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其中，堅持對外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取得偉大成就的一條基本經驗。當前，中國已經邁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正在波瀾壯闊地推進，中國將如何走好接下來的對外開放道路，要堅持怎樣的對外開放，如何統籌好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對此，在國內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增強全社會抵御和化解各類風險的能力，同時，在國際上要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治理向著更加公正、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做好應對各類外部風險與挑戰的準備。

關鍵詞:對外開放 國家安全 現代化建設 總體國家安全觀 風險挑戰

【中圖分類號】D8 【文獻標識碼】A

對外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取得偉大成就的一條基本經驗，國家安全是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民生進步的根本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把國家安全作為報告的獨立一部分作了系統闡述，深入分析了發展和安全之間的辯證關系。這些分析和論述對于如何確保安全、促進發展，對于新的歷史時期、新的發展階段如何在進一步通過擴大開放帶動發展的同時，積極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都有著極強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深入領會，認真思考和研究。

對外開放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外開放政策為我國的一項長期基本國策起到關鍵性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

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1]當前，中國已經邁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正在波瀾壯闊地推進，國家處在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發展關鍵期，中國將如何走好接下來的對外開放道路，要堅持怎樣的對外開放，如何進行這樣的對外開放，對外開放中又會遭遇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這些問題都是我們所需要解答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國家安全問題日益不可分割，同時在分析研究安全問題時又不能不將開放問題作為前提條件和背景，即研究怎樣將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統籌起來，那么問題就會變得更加復雜，需要進行全面深入的考量。

回應上述問題，要堅持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要將其置于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即要將問題及其產生的根源放置在歷史和現實演變發展的客觀進程之中進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毋庸置疑，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改革和開放、發展與安全所處的歷史方位、時代條件、外部環境和國內狀況，與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階段相比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就整體而言，經過長期發展，中國的國家實力和綜合國力達到空前的歷史水平，牢牢居于世界前列。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問題已經得到根本解決，與此同時，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開始出現。困擾了中國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已被解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實現，但仍要看到，發展的不均衡不平衡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東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中國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現實沒有改變。

另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一些長期潛存的困難和不利因素會以各種形式暴露出來，譬如經濟規模結構效益之間的矛盾問題、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不平衡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問題、發展的新勢能新動能不足問題、如何適應新技術發展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的回應和處理，則勢必帶來嚴重影響。此外，在更深層次上，要堅定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就必須建設好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領域活力充沛的創新型國家。不形成充滿生機活力的創新體系和體制，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就缺乏根本支撐。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一切事業發展的根本和關鍵，這也要求我們不僅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這一重要法寶，還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勇氣、更大的魄力去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

改革開放幫助我國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和世界體系之中。這種融入深深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方式和互動形式。在打開國門，向外部世界開放的過程中，中國不但獲得了建設和發展所需的資金、信息和技術，向國際社會源源不斷貢獻出商品、服務和勞動，更為重要的是，在和外部世界的聯系和互動中，中國學習到了先進的管理方法和技術，獲得了與外部世界相互比較、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與此同時，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也使得中國外交變得更加成熟、更加游刃有余、更加張弛有度。[2]甚而，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騰飛，更為重要是整個國家在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等各個方面能力的巨大增長，以及全體中國人民心態特質的變化。當代中國人變得更加自信、自強、開放和樂觀，更加愿意接受外部新事物，也更加善于學習和吸收外部世界的科技、文化、管理等各方面經驗?？梢哉f，無論從哪個方面，中國都已成為現代性無比充沛而與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都不同的嶄新國家。

