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  丁元竹

【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這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進程中增進民生福祉和加強社會建設的新任務新要求。生活品質集經濟、社會、文化、精神于一體，體現了人的全面發展的程度和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與必然結果。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需要統籌考慮生活品質的客觀性與主觀性，探索影響人民生活品質的各種因素，解決好新發展階段有關民生福祉和生活品質的重點與難點問題。

【關鍵詞】生活品質 中國式現代化 民生福祉 收入分配 消費

【中圖分類號】F126/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08

丁元竹，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導、創新工程首席專家，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為社會發展政策、公共政策、發展戰略。主要著作有《社區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中國社會建設戰略思路與基本對策》《美好社會的世紀求索》等。

立足中國國情和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黨的二十大報告突出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主線，黨的二十大報告在第九部分把“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尤其是未來五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關鍵時期增進民生福祉和加強社會建設的新任務新要求。這是在202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和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增進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適應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民生福祉”和“生活品質”。中國式現代化所強調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均集中體現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上。深入理解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生活品質”這一提法和概念內涵，對加深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

生活品質集經濟、社會、文化、精神于一體。生活品質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階段并為各國共同采用的發展維度，指的是人們享受物質生活的水準和有關物質享受的主觀感受、滿意程度，包括客觀的生活品質和主觀的生活品質。一是客觀的生活品質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其給人們帶來的經濟收入，以及在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人們獲得的包括公共服務在內的各類服務。主觀的生活品質則指人們對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帶來的經濟收入以及對在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獲得的包括公共服務在內的各種服務的主觀感受、滿意程度。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人們通過獲得經濟收入和服務得到滿足，客觀獲得和主觀感受在個體身上得到最終體現，生活品質得以實現。

二是生活品質是一個集經濟、社會、文化、精神于一體的綜合性概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道出了生活品質的主客觀性及復雜性：“你可能比較富裕，但并不健康。你也可能很健康，但并不能過上你想過的日子。你可能過上了你想過的日子，但并不幸福。你也可能過得很幸福，但并沒有多少自由。當然，你也可能有很多自由，但沒有取得多少成就。”[1]阿馬蒂亞·森通過這樣一段表述，揭示了生活品質的內在邏輯和特點。

三是生活品質也會體現個體和群體的生活特征。個體的生活品質是個人對自己身心健康狀況和所處經濟社會環境的感受，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以及對社會的反饋性行為。個人層面的生活品質，主要包括經濟收入、身體健康、家庭關系、鄰居關系、工作狀況、娛樂休閑，等等。由于每個個體的生活追求、價值觀念、文化背景、所處制度環境等不同，因此不同個體對同一事物的心理感受也不一樣。但個體生活品質也存在一般性，例如，幾乎每個個體都會追求舒適的生活條件、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自我發展機會等。個體不能離開社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人就其本質來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個體生活品質改善是個人、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群體生活品質是某一群體集體生活品質的一般表現。群體既可以指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集合體，如婦女、兒童、殘疾人等，也可以指生活在某一區域內的集合體，如社區居民、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特定國家的公民等。群體的生活品質可以指城市居民生活品質、老年人生活品質、農村居民生活品質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必須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了解他們的實際生活、主觀感受。同時，要了解各個社會群體的生活狀況和主觀感受。個體生活品質與群體生活品質既相互聯系，又具有各自的特點。個體生活品質是群體生活品質的基礎，群體生活品質是個體生活品質的集體體現。

生活品質體現了人的全面發展的程度和水平。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同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明，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2]這進一步明確，中國式現代化要強調“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一是把“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并列，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新階段的科學判斷和對人的全面發展意義的高度重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體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高度重視人的全面發展，提出了人的全面發展內涵、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等重要理論。

