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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實現路徑

摘 要:作為地球上兩大生態系統,陸地和海洋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系,共同構成一個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但一直以來,在陸海二元分割的認知下,陸地和海洋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籌發展,也阻礙了高質量發展在區域、國家及全球層面實現合理布局。向海經濟作為聯結陸海兩大經濟系統空間關系的通行器,可以有效促使要素在陸地和海洋間雙向流動,推動陸域經濟與海洋經濟統籌協調發展,實現新時代陸海統籌下的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向海經濟 高質量發展 開放型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在“人類世”快速變化和人類日益緊密聯系的時代,海洋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目前,全球大約40%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區,3/4的大城市位于沿海地區,沿海海域和區域已成為全球旅游和娛樂活動的重要場所[1]。海洋為人類供給了食物、能源和礦物等重要資源,全球43億人超過15%的動物蛋白攝入來自漁業和水產養殖業,海底蘊藏的油氣資源儲量約占全球油氣儲量的30%以上,海洋生態系統對全球生物圈的經濟價值貢獻率超過60%[2]。海洋也是全球貿易發生的主要媒介,當前,90%的全球貿易是通過海洋運輸進行的[3],海洋對國家及全球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預計,到2030年,海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將從2010年的1.5萬億美元增加一倍,達到甚至超過3萬億美元。與此同時,海洋還是生態系統服務及海洋福祉的主要供給源,它不僅調節著全球氣候,還支持著數億人的生計,沿海和內陸人口可以從海洋生態系統中獲得一系列貨幣和非貨幣福利[4]。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海洋孕育了生命、聯通了世界、促進了發展”。

經過4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質態相應發生變化,質量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但與此同時,動力、結構、效率等內生性問題[5],以及區域發展不平衡、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國際環境復雜化等問題愈發凸顯,制約著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作為陸海兼備的大國,海洋可以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的空間。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海洋開發與利用,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日益提高。據自然資源部公布的數據,海洋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近20年一直保持在9%左右,2019年我國海洋生產總值超過8.9萬億元,十年間翻了一番。海洋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拉動地區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是觀之,面向海洋尋求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

然而,一直以來,在陸海二元分割的認知下,陸地和海洋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籌發展,要素難以進行全面優化組合,也阻礙了高質量發展在區域、國家及全球層面實現合理布局。面對國家高質量發展戰略要求和陸海統籌發展的現實需求,如何更好發揮海洋在整個國家經濟發展體系中的作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升級,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向海經濟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無疑提供了新的路徑和新的思路。那么,向海經濟的基本內涵與特征是什么?向海經濟與高質量發展有何種關系?如何以向海經濟為抓手推動高質量發展?

向海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

向海經濟的理論內涵

“向海經濟”是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4月19日在廣西北海考察時提出的一個涉海經濟新概念,這顯然是具有中國特色語義的概念,在國際海洋領域研究中還沒有對應的主題。當前,對于向海經濟的研究主要以中國學者為主,研究的關注點集中于概念探討、發展機制建構等方面。多數學者認為,向海經濟是陸域經濟與海洋經濟的深度結合,是現代國家邁向海洋、加速全球化發展進程的重要手段。可見,陸海互動發展是向海經濟的本質特征。陸海互動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它既涉及海陸界面的自然過程,又涉及與海陸人類活動的相互作用,是生物地球化學過程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結合體。從社會經濟活動層面看,陸海互動發展是資金、技術、人力與管理等要素投入陸地與海洋,并通過從海洋中獲取(From)、投入于海洋(To)以及在海洋中發展(In)三種活動方式[6],發揮海洋的資源供給、生態服務及全球媒介的作用,以獲得最大化產出,實現區域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獲取、國家經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關系構建。基于這一過程,本文認為向海經濟的基本內涵可理解為:海為導向、陸為基點;以海引陸、由陸及海;海陸貫通、陸海統籌。

海為導向、陸為基點。向海經濟是陸海兩大經濟系統交匯融合發展的杠桿,這一杠桿的主要著力點無疑是海洋,而能夠支撐杠桿發力的基點則在海岸線。因此,發展向海經濟的關鍵是建設支撐杠桿的陸向支點。只有借助并放大各類陸基支點的能量,才能雙向撬動陸海經濟系統的各類要素資源,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

