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這“兩大奇跡”背后潛藏的邏輯是中國共產黨直面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優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包括牢牢把握人口紅利帶來的機會窗口期、加快推進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設、以決戰決勝的勇氣和決心消除絕對貧困、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高度重視城鄉協調發展、加強困難群體的基本民生保障，等等，從而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獨具一格的活力與秩序。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活力 秩序 社會結構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發展中國家經濟保持持續增長，躍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不可避免要跨越“貧困再生產”“低水平均衡”“中等收入陷阱”等層層動蕩阻力。縱觀全球，不少國家在向經濟發達國家邁進的過程中，或是由于經濟增長動力不足，陷入經濟停滯的局面，或是出現政府貪腐、貧富分化、城鄉對立等問題，引發劇烈社會動蕩。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獨立自主、和平發展前提下，克服國內外形勢變化帶來的重重困難，在短短幾十年內走完了發達國家花費幾百年完成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歷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國家。

“兩大奇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成功開創、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成果，也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實基礎。“兩大奇跡”背后潛藏的邏輯是社會結構不斷優化，從而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獨具一格的活力與秩序。社會結構優化集中體現為人口紅利的開發、科技創新人才隊伍的建設、絕對貧困的消除、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城鄉結構的再平衡、困難群體的關懷保障等方面，這些舉措使中國避免陷入社會結構兩極分化、群體撕裂和社會對立的陷阱，長期保持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與秩序。

人口資源的開發為中國經濟起飛提供了充足的比較優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人口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基礎性要素，也是最具創造性的要素，人口問題處理得好，現代化進程將充滿生氣，人口問題處理得不好，現代化進程會處處受到人口負面因素的制約。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也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具備人口紅利的天然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牢牢把握人口紅利帶來的機會窗口期，對外依靠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積極開展對外貿易特別是加工貿易，優化主體結構、優化商品結構、優化市場結構、優化貿易方式、優化貿易環境，推動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對內將勞動人口就業問題擺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穩定就業形勢、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結構、提升就業質量，同時大規模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不但解決了農村人口就業困難、失業人口增多的難題，而且通過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戰略布局，推動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根據官方統計數據，我國人口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2年的65.22%，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從1978年的70.5%降低到2021年的22.9%。伴隨產業改造升級，預計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例會繼續下降。由此我國基本順利完成了人口城市化和就業非農化的重要轉折。

人口紅利能夠帶來機會窗口，而一旦人口紅利耗盡，經濟社會發展可能再度陷入困局，因此必須在人口發展戰略層面實現從人口數量優勢向人口素質優勢的轉變，加快人口素質提升和高端人才隊伍建設。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在全國城鄉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有力保障了全體國民的受教育權利，經過多年推廣，我國人口基本素質得到了普遍提升。2022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93年，比2021年提高0.11年，比2020年提高0.18年。[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也快速實現了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和普及化的轉變，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建成了世界最大規模高等教育體系，人口素質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正在形成更具廣泛意義且延綿不絕的“人口紅利”，這對民族復興大業必將產生深遠、重大的影響。

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設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力量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到了后工業社會，以擁有先進知識、技術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代表的知識階層將取代以財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核心階層乃至領導者。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避免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意味著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在失去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之后，又缺乏足夠的自主創新能力，進而失去經濟持續增長的長遠動力。由是觀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形成創新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而創新驅動需要高素質人才隊伍和大規模科技研發投入的支撐。早在20世紀60年代，黨中央就明確將科學技術現代化放入了“四個現代化”之列。1977年5月，鄧小平同志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呼吁：“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提出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立了創新型國家建設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工作，我國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營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圍。

在國家層面系列政策支持下，科技創新與社會服務能力顯著增強，高等教育事業持續健康發展，人才培養質量穩步提升。截至2022年底，我國發明專利有效量為421.2萬件，其中國內（不含港澳臺）發明專利有效量為328萬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超過300萬件的國家[2]。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尖端領域（如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級計算、量子信息等），我國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可以比肩甚至超越發達國家。截至2022年底，國內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中，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有效發明專利達到95.2萬件，所占比重為71.9%[3]。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創新動能持續增強，必然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帶來更加蓬勃的朝氣。

消除絕對貧困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壓艙石”

