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初康乾之際，中國已有規模性米谷進口。鴉片戰爭后糧食進口的種類、數量、價值漸趨增加，進口原因復雜，影響廣泛。近代中國糧食進口的歷史昭示國人，糧食產量滿足消費需求是糧食安全的前提，必要的進口是有益的補充，此外尚需適量的儲備、完善的流通體系、高效的運輸能力，只有這些因素協同作用，才能達到糧食安全保障的目標。

【關鍵詞】近代中國 糧食進口 糧食安全 【中圖分類號】F326.11 【文獻標識碼】A

中國糧食進口歷史悠久，北宋真宗時期曾經輸入占城稻3萬石，用作改良稻種。清初康乾之際，為滿足東南沿海經濟商品化、人口增多、軍糧需求，清政府鼓勵商人從東南亞輸入米谷，高峰期年約三四十萬石。鴉片戰爭后，據海關1867—1947年記載，中國進口糧食（僅指米谷、小麥、面粉）種類、數量、價值漸趨增加，20世紀30年代前期到達頂峰，全面抗戰爆發后數量減少，1943—1945年進口斷絕，1946—1947年急劇縮減，1948—1949年幾乎再次完全斷絕。近代中國糧食進口大致可以分為曲折發展（1867—1921年）、迅猛增加（1922—1937年）和逐漸減少（1938—1947年）三個時期。1867—1947年 的81年中，78年有糧食進口，其中大米、小麥、面粉分別進口約6.607億、1.568億、1.391億擔，三項合計共約9.0266億擔。81年中只有1917、1919、1920三年糧食貿易出超，分別約出超26萬擔、750萬擔和1190萬擔，其余78年分別共約入超6.02億擔、1.104億擔、1.127億擔，三項合計共約入超8.2517億擔。①

縱觀近代中國糧食進口歷史，品種由單一的米谷增加到小麥、面粉和少量雜糧，進口數量在波動中不斷上升，銷售范圍由沿海向內地逐漸擴散。近代中國糧食進口原因復雜，影響廣泛，對于當今中國糧食安全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糧食產量不足是近代中國糧食進口的一個關鍵因素

1920年代之后，糧食大規模進口，“糧食問題”隨之出現。關于中國糧產，“不足論”占據主導地位，一般認為正是由于產量不足，才導致大量進口。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的《中國米麥自給計劃》說“今日之米麥問題有三”，第一即是“生產不能自給”②。但是也有少數學者認為糧食可以自足，例如蔣學楷估計20世紀30年代中國糧食供求約盈余2.5億余擔。

據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研究所1933年調查，全國平均借糧農戶48%；據美國農業經濟學家卜凱1929—1933年對中國19省148縣151個地區調查，農戶平均糧食購買率達35%；據中央農業實驗研究所1935年調查，中國鄉村人口主食結構中雜糧占51.6%。凡此，均說明中國糧食市場屬于“賣炭翁型”消費，市場上的商品糧并非絕大多數農戶的余糧。總之，老百姓尤其是農民一年糠菜半年糧、干少稀多、農閑一天兩頓稀飯等史實，說明近代中國糧食沒有真正滿足國人消費需求。

近代中國糧食沒有自給，并不表明中國農業養不活國人，糧食產量不足是國內外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就是歷屆政府都沒有從戰略層面重視糧食生產安全。中國有重農的傳統，所謂“洪范八政，食為政首”“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先”等，都說明歷朝歷代對糧食問題高度重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統治者明曉糧食問題的重要性，但是采取的實際行動卻乏善可陳。晚清戊戌變法方有設立農工商總局、農會之議，但戊戌政變后全部落空。清末新政時期農工商部為制定和頒布《農會簡明章程》奏折說“農會之設，實為整理農業之樞紐”，但是鮮有實際舉措。一直到清廷覆亡，中央都沒有專門的管理農業機構。民國北京政府雖然在中央設立農商部，地方設立勸業道和農事試驗場，然而于糧食生產幾無建樹。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下設中央農業實驗所，行政院下設農村復興委員會，國民政府直屬的建設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分別設立振興農村設計委員會與農業處，可謂政出多門，仍舊缺乏專門和統一的糧食生產與管理機構。全面抗戰爆發后，1937—1939年國統區糧食供求尚不緊張，沒有引起政府重視。1940年糧食危機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糧食統制”，也就是要把現有糧食掌控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如何增產。

