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發現:

· 當前公眾理想子女數的主流選擇是2個，公眾對生育1個孩子的意愿感受度最高。

· 收入壓力大、時間精力不足、教育成本高是育齡群體“不愿生”的三個主要原因。

· 傳統生育觀念淡化，生育性別無差別成主流，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等傳統生育觀念式微。

· 個人的生育動機從社會化責任轉向個體化動機；女性的生育動機低于男性。

· 女性在生育中的價值與地位得到認同，同時應警惕極端女權主義思潮擾亂女性群體生育觀念。

· 對于一些“長不大的成年人”和職場女性不想生、不敢生問題，社會各界既要創造生育友好就業環境，也要幫助青年群體盡快成長、成熟、成才，積極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

人口問題始終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我國人口發展變化形勢，先后作出實施單獨兩孩、全面兩孩、三孩生育政策等重大決策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將“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進一步上升到“優化人口發展戰略”的高度。

一方面，國家頂層設計將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建立生育周期和生命歷程的支持體系。另一方面，2022年我國人口增長迎來重大轉折點。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出生人口為956萬人，較上年減少106萬人；2022年末，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人口是影響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從人口學角度看，出生率的降低、出生人口的減少一方面與育齡婦女人數減少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已婚人群的生育意愿改變有關。當前公眾的生育觀念如何？生育觀念有哪些新特征、新趨勢？當前影響我國育齡群體生育觀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圍繞以上問題，人民智庫于2023年2月8日—2月9日進行了網絡調查。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2318份。其中，從性別看，男性占63.92%，女性占36.08%；從年齡看，以育齡青年群體為主，20—25歲的占27.23%，26—30歲的占34.98%，31—35歲的占23.98%，20歲以下的占5.24%，35歲以上的占8.57%。調查結果如下：

當前公眾理想子女數的主流選擇是2個，對生育一孩意愿的感受度最高

《社會藍皮書：202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18—49歲育齡人群的理想子女數具有高度穩定性，平均理想子女數一直為1.96—2.00個，始終低于2.10的生育更替水平。本次調查顯示，“理想子女為兩個孩子”（44.26%）是當前中青年群體的主流心態，還有39.30%的受訪公眾選擇“1個”，6.95%的受訪公眾選擇“3個”。其中，31—35歲（56.91%）、大專學歷（54.90%）、生活在地級市（57.29%）、社會地位處于中層（60.26%）的受訪公眾理想子女數為兩個孩子的比例最高。已有一孩的受訪者中，53.16%的人理想子女數為2個，已有二孩的受訪者中，59.59%的人理想子女數為2人。

調查進一步顯示，當被問及“身邊人對生育孩子的意愿”時，生育一孩的意愿最高，為45.00%；生育二孩的意愿為25.79%；生育三孩的意愿感受度最低，為12.81%。

2021年5月，黨中央決定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本次調查顯示，已有二孩的受訪者中，雖然只有13.47%的人理想子女數為“3個”，但是當被問及“是否愿意再要一個孩子”時，有52.58%的受訪者表示“有意愿”。《社會藍皮書：202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出，“理想子女數為三孩”的比例始終在10%以下，但呈持續小幅上升趨勢。歷次調查顯示，三孩比例從2011年的3.21%提高到2015年的5.53%，到2021年上升到7.62%。

雖然生育意愿轉化為實際生育行動有一個“折扣”，但有生育行為及生育計劃的前提是有生育意愿。如何將生育意愿轉化為實際生育行為，“三孩”政策能否有效提高生育率，關鍵在于識別制約生育意愿的關鍵問題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

超八成受訪者表示有生育壓力，收入壓力大、時間精力不足、教育成本高是“不愿生”的主要原因

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您目前是否有生育壓力”時，分別有49.22%、35.81%的受訪者表示“壓力很大”或“有些壓力”。目前看來，網絡上關于“生不起”“養不起”反映的問題比較集中。本次調查顯示（圖1），收入壓力（58.07%）是育齡群體“不愿生”“不敢生”的首要因素，時間精力不足（50.30%）、教育成本（49.40%）位列第二和第三。當前，撫養孩子的日常生活成本和教育費用持續增長，養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當下人口生育面臨的主要難題。本次調查顯示，41.55%的受訪者認同“沒錢別生”這一觀點，34.42%的人持相反態度。其中，相對于男性（33.02%），女性（56.14%）對這一觀點更加認同，東部地區（59.53%）、高學歷碩博研究生（64.90%）對這一觀念的認同度更高。此外，正常配套不完善（26.23%）、影響職業發展（24.33%）、母子健康風險（14.45%）、生育觀念變化（9.19%）、房價壓力（8.80%）等也是制約當前育齡群體生育的重要因素。

