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創造了我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發展奇跡，民營經濟的不斷壯大也進一步助推了改革開放的深入，二者相伴相生、共生共榮。著眼現代化建設全局，黨和政府需要保持戰略定力，以更大氣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民營經濟主體也要對“兩個毫不動搖”堅定信心。新征程上，堅持“國有加民營”的中國特色“雙動力驅動”模式，國民共進，續寫中國奇跡新篇章。

【關鍵詞】改革開放  民營經濟  兩個毫不動搖  

【中圖分類號】F121.23    【文獻標識碼】A

應運而生：民營經濟荷尖初露

改革開放春風拂，民營經濟應時生。回眸1978年，當時我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占全球總人口68.04%、約6.5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標準以下，日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站在歷史潮頭的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高瞻遠矚，將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突破口：“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引下，我們認識到過去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公有制經濟和計劃體制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改革開放可謂勢在必行、應時而生。

從本質上看，改革開放就是逐步認識、承認、確立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基礎性地位的過程，也是逐步認識、承認、培育、確立和保護民營經濟市場地位和功能的過程。1979年4月，國務院批準《關于全國工商行政管理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不能把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不能把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去割，不能把國家允許的集市貿易當作‘資本主義道路’去堵”，開始“恢復集市”“放開城市農副產品市場”。1980年12月，溫州頒發了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當年全國批準新開業個體工商戶就達到10萬戶。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定范圍內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198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訂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同時，伴隨著個體經濟中雇傭工人、資本積累等生產關系的出現，手工、建筑、運輸等行業的民營經濟（其時主要用“私營經濟”一詞）也逐漸發展起來，1987年1月在《關于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決定》中正式提出“對私營經濟也應當采取允許其存在、加強管理、興利除弊、逐步引導”的方針，并在同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了“把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合作經濟、外商獨資經濟同個體經濟一起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和有益的補充”的方針。而后，在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增加“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從憲法高度確立了私營（民營）經濟的合法地位。

初步探索：民營經濟在爭辯中成長壯大

披荊斬棘，砥礪前行，改革開放引領我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在我國社會主義體制和公有制經濟基礎上，允許、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爭議。改革開放之初，依靠鄧小平同志的遠見卓識和崇高威望，各種質疑和阻力在“發展才是硬道理”，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總體方略中被抑制，由于固有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條化的理解并未真正消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和實踐尚在探索的過程之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就必然會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處在“要”與“不要”、“對”與“錯”的爭辯之中。

1987年，被比喻為改革開放“報春花”的“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因剝削犯罪（雇傭工人）而被立案調查，“雇工”成為我國民營經濟發展首個“爆雷點”，隨后圍繞著民營（個體）經濟“姓社”“姓資”的爭論不絕于耳。不少私營企業主失去信心，把企業獻給集體、掛靠公有制企業，更多的企業是減少雇工、縮小規模、歇業停業甚至注銷企業，民營經濟發展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盤整”。到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注冊數減少300萬家，1990年上半年，私營企業從9.06萬家下降到8.8萬家。1991年，全國私營企業利潤下降67%，私營企業減少近50%。民營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我國經濟增長率也由1988年的11.3%，下跌至1989年的4.1%，到1990年僅有3.8%。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談話可謂撥云見日，再一次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步伐。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明確提出“三個有利于”，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確立了評判是非得失的標準。隨后，一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紛紛下海創業，后來成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中堅力量。黨的十四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的方針”，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伴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臺，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中國大地涌現，“蘇南模式”“珠江模式”和“溫州模式”等成為爭相效仿的對象，民營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時期。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1999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增加“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等內容，從國家根本大法層面確立了民營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地位，為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筑基固本。在黨和國家發展民營經濟的方針政策的支持下，到2001年底，民營企業數量從14萬戶增加到244萬戶，年均增長33％；注冊資金由221億元增加到24756億元，年均增長60％；稅收貢獻從4億元增加到976億元，年均增長70％；從業人員從232萬人增加到3409萬人，年均增長31%，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資料測算的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達到13%，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快速發展：改革開放的深化促使民營經濟成長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引擎

進入21世紀，民營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迅速成長壯大。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參與全球化分工協作，民營經濟搭上全球化浪潮的快車，在走向世界的國際競爭大環境中快速發展。自1992年我國正式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來，一系列政策法規構建了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環境空間，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強勁的改革活力，民營企業似雨后春筍，民營經濟茁壯成長。同時，我國民營經濟已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在國際市場上大展身手，部分企業迅速成長為國際性的大型跨國公司，其中46家民營企業在2022年成長為世界500強企業。

