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政治革命是現代化的引擎，而現代政治革命的徹底與否則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所能達到的高度。除了中國之外，二戰后產生的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沒有經歷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這決定了它們當今的現代化發展困境。與現代政治革命相關，工業化進程的成功、現代市場經濟的建立、結合本國國情都可視為現代化的規律與特征。

【關鍵詞】現代化 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 工業革命 現代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從全球的角度看，1500年以后的人類歷史是整個世界在西方的引領下進入現代化的歷史，此后，世界各國和各地區，不論語言、文化、種族有什么差別，不管社會政治制度有什么不同，不論愿意與否，都無遠弗屆地被卷入了現代化的大潮。縱觀五百多年以來的現代化歷史，從英國的一枝獨秀到西方的群體性領先，從北美的強勢超越到日俄的迅速崛起，從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到中國的獨特模式，你追我趕，異彩紛呈，展現出人類數千年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宏大發展畫卷。然而，進入21世紀以后，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的現代化進程面臨著新的挑戰。在迎著新挑戰踔厲前行之際，認識世界各國現代化的規律和特征便成為迫切的需要。

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是決定一國現代化進程的前提條件

與“現代”相對的是“封建”時代，而現代政治革命的對立面則是封建革命。封建革命的目的是改朝換代，現代政治革命的目的則是推翻封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構建一種大眾的、平等的、自由的和理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因此，沒有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就不會有現代化的成功，這是五百多年來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呈現的最重要的規律。

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現代政治革命之所以能夠決定一國現代化的成敗，是因為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為現代化的發展解決了如下問題。

首先，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用現代化的價值觀代替了封建的價值觀。從政治的角度看，現代化的價值觀要求一國的政治制度基于多數人的利益而非少數人的利益，國家的決策出自多數人的意志而非封建獨裁者的意志；從經濟的角度看，現代政治革命要求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不論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所有制還是封建教會的神權所有制），實現財產權的合法化；從文化的角度看，現代政治革命要求整個社會從封建社會的教權、神權、皇權和各種習俗的愚昧與桎梏中擺脫出來，形成一種理性的、世俗的、開放的、進取的文化價值體系。縱觀世界現代化的全部歷史，英國的議會戰勝王權，法國的革命者推翻王朝統治，北美殖民地趕走英國的宗主統治獲得獨立等，都是世界現代化歷史中比較成功的現代政治革命。而反觀普魯士帝國、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等國的現代化所展現出的曲折和特征，無不與其現代政治革命的成色不足有關。1917年發生于沙皇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階級的角度看是一場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但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則是一場催生了一條全新的現代化道路的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而德意志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在二戰戰敗后所進行的政治改造也不啻是對兩國現代化道路的深度調整。從以上情況不難看出，正是因為一場又一場現代政治革命的推動，才有了英國現代化的成功、法國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美國現代化的后來居上、蘇聯現代化的輝煌成就以及二戰之后日本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經濟騰飛。

其次，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用獨立的、先進的新階級取代了落后的和腐朽的舊階級。英國、法國等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所發生的現代政治革命催生了資本主義現代化，資產階級作為新的階級經過和舊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多次較量，終于變成了本國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后，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其所引領的現代化模式為后進國家爭相模仿。反觀與英法等國幾乎同時登上國際舞臺的西班牙、葡萄牙、俄羅斯、日本等國，由于現代政治革命的不徹底性，導致這些國家的新興資產階級在和舊的封建統治階級的較量中長期處于劣勢地位，從而給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造成巨大的曲折。在全球范圍的第三世界國家中，拉丁美洲各國早在19世紀初就獲得了國家獨立，然而，同樣由于缺乏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的蕩滌，這些國家無不被強大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控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成長舉步維艱。時至今日，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苦苦掙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現代政治革命漫長而艱難，但這場革命卻是20世紀下半葉全球范圍內最為徹底的一場革命，它使中國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