傳統生育觀念淡化，生育性別無差別成主流

調查顯示，生育性別無差別偏好成主流。性別偏好是影響人口性別比、家庭及社會人口結構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本次調查顯示，“生男生女都一樣”（47.85%）的無性別差別生育觀念成為主流，其次是“我比較在乎傳宗接代，希望要男孩”（34.16%）的傳統生育觀，最后是男女雙全偏好（31.45%）。進一步分析發現，不同居住地的受訪者對于生育性別的偏好有差別。居住在直轄市（67.08%）和鄉鎮村（71.93%）的受訪者對于“生男生女都一樣”的偏好最高；想要“兒女雙全”的受訪者在鄉鎮村的比例最高為49.12%。總體來看，我國社會的生育性別觀念開始由“男孩偏好”轉向“男女都一樣”的無性別差異偏好。

調查同時顯示，以養兒防老為代表的傳統生育觀念淡化。中國傳統的生育觀念里，“生男孩才能傳宗接代”，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等傳統生育觀念也曾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育性別偏好和生育數量。本次調查中，“多子多福”（24.11%）、“養兒防老”（22.91%）、“不孝有三，無后為大”（36.1%）等傳統生育觀念開始式微，而“少生優生”（44.26%）的生育觀念得到更多公眾認同。

生育不再是義務，個人的生育動機從社會化責任轉向個體化動機，女性的生育動機低于男性

生育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女性懷孕、生育不僅關乎個人和家庭，也關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面對低生育率的嚴峻挑戰，各地紛紛出臺刺激生育的政策。在輿論層面，生育更多強調的是社會責任。調查顯示，對于“生育的直接受益者”，只有一半的人（54.96%）認為是個人，32.44%的人認為是家族，12.60%的人認為是國家。而在現實層面，生育動機則開始從社會化責任轉向個體化動機。本次調查顯示，只有27.78%的受訪者認同“生育是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及義務”，42.62%的受訪者表示不認同，對于這一說法不認同的女性（46.55%）高于男性（40.32%）。

當前，社會對個人生育選擇也有了更大的寬容。例如，對于丁克家庭（即婚后不要孩子），調查顯示，58.07%的受訪者認為這是個人自由。2023年2月，四川省生育登記取消登記人結婚限制。本次調查中，81.36%的人認為“將生育與婚姻脫鉤，是社會的一種進步和大勢所趨”。由此可見，從“多子多福”到“丁克自由”到“完善生育登記制度”，體現出我國生育觀念的巨大轉變，傳統生育觀念逐漸被顛覆，多樣化的生育觀念并存。

一是孩子之于個人價值的重要性呈現下降態勢。本次調查中，36.75%的人表示與其淪為“孩奴”不如愉悅自己，其中，女性（49.60%）對這一說法的認同度比男性（29.26%）高出近二十個百分點。社會營造的“孩奴”輿論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生兒育女與取悅自己的矛盾沖突。隨著更多女性經濟獨立，其在是否選擇生兒育女上有了更多話語權。當生育與個人幸福體驗出現沖突時，更多的女性選擇首先愉悅自己。同時，只有26.14%的人認為“生兒育女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44.60%的人持反對態度，其中碩博研究生學歷（56.92%）與大學本科學歷（52.71%）的受訪者不認同的比例相對較高。伴隨教育水平的提高，公眾實現自我價值的選項和途徑增多，如事業奮斗、社會聲望、經營親密關系等，生兒育女這一選項的權重也隨之下降。

二是孩子之于家庭幸福的重要性也不高。本次調查中，只有39.39%的人認為“有孩子家庭才幸福”。其中，女性（35.78%）、高學歷的碩博研究生（27.13%）和未婚受訪者（25.94%）對這一說法的認同度更低，女性比男性低5.71%。對于丁克家庭，女性的包容度（62.11%）也顯著高于男性（55.71%），認為這是個人自由選擇。由此看來，當前公眾對家庭幸福的定義更趨于多元化，尤其對于女性而言，孩子對于家庭幸福的權重相對男性更低，這可能與女性需要在養育子女的過程中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有關。此外，在現代社會，女性的幸福體驗也可以通過自我成長、發展事業等其他選項獲得代償。