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充分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產物，陳舊僵化的體制機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結構被打破，“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幫后富”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中國經濟總量持續、穩定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然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自然地帶來社會結構的分化，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凸顯，倘若放任這種趨勢自由發展，勢必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引發大量中等收入群體資產萎縮、貧困人口持續增多的社會結構倒退現象，進而導致社會極化和對立、群體撕裂和沖突。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深刻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要統籌考慮需要和可能，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循序漸進，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從調節和優化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先要做到消除絕對貧困。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歷時八年打贏了脫貧攻堅人民戰爭，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5]，取得了在全球范圍內史無前例的減貧成就。進而，遏制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成為確保中國式現代化活力與秩序的核心要義。黨和政府始終堅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的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勵勤勞致富，多勞多得，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注重發揮再分配、三次分配對社會結構的調節和優化作用。最近十幾年來，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呈現出波動下降的總體態勢，到2020年已經降至0.468。[6]同時，居民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在不斷加大，居民收入來源更加多元化，轉移凈收入和財產凈收入占比上升。更重要的是，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和脫貧攻堅各項政策向縱深推進，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快于城鎮居民。可以預見的是，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濟總量的“蛋糕”勢必會越做越大，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機與活力會進一步彰顯。與此同時，伴隨著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社會貧富差距將逐步縮小，收入-分配結構將更加完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將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式現代化也將沿著正確道路有序推進。

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閥”和“穩定器”

中等收入群體是優化社會結構、維系社會和諧的積極力量，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閥”和“穩定器”。特別地，中等收入群體展現出來的強大消費力有助于優化消費結構、促進超大規模國內消費市場的形成和可持續發展。伴隨著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中等收入群體將依托開放、高效的國內國際市場，源源不斷地吸引全球資本、技術、人才、商品等資源要素，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帶來更活躍的資源要素。近年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處于深刻變化之中，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外需依賴的潛在風險越來越大，進一步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釋放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已然成為確保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關鍵舉措。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了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超過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盡管總量不少，但以14億多人口的基數計算，所占比重約為30%，還不夠高。而且，內部結構也不均衡，相對較低收入人群在中等收入群體中占比較大，一部分中等收入群體就業穩定性不足，存在“掉隊”風險。此外，中等收入群體的地區和城鄉發展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華東地區以及大連渤海灣地區，還有相當多農村人口及中小城鎮居民尚未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為此，有必要在深入分析收入-分配作用機制和形成機理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知識、數據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制度，激勵更多社會成員不斷通過自身努力增加自身要素價值，進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充分發揮和釋放中等收入群體的社會功能和消費潛能，盡快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

城鄉社會結構的再平衡為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新動能

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多年來，黨和政府圍繞城鄉社會結構再平衡做了大量工作。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在中華大地上實施了千百年的農業稅成為歷史，實實在在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再一次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取到予的里程碑式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城鄉協調發展，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通過開展脫貧攻堅、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等，使全體農民擺脫絕對貧困、同步進入全面小康，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大為改善，鄉村面貌煥然一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202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21年的2.50降至2.45，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已連續13年領先城鎮居民。[7]同時，戶籍制度改革步伐不斷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和農村城鎮化不斷提速，小城鎮產、城、人融合發展態勢基本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量農村人口無序涌入大城市帶來住房緊張、交通擁擠、污染增多、社會治安任務增重、就業困難等問題，為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同步實現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加強困難群體的基本民生保障為社會穩定發展兜底賦能

社會困難群體主要是指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由于群體的力量、權力相對較弱，因而在分配、獲取社會財富時較少較難的一種社會群體。這一群體或是由于生理和主觀方面的缺陷難以參與社會財富和機會的分配，或是由于各種特定的客觀條件的限制，在權利、發展機遇、物質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始終處于絕對或相對弱勢的位置，需要社會保障、社會救助和公共服務為其生存和發展提供幫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了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以城鎮職工單位制保障為主，向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社會化保障的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推進全民參保計劃，降低社會保險費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斷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持續深化，基本建立起了覆蓋城鄉所有居民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2022年，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超過5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接近5.5億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約為13.45億人，參加失業保險接近2.4億人，參加工傷保險約為2.9億人，此外，還有683萬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349萬人享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435萬人享受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等。[8]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生保障網不斷織密扎牢，不僅困難群體的基本民生能夠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各個社會群體對高品質生活的期待、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將得到更好滿足，整個社會將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

歸根結底，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創造“兩大奇跡”，保持中國式現代化的活力與秩序，最核心的還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直面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優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發展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注釋

[1]《王萍萍：人口總量略有下降 城鎮化水平繼續提高》，國家統計局官網，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301/t20230118_1892285.html，2023年1月18日更新。

[2][3]《我國發明專利有效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科技網，http://stdaily.com/index/kejixinwen/202301/527c29b76ad8405e81d5ddc9a5397595.shtml，2023年1月16日更新。

[4]《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5]《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69.htm，2021年2月25日更新。

[6]《國家發改委：城鄉、地區和不同群體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趨于縮小》，央視網，http://news.cctv.com/2021/09/28/ARTI1zJWUzIm4ABxFaicniwj210928.shtml，2021年9月28日更新。

[7]《城鄉居民收入比下降令人鼓舞》，《中國經濟時報》，2023年2月2日，A02版。

[8]《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9421/49690/xgzc49696/Document/1738025/1738025.htm，2023年2月28日更新。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