與任何偉大的社會實踐和變革一樣，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既大膽探索積極進取又審慎推進不斷總結經驗的過程。在中國，無論是搞改革還是搞開放，始終是在黨的堅強統一領導下進行的，開放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開放什么、怎樣開放、開放的程度和范圍都服務于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任務。黨和國家始終牢牢把握著對外開放的方向，確保中國這艘巨輪始終沿著正確的航道劈波斬浪，揚帆前行。這與一些國家照抄照搬西方道路和模式，進而全盤接受西方國家提供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在與外部世界交往與合作過程中逐漸喪失自主性和主動權有著根本不同。中國是一個充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大國，在開展對外交往與合作過程中，始終將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等核心利益放在首位。堅守這一原則和底線既使得中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能夠得到完全的貫徹和落實，從而在對外交往與合作中能夠做到無論遇到何種風險、挑戰和困難都能從容應對，也使得中國外交能夠始終保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做到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界區分敵我，不以僵化的條條框框束縛自身手腳，真正做到了獨立自主。

中國的對外開放，從空間維度上看，經過了從沿海到內地、從東部到中西部、從發達地區到欠發達地區的梯次開放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前者所獲取的新產業、新技術、新資本、新資訊呈波浪狀源源不斷向后者傳遞，前者所形成的引領和帶動勢能大大影響著后者的發展方向、發展目標、發展態勢和發展模式，后者則從前者的開放中學習和借鑒到豐富的經驗，規避了前者的某些不足或失誤，從而進一步形成差異化開放的多元格局。中國經濟地理上的廣度和深度賦予對外開放以極大空間和可能性，推動中國形成全球最完整工業部門、最強大制造能力和最完整產業生態，不僅帶動了整個國家的城市化、工業化和信息化，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外向型經濟體之一，使得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連接更加順暢，國內和國際兩方面資源的運用更加充分，在此基礎上也使得中國的國家實力和綜合國力獲得巨大躍升，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穩固基礎。

從時間維度上看，中國對外開放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經過了從點到面、以點帶面，從易到難、以易化難，從表層到深層、由表及里，從商品、勞動和服務的國際化到資本、技術和信息的全球融入，從相互區隔的產業、行業和部門的對外開放到成體系成系統的產業鏈和價值鏈，中國對外開放的經驗越來越豐富、規模越來越大、氣魄越來越雄厚，猶如浩浩蕩蕩的洋流不可阻遏。在這一史詩性開放進程中，中國經濟從學習規則、適應規則到修補規則、書寫規則，中國管理從管理模式的模仿到治理體系的創新，中國制度從制度借鑒到制度改革和制度完善，每一步都豐富著對外開放的歷史內容，充分體現出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深度和巨大成就。應該說，中國對外開放本身就是中國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生動寫照。

事實證明，對外開放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寶貴的經驗之一，必須長期堅持下去。結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以及可能面臨的一系列新問題新困難新挑戰、開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新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高質量發展的新目標、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新部署，這些新問題新困難新挑戰的回應和解決、新要求新使命的達成、新目標新部署的落實，都需要在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創造條件去完成。這不僅是因為一些國內改革遇到的問題，必須通過面向世界，進一步擴大開放，深化與世界的聯系，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競爭，獲取國際資源和經驗的方式加以解決，還因為這是正確處理改革和開放兩者之間關系的需要。只有把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聯系起來作為一個相互促進的整體，同時充分利用好改革和開放兩種戰略、兩種勢能，才能不斷向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就是在改革與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不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的同時，以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國內改革創造新的國際環境、條件、機遇、動力和資源。[3]

