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不移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我國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面對國際國內形勢新變化，我國堅持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未來，我們應立足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制度型開放，發展數字貿易，改善營商環境，繼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關鍵詞:對外開放 自由貿易 新發展格局
【中圖分類號】F75 【文獻標識碼】A
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指出：“開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是世界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不移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我國在對外開放領域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實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我國成為一百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這段話高度概括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歷史性成就和偉大變革。具體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實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2013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 3月2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調研時表示，鼓勵支持上海積極探索，在綜合保稅區基礎上，研究如何試點先行，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積累經驗，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的體制機制。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我國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對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具有重要意義。
2013年以來，我國先后在開放條件好的21個省區市設立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嘗試建設了自由貿易海港區、空港區、陸港區和島港區，借助經濟地理優勢，在不同的港區嘗試引入多種開放功能，形成了覆蓋全國東西南北中的改革開放創新格局，在貿易投資便利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國企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等多個領域推出一大批制度創新成果，建成了一批世界領先的產業集群。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從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等11個方面明確提出，要把海南島打造成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當前，海南省政府正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以“2023年底前具備硬件條件，2024年底前完成封關各項準備工作，2025年底前實現全島封關運作”的部署為目標，全力推進各項任務落實。
作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試驗田，中國自貿試驗區承擔三項重要任務。第一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嘗試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將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由區域的局部改革、政策體系改革，上升到體制機制改革，推動開放倒逼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第二是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成我國制度開放、政策開放的平臺，擴大中國的對外開放，實現貿易自由、投資便利化自由化。在制度創新成功的基礎上，將這些相對成熟的制度在更大范圍內復制推廣，實現國家整體上的高水平對外開放。第三，通過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建設，帶動中國經濟的振興與發展，從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調整中走出來。
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面對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崛起，不斷散播“中國威脅論”，企圖打壓遏制中國經濟發展。奧巴馬執政時期就企圖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拉攏一些國家，圍堵和孤立中國。為以合作共贏的方式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同時也是為打破美國圍堵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共建“一帶一路”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起初的候選伙伴國只有沿線64個國家，隨后中國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務實合作，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歡迎。再加上亞洲投資銀行等運行機制的配合，使“一帶一路”合作的參與者不斷增加，在地域上不斷擴展。截至2022年底，中國已同150多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地域上擴展到亞太、歐洲、非洲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也將“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納入。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一帶一路”合作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在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科技、教育、文化、生態環境等領域加強合作。我國強化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發揮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現有多邊合作機制作用，促進相關國家加強溝通；發揮沿線各國區域、次區域相關國際論壇、展會以及博鰲亞洲論壇、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亞歐博覽會、歐亞經濟論壇等平臺的建設性作用，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共享“一帶一路”合作機遇。十年來，“一帶一路”合作范圍不斷擴大，合作領域更為廣闊。它不僅給參與各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合作紅利，也為世界貢獻了應對挑戰、創造機遇、強化信心的智慧與力量。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我國充分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強東中西互動合作，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了各省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及對外合作重點方向。如新疆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主要是深化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家交流合作；云南則是建設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東北三省則是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我們加強沿海城市港口建設，強化上海、廣州等國際樞紐機場功能；支持鄭州、西安等內陸城市建設航空港、國際陸港，加強內陸口岸與沿海、沿邊口岸通關合作，開展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也為我國沿海和內陸城市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提供新機遇。