以海引陸、由陸及海。海洋經濟是陸域經濟向海發展的原動力,陸域經濟則是海洋經濟發展的最終歸宿點,兩者既互為支撐,又相互轉換。向海經濟是陸海兩大經濟系統交互作用的動力轉換器,可以有效激活并放大陸海兩大經濟系統的動力轉換機制。也就是說,發展向海經濟的重點是培育和強化陸海經濟系統之間動力雙向轉換的功能機制。

海陸貫通、陸海統籌。海陸貫通、陸海統籌是陸地經濟與海洋經濟共同發展的內在機制,而向海經濟則是這一機制的集中體現。作為聯結陸海兩大經濟系統空間關系的通行器,只有借助向海經濟這一載體,才能構建起要素雙向流動的傳輸鏈條,實現陸海兩大經濟系統的價值創造。發展向海經濟的重要任務就是通過基礎設施再造,優化陸海之間的空間結構,借助通道和功能區的點軸極化效應,統籌陸海之間的空間功能及其聯結方式,實現海陸空間結構的一體化和最優化。

需要強調的是,向海經濟不具體指某一種經濟形態,它與海洋經濟不同,不是一種經濟集合的概念,而是以實現陸海經濟互動融合為目的的開放式經濟新模式[7],是陸海經濟在區域層面、國家層面和全球層面構建起一體化發展的經濟體系的中間轉換器。

區域層面。向海經濟是沿海地區或海島經濟區的主要發展模式,這一區域以海岸帶為基點,以陸海共同發展為機制,將向海經濟發展視為本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并以此為目標追求經濟績效和民生福祉。

國家層面。對于沿海國家(地區)或者海洋國家(地區)而言,向海經濟在國家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發展向海經濟不僅能為國家開發海洋、利用海洋與保護海洋提供動力,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在陸地與海洋的雙重格局下,可以擴大國家發展空間,從而獲得更多發展福利。

全球層面。向海經濟是開放型經濟的典型形態,向海經濟強調將陸地與海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以陸域經濟為基礎,充分發揮海洋的資源供給、聯系紐帶和生態服務功能,推動陸域經濟與海洋經濟統籌協調發展。這對于全球化背景下促進陸海連通、提升人類福祉、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意義重大。

向海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含義

高質量發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判斷,也是一種發展理念。當前,關于高質量發展內涵的討論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統一的認識是高質量發展是以質量和效益為價值取向的發展,是一種發展方式與發展戰略,是中國未來發展思路、方向、著力點的集中體現[8],是國民經濟系統從量到質的本質性演變,是由系統中的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綜合推動的發展結果[9]。在國民經濟系統中,海洋的作用不可忽視。通過海洋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推進國家安全和權益維護是新時代中國發展的重要定位,將海洋與陸海統合發展也是新時代的重要課題,向海經濟則是這一課題的生動詮釋。那么,向海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向海經濟可以通過什么方式推動高質量發展?諸如此類問題,學界尚未給出科學的解答。

目前,一般認為高質量發展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即高質量發展是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的發展,是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協調為內生特點、綠色為普遍形態、開放為必由之路、共享為根本目的的發展[10]。作為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向海經濟,以陸海統籌為內在發展機制,強調在陸海互動發展基礎上構筑以創新性、全域性、生態化、開放式以及福祉最大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體系,這本質上與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的高質量發展不謀而合,具體表現為:

向海經濟以創新為核心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全球經濟進入陸海關聯發展以來,海洋在人類發展與經濟增長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對人類而言,海洋的大部分還是一個未知的世界,海洋的開發比陸地活動風險更大、復雜性更強、不確定性更高。這些復雜性、不確定性與高風險性特征決定了海洋開發利用的技術密集、風險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特征。只有當陸地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擁有充足的資金基礎后,才能對海洋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索和開發。海洋開發除了對資金有極高的需求外,還高度依賴于科技創新。因此,面向海洋發展,推動構建陸海統籌海洋經濟發展新格局,就需要充分認識海洋開發、利用與保護帶來的創新需求,以此帶動資金、技術、人才的投入與管理的創新,促進海洋資源的高水平開發與利用,進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系統向更高質量的方向發展。

向海經濟以陸海統籌協調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向海經濟的本質特征就是陸海統籌和協調發展。向海經濟在推動陸海統籌發展中有獨特的優勢,它以臨海陸基為支點構建市場要素集聚整合的載體平臺,以開放性門戶實現陸海經濟功能的動力轉換,以海陸貫通的交通基礎設施優化陸海之間的空間聯結方式,將陸、海、河看作一個大整體,強調陸海之間的協調發展、沿海地區的協調發展以及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協調發展。由是觀之,發展向海經濟既能兼顧區域平衡發展,又能滿足陸海統籌要求,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促進協調發展。

