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人《學術自傳》的扉頁，有這樣一句題記：“宣傳是傳播已知，科研是探索未知。”自1979年進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以來，我盡力用“以探索未知為己任”鞭策自己，潛心于經濟學領域“產（產權）”、“人（人本）”、“轉（轉型）”三大命題研究。其中產權是較早探索也是花費心血較多的領域。經多年探索，在致力于“為生民立命”和更大范圍“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立命”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廣義產權論”。

“實踐有神靈”

德國詩人歌德在《浮士德》中有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我也用五個漢字概括自己類似的治學體會：“實踐有神靈。”確實，要想探索未知，必須深入實踐。引導我走上產權理論研究道路的，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

我到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1979年，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組織了一個“經濟結構調查組”，由于光遠和馬洪兩位前輩領銜，對中國經濟的深層結構及其體制進行研究，我被臨時借調到了調查組。

在東北調查發現，當時國有經濟幾乎一統天下，非國有經濟成分微乎其微，這種格局導致社會生產缺乏活力。調查結束后，我寫了一篇題為《長期并存比翼齊飛》的研究報告，主張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長期并存比翼齊飛”，發表于1980年5月9日《人民日報》理論版。反思此文，雖有探討所有制（產權）之“實”，但并沒有直接使用“產權”概念，更沒有深入微觀領域探究“產權”問題。

1985年，在全國第二屆中青年改革理論討論會上，我與朋友合作提交了《對微利和虧損企業實行“包、租、賣”》的論文，但在《經濟學周報》發表后引起“爭議”和討論。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其中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部分，明確指出“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權，可以有償轉讓給集體或個人”。十三大報告的論述給我很大鼓舞，并引發新的思考：通過什么機制實現企業的產權“轉讓”？

經過調研和思考，1987年11月在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浙江大學承辦）上，我作了“建立企業產權市場和經營權市場的構想”的學術發言，第一次使用“產權”概念，提出適應企業產權“轉讓”的需要，中國應該建立獨特的“產權市場”。此文先刊內參《對策研究》，1988年4月22日在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理論版發表。《產權導刊》編輯部主任盧櫟仁考證認為，此為見到的國內第一批探討“產權市場”文獻之一。

在這一構想的基礎上，當年10月，我帶領研究生完成了長篇論文《產權市場論》，進一步系統闡述了中國產權市場的創建框架和運行機制，在上海《學術月刊》1988年第12期發表。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從調查研究起步，到回歸實踐的理論思考，說明了實踐是探索未知的源頭活水。

學會“砸核桃”

在長期探索未知中，我逐步形成“砸核桃”的治學方法，即遇到某一概念、范疇，我主張“砸開”它，以探析其“底里”全面深刻的含義和內在奧秘。對“產權”也是一樣。

20世紀90年代，盡管我先后主筆出版了4部產權著作，還被香港《經濟導報》稱為“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但自我反思，此時的產權理念仍屬“狹義”范疇。主要還是集中在企業領域，沒有拓展到整個經濟社會乃至更大范圍的“天地人”領域；在權能上，主要集中在初始的所有權“一朵花”上，而沒有拓展到千姿百態的產權體系“大花園”層面。

由“狹”到“廣”拓展提升的理論突破是在2003年5月，國家發改委及其宏觀經濟研究院安排我為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組提供一篇有關產權問題的“基礎性研究報告”。

難得遇到倒逼自己升華產權思想的機會。在此前探討、思考的基礎上，經過幾個月“砸核桃”式研究，我完成了內部報告《論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產權制度》。

在報告中，我建議有關方面從廣義上把握“產權”內涵：第一，在產權定位上，建議突破“企業產權”層面，超越“現代企業產權制度”，從更高層次提“現代產權制度”；第二，在產權（“核桃”）內涵上，建議包括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以及勞動力產權和管理產權等，“從而使要素產權體系完整化”（“要素產權體系完整化”一語在此嘗試提出）；第三，在產權制度構成中，建議包括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四個制度支柱。

該內部報告上報后，中央起草組有關領導約見了我，就產權制度的若干重要問題進一步切磋。我了解到，有關部門當時正在作此醞釀和鋪陳，起草組內部更有諸多理論高手。

會后，該報告被允許先在《經濟決策參考》內部刊登，后以“摘要本”形式公開發表在國家發改委宏觀院《宏觀經濟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在《產權導刊》2004年第2期、第3期連載。

想人未想，言人未言

學界前輩教導我，做學問核心在于一個“創”字，要探索未知領域，就必須盡力做到“想別人之所未想，言別人之所未言”。

提出“從廣義上把握產權內涵”后，經過6年的冥思苦“想”和系統立“言”，2009年9月，我的產權理論代表作《廣義產權論》出版。在這本書中，我用九個字（“廣領域、多權能、四聯動”），闡述了三大要義，其中第一要義“廣領域”最為有趣：

