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危機彰顯，“黑天鵝”與“灰犀牛”事件頻出之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克服人類發展危機的良方。意識是思想和行動的先導，“人類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問題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深度融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著眼點”，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培育顯得極為重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并不是一個既成的單一靜止意識，而是由一組符合世界歷史走向的人類生存發展的意識構成的彼此關聯、互相影響、動態開放的創新型“意識包”。深刻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時代內涵、價值意蘊，探討其培育路徑，能夠更好地讓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落地生根并轉化為積極行動，以支持人類延續、保障人類福祉。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意識包” “共同感” 意識培育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向世人宣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個系統工程，其中關鍵一環是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當前，地球環境持續惡化、烏克蘭危機不斷升級、民族主義暗流涌動、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盛行、逆全球化態勢日益加劇……一系列問題和危機的背后，要求世人必須有從全球甚至宇宙范圍的視野來看待事物的“共同感”，為此，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勢在必行。

意識是思想和行動的先導。在當今時代，“人類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問題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深度互通的。習近平總書記是“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提出者，深刻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時代內涵、價值意蘊，廓清思想迷霧，探討培育路徑，能夠更好地讓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落地生根并轉化為積極行動，使全人類共同致力于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時代內涵

共同體（community）作為一個詞匯或學術概念，最初原意是公眾團體，后來在使用中逐漸變為一個寬泛的概念，對其界定可謂言人人殊。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凡是在人以有機的方式由他們的意志相互結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總是有這種方式的或那種方式的共同體”。[1]他將共同體分為血緣共同體（親屬）、地緣共同體（鄰里）和精神共同體（友誼），強調精神共同體是真正的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體。馬克思也經常使用共同體這一術語，總體上將其分為各種各樣冒充的（虛假的、虛幻的）共同體和真正的共同體兩類，冒充的共同體對人而言是新的桎梏，因為人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于這種共同關系中的，剝削階級以普遍的國家利益混淆本階級利益，作為剝削勞動者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共同體是“自由人聯合體”“是生活本身，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動、人的享受、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2]在真正的共同體中，“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呈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3]，“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4]，“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可見，“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體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6]，使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馬克思“真正共同體”思想的時代精神，契合了“自由人聯合體”的基本內核，是邁向真正共同體的歷史過渡階段的產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血緣和地緣的界限，將整個人類納入其中，共同體中的人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人，即“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7]的人。人類命運共同體凸顯了人作為“類存在物”的應然向度。它強調人類實踐活動要擁有世界眼光，突破個體與群體的狹隘視界，關注整個人類命運的歷史發展和全人類共同利益、共同價值，充分考慮人類的世代可持續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單純是一種良好的感覺和舒適的場所，也不僅是由情感紐帶將人們聯系起來的生存共同體，更不是由外在紐帶生硬的聯系在一起的機械共同體，而是具有多維意涵的共同體。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日內瓦聯合國總部大樓發表的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中，結合中國哲學尤其是“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和衷共濟”“和實生物”等“和合”文明理念，結合中國實踐，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五個方面，深刻、全面、系統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政治方面，它凸顯的是公平正義的權利共同體；在經濟方面，它凸顯的是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在全球治理方面，它凸顯的是和平穩定的安全共同體；在文化方面，它凸顯的是交流互鑒的文明共同體；在生態方面，它凸顯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誠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應該鍥而不舍、馳而不息進行努力，不能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也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8]

作為一個未來世界的積極變量，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通過個體去創造，通過個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樹立以及相應能力的提高和發展來推動構建。習近平總書記曾從多個視角闡述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內涵，如從建設一個永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出發，提出要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意識；從建設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出發，提出要堅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堅持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發展觀；從建設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出發，提出要樹立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樣的意識；從建設一個山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出發，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樹立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意識。由是觀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并不是一個既成的單一靜止意識，而是由一組關乎人類世界美好前景、符合世界歷史走向的人類生存發展的意識構成的彼此關聯、互相影響、動態開放的創新型“意識包”。它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其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色意識，即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整個人類社會中的一員，是自然萬物的發現者、參與者、創造者、享用者、奉獻者、保護者和反思者。其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意識，即意識到每個人都要共同致力于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其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意識，即意識到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在人與自身關系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要求人們擺脫“心被物役”的牢籠，重視心靈和精神家園的構建；在人與他人、社會及國家之間關系的處理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要求人們摒棄唯我獨尊、損人利己、有你無我、零和博弈的舊思維，走出國強必霸、贏者通吃、殖民擴張、冷戰思維的老框框，超越曾把人類一次次拖入對抗和戰亂的老路，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堅定奉行親誠惠容、合作共贏理念。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要求人們放棄“無限增長癖”式的病態經濟范式，放棄人類中心主義、消費至上等觀念，樹立服務于人與自然共同福祉的生態文明發展觀，樹立“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綜上，撮其大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可以理解為世界各國人民基于“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而產生的安危與共、榮損相依、合作共贏、權責共擔的總體意識。