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可以分為三個相互聯系的層次。人的身體和精神的全面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基本的、第一層次的要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一定歷史條件下和社會關系中從事生產勞動及其他社會實踐活動的人，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哲學關于身與心關系的學說，揭示了人不同于動物的基本社會特征，把人看作是身體和精神的統一體，把人的全面發展看作是人的身體和精神的全面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論述了人的意識、思維、情感、意志在指導、推動、調控人的生產勞動和其他社會實踐中的作用，把人的精神的全面發展理解為人的智、德、美和知（認識）、情（情感）、意（意志）的全面協調發展。人的身體和精神的全面健康發展是人從事生產勞動和其他社會實踐活動的基礎。第二層次要義是人的活動能力，其中首先是生產活動能力。生產活動能力是由人的身體與人的精神相統一產生的結構，是人的身體和精神全面發展在人的活動能力上的具體表現。人的活動能力多方面發展可以明確且具體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程度。馬克思指出，只有發展生產力，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3]。人的身體和精神的全面、充分、自由的發展，乃是人的全面發展的第三層次的要義，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最高表現，是人類實現自我完善的崇高理想。具體來說，人的身體和精神的自由發展體現在三個層面：自由時間的運用；自由選擇職業；自由地支配和控制社會、自然界和人自身。人們的主觀感受，一方面來自他們從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分享；另一方面取決于他們的自由選擇，包括對時間的自由選擇和對自身發展的自由選擇。

三是在對生活品質的評價中，閑暇時間是評價自由選擇和對自身發展的自由選擇的重要尺度。在把單純經濟增長作為目標的社會，一個人人忙忙碌碌，為生計和物質奔波，是不會有很高生活品質的。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在一定歷史條件和社會關系中從事實際活動（首先是生產活動）的現實人，才具有人的需要、人的本質。黨的二十大報告把“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并列，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際相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生活品質提高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生活品質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和具體體現。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2022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120萬億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6883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5698元，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邁上新臺階。[4]正如《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國內生產總值突破百萬億元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一萬美元，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我國經濟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5]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為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提高生活品質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經濟學家羅斯托結合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研究人類生活，提出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他在1960年出版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一書中提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分為五個不同階段，包括傳統社會階段、經濟起飛準備階段、經濟起飛階段、經濟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一般來說，這五個階段依次更替，構成一個完整的經濟增長過程。羅斯托認為，“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并非經濟增長的終極，只是反映了數量上的消費特征。羅斯托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長階段》一書中對經濟增長階段進行了補充，又增加了一個新的階段——“追求生活品質階段”，至此，羅斯托把生活品質概念引入經濟增長階段理論。按照他的理論，在“追求生活品質階段”之前，主導部門以工業為主體，組成耐用消費品產業。社會進入“追求生活品質階段”后，主導部門以服務業為主體，提高居民“生活品質”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主導部門主要由提供提高居民生活品質的各類服務、勞務部門組成。根據羅斯托的理論，“起飛”和“追求生活品質”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兩個重要“突變”。“追求生活品質”是工業社會中人類生活的真正突變。人類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會追求生活品質，只是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人們的追求方式、內容、程度、重點有所不同。

三是經濟增長本身并無好壞，但經濟增長給人類帶來的結果是有好壞之分的。在這個意義上，應當把全體人民的生活品質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評價標準。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一基本要求，必須從經濟發展能給人民帶來什么樣的福祉角度審視經濟增長，審視的標準之一就是全體人民的生活品質。在這個意義上，生活品質是人類的經濟自覺。阿馬蒂亞·森提出，“生活水準并不是一種富裕的水平，即便生活水準之一尤其要受到富裕程度的影響”[6]。他指出，經濟增長與富裕、福祉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在實施經濟社會政策時，應努力處理好經濟增長與人民福祉、人民生活品質之間的關系，使發展成果造福于全體人民。

四是生活品質既取決于物質生活，也取決于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滿足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在全球化和信息時代，個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對個人在市場競爭中能否獲得有利地位和較高經濟收入所產生的影響不斷增大，科學技術和文化需求呈日益增長趨勢。提高人民群眾生活品質，除關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外，還需要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放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致力于提高全體社會成員各方面的能力、文化素質、道德品質，以及改變他們的精神面貌。生活品質與福祉概念密切關聯。福祉就是滿足人們基本需求和生活保障的商品和服務。主觀福祉是生活品質的內在要素，也是社會政策的基本要求。要通過對人們主觀感受的認知和判斷了解人們對生活品質的態度，適時調整社會政策，滿足其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統籌考慮生活品質的客觀性與主觀性

生活品質是主觀性與客觀性相統一的生活狀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使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7]這就要求我們在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準的同時，不斷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一是堅持生活品質的主觀性與客觀性有機統一。各級黨組織和各級政府必須在充分深入調查研究人民群眾需求的基礎上，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通過全過程人民民主，鼓勵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管理，實現包括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在內的各類物質和精神產品的有效供給，以保障實現提高人民群眾生活品質的目標。

