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效率與公平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處理好的重要關系，二者不可偏廢，要實現動態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更高質量的效率和更高層次的公平越來越具有現實緊迫性。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必須不斷深化對效率與公平問題的研究和認識，構建新的公平觀與效率觀，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公平性與市場經濟的高效率有機結合起來，科學劃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以共同富裕為價值指引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動態統一。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效率 公平 現代化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效率與公平，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處理好的一對基本矛盾。我們黨自改革開放以來，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主要任務，基本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時代發展、社會進步，公平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與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更高質量的效率和更高層次的社會公平越來越具有現實緊迫性。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有必要對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從理論和政策上重新思考、科學定位。
正確把握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
效率與公平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都是從屬于一定生產方式下的特定范疇，共生于社會生產過程中。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效率的提高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依賴于公平的規范約束。公平的規范約束既包含在市場競爭過程之中，也包含在市場競爭之后。從公平的市場競爭意義上說，就是要求和規定每一個經濟主體都能夠在機會均等的原則下獲取生產資料；都能夠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參與市場競爭；其所承擔的賦稅等義務也應當是均等的。另一方面，效率為公平的實現創造必要條件。公平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和價值判斷，一個首要的前提就是經濟效率的提高。沒有效率的提高，沒有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就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理念和促進社會公平的體制機制。公平與效率既是相輔相成的，也是相對的。在某一時期，維護和保障公平可以促進效率的提升，但過于公平又會降低效率。
經濟學視野下效率與公平的核心要義
從經濟學視角看，效率是指產出與投入的比率，反映的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或資源利用的有效程度，效率高意味著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引申到全社會范疇，就是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社會上不存在任何資源浪費現象，每個勞動者都能達成經濟收入最大化的預期。在一定結構或狀態的資源配置情況下，產出投入比是確定的。資源的配置受社會制度即國家一系列法律、政策、規定的影響，其中最有決定意義的是資源的所有制形式和經營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建立合理的產權制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伴隨人類社會發展，經濟增長與資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果沒有一種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制度，就會加劇資源稀缺的壓力，從而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提高效率首先意味著保護和有效地利用資源。早在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就提出要“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其中，要求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目的是將過去那種只靠消耗資源提高生產效率的思路和做法，轉變為依靠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經濟增長。
談到公平，離不開分配問題。其中收入分配或生活資料分配，關乎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與社會公平關系最為直接。就原則意義上講，公平是指收入分配所依據的客觀的、合理的原則或規則，如按勞分配、按資分配、等價交換等。[1]勞動的過程不僅是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且也是消耗能量的過程。按勞動量（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分配，是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必須堅持的公平原則之一，也是保證社會生產過程中能量守恒的客觀要求。就實質意義上講，公平是一種關系范疇，它的作用在于調節、規范一定社會范圍內人們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使社會上所有個人的集合，單個個人的收入和其付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總和的比例系數相等。[2]簡言之，就是使付出相同勞動量的人們收入均等化。公平是相對的，公平的程度，即一定范圍的社會群體內公平的實現，是市場調節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機制、等價交換，不僅僅是互通有無，更重要的是通過它實現勞動的價值、縮小社會成員的勞動收入差距，從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公平的作用，對于微觀部門是如此，對于整個社會更是如此。
追求效率與公平的動態統一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在社會主義社會，效率與公平是一對非對抗性的矛盾，追求效率與公平的動態統一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需要效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離不開公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萌生和發展的實踐也證明，效率和公平二者不可偏廢，但不同時期又有所側重。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絕對平均的分配方式，只講公平不講效率。改革開放以后逐步引入了商品、市場概念，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讓市場引導資源配置，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收入分配、就業、“三農”、社會保障、資源環境等領域的一些失衡和矛盾。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我國發展大勢，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持續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并通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引領中國經濟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以上制度安排的變化，恰恰體現了效率與公平之間存在的一種受客觀條件限制的動態平衡機制。
在社會主義社會，盡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總體上是統一的，但二者也有矛盾的方面，有時是不可兼得的。比如，對高收入者征稅和對低收入者補助，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微觀效率，但這些是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舉措。又如，在利益至上的市場思維影響下，市場競爭可能會擴大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但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整個社會保持生機與活力，有時可能需要犧牲一定意義上的公平。進一步地，如何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公平與效率的配置上作出恰當的安排，是任何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都必須認真解決的治理難題。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效率與公平提出新的時代課題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就開始啟動，之后雖步履維艱，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后邁出了重要一步，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公平與效率這一理論問題伴隨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不斷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對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認識和探究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認識經歷了由淺入深、由片面至逐步全面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初，平均主義分配模式被打破，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經濟發展效率成為彼時的重要任務。在這樣的政策導向和社會氛圍中，理論界“效率決定論”和“公平與效率沖突論”占據了主流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持續發展，人們的收入差距由小變大，黨和政府在繼續強調經濟效率優先的同時，開始考慮保護低收入者的利益，對原來只強調效率優先的分配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理論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進入21世紀后，收入差距擴大，逐漸接近國際警戒線，而且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社會矛盾增多，潛在的不穩定性因素增加，黨和政府在強調按市場規則做好一次分配的同時，加大了稅收等經濟杠桿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促進社會公平。理論界開始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提法進行反思，出現了“統一論”“重新組合論”和“逐步并重論”等觀點，注重效率與公平的協調發展。
