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深圳市委黨校哲學與文史教研部 陳和香
【摘要】《實踐論》《矛盾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的產物，呈現出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堪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典范。《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上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體現了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現實邏輯的有機統一，不僅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充分的哲學論證，也為實現“兩個結合”提供了哲學范式，即堅持守正與創新相統一，在關注與解決中國現實問題中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相結合，這對于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具有寶貴價值和重要啟示。
【關鍵詞】《實踐論》 《矛盾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9.007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1]《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作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作，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深度融通，堪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典范。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之際，以“兩論”作為分析對象，深入分析其生成邏輯、思想內容、理論成果，探究其如何實現“兩個結合”的規律和方法，深入挖掘其經驗啟示，對當下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極具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在關注與解決中國現實問題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2]“兩論”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絕非偶然，是因時代需要而產生，“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3]。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角度看，“兩論”的生成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現實邏輯的有機統一。
從歷史邏輯看，在總結早期中國革命經驗中促發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系統思考。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現實危機，“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4]，各種救國方案先后出臺，但都未從真正意義上改變中國的前途和命運，迫切需要先進理論的指導。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偉力，走俄國道路成為當時的全新選擇。但因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缺乏相應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準備，中國革命歷經曲折。毛澤東同志指出：“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5]不同于黨內早期一些領導人從外因上總結經驗教訓，毛澤東同志更注重從內因上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概括。他在1935年《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和1936年《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演講中，分別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上總結了相關經驗。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基礎是思想路線，而思想路線的本質是哲學問題，因而毛澤東同志認為總結經驗需要上升至哲學高度，提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6]。應運而生的“兩論”正是從哲學高度對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提煉，闡明黨內“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深層根源在于思想路線出了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蘇聯經驗絕對化，由此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系統反思。
從理論邏輯看，在回擊“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交鋒中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充分哲學論證。關于“兩論”的寫作動因，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的題解中作了清晰說明，即為“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7]。當時的教條主義者指責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探索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等革命道路是“狹隘經驗論”，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從哲學層面看，要回擊上述質疑并掌握理論話語權，需要厘清理論和實踐、共性和個性之間的關系，才能對教條主義的錯誤追根溯源，揭開其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迷惑廣大同志的真正面目，進而統一全黨思想。而“兩論”正是從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中，選擇實踐、矛盾等作為切入點，通過論證理論和實踐、共性和個性之間的有機統一性，從哲學高度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充分的哲學論證，并就如何實現這種“結合”在認識論、方法論上予以系統總結，為反對黨內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進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奠定了哲學理論基石。
從現實邏輯看，在回答“革什么、如何革”的時代之問中尋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具體路徑。受十月革命影響，中國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所面臨社會矛盾的尖銳性、復雜性、曲折性世所罕見。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在這樣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答案，世界革命史上也沒有現成經驗可循，中國革命應該怎么走等時代難題亟待中國共產黨人解決。毛澤東同志曾指出：當時我們“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當然，革帝國主義，革舊社會的命，帝國主義是什么東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8]。“兩論”以回答時代之問為根本點，主張以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探索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科學回答中國革命的目的、動力、主體、對象、步驟、前途等一系列問題，制定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理論和策略，從而創造性地解決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農民占主體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
從“兩論”的生成邏輯來看，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一條基本經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必須根據時代需要和歷史任務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運用到具體歷史境遇中，深入思考并正確回答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才能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
