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黨和國家事業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以實現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有機統一與協調優化。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正確處理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巨輪行穩致遠。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系統觀念 重大關系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確定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沒有既定模式可以參考、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沒有外部力量可以依賴，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掌握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加以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立足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這些重大關系，既辯證統一又一脈相承，既著眼長遠又腳踏實地，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是我們黨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認識的進一步深化，為達至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過河”的目標，解決了“橋”和“船”的問題。
系統觀念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
依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萬事萬物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構成與外部環境相互影響的具有特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就是用來標志事物聯系和發展特定形式的重要范疇。而系統觀念就是從總體性的角度看待系統與要素、要素與要素、結構與層次、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并從這些關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系的動態過程中認識事物、把握規律，進而從總體上實現事物結構和功能的優化。
馬克思的“社會機體”思想集中體現了觀察事物、分析解決問題的系統性方法論。馬克思運用系統性方法論，對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復雜系統的經濟運行和階級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礎上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發展規律。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最早提出了“社會機體”范疇。他指出，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社會就是“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1]。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馬克思對“社會機體”的相關思想做了更為明確的闡述，并在此基礎上揭示了社會經濟形態發展演進的客觀規律。馬克思說：“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2]至此，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運動的規律以及社會經濟形態的表述，達到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之前最為精確的水平。同時，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系統的概念。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對“社會機體”思想做了進一步闡述：“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3]在這里，馬克思明確指明了社會機體所具有的變化發展的特性，是運用系統性方法論觀察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行和階級狀況得出的科學結論。可以說，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機體的思想與系統觀念具有內在一致性，社會機體思想本身就是馬克思運用系統觀念和整體性思維考察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規律的思想。恩格斯在借鑒現代自然科學成果的基礎上，更為明確地使用了“系統”這一概念，指出“關于自然界所有過程都處在一種系統聯系中的認識，推動科學到處從個別部分和整體上去證明這種系統聯系”[4]。
列寧在繼承發展馬克思社會機體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社會是一個“活的機體”的思想，并認為研究社會機體的方法就是辯證法。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辯證方法（它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這個方法把社會看作處在不斷發展中的活的機體（而不是機械地結合起來因而可以把各種社會要素隨便配搭起來的一種什么東西），要研究這個機體，就必須客觀地分析組成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研究該社會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5]列寧關于“活的機體”的思想，是對馬克思社會機體思想的科學總結，也是把握系統觀念和辯證法思想的重要理論依據。
從方法論角度看，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認識世界和把握規律，就是要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認識和處理問題。也因此，唯物辯證法與系統觀念具有內在一致性，但是二者具有不同側重點。唯物辯證法比較側重于從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去把握事物、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系統觀念更側重于運用整體性思維分析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實現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整體把握。
運用系統觀念分析和解決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領導干部無論從事什么工作，最要緊的是要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要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的物質性及其發展規律，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性、歷史性及其相關規律，關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規律，關于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等原理，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群眾觀、階級觀、發展觀、矛盾觀，真正把馬克思主義這個看家本領學精悟透用好。”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歷程中，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始終注重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一貫善于運用系統觀念認識、分析、解決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百年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積累的寶貴經驗，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卓越的實踐智慧。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非常注重運用系統觀念認識、分析、解決關于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陜北的紅軍大學作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系統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人民戰爭的思想和戰略方面的問題。在這次講演中，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運用“全局性”思想認識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性。他說：“因為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性的東西的。”[6]1940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7]，而且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8]。正是因為具有這種“世界歷史”視野、全局視野、整體視野，才使得毛澤東同志能夠正確分析中國革命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正確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從而得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正確結論，最終引領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同志在1937年8月發表的《矛盾論》一書中提出，中國共產黨人“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9]。《矛盾論》作為從哲學上對教條主義進行徹底清算的哲學著作，同樣強調從系統性、整體性把握矛盾及其本質。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運用系統觀念對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需要處理好的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十大關系進行了論述。這表明，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具有了初步的系統思想，他強調，“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10]。《論十大關系》是運用系統觀念闡述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經典文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系統觀念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大局，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鄧小平同志指出：“要提倡顧全大局。有些事從局部看可行，從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從局部看不可行，從大局看可行。歸根到底要顧全大局。”[11]基于這種大局觀、全局觀，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涉及包括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法制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教育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在內的多領域和多方面，“四個現代化”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部內容。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諸多領域和方面并非孤立存在、獨立發展，而是普遍聯系、互相依存的關系。1980年1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指出：“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任務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種任務之間又有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像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12]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我們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戰略方針問題。”[13]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設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并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14]。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明確“富強、民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涵。從黨的十三大開始，中國現代化的內涵和外延突破了“四個現代化”，既包含了物質文明的內容，也包含了精神文明的內容，帶有全面、整體發展的意涵，標志著黨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思想的逐步成熟。