二是把幸福感作為評價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幸福感是最近幾年社會上談論民生福祉、生活品質時使用較多的概念。幸福感代表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也代表了人們對社會生活的評價，包括幸福、愉快的感情體驗、生活滿意程度以及不愉快的情緒和情感。作為衡量個人和群體生活質量的綜合性指標之一，幸福感是反映社會心態的“晴雨表”。幸福感是主觀感受，也是對生活的全部投入和享受。學術界把幸福納入更廣泛意義上的“主觀感受”研究和“生活質量”研究中。關于幸福感的成因，可以從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這兩個方面分析。客觀因素涉及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外部客觀因素主要包括：經濟環境、社會支持（例如，正式的社會支持、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等）、環境條件（例如，自然環境、人工環境等）。影響幸福感的內部（個體）客觀因素主要包括：個人健康狀況、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會關系，以及年齡、性別，等等。影響幸福感的主觀因素主要是人格特質、自我效能感、認知模式、應對方式等。

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把客觀測量與主觀評價有機結合。提高人民群眾生活品質，必須堅持生活品質的主觀評價與客觀測量有機統一，這是把提高生活品質目標落到實處的重要政策工具。一是生活品質的測量和評價，一方面，必須充分評價在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的物質產品供給和各類服務的供給能力；另一方面，要考慮人民群眾的感受和要求。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教授埃里克·阿拉特提出了一個衡量生活品質的方法問題：“所有社會指標的建構面臨著一個基本的問題，即在評價人類福利水平中，我們應當依賴客觀的外在狀況的衡量標準，還是依賴通過公民個人主觀的評價。”[8]人們通常認為，“主觀福祉是一種態度，它由認知和情感這兩個基本層面組成”[9]。實踐中，生活品質評價必須統籌客觀與主觀，這也是各國的通常做法。

二是人們的生活品質既與生活物質條件有關，也與對生活主觀滿意程度有關，其中任一方面都只能構成反映生活品質高低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把二者的評價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反映生活品質的好壞情況。

三是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各級政府需要從歷史和整個社會發展的高度思考全社會的生活品質，而不是僅關注某些個體的幸福狀況。生活品質涉及幸福指數、社會秩序等方面，也必然會涉及個人的生活現狀和消費文化等方面。現實生活中，個人消費欲望永無止境，個人需求實際上并非完全由自己，而是更多由市場主導。代表全社會利益的政府要超脫單個人、單個利益群體的福祉，使自己有別于市場，關注更長遠、更宏觀、更整體、更全面的群體福祉、生活品質。包括政府在內，如果全社會僅考慮某些個體的幸福，就會使全社會的生活品質大打折扣。只以某些個體幸福為核心的福祉會使人們變得貪婪和自私，甚至危及子孫后代的未來。

不斷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影響人民生活品質的各種因素。提高生活品質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課題。一是綜觀生活品質的歷史和相關政策，我們會發現若干評價方式，諸如人們對于社會福祉的感受、生活質量、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文化品質等；又如，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如何影響個人和全社會的生活品質，以及計量方式的進步和變通，等等。一般情況下，人們用客觀生活品質、主觀生活品質或生活滿意度來計量生活品質。生活品質不僅意味著有很好的生活，也包括擁有生活的意義、實現人的潛能、感知生活的價值，等等。如前所述，個體的、主觀的生活品質取決于個體的基因、環境、選擇、其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以及這些因素的組合方式。基因主要通過性格影響人們的福祉，但基因的影響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人們的教養、個人經歷、甚至生活環境等均會改變人們的性格和個體生活品質。

二是繼續深入探究影響生活品質的各種因素。研究發現，下列方面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完美的婚姻、好朋友相伴、收入頗豐的工作、足夠的儲蓄、美食、體育鍛煉、充足的睡眠、閑暇安逸、精神飽滿，等等。另外，樂觀主義、相互信任、自我尊重、自立自強，充滿感激之情、友善生活的精神、工作目標明確、歸屬感、積極向上的世界觀等也會使人們感到更加幸福。這些幸福生活的組成要素并不僅僅取決于個人的選擇，也取決于社會條件，以及政府的政策。一些人堅信強勁的、快速的經濟發展和收入提高是壓倒一切的目標和責任，還堅信財富是高質量生活的堅實基礎。但歷史和現實證明，財富的增長并不會自動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福祉的改善，生活品質取決于個體狀況和社會環境等多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也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即推動經濟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

解決好新發展階段增進民生福祉和提高生活品質的重點、難點問題

全面深刻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黨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極大豐富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政策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始終把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把高質量發展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推動堅持生態優先、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有機結合、相得益彰。”[10]