最后，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帶來的是徹底的國家獨立，徹底的國家獨立產生的是獨立自主地選擇國家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廣泛權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上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路徑就是對外實施殖民擴張和爭奪殖民地，而與西方各國現代化的成功同時發生的是亞非拉各地區和國家的殖民地化。二戰后，以英國、法國等國為代表的舊的殖民主義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然而，除了少數國家以外，獲得獨立的第三世界各國卻處在獨而不立的尷尬狀態：它們既和舊的宗主國有割不斷的聯系，又對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美國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性，結果是這些新的獨立國家多半變成了西方影響的延伸部分，處在世界現代化發展的邊緣和半邊緣地帶，內政外交的變化嚴重受制于西方大國，根本無法獨立選擇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同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一場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消除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干擾，切斷了內部外國利益代理勢力與帝國主義的聯系，實現了國家內政外交的完全自主。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才取得了選擇現代化道路的自主權。

工業革命是獲得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唯一途徑

現代化是對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脫胎換骨的改造進程，而支撐這一進程的核心力量則是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現代物質技術基礎。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標志著人類的現代化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原因正是由于新的工業革命催生了新的現代物質技術基礎。在世界范圍內，近代工業化過程中只有西方的英美等國和日本等極少數國家完成了工業化，而隨著工業化不斷從低級階段向更高級階段的邁進，工業化進程的“極端性”也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來。具體地講，工業化由“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以后，一個國家尤其是非西方國家，若想走上工業化道路，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極端性”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極端性”的科學知識。從工業化的歷史來看，“蒸汽時代”的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經驗性知識個性化明顯、缺乏系統性和可驗證性，其傳播主要靠的是掌握著技能的優秀工匠的傳幫帶。然而，“電氣時代”到來之后，科學知識的產生需要完善先進的現代科學教育體系，而絕大多數國家缺乏構建現代科學教育體系的能力，這便注定了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大多數國家都將會面對被發達國家拉大距離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計算機時代”對最新科學知識的要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工業革命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的時代。“計算機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知識的生產速度、規模和高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當前正在展開的“智能化時代”雖然是“計算機時代”發展的自然結果，但其對最新知識的要求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類正快步邁入智能化生產知識的時代。因此，沒有“極端性”的知識生產能力，就不可能趕上現代化的步伐。

第二個條件是“極端性”的工業技術。一次次的工業革命呈現的是越來越復雜的工業技術。從理論上講，一個國家生產知識的能力越強，其發展工業技術的能力就越強。西方之外的大多數國家的獨立不是通過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的途徑完成的，因此，在其構建現代工業基礎的開始階段就存在著各種各樣無法克服的先天性價值觀缺陷。這些缺陷導致這些國家在現代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構建方面一直蹣跚于治亂相循的惡性循環之中，發展現代工業技術難以成為國家發展日程上的核心任務。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最新一波工業革命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技術被統稱為“高技術”。所謂“高技術”，是指在雄厚的知識和技術積累的基礎上綻放的最鮮艷的科學技術的花朵。環顧當今世界，具備高技術生產能力的國家不僅數量少，而且具有壟斷性，這成為被前現代因素所累的眾多落后國家難以逾越的障礙。

第三個條件是“極端性”的動員能力。國家的動員能力是一個國家在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中產生的新的民族素質。因此，沒有發生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的國家的國家動員能力一般都比較弱。沒有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一個國家就很難充分發揮本國人力物力資源的潛力。與國家動員能力緊密相關的是國家的組織能力。任何一個國家都具備一定的人力物力組織能力，但是，能把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發揮到極限狀態的則一定是發生過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的國家，因為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一般都會鍛造出有出色組織能力的、在政治上受到本國國民普遍支持的現代政黨。“極端性”能力的第三種表現是民眾對國家的“奉獻精神”，這種“奉獻精神”表達的是廣大國民對執政者所提出的國家現代化發展愿景的普遍認同和無條件支持。然而，需要再度強調的是，國民的“奉獻精神”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在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中孕育而成的。