國家安全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障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要從根本上維護好中國領土、主權、獨立和發展等核心利益，這也為中國的國家安全工作和任務確立了原則，框定了底線。由于安全問題牽涉到的內容和范圍非常復雜和廣泛，這種復雜性和廣泛性又會隨著歷史和形勢的變化產生變化，因而安全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偟亩?，中國的國家安全始終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客觀上受國際形勢和國際力量對比關系的影響，主觀上受國家安全目標和任務需要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目標和任務是要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實現和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和完整。與此同時，在國內，人民政權的基礎尚未穩固，舊政權的殘余勢力尚未肅清。為鞏固新生政權和維護國家安全，新中國對外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同時對內發起嚴厲政治運動穩定社會局面，以排除國家安全威脅。“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在中國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基本條件，但是上世紀整個六七十年代，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形勢總體上仍然是嚴峻的。在國際上，由于中蘇關系變化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中國不得不同時進行反帝和反霸斗爭，并同時面對來自這兩方面的封鎖和威脅。在國內，“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等客觀困難及主觀失誤或錯誤等相繼發生，探索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的嘗試被迫停頓，體制僵化、管理和經濟科技落后同時困擾著中國。面對這樣的嚴峻考驗，能否獨辟蹊徑尋找新的戰略出路和支點，以保證中國國家安全基本面的正常和穩定，是極其關鍵的。對此，我們黨以高遠的戰略眼光，雄偉的膽略氣魄，采取正確的斗爭策略，不但團結了絕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人民，而且充分利用了資本主義國家“灰色地帶”的裂隙，拓展了國家安全的戰略空間和回旋余地。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系緩和則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面。在這一時期形成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結合了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將第三世界看作是一股獨立自主的力量，看成是反帝反霸的力量。[4]這一理論也高度概括了中國外交和應對國家安全問題的豐富認知與實踐，成為全局性、戰略性和綱領性的政策指引和行動指南，標志著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和應對自身安全問題方面達到了新高度。

從新中國成立到實行改革開放這段歷史時期，中國應對和處理國家安全上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說明：第一，國家安全問題無可回避，將始終伴隨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過程，必須高度重視；第二，國家的自身安全必須依靠自己，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的主動權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國家安全問題非常復雜，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須由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第四，應對和處理國家安全問題必須具備全局觀、歷史觀和戰略觀，需要審時度勢，綜合辯證考量各種影響因素，既要積極主動，又要穩妥慎重。上述這些歷史經驗不但為社會主義中國前三十年歷史所證明是必須堅持的基本認知和原則，也為黨和國家歷屆領導集體所繼承、拓展和深化。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歷史時期后，時代條件和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國家安全的內容、范圍、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也發生了變化，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策略和政策也隨之調整。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依據國際形勢的新特點，研判指出世界大戰的危險已經下降，確立了以“不結盟”為顯著特點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5]這一時期，和平發展取代戰爭革命成為時代的主題，特別是蘇東劇變后，世界范圍內兩大集團對抗的局面結束，與此同時，全球化也在深入推進。這在客觀上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和條件，大大緩解了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外部壓力。中國充分利用這一歷史機遇和條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隨著國家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越來越強，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手段和選擇越來越多。

當然，改革開放總體上所處的較為穩定的安全環境，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就不存在或面臨的安全威脅減少。一是國際形勢和地區局勢的風云變幻一直作為大小氣候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影響。二是隨著對外開放和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融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越來越密切。這一方面強化了兩者的相互依賴從而某種程度上有利于中國國家安全，但另一方面這種相互依賴又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一定的脆弱性。三是霸權主義和霸權國家不但始終對中國的發展抱持著疑慮、警惕甚至敵視的心態，而且從來沒有放棄在政策和行動上打壓遏制中國。四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始終存在，他們妄圖尋找內部代理人的企圖從沒放棄，和平演變的風險始終存在。五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強大，安全所包含的內容越來越豐富，范圍越來越廣，涉及的因素越來越多。

面對在新外部環境、新時代條件和新歷史背景下國家安全相關內容的新變化新特點新要求，黨和政府始終保持著戰略上的清醒和堅定、策略上的原則和靈活、具體手段上的豐富多樣，始終能夠化風險為機遇、化威脅為轉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無論是在處理國內國際重大事務或是其他國際事件的過程中，黨和政府都能從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發展大局出發，牢牢掌握戰略主動，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堅決捍衛了中國國家安全。同時，中國國家安全環境的塑造，安全局面的穩定和安全空間的拓展，又大大適應和滿足了國家主權和發展等根本利益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銳意進取，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向全方位縱深發展，提出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取得重大成效，倡導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建設，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倡議和方案的提出，順應世界變化、歷史潮流和人心所向，是時代呼聲和中國智慧的結晶。但是另一方面，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加速演變，國際秩序深度調整。全球范圍內局部沖突和戰爭時有發生，地緣政治回潮，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勃興，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橫行。中國的日益強大令霸權國家和少數對中國持有偏見的西方國家如芒刺在背，坐臥不安。他們固守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邏輯，加緊了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其手段從發動貿易戰、長臂管轄到斷鏈脫鉤、立墻筑壘，從提出“印太戰略”到串聯“四方機制”，從炒作南海議題到挑動臺海危機，從宣揚“中國威脅論”到疫情期間對中國的污名化，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和關系的變化，無一不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重大影響，總體趨勢是中國國家安全形勢變得更加復雜，不確定性和挑戰增多。