一是回應關照時代問題。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兩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典范，所研究的范疇都是攸關中國革命成敗得失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毛澤東同志學習哲學的重要特點是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如他在撰寫“兩論”前，曾反復研讀蘇聯哲學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并批注1.2萬字，批注內容主要集中在認識論和辯證法上，尤其是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的批注最多，約占批注文字的一半。毛澤東同志與李達、艾思奇等同時代哲學家所關注的問題差別較大，之所以重點關注實踐、矛盾等范疇，主要是因為他作為革命家和政治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以及與黨內各種錯誤思想直接交鋒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中國革命面臨的矛盾異常復雜，正反兩方面的革命經驗促發他深入思考解決實踐難題，以哲學創新回應時代之問。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迫切需要我們準確把握時代發展大勢，高度關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走向，研究解答事關中國發展的重大時代課題，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二是理論總結中國獨特經驗。“兩論”不是純粹的學理性哲學著作，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對中國革命經驗教訓進行哲學提煉，并將具體豐富的中國實踐經驗上升至哲學理論，形成新的哲學表述和哲學體系，從而有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當前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又在實踐中不斷創造新思路新經驗新方法。新時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應繼承與弘揚“兩論”的理論自覺，從中國問題、中國現象出發，對植根于中國社會實踐的經驗話語進行“內在反思”的理論建構，對時代發展和實踐深化進程中所積累的新鮮經驗進行理論升華，再用以指導推動實踐創造，打通“實踐-理論-實踐”的良性循環，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內涵和規律性認識。
三是在思想交鋒中構建話語體系。如前所述，“兩論”針對當時黨內長期存在的經驗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作出深刻批判，并從哲學上反思、批判和破除黨內嚴重存在的主觀主義錯誤，從而為全黨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基礎。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不可能在“真空”狀態下進行，而是在同黨內外各種各樣社會思潮的交鋒、交流中實現理論飛躍。當前“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方式更加多向化、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更趨多元化，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交流交鋒交融，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努力掌握和運用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分辨是非、站穩立場，不為各種錯誤社會思潮和西方理論話語所迷惑、所左右，在與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牢牢掌握話語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誕生于西歐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要在中華文明的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不僅僅要適應中國本土的現實需要，而且必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融合發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9]毛澤東同志熟諳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兩論”能從多層面多維度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路徑方法，成為二者融合的典范。
從思想內容上看，“兩論”在深層次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結合，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土壤。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具有相對成熟穩定的架構和博大精深的內容體系，二者之間既存在文化傳統、話語體系以及語言表達等方面的差異性，又在價值觀主張上存在多維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張岱年先生曾對二者的契合性作了深入分析，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很容易在中國的土壤里生根”，在于“中國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論、無神論、辯證法的傳統”和“許多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10]而“兩論”架起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橋梁，在內容上找準二者之間能夠結合的思想內核，把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務實傳統及“經世實學”精神結合起來，把馬克思主義關于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的哲學觀點同中國傳統哲學重視自強不息的主體能動性等思想傳統結合起來，把唯物辯證法與中華民族古老而悠久的辯證思維結合起來，使產生于不同時空的兩種文化形態和話語體系能夠實現深度契合，賦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以中華民族的鮮明特色，使其在中國的發展有了堅實的文化根基和新的生長點。
從價值層面上看，“兩論”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審視中國傳統哲學，推動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轉型。“兩論”的重要價值在于，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指引，有效甄別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并“激活”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轉型。如知行關系一直是中國傳統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思想家圍繞知與行的難易、先后、輕重、分合等命題展開論爭并形成不同流派，而《實踐論》正式發表時特意添加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表明毛澤東同志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指導解決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知行關系問題。《實踐論》運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對“知行”的內容進行改造和重釋，即突出強調“行”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把中國傳統哲學“行”的范疇從個人的道德踐履向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實踐”范疇轉變，并對中國傳統哲學“知”的范疇賦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內涵，從而把古代樸素的知行觀發展為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實現了中國傳統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矛盾論》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立統一規律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矛盾”概念作出科學界定，把“相反相成”的思想轉變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范疇，并創造性地闡明矛盾發展不平衡理論，建構了一個分析矛盾的嚴密邏輯體系，從而克服了傳統思維方式的籠統直觀缺陷，使古代樸素的辯證法轉變為現代科學的唯物辯證法。
從表達形式上看，“兩論”運用中華智慧來闡釋馬克思主義，呈現出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兩論”引經據典，通過創造性地解讀中國文化寶庫中的一些概念、范疇和歷史故事等，以生動的語言闡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重要原理。毛澤東同志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常用的“知行”范疇來表達實踐、認識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概念；借用中國的“矛盾”概念來表達對立統一規律；借用“失敗是成功之母”來說明人們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而使自己的認識適合于外界規律性的哲理；借用“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來形象說明人腦運用概念作判斷和推理的過程；借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來說明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借用“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等名言以及宋江三打祝家莊的故事來說明必須全面客觀地看待問題，切忌主觀性和片面性。這些中國式的闡釋和表達，找到了馬克思主義與本土文化間的契合點，把抽象思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通過中國人熟知的傳統文化語境來實現轉化和發展，從而有效祛除了過去哲學遠離大眾的“神秘性”，消解了中國人接受外來哲學話語體系時的陌生感和疏離感，大大增強了“兩論”的解釋力、傳播力和影響力。