第四個條件是“極端性”的投入。工業革命所催生的現代化經濟從其開始就展現出了對資本投入的高強度需求的特征，隨著更高的工業革命階段的出現，這種特征就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與進入20世紀新階段的工業革命相比，19世紀的工業發展成本只是“小巫見大巫”了。可以說，與現代工業革命同時發展起來的現代金融業已經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工業化建設能否成功的決定性要素之一。然而，給后發國家造成的更大困難在于，沒有發達雄厚的工業經濟，就不可能有現代的金融業，而沒有現代的金融業的輸血支持，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就會被發達國家所控制。

第五個條件是“極端性”的速度。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極端性”的速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無論從知識的生產還是從技術的積累更迭方面，都呈現出加速發展的特征，世界逐漸進入了“知識爆炸”的時代。19世紀后半期，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工業化水準的基本尺度。工業化水平越高的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越快，科學技術發展速度越快的國家工業化能力也越強，兩者已經構成良性循環。二戰后的新科技革命所展現出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和“快”，所謂“高”是指只有少數國家有能力發展的高科技，所謂“快”是指高科技的更迭換代速度。然而，知識和技術的加速度發展并沒有產生均質性增長，反而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這是西方模式的現代化帶來的嚴重后果。二是世界各國的工業化進程呈現“梯次展開、逐漸加速”的特征。眾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工業化完成于英國，耗時80多年，法國60多年，美國不到60年，1871年實現統一后的德國則僅用了大約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前述幾國的工業化進程。如果說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耗時以數十年計的話，那么經過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兩場徹底的現代政治革命后誕生的新的現代化模式則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兩個落后的封建農業國完成了基本的工業化。科學技術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度發展特征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演變、經濟增長、文化演變等因素正向綜合作用的良性結果，然而，同樣也是由于以上各種因素的反向作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都在艱難前行。

第六個條件是“極端性”的規模。對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而工業革命無疑是推動生產力進步的首要物質性力量。和僅僅為維持生產者自我生存為目的的小農經濟不同，工業化生產是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這樣的生產不僅需要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能力，更需要大規模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大規模而穩定的原料供應。正因為對規模擴張的迫切需求，最初開始工業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后起的日本都爭先恐后地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英國從偏居歐洲一隅的小島國變成了一個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國”，法國則是緊居其后第二大殖民帝國，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在羽翼未豐之際就祭出了對外擴張的國策。進入現代以來，西方世界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戰爭，其背后的原因無不和爭奪殖民地有關。然而，二戰后，舊的殖民帝國一個接一個瓦解，殖民地紛紛獨立，希望實現工業化的后來者國家再也無法通過對外擴張完成工業化的規模性需求。因此，在20世紀后半期所誕生的眾多第三世界國家中，真正具備獨立進行工業革命能力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一般都有相當大的領土和人口規模，如中國、巴西、印度等，其中只有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工業強國。

現代市場經濟既是現代化的動力，又是現代化的結果，同時也是現代化的衡量標準

商品交換活動在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前就早已有之，但這類活動在生產力低下的前工業時代僅僅是小農經濟的補充，只有在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后，伴隨著生產力的巨大進步，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才成為與物質生產活動并駕齊驅甚至是凌駕其上的強大的現代化力量。縱觀現代市場經濟的演變歷史，可以將現代市場經濟的特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闡述如下。

首先，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現代化過程的“加速器”。需要指出的是，在工業化革命到來之前，現代市場經濟在歐洲的意大利、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市場經濟加速了各種經濟要素的流動與整合，優化了社會資源的配置，不斷開辟出新的市場和創造出新的需求，而新的市場需求又反過來對商品生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是在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的推動下，工業革命才在現代市場經濟最發達的英國發生了。自此以后，人類的現代化就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和工業革命的雙輪驅動下加速前進。