在此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出發，堅持戰略自信，保持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將國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強調要正確處理好安全與發展之間關系，統籌國家發展和安全。具體來說，就是要妥善處理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妥善處理發揮自身優勢與利用外部條件的關系，妥善處理立足國情辦好自己事與遵循國際規則履行國際責任的關系，以及妥善處理中國自身發展與世界共同發展的關系。[6]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改革和完善了國家安全體系，強化了國家安全各相關部門的協調，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黨中央對國家安全全局的領導作用得到加強，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得到增強。在全面吸收總結黨領導國家安全工作的經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正確應對迅速變化的國際形勢和錯綜復雜的內外環境，推動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的經驗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思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系統思維方法，將安全和發展統一起來。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種嶄新的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的綜合觀念。它強調各種安全關系的辯證統一，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7]總體國家安全觀圍繞國家安全內容的新發展和安全內涵的新變化，立足世界范圍內各國安全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和中國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提出正確認識和處理國家安全問題的基本方法和原則，不但對做好中國國家安全工作有著重大指導意義和價值，而且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學說，對于各國正確處理和應對國家安全問題，也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高水平開放中統籌發展與安全

如上所述，就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言，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安全是國家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離開了安全，經濟繁榮、社會發展、民生保障、文化復興等都是空談，而離開了對外開放，國家也無法獲得實現上述目標的足夠動力與能力。傳統上，人們往往單純地將國家安全威脅理解為對國家的軍事威脅，或者是將維護安全等同于情報或者反間諜等機構的工作。但是，簡單地把秘密機構和秘密行動冠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絕不是這個概念的本來含義，將國家安全限于軍事、政治、國土、主權等領域，也不是這一概念的全部內容。[8]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時期，總體國家安全觀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它同對外開放應當是相輔相成的，是對外開放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

在我國對外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將堅持安全發展作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基本原則。一方面，不能將國家安全的概念過于泛化，不能簡單地將“安全”這一術語運用到國家對外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當中，將政府、企業和民間的一切行為盲目安全化。事實上，盲目地將所有問題安全化，以安全的名義來影響社會經濟事務，會阻礙國家間的正常交流與合作。部分西方國家濫用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國家間的相互交往設置種種限制，就是很好的例子。這種將安全泛化的行為最終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既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于本國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忽視國家安全也是不可行的。“弱國無外交，強國不安全”，保證國家安全是強國的重要標志，而富裕和強大的國家也往往比貧窮和弱小的國家更加關注安全問題。[9]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對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日益提升，因而也勢必要比一般國家更加關注安全問題。成長為大國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擁有“普遍的利益”，即擁有同國家體系本身一樣廣泛的利益，而這在今天則意味著世界范圍的利益。[10]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踐行，國家利益也更加多元化，在安全方面所面對的風險與挑戰也更加突出。