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把意識比喻成光，認為只有在意識之光中，世界才得以照亮，人類的思想才能獲得自覺。但如果要深究什么是意識、意識的本質等問題，那么無論對哲學研究還是對科學研究而言，至今都是一個“世界之結”，歧義叢生。馬克思指出，“意識[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Sein]”[9]。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意識”一詞通常有兩種用法（本文中所使用的“意識”和“意識到”即沿用這兩種用法）：一是當名詞用，即指與物質（存在）相對立的活動的結果，是思維主體對信息進行處理后的產物，是人對環境及自我的認知能力以及認知的清晰程度；另一是當動詞用，即指“意識到”的活動，亦即認識、領悟、覺解活動。意識在人的實踐中分為各種形式，包括記憶、情緒、念頭、觀念、思想等。從表象的直觀到一定現象的集合念頭，最終邏輯地發展為觀念（理念），通過思考最終形成思想。思想是在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思想是意識的高級階段，而意識則是思想的生命基礎，是思想生發的初級階段。理性、觀念、思想從意識而來，人之本質意義上的成長、發育，首先就是“意識”的成長、發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為一種先進的意識，其本身就是時代化的，是反映時代精神、回答時代課題、引領時代潮流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具有與時俱進的品質，隨著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它將繼續傾聽時代聲音，緊跟時代發展脈搏，匯聚時代共同發展的價值和利益訴求，其內涵必然會不斷演進和拓展，表現出更大的擴容性、通約性和普適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價值意蘊

人類的往哲先賢們很早以前就曾洞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題的雛形，但真正催生“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真命題”并日趨凸顯走向時代“前臺”的重要原因是人類現代化進程中愈演愈烈的全球問題。

從社會發展角度而言，現代化一般指工業革命后人類社會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業社會轉化的巨大歷史變遷。這個變遷是一個革命的、復雜的、系統的過程，同時也是全球的、趨同的、不可逆的過程。肇始于18世紀中葉的英國工業革命，首先拉開了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帷幕，隨后現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人類舉著現代化大旗高歌猛進的200多年里，“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10]，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等成果。但與此同時，現代化的“潘多拉魔盒”也被打開，人類生存面臨的風險清單越來越長：貧富分化、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尤其是核戰爭、生態崩潰、破壞性創新造成的科技顛覆，這三個問題中的每一個都足以摧毀人類文明的未來。

德國思想家貝爾指出：“風險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活動及其疏忽的反映，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表現……但凡風險使人憂慮的地方，危險的根源都不在外部，不在異鄉，不在非人之物。”[11]現代化的進程，雖然“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12]，使人類擺脫了人的依賴形態或者說人身依附關系，生成了自由自主的意識和獨立的人格，但是“人過于追逐物質財富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自然，導致了人與自然的疏離；人對物質財富和科技的過度崇拜和依賴異化為物對人的統治，使人的生存成為物化生存，導致了人與社會的疏離、人與人的疏離乃至人與自身的疏離……”[13]吉登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化引發的全球化“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過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在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14]疏離使人類共同感（common sense）普遍喪失。漢娜·阿倫特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這部著作中指出，共同感指人們對一個共同世界的共有的感覺。“在當今時代，共同感的消失是時代危機的最確切標志。”[15]隨著現代化前行，共同感的缺失及由此產生的疏離，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乃至自身的關系逐漸走向對立，而且日益加劇，成為生態危機、人類戰爭、文明沖突等全球問題的人性之源。要想對人類的未來做出明智抉擇，就必須要有從全球甚至宇宙的觀點來看待事物的“共同感”，因為人類不能用孤立主義應對這些全球危機。在關乎人類未來走向的生死節點，中國首先端起了歷史規律的望遠鏡蒿目時艱，以一個大國的責任擔當，向世人鄭重宣告：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既是智者的思慮，也是“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如果有一種力量能夠將你、我、他和它，將每一個個體連接在一起，形成一種人類共同感。那么這種力量是什么？答案必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包涵的意識理念本質上是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界限，將整個人類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在此基礎上考量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價值理性，是人類解決全球問題所必須具備的思想素質。它跳出了“零和博弈”的二元邏輯；體現了個體與他人、群體的共在，民族與世界的共在，人與環境的共在等多方面的內容；匯聚了世界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繁榮向往的最大公約數。它充分認識到“個人—集團—民族—國家—類存在”之間的彼此遞進與相互包含關系，將人類社會指向了建立在“共同感”基礎上的“命運共同體”，指出了一條人類社會可持續的“共贏”發展之路。

