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要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把擴大內需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機結合起來。擴大內需戰略是從市場需求規模方面增強發展動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從優化供給結構方面提升發展動能和質量,把兩個戰略有機地結合起來,就是一方面要利用市場的聚合力、引力去拉動科技創新,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步伐;另一方面,是要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擴大市場需求,提高產品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以科技革命推動經濟增長,推動高質量發展。這就是說,要實施基于擴大內需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為什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擴大內需
一般來說,創新的動力除了來自創新者的興趣、利益和使命外,主要來自社會需要尤其是市場需求。需要或需求可以通過復雜的傳導機制和社會組織形式,把創新者最初的設想和理念轉化為現實的財富。恩格斯曾經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這種需要主要體現為市場需求,因此市場需求是推動科技進步的主要力量,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指向,市場需求為創新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前景;二是激勵,市場需求對創新者的創新行為和研發投入強度產生了巨大的利益激勵;三是促進,市場容量變大有利于社會分工,分工有利于促進生產率提升和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運用;四是壓力,市場競爭迫使企業為了避免失敗、基業長青而必須始終不斷地創新;五是引力,巨大的市場規模產生的各種商業機會,會對以人力資本為主的創新要素產生虹吸效應,從而通過集聚和溢出促進科技創新。
只要是市場需求,無論是內需還是外需,一般都會對創新驅動發展起到上述幾個方面的積極作用。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來源的需求,對一個國家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和促進形式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的。在以出口導向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經濟階段,中國積極嵌入的全球價值鏈中,來自本國之外的需求(外需,或國際外包訂單)確實有利于學習模仿型的技術創新,但它卻是一種缺乏自主創新技術支持、以“打工”為主的初級階段的開放型經濟,幾乎不可能促進中國企業大量涌現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相反,國際發包方經常還會因為擔心國際代工者的學習模仿能力強,存在反超效應而時刻提防,甚至反擊、阻礙后者的進步。與此不同的是,來自一個國家內部的內需,將培育出本國發包企業或研發設計生產一體化企業的自主品牌和自主技術,有利于本國企業掌控產業鏈的關鍵和高端環節,獲取較高的附加值率。這是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格局的巨大優勢。
創新驅動發展為什么有利于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之所以要把擴大內需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機結合起來,是因為這兩者關系是相輔相成、互相依賴、相互決定的。一方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擴大內需,另一方面,創新驅動發展從供給方面具有擴大內需的效應。
創新者可以明確地替消費者或者需求者、使用者以商業化的方式表達出內心的潛在需求。由于知識和信息的不對稱,絕大部分消費者或需求者并無可能明確無誤地向企業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潛在需求或需要。這種潛在的需要,經常要借助于創新者的發明創造來激發或者喚醒。
各種促進技術進步的創新發明,為世界提供了新種類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了更多地獲取收入甚至更高收入的就業崗位,由此擴大了市場總規模。以創新發明為特征的技術進步,雖然會直接減少本行業的就業崗位,但它們同時也為社會創造出了許多新的行業和需求,如人工智能,在降低重復程度高的勞動強度、提高生產率的同時,也會增加許多研究性、消費服務類的新崗位。
創新提高了社會生產率從而帶來經濟增長和市場擴張的機遇。生產單位產品或提供單位時間服務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意味著價格的大幅度下降可以成為企業競爭的利器,從而刺激消費者購買和市場需求擴張。另外就是隨著生產率上升,平均工資水平、福利水平、消費水平和生活水平也有改善和提升的可能性空間。
創新發展通過改善結構從而帶來資源的配置效應上升,增加社會總財富。當一個社會中因創新而使某行業收益上升,導致資源從低效率行業流入到高收益行業現象增多,這時就要提高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這種結構變動不僅表現為增長效應,而且表現為總市場規模的提高。
因此,通過鼓勵創新發展來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應該是一種能產生最佳效應的政策途徑。創新驅動的發展,在什么時候與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相沖突?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創新低效率導致,即巨大的創新投入沒有能夠提升社會生產率,生產率的上升不能彌補和消化創新的支出;一種是分配體系出了問題,即創新所導致的社會生產率上升速度,低于平均工資的增長率,引起了企業成本上升和社會的惡性通貨膨脹。
在開放中實施基于內需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實施基于內需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基本目標是要重塑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不是不要外需和出口,而是要針對國際循環為主的缺陷,把它轉型為基于內需的高水平開放和創新驅動的經濟。可以預計到,在這種對內對外高水平的開放經濟中,基于內需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培育出我國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的新的動態競爭優勢。