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之間不是“有所取舍”的關系，必須二者兼顧。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總結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結合國際關系發展演變的客觀規律所作出的重要論斷。對外開放的目標是謀求社會經濟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同國家安全所追求的目標是相一致的。發展是解決安全問題的關鍵所在。破解各種矛盾問題，防范和化解各種重大風險，歸根到底要靠國家自身的發展。[11]古今中外的歷史已經證明，閉關鎖國無法帶來一個國家所希望得到的安全，相反，只會使得國家愈發貧窮，進而落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停滯是最大的不安全，只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才能增強國家維護安全所必須的物質基礎和手段，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同時，安全也是實現發展的條件。任何國家在處理內政外交問題時，都有不可突破的底線。特別是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我國在新時期所面對的各類風險與挑戰正在增加。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冷戰思維、大國競爭、逆全球化、經濟發展失衡、環境惡化、傳染病流行乃至國內各類深層次矛盾，都會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安全上升到同發展同樣的高度上來，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動態平衡。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這表明，在我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必須同時關注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從國內和國際兩個角度維護好國家安全。從國內角度來講，盡管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的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差距、生態保護、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等領域還存在著諸多短板，這些都是亟需解決的問題。對于這些發展進程中所伴生的安全問題，需要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予以解決。[12]從國際角度來看，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化，國際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面對各種風險與挑戰，一方面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堅決維護好國家安全的底線，堅決消除對于國家核心利益的各類威脅，另一方面也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積極在國際關系中謀求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安全是雙向聯動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所倡導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是一種平等、多層次、多中心的分散式結構，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與平等性，主張所有國家平等參與全球安全事務，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13]維護好國際安全是要為對外開放事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要“廣交朋友”。在當代國際關系中，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領域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依賴日益緊密，各國所面對的共同的風險與挑戰也日益凸顯，國與國之間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命運共同體”。這就更需要各國堅持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的原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各類問題，堅持通過合作應對全人類發展進程中的共同挑戰，在國際關系中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各國人民謀福利。

結論

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對現有國際體系產生沖擊。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實質表現之一便是“東升西降”，即西方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的崛起。當前，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不斷凸顯，所有權高度集中，不平等性顯著上升，貧富差距拉大，民粹主義盛行，種族歧視等社會頑疾進一步發酵，社會沖突不斷，西方民眾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前景的信心不斷降低。另一方面，中國作為百年以來唯一不斷崛起的非西方國家，成為西方世界眼中的“未有”景象。對西方國家來說，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他者的崛起”。[14]一些較為激進的國際關系學者則認為中國會追求“地區霸權”，因而會不可避免地挑戰美國現有的地位，并引發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乃至沖突。與此同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從這個基礎性判斷出發，可以說中國堅持的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會改變，中國致力于經濟社會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不會停止，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立場也不會動搖。變化的外部環境和不變的國內任務交織在一起，是中國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上所必須面對的現實。這也對中國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統籌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中國而言，既要堅持戰略自信，保持戰略定力，立足于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主線不放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不為國內外各種干擾所動搖；又要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識別能力，特別是要防范各類風險挑戰內外聯動、積累疊加。[15]對此，在國內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增強全社會抵御和化解各類風險的能力，發現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解決突出問題。在國際上要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全球治理向著更加公正、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同時做好應對各類外部風險與挑戰的準備，堅定維護國家利益，保障對外開放順利進行。

【本文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課題（批準號22VMG041）、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批準號22JJD810034）、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課題（批準號22LLZZAD02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2][6]張宇燕主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63頁、第27頁、第33頁。

[3]戴長征：《開拓對外開放新局面》，《廣州日報》，2020年12月23日。

[4]嚴聲毅：《當代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2頁。

[5]張清敏、李秀雋：《改革開放40年中國外交（1978—201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第369—370頁。

[7]侯娜、遲志培：《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新探》，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20年，第19頁。

[8]劉躍進：《系統思維下的大安全格局與理念》，《人民論壇》，2021年第8期，第17頁。

[9]趙可金：《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政治邏輯》，《東北亞論壇》，2023年第1期，第3頁。

[10][英]馬丁·懷特著、宋愛群譯：《權力政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11]鄔超、殷亞碩：《總體國家安全觀“五個統籌”理念的歷史演變、內在邏輯與實踐原則》，《江南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4期，第39頁。

[12]儲建國：《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國家安全體系新發展——一種“政治有機體”的視角》，《國家治理》，2021年第3期，第12頁。

[13]李志斐：《總體國家安全觀與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國方向》，《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第127頁。

[14]賈文山、江灝峰：《千年視野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國路徑》，《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7期，第24—25頁。

[15]陳明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辯證邏輯》，《教學與研究》，2022年6期，第82頁。

責編：李 懿 ／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