向海經濟以陸海生態化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海洋是地球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維護全球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人類對海洋的過度開發利用導致海洋生態系統出現了若干問題,如海洋生物資源消亡、海岸帶富營養化、海洋酸化、珊瑚礁退化、海洋垃圾遍布,以及海岸帶礦產開采等高強度開發活動引發的重金屬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等[11],已經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視。此外,在陸地和海洋的雙重壓力下,沿海地區可以說是地球上最具變化和危害的社會-生態系統[12]。在這些生態問題和生存問題的驅動下,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各個國家在制定發展規劃與政策時重點考慮的問題。發展向海經濟,也必須將陸海全域性的生態環境保護作為底線、目標和追求,推動經濟向“藍色”方向發展。

向海經濟以全方位、開放性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海洋具有天然開放性、國際性等特征,這要求看待海洋發展問題不能拘泥于某一區域,而必須擁有全球視野,這也是發展向海經濟的內在要求。事實上,在全球化背景下,海洋不再單純是與陸地并列的生產或生態系統,也不再僅是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提供空間與資源的載體。相反,海洋本身已經具備生產要素的全部功能,包括貿易與投資等,海洋內含的各種要素,也已經被納入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體系與結構中。海洋通過貿易與投資等形式促進要素的流動,進而催生了國際投資,產生了與海洋有關的國際投資合作、勞務合作、科技合作、管理合作等,進一步地,對國際貿易提出挑戰并推動國際貿易更大規模地發生,最終促進全球價值鏈重構并改變國際經濟規則[13]。總而言之,海洋的開放性、國際性特性與媒介聯系作用,有助于陸域經濟通過海洋與全球建立更多聯系,從而實現更高水平的開放與更緊密的合作發展。

向海經濟以追求陸海福祉最大化推動高質量發展。陸海之間的聯系主要包括營養、經濟、海岸保護和文化等,通過發展向海經濟,可以充分發揮海洋的資源供給、生態服務以及媒介聯系作用,建構起陸海間的一體化經濟行動,給人類社會帶來更多福祉。具體而言,一是通過陸地系統的成熟技術、資金、人力與管理等要素,開發、利用海洋,獲得社會發展所需的資源與空間,提升直接的經濟收入等福祉;二是通過海洋保護,人類可以持續享受海洋生態系統提供的多種服務,包括直接或間接有助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生態資源、物質資料等;三是依托于海洋開放性特征,與世界其他國家加強交流合作,互相學習借鑒陸海統籌發展經驗,對接國際上處于海洋產業價值鏈中高端的技術、人才、管理等優質要素,統籌推進藍色經濟國際合作,提升參與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共建海洋命運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共享經濟社會發展及海洋開發、利用與保護帶來的福祉。

新時代大力發展向海經濟的內在需求

生產要素格局優化的內在需求

從國內環境看,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依賴于高投入、高耗能的發展模式,雖然在短期內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但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導致經濟發展出現了高污染、低收入和低效率的問題。自然資源的稀缺對長期經濟增長構成了硬性約束,生態環境的惡化使得資源和要素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變得不可持續。從國際環境看,我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斷增大,與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但資源能源獲取來源不穩定,能源運輸通道不安全,多數產業還處于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中低端,核心產業競爭力不強等內部發展因素,以及國際沖突和貿易摩擦不斷出現等外部環境因素,都在一定范圍內對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乃至高質量發展形成了負面影響。發展向海經濟,將海洋更好地納入到國民經濟體系中,通過海洋獲得更多的資源和空間,不僅可以有效解決我國資源能源短缺、運輸通道不安全等問題,并且能夠促進技術與資本要素的優化配置,助力實現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海洋強國建設的內在需求

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海洋強國戰略明確指出:“21世紀,人類進入了大規模開發利用海洋的時期。海洋在國家經濟發展格局和對外開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國家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角色更加顯著,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競爭中的戰略地位也明顯上升。”發展海洋經濟是建設海洋強國的基礎,海洋經濟越發達,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越大,越能夠有力地支撐起海洋強國建設。現代海洋經濟發展規律表明,海洋經濟的發達程度仰賴于海洋經濟體系的健全程度和運行效率。為此,要大力發展向海經濟,以海洋的資源供給、媒介聯系與生態服務功能為基礎,統籌推進海洋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形成以現代科技為主要支撐的海洋開發、利用與保護格局,推動構建以藍色經濟為核心的海洋發展模式,提升藍色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和貢獻率,為海洋強國建設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