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合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2020年11月15日中國和東盟十國，以及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覆蓋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貿易量，成為世界上涵蓋人口最多、成員構成最多元、發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貿易區。在落實協議中，中國做了大量的合規性調整，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深化改革中，增強包容性，擴大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融合度。
2020年12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同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視頻會晤，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歐投資協定（CAI）談判。該協定有助于實現中歐投資的便利化和主要產業的相互開放與便利。不過，2021年5月歐洲議會通過決議，以政治問題為由“凍結”批準協定的討論。盡管中歐投資協定前景未明，但中歐經貿關系仍在向前發展。在2023年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期間，中法36家企業簽署了綠色、創新、航空、新能源等領域 18 項合作協議。
2021年9月16日，中國正式提出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申請，表明中國擴大開放、在體制機制上堅定地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心。2021年11月1日，中國正式申請加入《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DEPA)。2021年11月4日晚，習近平主席以視頻方式出席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并發表題為《讓開放的春風溫暖世界》的主旨演講，強調：“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的決心不會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的決心不會變。”“中國將深度參與綠色低碳、數字經濟等國際合作，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這一系列的舉措，表明了中國擴大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決心。
對外經濟貿易持續增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擴大對外開放、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扎實推進，取得了的顯著成就。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由2012年的38671.19億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60501.70億美元。2022年我國外貿進出口頂住多重超預期因素的沖擊，進出口規模、質量、效益同步提升，全年進出口總值首次突破40萬億元關口，達到42.07萬億元，比2021年增長7.7%，連續6年保持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地位。當前，世界上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2012年，我國的貨物+服務貿易總額是4.4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到2021年，貨物+服務貿易總額增長到6.9萬億美元，連續兩年全球第一。我國的雙向投資也穩居世界前列，2021年我國吸引外資達到了1.15萬億人民幣，比2012年增長了62.9%。2017年以來，中國吸引外資連續四年位居世界第二，穩居發展中國家第一位。對外投資流量穩居全球前三位，“一帶一路”經貿合作高質量推進。2022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138339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9.4%；對《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其他成員國進出口額129499億元，比上年增長7.5%。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理論探索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國際國內復雜形勢的挑戰，我們黨不畏復雜局面，積極應對，進行理論思考和探索。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外開放的理論探索，以下幾點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堅持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形勢的高度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統籌發展和安全，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沖擊，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政策抬頭，黨中央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同時明確在關注經濟安全的同時，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在新的形勢下，特別是新冠疫情沖擊情況下，我們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廣泛開展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我國在每年兩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基礎上，自2012年起，每年5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即服貿會，前京交會）；從2018年起，每年11月在上海召開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博會）；2021年起，每年在海南舉辦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消博會）。除此之外，我們還走出去，參加各國組織的貿易博覽會，與亞太地區的東盟、日本和韓國開展貿易合作，在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積極探索“一帶一路”合作模式，等等。
其次，我們繼續堅持開放倒逼改革。我國與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訂了合作協議，以期實現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的規范化、國際化。我們積極支持RCEP協定的簽署和執行，在貿易特別是貿易便利（包括貨物和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有關協議條款的承諾，標志著我們要與國際通行貿易規則相一致，堅持國際貿易領域的深度開放。我們與歐盟在投資領域達成全面共識（CAI），是中國在投資領域宣布要堅決且嚴格執行新形勢下國際投資合作的規則，開放市場、開放投資，進而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決心。
第三，我們繼續堅持走漸進性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根據發展中大國的特點，選擇了適合自己的漸進性改革開放之路。實踐證明，這條路是符合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的國情要求的。40多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與此同時，我們的某些領域制度政策還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仍然需要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在此情況下，我們繼續堅持漸進性開放戰略，在國內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通過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嘗試在不同開放基礎、不同開放應對能力、不同地理和開放環境下的21家自貿區展開多層次的試驗，包括自由貿易平臺建設、引進外資和國際金融運作、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高端創新人才引進和利用，以及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建設等方面先行先試，取得經驗之后再復制推廣到全國。