女性在生育中的價值與地位得到認同，同時應警惕“極端女權主義”思潮擾亂女性群體生育觀念

近年來，女性在生育中的地位和價值開始得到認同。首先，女性在生育子女過程中的勞動價值受到珍視，47.32%的人認為“女性為生養孩子付出也有社會價值”。46.51%的人不認同“女人為生孩子付出是天經地義的”。其次，女性有權做自己身體的主人，決定是否生育。調查顯示，52.03%的人認為“女性有不生育的自由”。第三，生育不再是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手段，45.86%的人不認同“不生孩子的女人不完整”這一說法，也不再用生育定義女性。第四，51.86%的人認為“夫妻應共同照顧孩子”。其中女性（68.43%）對此觀點的認同度較男性（42.17%）高出26.26個百分點。照顧孩子不應只是女性的責任，51.73%的人認為“要保障女性不因為生養孩子而影響職業發展”，育齡婦女的就業和職業發展應得到保障。

調查同時顯示，女性生育的社會價值在女性群體中的認同度高于男性，在高學歷碩博研究生中的認同度相對較高。比如，71.28%的碩博研究生認為“女性為生養孩子付出也有社會價值”，高于平均值（47.32%）；女性（56.50%）對此觀點的認同度比男性（41.97%）高出14.53個百分點。社會結構變遷帶來工作、家庭和性別觀念的變革。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和經濟獨立，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步提升，女性對于生育的要求與期待也更高，對自我價值的彰顯也在提升。

但應注意的是，近年來，以“假平權，真特權”為代表的極端女權主義思潮逐漸在網絡平臺混淆女性視聽。例如，在婚育觀念上，提倡不婚不育，將生育視為女性獨立的障礙，并借“男女平等”的外殼得到廣泛傳播。在本次調查中，有26.62%的受訪者表示“女性應該為自己而活，不生孩子”，有31.93%的女性受訪者對此表示認同。極端女權主義的蔓延對女性個體的生育觀念和生育意愿造成了負面影響。

完善與生育相關的體制機制，加強宣傳引導，保障女性利益，幫助青年群體盡快成長

從1992年起，我國人口內在增長率即由正轉負。同時，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也標志著我國人口紅利不再。目前，盡管我國陸續出臺了二孩、三孩政策，但人口出生率仍然持續下降。推動三孩生育政策落地見效，宣傳引導極為重要。應關注青年的生育觀念、生育意愿變化，培育新的生育文化。

首先，完善與生育相關的體制機制，加強公共服務供給力度。本次調查發現，公眾的生育壓力主要來源于財務、教育、工作等現實問題。86.41%的人提出應“完善與生育相關的體制機制和各類環境氛圍，如將育兒假、生育主體的勞動權益、產假惠及非婚生子人群”，58.11%的人提出要“加大公共服務供給力度，如提供優質公平的教育和醫療資源、針對高齡產婦的醫療服務保障等”。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正式發布，作出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決策。《決定》部署了一攬子支持措施，提出了系列優化組合政策，堅持問題導向，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通過在財政、稅收、保險、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相關領域實行政策組合，加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進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其次，加強宣傳與引導，克服青年人恐育思想，生育教育更多從個體和家庭立場出發，強調生育帶給育齡人口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本次調查發現，從傳統的“生育為了傳宗接代”到現在的“幸福導向”，當前國人的生育觀念正在經歷著演變。在本次調查中，47.50%的人認為“生育教育更多地從個體和家庭立場出發，強調生育帶給育齡人口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政府應重視生育觀的教育與引導，讓婚育期青年認識到生兒育女不僅是傳宗接代，更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同時，在生育觀的教育和宣傳方面，應當更多地從個體和家庭立場出發，強調生育帶給育齡人口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生育可以帶來經濟保障、精神傳承”等觀念，“助推”生育意愿的有效提升。

第三，關注女性群體利益，為職場女性構建生育友好的就業環境。本次調查發現，女性對于生育的壓力更大。60.70%的受訪女性表示要“保障女性權利，減少職場性別歧視，呼吁男性共擔生育責任”。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數為144.8萬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達到50.60%。這也意味著我國女性群體教育水平的整體提升。很多女性群體有生育意愿，卻迫于職場壓力、自我成長與生育之間產生的矛盾而出現糾結的情緒或推遲生育時間的情況。因此應關注知識女性和職場女性的生育壓力和心理健康問題，完善法律法規，促進職業性別公平，切實減輕職場女性家庭與事業選擇兩難問題。

最后，幫助青年群體成長、成熟，積極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青年的存在方式決定著未來社會人口的發展狀況。本次調查顯示，31.4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還沒長大，不想生養孩子”。一些“長不大的成年人”不想生、不敢生。為此，社會各界要幫助青年群體盡快成長、成熟、成才，形成獨立成熟的人格，有擔當、敢作為，積極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社會各界要關注關心青年群體面臨的現實難題，給予青年群體切實的照顧和鼓勵，增強青年群體面對生活挑戰的勇氣、能力、才干，使其成長為獨立、抗壓、成熟的成年人。

【執筆：石 晶】

責編：劉蘇毅／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