提升海洋話語權的內在需求

全方位的開放型經濟離不開海洋資源開發和海洋經濟合作。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托于海洋的媒介聯系作用,與其他國家間的經貿往來日益頻繁,外貿進出口貨運量的90%以上通過海運完成。隨著對海洋資源、空間的依賴程度大幅提高,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任務也愈發繁重,加上經濟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近年來又出現了一些新形勢、新變化和新問題,中國需要在越開越大的開放大門中,依托于海洋,通過海洋與陸地的互動發展實現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培育和塑造發展新動能和競爭新優勢,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好融入和不斷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此外,我國海洋意識覺醒和海洋開發起步都比較晚,在海洋高新科技、海洋科技人才、海洋新興產業發展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而發展向海經濟既能夠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系,促進海洋科學技術研發、海洋人才培育,還有助于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我國海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提升我國在國際海洋領域的話語權。

以向海經濟為抓手推動高質量發展

如前所述,向海經濟的內在特征與高質量發展所遵循的新發展理念相吻合,是新時代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有效經濟模式。應該積極發展向海經濟,把創新驅動貫穿于向海經濟發展全過程,加快經濟要素結構調整與整合,推動形成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盡快實現經濟發展由傳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著力優化陸海產業結構,提升開放合作層次,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與人海和諧,增進全社會的福祉。

塑造發展動力:以創新引領向海經濟發展

創新發展的內容是多層面的,包括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人才創新等,其中技術、資金、制度等要素創新對向海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是向海經濟發展的核心。當今世界,以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為核心的技術創新正在加速發展。要牢牢把握技術變革與創新發展的新機遇,大力發展陸海公共性技術以及海洋專用技術。具體來說,一是加快共性技術的發展,加大對科學技術研究的財政支持,優化科技研發環境;不斷提高產業技術水平,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和效益;淘汰技術含量低、成本高的行業,化解傳統產業的過剩產能,加快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進程;對標國際水準,加快培育和建設國內一流水平的科學教育與研究平臺,強化產學研合作,創建產學研合作戰略聯盟、中介機構和各種公共服務平臺,加快信息資源整合。二是加大對海洋專用性技術研發的支持,特別是要加快發展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海洋新能源、生物醫藥、海水綜合利用等高新技術,加大對具備技術競爭優勢的漁業、油氣企業的支持力度,提升海洋高新技術對海洋產業發展、海洋生態保護的支撐能力。

金融創新。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也是經濟發展中重要的生產要素,不僅影響著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還有助于催生新興產業。發展向海經濟同樣需要運用好綜合性的金融工具與政策,探索多種融資途徑。在金融支持方面,可探索多種手段并行的方式,鼓勵銀行信貸、政策性銀行、合作性金融、資本市場(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股權投資基金、信托、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融資租賃等以單一或者合作的方式支持向海經濟發展。同時,積極發揮保險業、擔保業等風險控制性金融對向海經濟的支持作用。此外,還可以設立與海洋有關的產業投資基金,重點投資傳統產業改造和新興產業培育急需的裝備制造和技術改造項目,引導大中小企業積極引進先進技術、開展合作攻關,努力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

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種必備的生產要素。好的制度安排可以促進技術、資本等要素的自由組合,推動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加速資本聚集進程,減少資源開發過程中技術與資本的消耗,降低風險與不確定性,提高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生產效率。黨的十九大對于制度性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表示要“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發展向海經濟,需要塑造中國情境下的陸海統籌發展的制度創新主體,使向海經濟的成果惠及所有參與主體;需要解決資源與要素配置、政府與市場關系、國內發展與國際發展等諸多制度性問題;需要兼顧效率與公平,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做到陸海要素自由流動;需要加快完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實現統一開放、有序競爭;需要強化各類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優化企業優勝劣汰機制;需要完善國內制度與國際制度的對接,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有利的環境;需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機制,更好地發揮制度的調控作用。

建構發展機制:發揮陸海統籌的戰略引領作用

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機制。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空間布局不斷優化,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分工合理、優勢集聚、輻射聯動、全面發展。但也存在沿海地區海洋開發、利用與保護水平參差不齊,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等問題與短板。2018年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要“建立區域戰略統籌機制”“推動陸海統籌發展”。為此,在發展向海經濟的過程中,要以陸海統籌發展為主線,打破海陸二元分割局面,統籌配置陸海生產要素,促進要素在兩個區域間自由有序流動;提高海洋資源空間配置效率,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差距,使沿海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突出特色、聚焦重點,充分發揮陸海優勢資源稟賦,深化陸海分工合作,構建特色鮮明、錯位發展、合作共贏的陸海經濟體系。