其次，一個國家的政治統一是現代市場經濟存在的基本要求。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制所造成的政治軍事割據狀態嚴重阻礙了商業資本主義的擴張，這迫使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各國國王結成同盟以反對封建領主，最終在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先后削平割據勢力，形成專制國王領導下的國家政治統一。因此，歷史地看，西歐的封建專制君主對歐洲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沒有專制君主，就不會有這些國家的政治統一，沒有政治統一就不能為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構建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沒有統一的國內市場，現代市場經濟就無從談起。統一的國內市場極大地助力了西歐各國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反過來不斷地完善著現代市場經濟的各項基本原則和制度。因此，從國家政治統一和實現現代化的關系來看，完全可以說，一個在政治上沒有完成統一的國家的現代化水平是有限度的。按照這一標準衡量的話，二戰后出現的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政治統一實際上還沒有完成。這些國家內部政治統一的水平和其在獨立時發生的現代政治革命的徹底性成正比，革命越徹底，政治統一的能力和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最后，強烈的擴張性是現代市場經濟最明顯的特征。中世紀后期西歐各國政治統一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還處在上升時期的現代市場經濟在各國國內擴張的結果。市場的擴張帶動工業的擴張，工業的擴張又進一步強化了市場擴張的欲望。市場擴張和工業擴張形成的合力很快就撐破了國家邊界的限制，現代市場經濟的全球性特點逐漸展現。然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張性不僅體現在地域范圍的外延擴大方面，更體現在對實施市場經濟的各個國家不斷產生的內涵性整合方面：受力于現代市場經濟的強大驅動，先是各國內部的各種資源要素加速流向能夠產生最好效益的經濟中心地帶，城市化進程加速發展，百萬級到數百萬級人口的超大城市最先在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出現。這些城市成為社會高度現代化的象征，也是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在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同時，各國內部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強度進一步提高，這就使現代市場經濟在國內所面對的各種非經濟藩籬逐步減弱甚至最終消除。最終，在現代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各國內部形成了渾然一體的經濟聯系和相對統一和諧的政治文化生態。

現代市場經濟的全球性表現的早期階段是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殖民擴張和掠奪。二戰后的情況相對復雜，一方面是西方社會以美國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及安全的一體化進程，另一方面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新獨立的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新殖民主義掠奪，與此同時存在的則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對新的現代化模式的探索。后冷戰時期所產生的全球化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最高表現方式，其顯著特點是現代市場經濟成為世界所有國家在推動本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所共同接受的經濟發展體制。后冷戰時期現代化成就最為亮眼的國家首推中國，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堅定不移地沿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探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最終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創造性、將國家的宏觀調控與社會經濟的微觀運行有機結合，既保證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又維持了社會的穩定，既使國家的現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又避免了貧富差距過大等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弊病。

西方的多黨政治體制是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陷阱

在當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構建的政治話語體系中，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與一個問題有關，那就是所謂“人權”和所謂“自由民主”。在政治制度和體制方面，所謂“人權”和所謂“自由民主”的最高體現就是多黨制及其與之相配套的自由選舉制度。在西方國家看來，只有堅持和實行多黨制的國家才是“自由民主”的正確選擇，否則就是獨裁專制和侵犯“人權”。對于這類國家，西方國家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壓，手段從制裁、孤立、暗殺、封鎖、扶植代理人直到武裝顛覆，不一而足。然而，二戰后第三世界各國的曲折反復的現代化歷史表明，西方的多黨制給落后國家的現代化設下的是重重陷阱。