廣領域，廣到哪？廣到天、廣到地、廣到人。廣到天，即環境產權（如碳排放權），我特別闡述了現代人類碳排放權由非商品到商品、由非產權到產權的歷史性“驚險一跳”；廣到地，即地上地下各種自然資源（包括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草原資源等）的資產產權；廣到天地之間的“人”，即各種人本要素產權（包括勞動力產權、知識產權、技術產權、管理產權等）。這就形成了一種既有中華智慧又有人類關懷的“天地人產權論”。難怪凝結《廣義產權論》核心觀點的《天地人產權論》在《上海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發表后，《新華文摘》當年第17期全文轉載。

此外，還有“多權能”（以所有權為基礎的各種行為性權利的綜合）、“四聯動”（即界定、配置、流轉、保護四制度共同聯動）等。

“廣義產權論”的正式提出，為破解中國發展和改革中經濟轉型、社會公平、生態保護等體制難點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選擇。

經過讀者投票和專家遴選，“廣義產權論”被列為《人民論壇》雜志2010年度經濟類十大理論觀點之一。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先生在《人民日報》撰文評價“這是我國產權研究領域一項帶有拓展性的成果”，認為“立足點高”“觀點新穎”“應用性強，為中國下一階段發展模式的轉型從廣義產權角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這一理論成果也得到了經濟決策和實踐部門的重視。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先生發表文章，肯定《廣義產權論》“從世界和中國的大局入手研究產權問題”，在理論上有突破，對國家制定發展規劃具有較大的應用價值。

也因為《廣義產權論》從基礎層面構建了“保護產權、保護人（特別是企業家）”的理論邏輯，所以在2016年、2017年，本人相繼上報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和《關于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七點意見》兩篇研究報告，為保護產權、保護企業家作出努力。

探索無窮時

“未知”是無止境的，探索也就無窮時，作為思想者更應“無窮思”。

黨的十九大閉幕時，《廣義產權論》已出版8年，根據新的實踐，此后5年，我從三方面繼續深化與完善該理論。

第一線，挖掘“產權制度”與“要素市場化”的“內在同一性”。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有聯系的，科研要設法“找聯系”，特別是盡力找到其中內在的“本質性聯系”。

十九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那么，這里的“產權”和“要素”二者是什么關系？究竟怎樣科學把握彼此內在聯系？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而且與下一步深化經濟改革有重大關聯，必須研討它。

我經過研究發現，要素與產權雖是兩個范疇，但有深刻的內在聯系，甚至在很大范圍內是交叉的。我歸納為“有產權的不都是要素，但凡是要素都有自己的產權”，無一例外。

基于上述分析，我在《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再探討》（載《改革與戰略》2020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一個新結論：產權是“生產要素的生命”，一是范圍全覆蓋，二是過程全貫通，三是生命全周期。要素市場化配置實則是“產權配置”，要素價值實則是“產權價值”。應把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看成是“形神兼備”的有機整體，由此找到了產權制度與要素市場化配置內在的“同一性”。

鑒于此，我建議有關方面不宜把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看成彼此孤立、割裂的“兩個板塊”，而應在實踐中把勞動、土地、資本、知識、技術、管理（企業家）和數據等要素市場配置與產權一體推進。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這個結論是在新的條件下“找聯系”中得到的。

第二線，緊扣“人本”這一核心主體，進一步探討“人本要素產權”。2004年，我曾提出“在改革中要讓人民群眾擁有自己的產權（人本產權）”。近年來我進一步提出，在以知識為基礎、以智力為資源的社會，人力資源將成為第一資源、第一資本和第一財富，它將帶來產權關系的重大變革。特別是在人類進入數字革命時代，“人本要素（勞動、知識、技術和管理）的作用越來越得以體現，甚至會超過物本要素（土地、資本）的價值”。以此觀點所作的學術報告《全要素國際合作與人本要素產權》，于2021年9月29日在新加坡國際展望大會上獲“金馬燈”創新獎。

第三線，由《天地人產權論》進而上升到“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立命”。

隨著世界氣候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我在考慮如何在《天地人產權論》基礎上，學習司馬遷《史記》中關于“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不僅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而且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立命。于是，2020年，我在《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發表了《廣義產權論：為天地人共同體立命的探索》，此后，“為天地人共同體立命”這個命題受到關注。

20世紀80年代，一首《吐魯番的葡萄熟了》令我難忘。歷經40余載，廣義產權論的“葡萄”熟了嗎？我經常反問自己。以今天的眼光看，雖然做了一些探索，但一些問題尚未解決。實踐無止境，理論探索亦無窮時。我想，只要握好“實事求是”之箭，瞄準“未知”靶心潛心探索，理論工作者就能以理論創新的方式盡到自己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