將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緊密結合是中國共產黨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集中表現。從毛澤東同志提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到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江澤民同志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再到胡錦濤同志提出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黨中央始終堅持人民至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始終把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新發展階段，提出“把高質量發展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緊密結合起來”的重大決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深思熟慮、與時俱進的孜孜追求。我們黨用接續奮斗的實際行動切實兌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莊嚴承諾。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是新發展階段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

聚焦增進民生福祉和提高生活品質的著力點。從幸福經濟學的視角看，收入、就業、物價對人們的幸福感影響較大，[11]因此，做好新發展階段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工作，要立足實際，體察民生，關切民情，實現高質量發展，努力擴大就業，創造條件鼓勵支持居民消費。

其一，不斷提升居民的社會恢復力。要重點關注人民健康、未來就業、數字化發展和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等對人民生活品質的影響，把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推向新高度。一是注重疫情影響，不斷完善相關制度建設。人類歷史上，疫情、災害等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的同時，也曾經促成了一些積極事件，例如，第一屆國際衛生大會的召開，國際法庭的成立，等等，這些都促進了國際秩序的完善。當前全國疫情防控形勢總體向好，平穩進入“乙類乙管”常態化防控階段，但全球疫情仍在流行，病毒還在不斷變異。在此關鍵時期，要關注人們的生活品質尤其是人們的精神世界，因為“與生理疾病患者不同，心理疾病患者內心往往藏著非業人士肉眼看不見的創傷”[12]。“傳染病的特點之一就是會引發恐懼、焦慮和大規模歇斯底里的情緒，并挑戰社會凝聚力及人們共同管理危機的能力。傳染病會造成社會撕裂與個人創傷。”[13]有學者對歷史上疫情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后發現，一些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持續數十年，會大大降低經濟運行效率，而且疫情在不同區域可能會周期性出現。有鑒于此，當前我們要“盯緊關鍵環節，做好風險人員管控，在已有工作基礎上再推進再落實。要加強疫情監測和常態化預警能力建設，健全疫情監測體系和信息報告制度，及時準確作出預警并采取必要的緊急防控措施”[14]。

二是不斷增強戰勝困難的信心，提高應對意外挑戰和風險的能力。經濟的恢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戰勝各種風險的信心。只有不斷增強信心，才可能擴大消費。網絡時代發生在個體或群體身上的事件會通過社交網絡迅速傳播，甚至被放大，且放大的程度和速度前所未有，影響也會以更大的烈度表現。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統籌發展和安全，全力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我們應牢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堅定信心、同心同德，埋頭苦干、奮勇前進。

三是在世界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推動中國經濟逆勢前行，以促進發展、增加就業。首先，進一步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其次，要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在聯系日趨密切、競爭日趨激烈的國內國際市場中，為民營企業發展找到更多方案。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推動發展、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和擴大開放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要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制定兼有短期和長期的戰略和措施。

四是關注特殊群體，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呈現鮮明特點，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老齡化水平城鄉差異明顯，老年人口素質不斷提高，低齡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數比重過半，因此，中國很難照搬別國經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審時度勢作出重大戰略部署，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堅持積極老齡化觀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齡社會治理共同體，綜合施策，應對人口生育壓力、人口老齡化。

其二，推動高質量就業。始終堅持就業優先戰略，不斷提升就業質量。一是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是影響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因為“沒有工作就會導致孤立，這種孤立的生活狀態很難或根本不可能使人過一種滿意的生活。然而由失業引起的幸福水平的明顯降低并不局限于收入方面的損失。事實上，即使減少的收入或其他與失業直接相關聯的損失得到了補償或沖抵，但失業過程中還是會出現憂慮”[15]。就業問題既是客觀問題，又會產生主觀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將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不斷擴大就業容量。2023年，要把抓發展、穩就業、促就業擺在重要位置，全方位落實就業服務政策，提高勞動者技能，保障就業穩定，特別要關注重點社會群體的就業。