積極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人類長期生活在權力和資本操控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爭權逐利、弱肉強食、你死我活、你窮我富、以鄰為壑等自私自利的排他觀念，競爭也往往演化成“貪欲和貪欲者之間的戰爭”[16]。這些陳舊的生存邏輯正一步步將人類引向深淵。習近平總書記提醒世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17]。意識是思想和行動的先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意識先行。作為拯救人類前途命運的破局之匙，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已經是世界大趨勢。

注重教育引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決定著人類的今天，也決定著人類的未來。人類社會需要通過教育不斷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需要通過教育來傳授已知、更新舊知、開掘新知、探索未知，從而使人們能夠更好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18]應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的挑戰，需要各國人民同舟共濟、攜手努力。教育要順此大勢，積極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支持人類延續，保障人類福祉。早在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對此進行了積極回應，聯合國教科文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的序言中指出：再也沒有比教育更為強大的變革力量。教育要為所有人建設更美好的未來，要立足于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分擔責任，所有這些都是人性的基本共同特點。報告強烈呼吁所有利益攸關方開展對話，秉承人文主義教育觀和發展觀，超越狹隘的功利主義和經濟主義，將人類生存的多個方面融合起來。202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41屆大會上，又強調了教育要塑造真正和平、公正和可持續的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所應體現的宗旨就是促進人類社會的美好和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新綱領性文件，為我們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學理和道義上的重要支撐。教育在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承擔著雙重使命，一方面教育要作為解毒劑稀釋和變革人類長久以來對物的依賴性中形成的“物化思維”“筒倉思維”及“占有式”生存方式。通過全球問題的嚴重性引導人們深刻理解人類所處的共同境遇、面對的共同風險，引發對共同利益、共同責任的深度關切，認清“零和博弈”“自我中心”“單邊主義”“排外主義”“霸權主義”等陳舊意識的危害，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培育“清宮除道”。另一方面教育要作為酵素催化人從單子式的封閉存在轉向開放式的共生存在、從孤立的個人走向合作的世界人。引導人們學會共生，樹立世界眼光，把人的責任和義務，擺放在世界的天平上，確立為人類和平與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的遠大志向，建設好、呵護好人類共有的地球家園，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培育凝心聚力。

筑牢利益基石

共同利益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產生的現實土壤。馬克思指出：“要使各國真正聯合起來，它們就必須有一致的利益。”[19]任何共同體，本質上都是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可以為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心理利益等等。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經，是思想意識產生的邏輯起點，是思想共識得以凝聚的現實基礎。首先，世界各國政府要積極致力于為社會成員提供良好的社會基本保障，否則，當社會成員陷入極度不信任、極端恐懼、孤獨的狀態時，他人的、民族的、國家的、人類的命運就會變得與己無關了。其次，利益“不只有‘細小的’利益，不只有不變的利己的利益。”[20]西方一些政府奉行“本國優先”的“強力意志”邏輯，大搞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筑墻設壘”“脫鉤斷鏈”，做損人不利己的事，逆歷史潮流而行之，終將失道寡助，遭遇“飛去來器效應”，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國作為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倡導者，秉持合作共贏、“計利當計天下利”的原則，率先垂范，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通過尋找共同利益，創新增長模式、提振全球信心、推動協調合作，積極參與全球經濟、軍事、生態等領域的治理，以共建“一帶一路”作為構筑世界共同利益紐帶的實踐平臺。截至2022年5月，中國已同150多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眾多合作項目落地見效。從倡議到現實，“一帶一路”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最受關注的公共產品，促進了各國融通發展，切實為沿線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利益相通，民心才能相通。未來，“一帶一路”將越走越寬，中國的“朋友圈”會越來越大，世界各國聯手打造利益共同體，持續推進戰略性大項目順利實施，深入挖掘新興領域合作潛力，充分發揮地方互補優勢，構建全方位、深層次、多領域的互利合作新格局，實現更緊密的利益融合，提供更多更好的全球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惠及世界人民，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夯牢社會和民意基礎。