在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主動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黨中央在經濟全球化調整和新產業革命醞釀待發的背景下，明確自己的制度底線和闡明自己參與國際治理的原則是非常必要的。同時，也意味著，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需要與時俱進的理論探索，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探索以發展生產力為取向的制度型開放，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更大的包容性。
新形勢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策略
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經驗，我們深刻體會到，在經濟全球化進程面臨嚴峻挑戰的形勢下，我們一定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新形勢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重要部署：“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
第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點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互促進。這種循環不是分割的循環，而是以國內大市場的開放、貿易自由、投資便利化自由化吸引國際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聯動，提高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處于脆弱復蘇階段，逆全球化、單邊主義興起，特朗普執政以后，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以美國涉外貿易法律代替WTO規定的國際貿易基本原則和秩序，發動了面對各國的貿易戰、貿易糾紛、貿易摩擦，破壞國際貿易秩序，使國際貿易處于高度動蕩之中。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各國經濟受到沖擊。為維持經濟增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又大規模增加貨幣供應，造成通貨膨脹等問題。烏克蘭危機、能源危機加劇，使國際形勢處于高度的不確定、不穩定當中。冷靜面對挑戰、認真分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制定科學的戰略對策，成為黨和政府的歷史性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明確提出了堅持改革開放，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們按照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思路調整經濟開放策略，提出了加強多元、多層次、多領域國際合作的戰略。我們在國內建立21家自由貿易試驗區，以開放促改革；在地區范圍內通過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建立比較穩定的區域經濟合作關系，尋求在新形勢下的區域價值鏈重組。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英明領導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擴大朋友圈，堅持經濟全球化的大方向，體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在全球經濟處于艱難時期，仍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的不懈努力。
第二，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簡單的政策型合規性調整已經遠遠不夠，要真正實現對外開放，需要在規則、規制方面進行調整，以便與國際通行規則、規制保持一致，適應WTO改革，適應數字經濟時代在貿易投資深化過程中的新變化。在管理和標準方面支持新的國際貿易秩序和投資秩序的變化和改革，在融入國際方面做適應性調整。伴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聯系更加緊密，需要各國在提高經濟交往和合作水平時，不僅要協調相關政策，還要在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深度合作中，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與國際通行標準保持一致。為此，我們需要在相關規則、規制的制訂和執行上進行合規性調整，在管理和標準的制訂上規范、透明并認真執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第三，發展數字貿易。適應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業務的變化，特別是在數字經濟條件下貨物貿易方式、服務貿易運行、數字貿易發展的需要，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融合度、參與度，在高層次國際經濟交往中成為貿易大國、貿易強國、國際投資大國、投資強國、數字經濟大國、數字貿易合作大國。伴隨著科技革命的新浪潮，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逐步深入到經濟的全過程之中，數字技術的產業化和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正在改變著現代生產過程，同時也滲透到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交換、流通過程。因此，大力發展數字技術、并將數字技術轉變成新興產業、將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成為一個國家提高現代產業競爭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手段和關鍵戰略選擇。因此，建立數字中國、數字強國已經成為現在乃至未來實現我國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重要途徑。在此基礎上，積極參與國際數字經濟運行規則的制定和治理，是我國下一步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四，繼續推進高水平開放平臺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依據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思路，在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的理念之下，建立了21家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我國自貿區和自貿港是高水平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為中國漸進性改革、開放型經濟的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取得了“為國家試制度”的許多經驗。其中的成功經驗復制到不同的自貿試驗區，推進了中國開放型經濟體制的建設。但是，我們的試驗目標還沒有完成，距離建立開放型市場經濟還有一些差距，有些方面還需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領域和開放深度。比如在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建設上，還要形成系統性、集約性的開放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包容性。
第五，改善營商環境。良好的國際營商環境建設仍然是我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提高開放經濟質量的前提。202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提出“持續優化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和公平統一高效的市場環境”，是海南吸引國際營商業務的保障。中國積極加入RCEP，積極申請加入CPTPP、DEPA等一系列區域國際合作協定的行動表明，中國要營造一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是認真的，是負責任的。它展示了一個大國謀求自身發展、促進各國經濟發展與合作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決心和信心。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講席教授】
責編：周素麗 ／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