二是抓緊研究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發展給就業帶來的影響。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新冠疫情危機及隨之而來的社交隔離措施，令創新和技術變革進程突然加速。聊天機器人（通常與亞馬遜的人工智能語音助手Alexa采用相同的語音識別技術）和其他可替代一般人工勞動的軟件正在快速推行。這些因需要（如實施衛生措施的需要）而引發的創新應用很快會導致成千上萬乃至百萬的工作崗位流失。”[16]學界對這種發生在國內外就業領域的新情況需要跟進研究，實務界應在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生活品質提升前提下，合理使用人工智能。例如，數字化技術將為全新的醫療模式提供技術支撐，基于各種高質量信息，醫生根據自己的診斷和病人的記錄，采用人工智能輔助，可大大提高診斷的準確性；許多手術可以通過機器人完成，機器人也可以承擔某些護理任務，如提醒病人服藥等。這些都會改變醫療服務模式和結構，也會對相關就業產生深遠影響。

三是面對科技革命的挑戰，加快教育體制改革。面對人工智能的沖擊，教育改革創新是關鍵。信息化、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變革。各國數據表明，技術進步是發達經濟體技能水平、勞動者工資降低的根本原因，能從技術進步中受益的主要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教育問題將是科技創新時代的關鍵、核心問題。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而言，教育都是根本性問題。發展中國家更需要堅定不移推進教育改革，培養具有創新性思維、開發能力強的科研人才隊伍。

四是高度關注年輕一代的就業和生活問題。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交流互動，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解決好就業問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就業問題。在所有年齡組中，要特別關注“Z世代”對經濟前景的看法，努力增加其工作機會、增強其信心，為年輕世代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在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創造活潑的個人精神生活環境，最大限度地避免“內卷”。

其三，在提高收入水平基礎上擴大消費需求。無論是擴大就業，還是擴大消費，都必須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一是增加全體社會成員的收入，努力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實現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首先，增加收入，不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關鍵。必須抓住總需求不足這一當前經濟運行中面臨的突出矛盾，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防止出現規模性返貧。其次，擴大消費必須穩定擴大就業、保持居民收入穩步增長。再次，針對不同群體，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創新要素參與分配機制，多渠道增加財產性收入。最后，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按照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正確處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之間的關系；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公益慈善事業，鼓勵和支持互聯網公益事業發展。

二是在消費問題上，有必要研究日本在進入老齡化和少子化階段后出現的“消費困境問題”。日本市場研究所董事長松田九一認為，“厭消費帶來的不僅僅是負面影響。這一代人抑制支出產生的結果是存款數額的增加。隨著社會老齡化的推進和老年人收入的降低，存款等資產的耗盡會導致儲蓄率降低，進而會使投資在設備等硬件上的資金不足。”[17]日本的經驗和教訓表明，生育率降低和年輕一代消費減少會影響經濟長期增長趨勢。與此同時，隨著信息社會、智慧社會的到來，人們的消費方式也在發生變化，這些都會對經濟持續增長產生影響。要鼓勵年輕一代奮發向上，“特別是勤奮，作為支撐社會發展的價值及倫理受到極大重視”[18]。

結語

前進道路上不會一帆風順，中國式現代化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19]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則：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發揚斗爭精神。“五個重大原則”既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向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進新征程發出的號令，也是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遵循，同時為我們在新發展階段，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指明了方向。

注釋

[1][6][8]阿馬蒂亞·森等：《生活水準》，徐大健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9、101頁。

[2][7][19]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3]《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9、4130頁。

[4]《2022年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長3%》，2023年1月18日，http://www.scio.gov.cn/34473/34474/Document/1735804/1735804.htm；《國家統計局：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2023年1月17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1/17/t20230117_38351935.shtml。

[5]《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年11月1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9][11][15]布倫諾·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與經濟學：經濟和制度對人類福祉的影響》，靜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12、121頁。

[10]《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人民日報》，2021年3月8日，第1版。

[1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 聽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況匯報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2023年2月1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0216/c1024-32625311.html。

[12][13][16]克勞斯·施瓦布、蒂埃里·馬勒雷：《后疫情時代：大重構》，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97、xii、22頁。

[17][18]松田九一：《下一個十年：消費崩盤的年代》，盛凱譯，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年，第15、15頁。

責 編∕桂 琰

Raising Quality of People's Lives: Intrinsic Requirement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ng Yuanzhu

Abstract: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raising the quality of their life"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the new task and requirement to increase people's wellbeing and enhance soci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cause when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advance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Quality of life, integrating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ideology as a whole, reflects the degree of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hence raising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i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and inevitable resul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in the cau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ollowing issues need to be solved respectively: all the affecting elements, the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of people' life quality need to be considered and explored, and all the key and difficult issues concern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s well.

Keywords: quality of lif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eople's wellbeing,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onsu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