第一，多黨制是二戰后的后殖民主義時代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實施新殖民主義的有力工具。在舊的殖民主義時代，西方列強對殖民地實施的是赤裸裸的剝削和掠奪，新殖民主義則增添了更加隱晦的招數，如政治滲透、文化交流、經濟援助等，其中尤以政治滲透為主，在此過程中向第三世界國家宣揚多黨制便成為發揮影響的主要手段。只有建立了多黨制，才能給西方國家影響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可操作的工具，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才能得到鞏固。正因為如此，對于接受并實施了多黨制的第三世界國家，西方國家百般吹捧，無論這類國家內部的問題多么嚴重。反之，對于拒絕接受多黨制的第三世界國家，無論這類國家的治理水平多好，西方國家的反應都是指責抹黑，并采取各種手段扶植其內部的反對派力量，結果往往使這些國家陷入難以擺脫的內部沖突，根本無法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

第二，多黨制使西方世界掌握了評判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發展狀態的裁判權。由于西方世界構成了最發達的國家群體，它們便很自然地將自己的發展模式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普世標準”，而第三世界國家由于長期以來深受其影響而不自覺地成為西方模式的接受者。如此一來，就出現了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人權教師爺”群體和非西方世界的接受者群體，前一個群體不斷地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向后一個群體灌輸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后一個群體則一直處在被動的接受者地位。因此對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其國家的發展方向的設定，各項政策的出臺，都要受到西方世界從政府到媒體的檢視，他們的一言一行甚至可以決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在國內的支持率。因此，接受了多黨制的第三世界國家很難獨立自主地尋求本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第三，多黨制必然使第三世界國家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從前兩點不難看出，多黨制可以使西方國家更容易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對第三世界國家施加影響，從而維護自己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多黨制會使第三世界國家在不顧本國國情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塑造自己，而這種做法多半會在本國引發難以解決的政治動蕩。于是，隨政治動蕩而來的是西方的干預，隨干預而發生的是更多的動蕩。如此陳陳相因，惡性循環，成為西方國家套在第三世界國家脖子上的無法擺脫的枷鎖。

對后發國家而言，照搬照抄外來經驗不可能獲得現代化的成功

在18世紀通過工業革命成為當時世界上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后，英國就被世界各國競相追趕，先是西方的法國、德國、美國通過模仿和學習英國成為現代化的世界強國，隨后則是更為落后的日本、沙俄等國也展現了不俗的工業化進展。然而，通過觀察這些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不難發現，18—19世紀走上工業化的國家雖然都以英國為圭臬，但無一例外地都將外來的經驗與本國實際相結合而創造了本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這些最先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群體無疑為后來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豐富的現代化經驗，但不能不承認的是，除了上述國家外，亞非拉廣大落后國家鮮有取得現代化的成功者。尤為重要的是，二戰后的新獨立國家都將現代化視為本國擺脫落后和外來干涉的最優選項，而成功者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這些國家無論是在走向獨立的現代政治革命中還是在后來的現代化建設中，都沒能正確地處理外來經驗和本國國情之間的關系，無法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致使本國陷入外來的影響和內部的各種張力之間的泥潭無法自拔。

始于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現代政治革命不但成為正在設法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的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這場革命的成功也給第三世界的革命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路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政治革命的成功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而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則是中國共產黨能夠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不盲目照搬外來經驗，走出了一條與蘇俄的革命道路截然相反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勝利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各代中央領導集體又堅持不懈地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雖然經歷了波折，但終于在20世紀70年代末通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找到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總結道：“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現代化在數百年的發展歷史中所展現的規律和特點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語境中都有很大的差異，從而也導致人們在探討現代化的發展規律時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因此，除了本文所列舉的各點之外，在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的選擇方面，人們還可以把大眾性參與視為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重要規律；在社會價值觀的演變方面，也可以將政教分離看作區分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重要標準；在具體制度的建設方面，還可以將是否具有強有力的反腐敗制度視作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能否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的重要衡量標準；在現代化的推動力方面，許多人會將軍事力量的現代化視為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首要推動力量，等等。總之，由于國情有別，目標各異，人們對現代化的認識的多元性不可避免。

（作者為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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