總之，近代中國政府沒有從戰略上高度重視糧食生產安全，糧食產量不足，是導致糧食大量進口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全面看待糧食進口的影響和作用

近代中國糧食進口對中國糧食市場、貿易平衡和工業都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卻對調劑民食、經濟轉型和城市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糧食進口對中國糧食市場產生的影響，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國產糧食價格，從而導致“谷賤傷農”。上海市場洋米價格低于國米，因而國米價格決定于洋米價格。不僅如此，上海米價又影響安徽、江西、湖南米價。例如1930年上海米價飛漲至20元，不久洋米傾銷，滬上和內地國米價格大跌。又如1932年廣東晚稻因洋米競銷，價格較上年跌落15%—20%。二是洋糧搶占了國糧市場。就米谷而言，主要體現在米市萎縮、閩粵等地國米減少、洋米由缺糧區向余糧區和自給區擴散等方面。例如蕪湖大米主要外銷廣東、浙江，潮汕最多時年購三四百萬石，寧波最盛亦達四五十萬石，1902年以前年均出口600萬余石，但1920—1930年間僅1925年出口610萬擔。1912年以后洋米在廣東銷路急劇上升，1912—1931年國米輸入量平均占輸粵大米37%，洋米平均占63%。福建1875—1892年輸入國米比重大于洋米，1893—1899年互有高低，1899—1936年洋米年均70%。不僅洋米進口沖擊了國內大米市場，小麥亦然。尤其是1931年和1933年國民政府向美國借款換回的小麥，對國內麥市沖擊尤大，致使華北小麥嚴重滯銷。

糧食進口對中國貿易和工業的影響主要是加劇了貿易不平衡，從而限制了工業原料進口，不利于工業化。據海關記錄，1912—1932年米谷、小麥、面粉共計約入超20億關兩，1927—1932年是近代中國糧食進口最多的6年，歷年糧食進口值分別占入超總值14.7%、49.6%、57.9%、40.2%、34.9%和35.5%，③平均達38.85%，糧食進口值所占比例之高、數量之大，不可謂不驚人。巨額的糧食入超限制了工業生產資料的進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近代中國工業化進程。

糧食進口雖然對近代中國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但是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首先，調劑地區民食不足。清代廣東糧產已經不敷民食，近代更加嚴峻。20世紀30年代，廣東缺米年約1300萬擔，全省大約短缺2月民食。廣東所缺大米一則依靠安徽、湖南等省國米，二則有賴從東南亞輸入洋米。據統計，1912—1922年年均進口洋米約525萬擔，1923—1937年年均進口約828萬擔，而1912—1937年廣東輸入國內米谷、面粉和雜糧年均約462萬擔，三項合計尚不及進口洋米。福建明代中期開始缺糧，入清以后更加嚴重。據估算，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省缺米約155萬擔。1899—1936年福建年均分別輸入洋米81萬擔、洋面26萬擔，雖然有人估算洋糧僅大約相當于8—16天的口糧，但因輸入地區和季節集中疊加，如果沒有及時進口，就會引發局部地區嚴重的糧荒。上海自1843年開埠，人口漸趨增加，糧食消費隨之增長，全面抗戰前洋米對上海民食并不是特別重要。全面抗戰后由于日軍禁止內地糧食流入上海，民食幾乎全賴進口，1938—1941年分別約進口65萬公擔、46萬公擔、392萬公擔和609萬公擔，毫不夸張地說，如果離開了進口糧食，“孤島”時期的上海市民將無以為生。其次，應當長期看待糧食進口的影響。從整個近代中國歷史觀察，糧食進口對中國工業化不全是消極作用，對人口流動、城市化等社會轉型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總之，近代中國糧食進口的歷史啟示我們，在保證糧食生產滿足需求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國際市場，按照需要進口，積極利用國際糧食資源。