綜上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并非馬克思主義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單一要素轉化問題，而是二者雙向互動的過程，即一方面是“以中化馬”，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需要借助中國傳統文化這一中介，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另一方面是“以馬化中”，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國傳統文化有其歷史局限性，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引下才能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因此，當下推進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需重點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辯證認識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文化形態。從意識形態的維度而言，“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11]，即在二者關系中，馬克思主義處于指導地位，為二者結合“提供立場、觀點和方法論指導”，更決定“結合的性質和方向”。[12]就文化形態而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源自不同的思想體系和傳統，因而二者之間并不存在誰優誰劣、誰支配誰的問題，既不能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而對其予以全盤否定，也不能夸大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功效而搞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儒家化”，需要二者在雙向互動過程中實現兩種文化形態的融通與互動，即把馬克思主義厚植于中華文明之中，同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和精華對馬克思主義加以補充、豐富、發展。
二是深刻理解二者的結合不是簡單的“以馬釋中”或“以中解馬”。馬克思主義是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內容的宏大理論體系，而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涉及領域廣泛、內容極其豐富，要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并非機械地“以馬釋中”或“以中解馬”，即不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一具體觀點作簡單地對應，也不是以一方的理論、概念、范疇去重釋或解構對方，更不是讓一方成為驗證對方論點正確性的注腳。二者結合的實質是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即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來“鑒別”與“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同時又以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沃土為馬克思主義提供深厚的文化滋養，促使二者實現深度耦合和融通互構。
三是實現二者結合應直面現實問題的解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追求一種純粹抽象的理論建構，而是應該面向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和社會變革的現實場域，在探尋解決現實問題中實現融合發展。當前中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國式現代化既有與各國現代化相通的共同特征，更有自己特殊的基因，需要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尋求理論支撐和解決方案。如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公平正義理論與千百年來中國人孜孜以求“大同社會”理想的高度契合性，把“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唯物史觀原理同中華文明中民為邦本的政治智慧相結合，對共同富裕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理念、路徑、方法等進行深度挖掘；把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天人合一”的中華智慧相結合，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把馬克思主義和平觀與中華民族人文精神中生生不息的“和合”思想相統一，探索走出一條有別于西方發展模式的和平發展的現代化新路。為此，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境遇中，從歷史實踐、中國價值及理論建構的角度重塑中國話語體系，應通過對內容的建構與整合，實現中國獨特的文明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西方現代文明進行批判性超越，呈現有特色有氣派的中國表達，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在建構守正創新的哲學范式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路徑，而要實現“兩個結合”，關鍵的底層邏輯是解決如何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撰寫“兩論”時，黨內對這一問題尚未形成完整和統一的認識，主要存在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種錯誤傾向。而從“兩論”的文本內容看，其正是通過理性批判上述兩種錯誤傾向，充分論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建構起守正創新的哲學范式。
從《實踐論》文本看，其在動態考察認識和實踐的關系中深刻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要性。《實踐論》并非簡單闡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般原理，而是通過動態考察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強調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并闡明認識過程的“兩次飛躍”及人類認識的總規律，即認識運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辯證發展過程，需要通過“實踐-認識-實踐”的無限往復而實現其深化、完善和發展。毛澤東同志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13]這實質是從認識論上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時代化的內在邏輯，即基于真理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辯證統一，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之真”，又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四處套用，必須結合各國具體實踐來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
從《矛盾論》文本看，其在深入分析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中充分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可能性。《矛盾論》不是簡單復述唯物辯證法的一般原理，而是緊緊抓住對立統一規律這個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深入探討矛盾運動規律，精辟論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指出二者關系即“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并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次提出“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14]這實質是從辯證法上深入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可能性，即堅持共性與個性相結合，善于從個別中總結一般，從一般中深研個別。若片面強調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而否認馬列主義的科學指導作用，則往往導致經驗主義；若片面強調普遍性而不注意研究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則必然導致教條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具體研究中國的特殊國情，充分考慮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條件，從中探索出中國革命固有規律并作出新的理論概括，走自己的路。
