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制造業的綠色化轉型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在碳中和與“穩增長”協同推進的要求下，制造業的綠色發展在宏觀、微觀、產業、制度等層面都面臨諸多挑戰。基于產業發展的現狀和難題，制造業綠色發展需確立近期、中期、長期分步走的路線圖。在制度體系方面，需要統籌宏觀管理、市場和金融、財政和稅收、科創研發等政策體系。通過戰略性關鍵技術研發、綠色技術戰略儲備和轉移轉化、提升數字化水平、充實創新人才等方式強化技術支撐體系，與此同時，還需要構建綠色生產和經營管理體系、價值鏈體系、循環體系、規模化生產體系和支撐體系。
【關鍵詞】碳中和 制造業綠色化 科技創新
【中圖分類號】F4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6
【作者簡介】喬岳，山東大學國際創新轉化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山東大學威廉姆森法律、經濟與組織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法經濟學、創新管理。主要著作有《網絡型產業規制問題研究》、《創新創業新思維》（合著）等。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活動極大地改變了地球的碳平衡，碳排放的長時間積累使得氣候變化成為人類面臨的重大且急迫的全球性挑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向世界宣布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承諾充分體現了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是對我國制造業創新發展的導向要求與規范約束。中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對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2021年，我國工業增加值拉動經濟增長3.1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8.1%。制造業作為工業的主要組成部分，“穩增長”是其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增強制造業競爭優勢”，并強調“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明確要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因此，我國制造業的綠色發展必須滿足“雙碳”目標和“穩增長”協同推進的要求。對于我國制造業而言，實現碳達峰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且當前我國制造業的一些行業已經實現了碳達峰，實現碳中和才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挑戰，因此本文將在強調碳中和目標這一約束條件下展開探討。
理論界對于制造業綠色化轉型與碳中和目標約束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研究的主要內容是闡述綠色制造是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其所闡釋的思想是，中國制造業在迅猛發展的同時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必須轉變其發展方式，積極發展綠色制造業。第二類研究著重探討實現碳中和目標的主要路徑，其主要結論是，為完成“雙碳”目標，必須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產品結構，持續深入推進節能降耗減碳治污。[1]目前，對碳中和目標下具體產業的發展路徑研究，特別是我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路徑研究還較為缺乏。本文從產業經濟學的視角出發，試圖對以下問題進行說明和探討，我國制造業的現狀及其作用地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內涵；碳中和目標對制造業綠色發展有什么樣的影響；碳中和目標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主要挑戰有哪些；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梳理，本文提出在碳中和與“穩增長”協同推進的要求下，我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實現路徑。
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概念
進入新發展階段以來，我國制造業綠色發展成為國民經濟邁上新臺階、踐行創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環節。要理清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思路，就必須對我國制造業的現狀、制造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概念進行梳理，從而理解碳中和與制造業綠色發展之間的聯系。
我國制造業發展現狀。制造業是我國工業體系最主要的組成部分，2022年，國家統計局調整修訂的《三次產業劃分規定》將第二產業分為4個大門類，分別是采礦業、制造業、電熱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其中，制造業包含30個產業大類，占第二產業大類的70%。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2022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27.7%，增加值總量為33.5萬億元，已連續13年保持世界第一地位。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我國有超過220種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已經形成了絕大多數國家無法超越的制造業優勢。然而，我國制造業也呈現出獨特的“內外差”現象，即在國內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續下降，但占世界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卻持續快速上升。