糧食安全需要建立生產、消費、儲備、流通、進口等有效協同體系

中國自先秦以來就有糧食儲備的優良傳統，逐漸形成了常平倉、義倉、社倉三種儲糧體系，糧食倉儲豐年積谷，荒年平糶、借貸、賑濟，對穩定糧市、調劑民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初康乾時期積谷甚豐，迨至晚清倉政弊端百出，儲糧數量急劇下降。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少許殘存的倉儲糧食，或被管理者盜賣，或被挪作軍需，已經完全喪失積谷備荒、調節民食的功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中央和地方雖都制定了相關法規政策，試圖振興倉儲，但是總體來看效果并不明顯。據調查，1931—1935年全國各省糧庫分別約儲糧29萬石、390萬石、556萬石、723萬石、823萬石，遠遜康乾時期數千萬石規模，調劑作用有限。

自由流通是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近代中國卻盛行“米禁”。尤其是1905年清政府頒布《運米出省章程》，除特許者外一概不準運糧出省，致使省際糧食流通更為不暢。民國時期雖然政府迭頒糧食自由流通條例，但是中央權威有限，地方各行其是，效果甚微。近代中國災荒不斷，產米區域特別是余糧省份，在遭受自然災害或者糧食減產之時，擔心本地民食不足引發事端，每每實施“米禁”，限制糧食流通。產米省份的米禁令，往往引發廣東、福建、上海等需要國米調劑民食地區的恐慌，于是紛紛訂購洋米，導致大量洋米進口。

近代中國糧食市場組織層級繁復，從產地市場到終點市場層層轉運，關關交稅；運銷機構疊床架屋，具有極強的封建性和寄生性；交通不發達，運輸工具落后，流通規模受限，運輸時間長。凡此種種，均導致糧食流通成本高昂。例如1936年洋米由香港至寧波運銷成本每擔0.442元，而皖米經蕪湖運至寧波每擔0.816元，每擔湘米經長沙至寧波2.046元，較洋米經香港至寧波高5倍。上海從漢口輸入小麥每擔運銷成本0.9兩，從蚌埠輸入每擔2兩，而美洲小麥運至上海僅需0.4兩。④漢口面粉廠從美國西雅圖等處采辦小麥，由船裝運經太平洋而達漢口，反而較從中國西部采辦約便宜25%。糧食流通的高成本必然導致流通的低效率，致使國產糧食調劑的低效乃至失效，從而為外國糧食進口創造有利條件。

進口糧食補充國產不足，需要滿足兩個條件，才能有助于糧食安全。一是糧食進口必須具有自主權。清初康、雍、乾時期明文允許東南亞輸入米谷免稅，鴉片戰爭后《五口通商章程》《通商章程善后條約》等也有同樣規定。雖然糧食進口關稅被認為是糧食進口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糧食輸入數量有限，糧食進口在當時主要發揮了彌補國內糧食不足的積極作用。二是一戰和二戰期間的中國糧食進口歷史，說明必須保證在需要糧食的時候能夠進口，不被“卡脖子”。一戰期間各國忙于戰爭，糧食生產受到影響，產量下降，需求增加。為此，北美非參戰國家和歐洲交戰國家都實施糧食管制政策，對殖民地糧食生產和貿易也采取管制，這是該時期中國輸入糧食減少的主要原因。1937—1941年中國海岸還未被日軍全面封鎖，海上交通線尚未遮斷，廣東、福建和上海能夠按照需要進口糧食，但是1942年之后海上交通中斷，糧食進口完全斷絕。

綜上所述，糧食產量滿足消費需求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進口是必要的補充，除此之外，還需要有適量的儲備、完善的流通體系和高效的運輸能力，只有這些因素協同作用，才能達到糧食安全保障的目標，然而近代中國卻沒有能夠建立起這樣的糧食安全體系。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民國時期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1AZS012）和山東大學人文社科“近代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2RWZD05）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許道夫編：《近代中國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123、138、140—141頁數據計算而得。

②《中國米麥自給計劃》，《農村經濟》（第2卷第11期），1935年，第122頁。

③《民國元年至二十一年主要糧食輸入數量及價值統計》，《內政調查統計表》（第5期），1934年，第15頁。

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部編印：《小麥及面粉》，1932年，第12頁。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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