可見，第一階段學術界主要關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對立性，否認它們之間的內在統一性，把效率與公平看成是非此即彼，“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關系。第二階段開始從效率與公平的對立思維束縛中沖決出來，進行辯證思考，但仍然帶有片面性，沒有認識到二者之間有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一面，還沒有完全突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思維定勢。第三階段的認識更加辯證，不再是籠統地爭論效率與公平誰先誰后，而是強調依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對立統一中把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要求對效率與公平進行重新組合或逐步過渡，達到效率與公平協調發展的目的，由此我們對效率與公平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4]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亟待深化對效率與公平問題的研究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學術界把關注點集中在效率與公平哪一個更重要、哪一個更優先的問題上。效率與公平是人類追求的雙重價值目標，它們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這種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條件下，有不同的對應和組合關系，并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不能簡單機械地分出誰先誰后，而是要動態地、立體地將它們的關系放到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下考察。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重要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對效率和公平提出了一系列更深刻的問題，包括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應該堅持什么樣的公平觀與效率觀，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第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亟待加強對全面公平觀的研究。長期以來，大多數研究對公平的理解建立在一般意義上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主要局限于分配領域；既沒有區分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上的公平，也沒有從全局著眼，把握全面的公平。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喬·薩托利認為平等（公平）至少有五個方面的指向：一是政治上的平等（公平），使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二是社會平等（公平），使每個人都有相同的社會尊嚴，即免受社會歧視的權利；三是機會均等的平等（公平），使每個人都有靠自己的努力和貢獻獲得利益的權利；四是起點的平等（公平），使每個人從一開始就有足夠的權利（物質條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而與其他人并駕齊驅；五是經濟的相同性，即不給任何人優于別人的權利（經濟特權）。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效率，又要有效地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一是就業和發展機會的公平，特別是要創造更公平的受教育機會；二是市場進入條件的公平；三是政府辦事原則的公平，杜絕辦事講關系、圖好處；四是法律規則的公平，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五是區域和城鄉一體化的公平，在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逐步消除城鄉差別。
第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亟待加強對整體效率觀的研究。效率有局部效率與整體效率之分，局部效率或者微觀效率固然要提高，但整體效率的提升更為重要。以損害整體效率、影響整體發展為代價取得的局部效率或者微觀效率，不是真正的效率。如果只片面地追求局部效率或者微觀效率，任由企業、公司等微觀經濟單元粗放式發展，不僅會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影響可持續發展目標，而且會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和社會保障負擔，甚至危及社會穩定乃至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和發展理念就有什么樣的效率觀。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方向，把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經濟發展與人的自身發展協調起來，消減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發揮包括多重經濟價值在內的綜合性的積極效用，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協調發展。效率觀的研究除了要關注社會生產中的資源投入與產品產出的高比例或高生產率，而且要體現包括市場分配、政府調控在內的分配方式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持續增長、貧富差距逐漸縮小、就業更加充分等綜合指標。
第三，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亟待從多維度對效率與公平進行深入研究。首先，要從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維度研究效率與公平問題。歷史從哪里開始，邏輯就從哪里延伸，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公平與效率觀，有不同的效率與公平的組合。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判斷、確定效率與公平的組合，主要看對社會歷史發展是否起推動作用，是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有益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其次，要從實現機制維度研究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實現二者的動態平衡、良性互動，需要政府和市場協同發力、初次分配與再次分配共同作用。展開來說，初次分配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社會大眾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獲得更多財富；再次分配要強化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制定科學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合理調節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差別過大；同時要重視規范市場秩序，鼓勵通過正當途徑追求效率，形成提高效率的長效機制。最后，要從制度層面進一步規范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制度文明是一個社會成熟的標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項制度，規范市場行為，形成公平有序的競爭態勢，對實現效率與公平雙重價值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深化效率與公平研究的一個新的切入點。
夯實效率與公平動態統一的制度基礎和價值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這離不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為此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公平性與市場經濟的高效率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增強經濟社會生機活力。
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是效率與公平動態統一的重要基礎
實現超越資本主義的效率與公平目標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激烈的市場競爭雖然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但也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引發了深刻的社會矛盾，突出表現為成千上萬的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為游民無產者，衣食無著、處境悲慘。于是，一些思想界的先驅人物紛紛開始抨擊當時普遍出現的社會不公，并提出了對理想社會的種種設想，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潮的最初萌芽。在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中，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以追求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和共同富裕、共同享有的新社會為目標。在馬克思看來，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關系已經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時候，社會主義必然會代替它。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更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會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5]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思想正是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社會弊病而生的，并追求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公平。為了將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現實，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國家前赴后繼開展了創造性探索實踐。