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系統觀念提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處理好的十二大關系，即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關系，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系，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系，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的關系，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系，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15]這十二大關系是在改革和發展的新形勢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注意到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和人口的協調問題，注意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問題。在總的發展目標中，科學發展觀既包括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包括了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態質量這些影響長遠發展的基礎性條件，體現了系統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兩個大局”呈現的時代特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形成一系列新布局新方略，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在這個過程中，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強調堅持系統觀念推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整體謀劃，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管一攤、相互掣肘，而必須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我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場合多次強調了堅持系統觀念問題。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堅持系統觀念
“中國式現代化”是黨的二十大報告的核心關鍵詞。整個報告從指導思想、戰略目標、領導力量、總體布局、實踐方略、外部保障等各個方面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行了總體部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黨和國家事業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必須做好全局性謀劃，實現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有機統一與協調優化。只有以系統觀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處理好一系列重大關系，才能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巨輪行穩致遠。
第一，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的關系。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中國式現代化是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現代化，國情復雜、歷史悠久、文化綿長，需要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使制定的規劃和政策體系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做到遠近結合、上下貫通、內容協調。同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探索性事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大膽探索，通過改革創新推動事業發展，決不能刻舟求劍、守株待兔。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的辯證統一關系，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有機結合。一方面要加強整體謀劃、頂層設計，確保發展方向正確，防止犯顛覆性錯誤；另一方面要鼓勵實踐探索，激發創新活力，最大限度匯聚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智慧和力量。加強頂層設計不能脫離基本國情和實踐需要，必須立足基層實踐、扎根中國大地；進行實踐探索不能一葉障目、迷失方向，必須契合頂層設計、服務全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很不容易，必須登高望遠，同時必須腳踏實地。”登高望遠要求以頂層設計定向把舵，腳踏實地要求在實踐探索中踔厲奮發。
第二，處理好戰略與策略的關系。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要增強戰略的前瞻性，準確把握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敏銳洞悉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機遇和挑戰，以科學的戰略預見未來、引領未來。要增強戰略的全局性，謀劃戰略目標、制定戰略舉措、作出戰略部署，必須著眼于解決事關黨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問題。要增強戰略的穩定性，戰略一經形成，就要長期堅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不要隨意改變。策略是在戰略指導下為戰略服務的，正確的戰略需要正確的策略來落實。實施戰略的環境條件隨時都在發生變化，每時每刻都會遇到新情況新問題，所以要講究策略、智慧和方法。正確運用戰略策略是我們黨創造輝煌歷史、成就千秋偉業、戰勝各種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成功秘訣。我們要把戰略的原則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靈活機動、隨機應變、臨機決斷，在因地制宜、因勢而動、順勢而為中把握戰略主動。
第三，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關系。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須守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重大原則，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實踐沒有止境，變化永不停息。因此，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順應時代發展要求，著眼于解決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大力推進改革創新，不斷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守正與創新相輔相成，體現了變與不變、繼承與發展、原則性與創造性的辯證統一。唯有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唯有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守正不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創新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有在創新基礎上的守正，才不會故步自封，才能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只有在守正基礎上的創新，才不會偏離方向，才能根深葉茂、源遠流長。只有堅持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在守正中把穩舵盤、保持航向，在創新中尋求突破、揚帆遠航，才能始終沿著正確方向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第四，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礎上，效率也要以公平為前提。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就要做到統籌兼顧，避免顧此失彼。既不能因為片面追求效率而在客觀上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也不能因為片面追求公平而影響社會活力的釋放。只有以提升效率不斷做大蛋糕，以促進公平分好蛋糕，才能實現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既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發展壯大，又讓每個人都能共享現代化發展成果。
第五，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活力是指旺盛的生命力，代表社會創造力的競相迸發與個人潛力的充分發揮，主要體現為社會發展；而秩序則是指有序與穩定，主要體現為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活力與秩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中國式現代化應該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實現活力和秩序的有機統一。健康、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社會煥發活力的前提和保障，社會活力的奔涌則能進一步促進社會秩序的提升，活力和秩序兩者相輔相成。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創造活力寓于秩序之中、秩序建于活力之上的良性循環，實現社會有序運行與社會活力迸發的有機統一和相互協調，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第六，處理好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既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又堅持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在自主中謀求發展、在開放中堅持自主，才能走好自己的路、辦好自己的事，在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事業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我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任何時候都不會動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需要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沒有自立自強就會隨波逐流，沒有對外開放就會故步自封，只有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做到不忘本來、吸收外來，才能更好地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注釋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頁、第724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頁。
[5]《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6][9]《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頁、第310頁。
[7][8]《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頁、第668頁。
[10]《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11][12]《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頁、第249頁。
[13]《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25頁。
[14]《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173頁。
[15]《江澤民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0—475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