擇，也是深化我國與世界合作的必然要求。其中，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已有雛形且成果顯著，可成為中國與各國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藍本。

另一方面，東南亞地區可助力中國加速推動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東南亞地區處于世界十字路口，是中美日印俄等大國利益匯聚競合之地。東南亞還是我國周邊重點地區，多為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中小新興經濟體。東南亞地區集中亞太、東亞、“一帶一路”、印太、瀾湄等多種正式或非正式、跨地區或次地區、競爭性或協同性的多邊機制，是個“五味俱全”的“亞洲面條碗”。中國對東南亞的戰略，勢必統觀全局、把脈世界、分合剛柔，平衡經濟與安全，促進地區發展。疫情之后，各國面臨全球化斷裂的現象，中國推出“雙循環”戰略。在“雙循環”過程中，中國要選擇重點國家和重點方向，東盟在“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地緣位置上是首選。“一帶一路”服務于“雙循環”，東盟便成為中國全球戰略布局的重疊區、融合區、樞紐區。與此同時，美、日、印、澳、英、法、德等國以及東盟，均以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為地緣政治經濟空間，推進地區秩序建構。美西方主要的“印太戰略”都有制衡中國的意圖，并多以拉攏東盟作為主要手段。這既說明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成效卓著，也彰顯東盟對于世界各國的重要性。

可見，東盟可進一步成為中國推動對外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構建的核心支撐區。中國可以東盟為依托，從新興領域著手，進一步打造中國-東盟生產共同體，以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推動、引領區域乃至全球經濟高水平發展。

中國與東盟可進一步打造生產共同體

在中國-東盟制度型開放合作模式下，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建設的重點在于打造雙邊生產共同體，以經貿-產業鏈一體化帶動深化雙方合作。

第一，協調雙方戰略發展方向。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建設可與雙方的戰略相契合，為雙方的實際發展做出貢獻。其中“東盟印太展望”，中國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帶一路”倡議將是與自貿區3.0版相結合的抓手，可促動中國-東盟對接。一是呼應“東盟印太展望”。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可以呼應“東盟印太展望”的開放包容原則，這將推動中國與東盟保持戰略一致，達成戰略共同體，為雙方更高層次、更深入的合作提供條件，也是雙方共同應對西方國家挑戰的有力保障。二是對接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于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建設來說，雙方可依托產業鏈一體化的打造將中國內循環的外延與外循環的內延結合，把東盟作為中國雙循環的連接區。三是明確友好、開放型的產業互助原則。中國與東盟在產業鏈一體化的打造中，開放性將是首要原則。友好型產業合作符合中國-東盟不對抗、不樹敵的外交思想，亦可促動雙方產業鏈一體化朝著環境友好型、可持續方向發展。互助型則是中國-東盟產業鏈一體化得以推行的基本保障，可推動彼此比較優勢深度對接，實現普惠式發展。

第二，緊抓機遇推動RCEP不斷升級。我國可主動把握RCEP生效實施帶來的機遇，強化央地政府和企業協同，推動各省市地方進一步融入區域經貿合作。一是持續推動成員國經貿合作提質升級。例如，可進一步強化區域合作的政策協調和能力建設，著力改善區域經貿投資環境；聚焦RCEP秘書處等機制建設，進一步放大RCEP制度紅利；堅持開放性推動RCEP擴容，對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加入RCEP持開放態度，積極與相關國家對接加入RCEP的可行路徑。二是著力提升省市各方融入國際區域合作水平。我國可持續開展RCEP規則研究和宣介工作，有節奏有計劃地幫助各省企業了解RCEP框架下如何更好地與經貿合作伙伴合作。此外，可幫助國內各省厘清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促進亞太區域經貿合作的關系，促進推動各省市在自身優勢的基礎上與RCEP國家相關企業開展共贏合作。三是推動國內企業優化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與生產網絡。我國可繼續優化產品結構，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及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機遇。同時，加快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并著力打造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比較優勢。

第三，構建產業互聯為導向的服務貿易。中國-東盟經貿-產業互聯體系的構建，需要服務業的輔助，為產業鏈提供必要的服務保障。在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建設中，服務貿易將承擔多樣化供應、高質量供給、拓寬市場需求等多重角色。[9]一是中國-東盟可共同成立產業發展基金。新興產業是中國與東盟致力于發展的核心領域，包括數字經濟、氫能經濟、智能化制造、新一代通信等，已經成為中國和不少東盟國家的未來發展共識。相關產業發展基金可從研發、制造、需求三個角度發力，推動政府與企業的先期注資，成立基金管理機構，并協調各國的基金股權認繳、日常管理、申請流程等工作進程。二是雙方可以培養定向專業人才。即加強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從基礎研究散發出多領域的專業人才。同時，構建定向人才培養機制，根據產業的不同發展方向、不同階段培養多元化人才。此外，還可以開放人才交流的渠道，對漢語水平考試（HSK）經濟進行機制化管理，打破中國-東盟人才交流壁壘。[10]三是開展特定產業交流博覽會。雙方可以舉辦細分產業下的交流博覽會，推動雙方供應與需求的融合，助力中國-東盟產業一體化的構建。領域可涵蓋氫能等新能源產業、數字經濟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等。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

注釋

[1]馮曉玲、王玉榮、趙鵬鵬：《東盟貿易位次提升：原因分析與前景展望》，《國際貿易》，2020年第9期，第76—82頁。

[2]崔日明、李丹：《后疫情時代中國-東盟區域價值鏈的構建研究》，《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118—124頁。

[3]孫穗、朱順和：《基于數字經濟背景的ICT對貿易與經濟增長影響研究——以中國和東盟國家為例》，《商業經濟研究》，2020年第13期，第146—150頁。

[4]姜志達、王睿：《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進展及挑戰》，《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9期，第80—91頁。

[5]范祚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十周年回顧與展望》，《人民論壇》，2020年第34期，第90—93頁。

[6]唐紅祥、謝廷宇：《RCEP框架下中國-東盟跨境產業合作的路徑》，《人民論壇》，2022年第6期，第90—92頁。

[7]許利平、吳汪世琦：《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動力與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9期，第16—24頁。

[8]杜蘭：《疫情下中國-東盟關系的新進展與未來挑戰》，《國際問題研究》，2021年第6期，第54—69頁。

[9]李奇璘、姚莉：《RCEP背景下中國-東盟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新機遇和新挑戰》，《國際貿易》，2022年第2期，第89—96頁。

[10]馬早明：《“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選擇》，《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70—72頁。

責編：張宏莉 ／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