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公有制、計劃經濟克服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以創建比資本主義更有效率和更為公平的社會主義生存方式。蘇聯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促進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但由于不尊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舉措的弊端日益凸顯，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障礙。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一窮二白、生產力嚴重落后的國情民情，我國效仿蘇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國際形勢變化，我國又創造性地把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效率與公平雙重價值目標的實現奠定了制度基礎。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人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關系是平等的，這就避免了私有制條件下少數人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占有社會剩余產品的絕大部分，從而更好地維護和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市場競爭為運行基礎，是一種充滿活力和效率的經濟形態。個人和企業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開競爭，促使技術不斷進步、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各種資源的使用效率不斷提高。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說明，將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就能夠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公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動態統一創造條件。一是必須完善生產條件的分配與財產權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6]財產權制度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分配制度深層次的決定因素。收入分配與產權是緊密相連的，只有改革和完善產權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好各種分配問題，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氛圍。有了勞動力產權的保護和實現，才有按勞分配制度；有了其他生產要素產權的保護和實現，才有按要素分配制度。二是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保護好各類市場主體的權益，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三是在市場化改革中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把市場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四是健全完善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這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必然要求，并從分配方面為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動態統一奠定了制度基礎。
科學劃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是實現效率與公平動態統一的充分保證
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是實現效率與公平動態統一的具體手段，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合理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市場經濟發展中難以回避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形態，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需要政府去彌補。第一，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引導著市場主體完全根據價格的漲落決定自己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可能會造成供給失衡乃至經濟波動，需要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調節社會總供求；第二，市場經濟的盲目性驅動著企業不斷擴大生產規模，最終形成市場壟斷，這既會降低效率又會損害公平，需要政府制定嚴格的法律制度，規范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行為，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第三，市場競爭的趨利性誘使市場主體的價值取向發生扭曲，趨向個體化和本位化，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資源環境惡化等等，需要政府對市場行為進行監管，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此外，市場還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不能解決外部性問題，這必須由政府來解決。總之，市場經濟需要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但政府干預過多，也會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降低經濟效率。
二戰以來，世界范圍內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時多時少，總的趨勢是不斷加強，但方式方法在不斷調整。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后工業化國家一樣，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面臨著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市場發育滯后、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等一系列困難和問題，這些都需要政府有更多的作為。再加上，我國人口眾多、區域城鄉發展差距明顯，政府理應在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要堅決反對以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為由，忽視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搞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做法。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政府干預是有邊界的，不能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在經濟體制轉軌階段、在市場發育尚不成熟的一些方面，可以由政府進行調節，但更應該創造條件讓市場發揮作用，只要市場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就要交給市場處理，為此要堅決反對以市場機制不完善為借口，任意擴大政府管理職能，過多干預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行為。
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實現效率與公平動態統一的價值旨歸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集中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部分人、大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體人民在平等權利基礎上普遍享有的富裕，是能夠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需要的富裕。在這樣的目標指引下，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才能得到充分調動，經濟社會發展效率才能得到持續提升。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不等于社會成員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要實現14億人共同富裕，必須腳踏實地、久久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時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區同時達到一個富裕水準，不同人群不僅實現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時間上也會有先有后，不同地區富裕程度還會存在一定差異，不可能齊頭并進。”倘若將共同富裕狹隘地等同于同時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既不科學，也不現實，勢必影響效率的提高，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反面。
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7]從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實踐看，適當偏重“效率”和“部分先富”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顯著提高，經濟總量躍升到世界第二位，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分化，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超過4億多人。如今，注重“公平”，加快推動“先富帶后富”的第二步戰略目標成為重要任務。也就是說，現階段應該對公平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協調好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展開來說，要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作為完善分配制度、加大調節收入分配力度、緩解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重要政策取向，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要想方設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聚焦重點人群和突出問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進一步優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整體轉型；要強化就業優先政策，推動投資、消費、產業、區域等政策與就業政策銜接配套，千方百計拓寬就業渠道，擴大就業容量，穩步提升就業質量，努力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教研部教授、黨建原理教研室主任】
注釋
[1][2]徐欽智：《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效率與公平的定位問題》，《東岳論叢》，2005年第4期，第65—68頁。
[3][7]《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第373—374頁。
[4]王桂英：《效率和公平關系的再認識》，《經濟研究導刊》，2008年第17期，第143—144頁。
[5]程傳興：《社會主義公平與效率的實現條件》，《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26—2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頁。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