[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06年達到32.5%的峰值，2011年之后開始持續下降，2020年降低到26.2%的最低點，此后的兩年略有回升。據統計，我國制造業比重在10年間下降了5個百分點，在世界大國中下降幅度最大。與我國形成對比的是，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制造業比重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都發生在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后。當前，我國制造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比較嚴峻的挑戰既包括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等結構性問題，又包括自主創新、知識產權、貿易壁壘等新興產業發展問題，[3]制造業的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同時，由于我國制造業在過去高速發展過程中長時間采取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發展模式，給我國的社會、資源、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且這種壓力至今也沒有得到徹底緩解。正是這些制造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挑戰，對我國制造業提出了綠色發展的要求。
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制造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關乎制造業綠色發展路徑選擇的重要命題。2011年以來，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快速上升，第二產業在比重下降的同時還不斷出現環境污染、產能過剩等問題。因此，是否應該降低制造業的地位及其作用成為了理論界所關注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應該從發展歷程、發展特征、國際形勢、國外經驗等四個方面進行討論。
第一，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制造業始終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制造業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吸收投資能力強、技術轉移和擴散易于發生、產品可貿易性高、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吸納作用大。這些特征與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的資源稟賦條件非常吻合，因此制造業在實現拉動投資、解決就業、擴大出口、技術升級的同時帶來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實踐證明，中國經濟增長對制造業的依賴性較強，制造業增速和比重持續下降會對經濟發展形成制約。經濟增長方式與資源稟賦息息相關，在投資拉動型和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制造業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
第二，從我國經濟新階段的發展特征來看，制造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目前，我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還不能替代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多地要依靠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持和帶動。[4]因此，我國提出加快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還體現為推動技術創新，當前，制造業已成為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主要力量。2020年以來，我國制造業研發投入達到國家總研發投入的60%。可以看到，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保障。
第三，從當前國際政治環境和科技發展趨勢來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基礎。近年來，美國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打壓態勢日趨明顯，對我國高質量發展構成挑戰。制造業發展直接關涉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從貿易的角度看，從2004年開始，美國和歐盟一直是中國前兩大貿易伙伴，而到2020年，東盟成為了我國的最大貿易伙伴。這一變化的表象原因是近年來美國和歐盟從我國的進口大幅下降，造成我國出口轉向，但其實質是我國傳統制造業不斷被后起國家分流，某些行業的產業鏈受到威脅。制造業發展還關系到經濟系統和技術體系的自立自強。能否完善制造業的技術體系，降低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及關鍵原材料的對外依存度關系到經濟的整體穩定發展。
第四，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將是我國快速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產業支撐。通過對OECD國家發展歷程的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制造業的發展與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有著較強的相關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發展起來的世界先行工業化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均通過制造業的快速發展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并長期保持著制造業的優勢。