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在全球化時代,我國應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世界經濟發展中。要借助海洋這一樞紐,積極發展向海經濟,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系,共享海洋利益,加快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積極落實《“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加強與東南亞、南亞、非洲、歐洲及美洲國家的深度合作,共享藍色空間,共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同時,積極對接國際上處于價值鏈中高端的技術、管理、供應鏈、營銷渠道、品牌、人才等優質要素,全面提升海洋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形成更具廣度和深度的開放型向海經濟體系,努力提升我國在全球開發海洋、利用海洋、保護海洋和治理海洋中的戰略地位。

優化發展目標:提升高質量發展的“藍色福祉”

生態系統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整體性,不能將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割裂開來。作為地球上兩大生態系統,陸地和海洋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系,共同構成一個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陸地與海洋。因此,必須加強對人類行為的管控,保護陸海生態系統。目前,許多全球計劃都對這一問題表現出了高度的重視。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提出“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旨在實現普遍的社會福利[14];《巴黎協定》除了關注全球氣候變化外,還對海洋和沿海社區的安全表示了關切,其提出的增強近海地區氣候適應力、減少對沿海社區的破壞等都從側面反映了海洋生態系統對人類社會的重要影響。

我國發展向海經濟,必須堅持人海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以構建海洋生態文明新格局為指引,強化綠色發展與低碳發展理念,逐步建立起安全可持續的現代海洋產業體系;以生態養殖、綠色航運和生態旅游開發為重點,統籌推進海洋產業開發與生態環境環保;推動智慧港口建設,打造綠色、低碳港口運營模式,大力發展綠色航運,減少海上船舶污染;加強保護區建設,推進海洋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治理,對危害海洋生態環境的人類活動加大打擊力度;推動建立多元主體合作的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機制,促進人與海洋生態系統的良性互動,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使“人”獲得更多陸海經濟發展的“藍色福祉”。

【本文作者為陳明寶 澳門科技大學海洋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韓立民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本文系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實驗室(珠海)項目“新形勢下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路徑與體制機制創新研究”(項目編號:SML2020SP002)、中國海洋發展研究會2020年度重點項目“重點海洋產業‘走出去’問題和政策研究”(項目編號:CAMAZD201914)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Rayner, R. , C. Jolly , and C. Gouldman. "Ocean Observing and the Blue Economy."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6(2019). doi: https://doi.org/10.3389/fmars.2019.00330.

[2]Martinez, M. L. , et al. "The coasts of our world: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ortance." Ecological Economics 63.2-3(2007):p.254-272. doi:10.1016/j.ecolecon.2006.10.022.

[3]聯合國:《大會可持續發展目標開放工作組的報告》(A/68/970),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78970?ln=en,2014年8月12日更新。

[4]Selig ER, Hole DG, Allison EH, et al. Mapping global human dependence on marine ecosystems.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9;12:e12617.doi: https://doi.org/10.1111/conl.12617.

[5]鈔小靜、薛志欣:《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踐機制》,《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2—22頁。

[6] Park, K. S. , J. T. Kildow , and H. Geology. "Rebuilding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Ocean Economy." Journal of Ocean and Coastal Economics:Vol.2014. doi: http://dx.doi.org/10.15351/2373-8456.1001.

[7]王波、倪國江、韓立民:《向海經濟:內涵特征、關鍵點與演進過程》,《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27—33頁。

[8]田秋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8頁。

[9]劉志彪:《理解高質量發展:基本特征、支撐要素與當前重點問題》,《學術月刊》,2018年第7期,第39—45頁。

[10]《新華社評論員: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根本要求》,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08/c_1122082916.htm,2017年12月8日更新。

[11]呂永龍等:《陸源人類活動對近海生態系統的影響》,《生態學報》,2016年第5期,第1183—1191頁。

[12]Cummins V, Burkett V, Forbes D, et al. Consultation document signalling new horizons for Future Earth Coasts. August, 2014.

[13]陳明寶:《中國海洋合作戰略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海洋經濟》,2017年第2期,第208—228頁。

[14]Nations, U. .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Retrieved from :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1746976_Transforming_our_world_the_2030_Agenda_for_Sustainable_Development.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

責任編輯:張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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