促進文明互鑒

不管是透過歷史的長鏡頭還是世界的廣角鏡來看，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文明多樣、包容互鑒是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不二法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和羹之美，在于合異。”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每一種文明都是獨特的。在文明的問題上，傲慢和偏見、生搬硬套和削足適履都是有害的。在文明沖突、文明優劣等論調不時沉渣泛起之際，世界各國要直面復雜背景與嚴峻形勢，客觀承認和自覺尊重各種文明的價值。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主旨演講中鮮明指出：“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如果人類文明變得只有一個色調、一個模式了，那這個世界就太單調了，也太無趣了！”[21]他提出各國人民要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壘，以兼收并蓄的態度汲取其他文明的養分。他呼吁各國要打造智庫交流合作網絡，創新合作模式，推動各種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實，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創造條件?？傊?，世界各國要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和更加積極的態度促進文明交流，開展深度良性對話協商以增信釋疑，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用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抵制妨礙人類心靈互動的觀念紕繆，共同打破阻礙人類交往的精神隔閡，共同擘劃實現世界持久和平與繁榮、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畫卷，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培育打好社會文化底色。

加強媒體傳播

在信息化社會，媒體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傳播范圍無遠弗屆，成為“最令人振奮的傳播手段”。作為引導公眾輿論的重要渠道、社會意識的主要建構者，媒體在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中的力量不容小覷。各國媒體要加強合作，共同規范社會包括網絡輿論環境，防范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恐怖主義、宗教主義、單邊主義、分裂主義等肆意泛濫傳播。同時肩負起時代的使命，精準設置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關議題議程并不斷強化，充分借助“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反對殖民主義斗爭日”“國際兒童節”“世界環境日”“國際合作節”“國際和平日”等國際日，積極推動世界人民尤其是國際政界、商界、學術界、思想界等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關注。中國媒體要盡力扭轉對西方世界“信息逆差”的劣勢地位，進一步科學配置各項對外傳播資源，充分挖掘、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題材，用中華文明中蘊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等參與解決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共同難題，集中力量打造足以代表中國形象，有能力將聲音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的強勢國際傳播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中，中國媒體要積極掌握話語主動權，形成引導力，既要講道理，更要擺事實，通過陳情與說理相結合，宣介傳播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現實及文化邏輯，講清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為人類發展帶來的價值，使人們在認識事實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增進世界各國人民達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塑造好國際社會對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預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培育提供思想輿論支持。

【本文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2022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增強‘四個自信’教育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挖掘與應用研究”（22JDSZZ02）階段性成果；本文受“天津市高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聯盟”資助】

注釋

[1][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榮遠譯：《共同體和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65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頁。

[4][6][7][9][16][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571頁、541頁、162頁、525頁、155頁、694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頁。

[8][17]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13頁、6頁。

[10][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34頁。

[11][德]烏爾里希·貝克著，張文杰、何博聞譯：《風險社會》，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230頁、23頁。

[13]韓慶祥：《現代性的本質、矛盾及其時空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第9—14頁。

[14][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后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52頁。

[15][德]漢娜·阿倫特著，王寅麗、張立立譯：《過去與未來之間》，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67頁。

[18]《習近平和奧巴馬向清華蘇世民學者項目啟動致賀信》，中國新聞網，2013年4月21日更新，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21/4750568.shtml．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頁。

[21]《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新華網，2019年5月15日更新，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515/c1024-31086589.html．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