例如德國，至2019年，其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達到17.8%；美國經歷了數次經濟轉型，由制造業衍生出的制造服務業在全球具有支配性優勢，而當前其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超過10%。二戰后的新興國家中，日本、韓國在本國工業化中后期保持了制造業的較快增長，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相對穩定，從而加快了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速度，至2019年，日本和韓國的制造業比重均保持在20%以上。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部分拉美國家在邁向中高收入國家的進程中制造業增速和比重均快速下降，影響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例如，巴西自20世紀90年代通過產業政策調整逐步開始“去制造業化”，制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持續降低，同時又未能發展出新的增長支撐產業，進入新世紀以來，巴西經濟持續低迷不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因為制造業的作用和地位如此特殊，通過綠色發展提升制造業發展水平才尤為重要。
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內涵。關于制造業綠色化的概念，在《中國制造2025》、工信部發布的《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都有所涉及。對于制造業綠色發展這一概念，理論界并沒有明確的定義。相關文獻對于制造業綠色發展概念的理解，大多是源于一般性綠色發展概念的外延，即“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但對制造業綠色發展沒有準確界定，并不影響這一概念在實踐中的應用，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相關概念系統性地構成了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內涵。梳理這些相關概念后，可以發現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核心是綠色制造、綠色產業鏈、綠色產品的有機組合。
第一，綠色制造是一種統籌環境影響和資源效益的制造模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就是考慮了環境外部性的生產系統。具體而言，綠色生產是指在產品的質量、功能和成本不變的前提下，使得生產過程中的環境影響最小化和資源效率最大化。綠色生產所追求的目標是產品從開始生產到消耗完畢的整個產品生命周期中環境污染最小化，對生態環境的危害最小化，節約資源和能源，使資源利用率最高，能源消耗最小化。因此，綠色生產所關注的問題是在產品全生命周期中的環境保護和資源優化，既包括生產的過程，也包括企業本身。第二，綠色產業鏈是指在整個產業價值鏈的可持續發展，達到產業鏈各個環節的環境影響最小化和資源效益最大化，從而促進產業鏈與自然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實現短期利益和長期發展的統一。在產業結構上，綠色產業鏈注重上下游企業不同工序之間的時間次序性；在空間結構上，綠色產業鏈注重產業鏈中各環節的空間分布。因而，從廣義來講，綠色產業鏈包括了綠色制造的概念，而從狹義來講，一些研究將其看作綠色供應鏈的升級。第三，綠色產品直觀的表現是節約能源、無公害、可再生的終端產品，側重于產品本身的環境屬性、資源屬性、能源屬性。對比上述三者，綠色制造偏重于生產過程，綠色產品偏重于產出品，綠色供應鏈偏重于系統性，它們的共同關注在于環境外部性和資源效率，它們的系統性結合構成了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內涵。在對綠色發展的實際測算中，環境外部性通常是通過碳排放來考察，資源效率往往以能源使用效率為替代，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效率恰是碳中和的核心問題，這使得碳中和目標與制造業綠色發展密切相關。
碳中和目標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影響
在碳中和目標的要求下，現階段我國制造業的綠色發展既是政策規制的結果，更是市場競爭的要求。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碳中和目標有助于提升制造業資源利用效率，從而改善和提升產業發展的協調性。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碳中和目標可以促進制造業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從而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從市場主體激勵的角度分析，碳中和目標將促進改善企業的資源使用效率，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因此，長期來看碳中和目標與制造業綠色發展能夠構成實現雙向驅動的正反饋機制。
碳中和目標與綠色溢價。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1年，我國先后出臺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國務院關于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戰略承諾并規劃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路線圖。其中，對制造業提出了建設和完善“綠色制造體系”的具體要求。制造業是我國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源頭，例如，2019年，我國制造業的能源消耗量占我國能源消耗總量的55.1%，制造業的排放量占我國總排放量的34.2%，可見，制造業是否能夠率先實現碳中和對我國碳中和目標的完成尤為關鍵。目前，我國制造業能源消耗量和制造業增加值整體上同步增長，尚未實現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的脫鉤，[5]因此必須協同推進碳中和與“穩增長”。