依托國內市場高水平引進來。“引進來”的重點是全球先進科技、智慧、知識和人才。要最大限度地促進它們融入我國的產業體系,改造落后的傳統產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例如,我們可以通過逆向發包方式,利用我國強大的內需吸收發達國家的智力和智慧,讓它們以互利方式為我國產業升級提供技術設計和解決方案,并在這個過程中培訓我國產業技術人才隊伍。“逆向發包”也可以是走出去投資的方式,通過雇傭所在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讓他們為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競爭提供技術研發、產業創新服務。
背靠國內市場大規模地走出去。“走出去”至少可以從這三個層面來增強中國企業市場競爭優勢。第一,推動我國有競爭力的品牌企業參與境外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推動我國高鐵、電力、通信、工程機械以及電子信息、新能源車和新能源電池等走向世界,向極具市場潛力的新興市場滲透和延伸;第二,依托我國市場規模迅速成長的“母市場效應”,可以在“走出去”中就地“虹吸”國外先進生產要素尤其是高級人才,以此服務于國內企業的研發設計能力提升;第三,可以鼓勵我國一部分有競爭力的產能企業參與其他自由貿易區等的區域投資,增加中國企業進出口活動,拉緊我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
在國內市場容量的支撐下,建設有利于創新驅動的現代產業鏈和產業組織。現代化的產業鏈和產業組織是有利于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市場環境和制度。實踐中一個現代產業運行的最佳狀態,是在進入(退出)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一個產業內形成了由若干巨大規模企業具有支配性地位,同時存在眾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與之配套的壟斷競爭市場格局。為實現這一建設目標,政府的競爭政策就要走入前臺,充分發揮國內市場容量超大的優勢以及內在調節作用。這樣既可以充分發揮巨大規模企業穩定市場和競爭秩序的作用,又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自主創新的市場應用場景。
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后,提升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水平,就是要匯聚更多全球智慧和資源為我所用。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促進創新驅動發展,關鍵是要促進創新創業型人才、技術、知識向我國集聚、集中、集結。如果我們可以基于內需千方百計推進全球優秀人才向中國移動,可以通過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人才資源的地區間流動,就能夠快速提升我國產業結構的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不同地區間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這構成開放型經濟條件下我國基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主要政策目標。
基于內需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政策取向
把擴大內需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機結合起來,需要相關政策方面的系統設計和頂層設計,至少要在擴大內需與創新驅動兩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相互促進的聯動效應。
在宏觀層面上,以技術創新和提高生產率為基礎,實現勞動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不斷提高。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是擴大內需的出發點和直接途徑。但是如果這種擴大沒有以生產率提升為基礎,擴大內需就是建立在虛幻的沙灘上,最終與擴大內需的初衷事與愿違。但是作為一種倒逼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的機制性手段,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地提高勞動者收入、福利和安全的保障底線,是可以作為政府處理上述矛盾問題的政策啟動點來考慮的。發達國家進入以消費為中心的現代增長軌道的實踐也證明,提高勞動者收入、福利和安全的保障底線,可以產生良好的擴大內需的宏觀效應。這需要政府把職能轉向公共服務作為基本的制度保障。
在中觀層面上,以形成壟斷競爭市場的格局為基礎,讓大型特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充當產業鏈“鏈長”,為上游大量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或隱形冠軍進行技術創新提供來自國內市場需求的商業化場景。“鏈主”有技術驅動型產業鏈“鏈主”與市場驅動型產業鏈“鏈主”之分。這兩類“鏈主”都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會在國際競爭中按照國際慣例和產業治理機制,培育自己穩定的供應商隊伍,制定和監督生產標準、協調上下游價格等,形成一整套產業鏈運行的市場規則。這些運行規則往往能夠從市場層面自動解決某些創新難題。
在微觀上,以補貼消費者(使用者)為主實現企業技術和市場雙重追趕。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實現技術和市場的雙重趕超。只有實現了技術追趕,市場追趕才有現實的基礎;只有實現了市場追趕,才能為技術追趕提供持續不斷的資金來源。兩者關系是互為條件的,微觀經濟政策的設計,就是要促進兩者正向循環。比較合適的微觀政策扶持方式,是對使用者或者消費者進行補貼。這一方面可以刺激新興產業的市場規模擴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生產者競爭消費者的過程中,遴選出消費者心目中真正優秀的企業,同時也有利于鏟除這方面的腐敗土壤。另外,在建設強大資本市場強國的背景下,還可以考慮讓真正的高科技企業上市發行股票,以體現政府對高風險型科技企業投資者和科技創新行為的特殊支持。這種政策支持因為有市場作為支撐,不僅激勵力度大,而且符合國際通行規范。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創設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