從“兩論”的內在聯系來看，其在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有機統一中建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方法論。“《實踐論》和《矛盾論》，既是實踐論的矛盾論，又是矛盾論的實踐論。”[15]如前所述，“兩論”作為兩篇獨立的哲學著作，二者的文本內容、致思方向不盡相同、各有側重，但從整體而言，二者并非相互割裂、互不相干，而是相互聯系、珠聯璧合，形成一塊“整鋼”，共同從哲學上清算了黨內“左”傾和右傾錯誤。具體而言，“兩論”抓住主觀主義在認識問題和思維方式上的致命要害，集中闡明認識和實踐、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性，把“實踐-理論-實踐”和“特殊-普遍-特殊”兩對公式貫通起來，實現了世界觀與方法論、認識論與辯證法的有機統一，從而揭示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實質在于認識與實踐相脫離、共性與個性相分裂，在理論層面和方法論層面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何以必要、如何可能等重大課題，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哲學障礙。
概言之，“兩論”建構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哲學范式，即把握堅持和發展、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的辯證統一性，在守正與創新的有機結合中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是第一位的，強調必須讀“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遵守“基本原理”，但“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國家的共產黨和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16]“兩論”表明，守正創新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哲學密碼。
一方面，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動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本前提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我們“守正”的根基。毛澤東同志之所以能寫出“兩論”，與他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哲學自覺密不可分。他認為自己掌握的“工具”還不夠，要著重做以哲學為主的“工具”研究，“如饑似渴”地閱讀當時能得到的理論著作，尤其是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17]這使他既能在掌握最前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思考研究問題，也使“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一脈相承。這一點不僅體現在文中直接或間接引用經典作家的相關思想，且在實踐、對立統一等諸多概念、觀點上也保持一致性。“兩論”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是以“重構”為由而標新立異，更不是改旗易幟，而是必須建立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之上。新時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動搖，從學習鉆研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等各類書籍中吸取養分和精華，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實質，并運用其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必須與時俱進地推動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不是封閉僵化的理論體系，具有實踐性、革命性、開放性等顯著特征，需要根據時空轉換而不斷發展創新。“兩論”所闡述的一些哲學范疇和觀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不同程度地論述過，但由于主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未能進行系統、集中論述。“兩論”不僅完成進一步“說明和發揮”的任務，且在這一過程中提出一系列首創性觀點，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矛盾觀進一步具體化和系統化，取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飛躍性成果。“兩論”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僅要“守正”馬克思主義，還要在此基礎上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當前中國正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過程既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也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而是從改革開放與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出發，重點把握新時代的三個坐標，即民族復興坐標、社會主義發展坐標、中國式現代化坐標，并將三個坐標綜合加以辯證考量，不斷拓展認識的深度和廣度，在命題、內容和路徑上闡發新觀點、建構新體系，在理論創新與實踐創造的良性互動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總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18]。“兩論”所蘊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普遍和恒久的指導價值，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哲學范式。“兩論”昭示我們，必須直面時代問題、把握歷史大勢，把守正與創新有機統一起來，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
［本文系全國黨校（行政學院）系統重點調研課題“提升領導干部理論素養的對策研究——基于深圳的調研分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2DXXTZDDYKT131］
注釋
[1][11][1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16、16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頁。
[3][16]《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頁。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頁。
[5]《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5頁。
[6]《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11～312頁。
[7][13][1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296、319～320頁。
[8]轉引自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3頁。
[9]《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10]張岱年、程宜山：《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86頁。
[12]劉永凌、李文：《從〈實踐論〉和〈矛盾論〉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15]孫正聿：《毛澤東的“實踐智慧”的辯證法——重讀〈實踐論〉〈矛盾論〉》，《哲學研究》，2015年第3期。
[17]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47～48頁。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A Perspective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Chen Hexiang
Abstract: With the featured Chinese style and manner, Mao Zedong's masterpiece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ali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model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s the organic unity of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the two classics works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hilosophically. They provide not a philosophical argument to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ut a philosophical diagram for "Two Adaptations", namely,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to the unity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when focusing and solving China's realities issues, which contributes the val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a new frontier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words: on Practice, on Contradiction,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 im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