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客觀上推動了改革開放的系統性推進和深化，這反過來又助推民營經濟進一步健康發展。然而，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遇到過所謂“所有制歧視”。正如時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教授所言：我國民營經濟尚處在不平等的競爭和發展環境之下，輿論、政府管理和政策設計還有深深的“所有制烙印”，存在“所有制鴻溝”和“所有制歧視”，“企業按所有制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獲取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政府項目、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以及市場準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為了促進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系列的旨在掃除各種障礙的政策法規，動態優化民營經濟的營商環境，逐步消解發展過程中涌現的各種歧視性障礙，通過漸進式的深化改革助推民營經濟健康成長。為了消解政治理念上的歧視，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講話中首次將民營企業家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2002年，4名民營企業家黨員成為黨的十六大代表，摘除了長期壓在民營企業家頭上的“剝削者”的政治帽子，標志著民營企業政治地位的擢升。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或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至此，民營經濟（企業家）在國民經濟中有了法理上和政治上的正式地位。

民營企業發展的國內制度環境也得到了進一步廓清，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2004年前后，以厲以寧教授領銜形成的《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報告，促成了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舊36條”）的出臺，可以說是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第一次系統的制度性障礙清理。該項制度的運行可謂成績斐然，然而執行層面的隱性障礙也隨之凸顯，致使政策的實施效果受損，人們形象地把這些執行中的障礙稱之為“三門”：“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表面上按照“舊36條”沒有任何制度障礙，“非禁即入”，實際上卻難以進入，猶如有一道看不見的“玻璃門”，或者是“彈簧門”“旋轉門”，民營經濟進入后又會被彈出來，或者被推來推去旋轉出來。2010年，為了助推民營經濟“破門而入”，保障民營企業在資源要素的獲得、市場機會的獲取和政府監管的公平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保護民營企業及其經營者的產權和各項合法權利，2010年5月頒發了《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新36條”）。新舊兩個“36條”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給和保障，推動我國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壯大，取得了亮眼的成績：截至2012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達5044.5萬戶，注冊資金31.88萬億，從業人員1.73億人，分別是2002年的20.67倍、12.88倍和5.07倍。民營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為285621.5億元，約占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53%，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連續5年超過60%，最高時候達到65.4%，民營經濟已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引擎。

毫不動搖：民營經濟持續發展的定海神針

改革開放引領民營經濟發展，發展助推改革開放的深化。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因為改革一定會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觸及諸多人員和群體的切身利益，反彈和阻力自然會產生，改革深化的過程必定是克服各種阻力、解決各類矛盾的推進過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的發展是在公有制體制和計劃經濟背景下漸進式推進的，作為原有的經濟模式及與之相適用的制度體系對國有經濟具有內生性偏好，而對民營經濟卻存在著內生性排斥，從本質上講，民營經濟可謂是原有制度體系的“異生物”。鄧小平同志提出“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實質上是在不觸及深層制度性問題、不影響整體利益格局的前提下，試圖在最小的阻力下漸進式地逐步深化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但是，“改革是一場革命”的本質特征并未改變，改革需要解決的利益矛盾同樣不可回避，只是漸進式的方法大大提高了成功的概率。

“新36條”與“舊36條”相比較，力度和操作性方面都前進了一大步，是改革開放的一次深化舉措，開始觸及更深層次的體系矛盾和社會其他相關主體的利益，反彈、阻力自然而生，各種輿論和壓力也劇增。黨中央高瞻遠矚，在頂層設計上適時出招，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本質上是將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作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兩大經濟“驅動引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就是堅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兩個都是”的重要論述：“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重要基礎”，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公一平一同”政策愿景，并且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將其提升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鼓勵各類所有制企業交叉持股、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決定》明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制度構建和供給層面為中國經濟當然包括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為了應對經濟發展新常態挑戰，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同時，“兩個毫不動搖”被黨的十九大報告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定下來。此外，隨著經濟發展下行、結構調整帶來的壓力增大、各種社會矛盾交織，針對民營經濟的非議和質疑再度出現，“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等觀點讓部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受挫。在這種背景下，2023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要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增強信心、輕裝上陣、大膽發展，實現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已融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洪流之中，成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應保持定力、增強信心，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作者為中南大學教授、博導，中南大學人力資源研究中心（CTTI源智庫）主任、首席專家）

【注：本文系中南大學高端智庫項目“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心理和行為影響機制及政策建議研究”（項目編號：2020znzk04）、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湖南企業‘走出去’戰略中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績效研究”（項目編號：20YBA255）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線索一致性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關系績效的影響及作用機制”（項目編號：71972185）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林毅夫：《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濟導刊》，2018年第6期。

②林毅夫、付才輝：《中國式現代化：藍圖、內涵與首要任務——新結構經濟學視角的闡釋》，《經濟評論》，2022年第6期。

③張文魁：《我國企業發展政策的歷史邏輯與未來取向》，《管理世界》，2021第12期。

責編/韓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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