解決制造業碳中和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可以分為供給側減排和需求側減排。供給側減排的關鍵是促使生產行業采用減少碳排放技術和生產工藝、使用減少排放的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具體方式包括推廣清潔能源、改進生產工藝、使用和發展碳捕捉技術等。供給側減排與制造業綠色發展的要求是邏輯內洽的，都著力于減少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需求側減排是指通過直接抑制能源需求，減少碳排放，其最為直接的實施方式是“拉閘限電”，較為緩和的方式是針對市場主體的節能減排規制。然而，以“拉閘限電”的方式抑制需求不僅與“穩增長”的要求背道而馳，而且只能實現碳排放量的暫時下降，無法達到碳中和[6]。實證證據也揭示，碳排放強度的規制政策阻礙了我國工業行業綠色生產表現，未能實現碳減排和產業增長的“雙紅利”目標[7]。因此，實現制造業碳中和，供給側減排應是主要途徑。在經濟分析工具層面，通常使用“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對供給側減排效應進行度量。綠色溢價的概念是由比爾·蓋茨提出的，具體計算的是，與當前采用的高碳技術的生產成本相比，使用零碳技術的成本會比當前提升多少[8]。碳中和的關鍵在于綠色溢價，當綠色溢價為零時，企業可以選擇零碳技術而不增加成本，因而綠色溢價越低，碳中和越容易實現。
制造業碳中和狀況。理論界對制造業的碳中和問題的理解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一是技術創新作用。大量的實證研究揭示，技術創新帶來的制造業技術進步對降低能源消耗和減少碳排放有著正向作用，在包括大部分制造業在內的35個工業行業中，技術進步有效提升了能源效率，有效降低了能源強度，減少了工業污染的排放[9]。二是技術進步的回彈效應。長期來看，技術進步也許并不能完全解決制造業的碳排放問題，且技術進步有可能陷入“杰文斯悖論”的困境，即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效率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擴大，結果反而是增加了對能源的需求。技術進步所提升的效率有可能會通過替代效應、收入效應和產出效應所產生的新需求而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即產生回彈效應[10]。三是能源強度作用。制造業由于能源消耗比重高，通過“煤改氣”等能源來源的替代和生產工藝變革帶來的能源強度變化都能有效減少碳排放。四是結構效應。制造業中資源密集型產業、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會帶來更多的碳排放，而制造業的增速下降雖然會降低碳排放強度，但也會拉低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制造業綠色發展也同樣面臨以上四方面的挑戰。
理論界對于制造業碳中和的分析絕大多數是把制造業作為一個整體考慮，偏重于加總數據的研究和分析。然而，制造業涉及30個產業大類，不同產業的碳中和狀況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有必要區分制造業中幾個有特點的行業，有針對性地進行分析。根據中國碳核算數據庫的相關數據，2019年，我國鋼鐵、化工、水泥等高耗能制造業全產業鏈碳排放量占全國碳排放量的35%，因而有效降低高耗能制造行業的碳排放是制造業綠色發展的重要內容。2019年，鋼鐵行業碳排放量占制造業碳排放量的53%，其減排是制造業碳中和最重要的環節。鋼鐵行業實現減排最有效的技術路徑是通過電弧爐技術替代。鋼鐵行業的綠色發展途徑也是通過探索綠色冶煉技術提升能源效率。無論是碳中和還是綠色化，鋼鐵行業面臨的挑戰都是新技術會帶來成本的大幅上升，在當前鋼鐵行業利潤率較低的現實下，企業缺乏能力和動力進行大幅技術升級。化工行業包括石油化工和基礎化工，雖然行業中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目前碳捕捉與封存、零碳生物質原料替代等技術在產業內比較成熟，全行業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可行性較大。2019年，水泥行業碳排放量達到13億噸，占全國碳排放量的14%。但水泥行業暫時沒有成熟的減排路徑，水泥行業的綠色化也主要依靠供應鏈環節綠色化轉型帶動。因而，水泥行業的碳中和目前主要依賴外部因素，只有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對水泥的需求下降和碳捕捉技術成本大幅下降后，水泥行業才能實現有效減排和綠色發展。一般制造業雖然涉及的行業非常廣泛，但其碳排放只占我國碳排放總量的2%以內，且綠色發展的程度在制造業中保持較高的水平。從總量來看，2010年，一般制造業碳排放量為3.9億噸，之后逐年大幅減少，2019年較2010年降幅超過40%，已實現碳達峰。目前，一般制造業碳中和壓力較小，是綠色發展最為積極的行業之一。
碳中和約束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動因。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其行為模式遵循利潤最大化原則或成本最小化原則。在沒有碳中和目標約束時，制造業企業綠色發展的動因完全來自于綠色化轉型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由于仍存在享受環境外部性的機會，企業在綠色制造中不會主動采用減排和碳捕捉技術，對能源效率的關注集中于低成本的替代性技術；由于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碳中和因素的關注較少，企業所參與的綠色產品轉型不會涉及碳排放限制和能源效率優化。碳中和目標約束的施加，客觀上形成了企業經營環境的外部壓力，從市場和競爭維度加速了企業綠色發展進程。在碳中和目標下，制造業企業會更為主動地進行綠色制造轉型。碳中和目標會帶來能源的綜合成本上升，能源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成為更為關鍵的成本因素，因而企業更容易主動獲取節能減排技術、使用替代性能源和重組生產流程以提升效率。正如前期研究所揭示，制造業企業在環境規制下，一方面，強化末端治理，另一方面，加快資本更新并據此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同時優化用能結構，從而實現綠色化轉型[11]。
碳中和目標對碳排放的硬約束，一方面，會激勵企業減少產品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全球范圍內碳稅和碳交易市場的規范化增加了制造業中碳效率較高企業的收入。使用節約化的能源利用系統和綠色化的碳排放系統增加了企業通過碳排放額度交易獲利的可能性。以汽車制造企業為例，2020年，特斯拉在全球出售碳排放額度的收入達到14億美元，同年我國新能源汽車企業蔚來汽車出售碳排放額度的收入為1億元人民幣，這對于平均利潤率僅為2.59%的我國制造業企業[12]而言構成了相當大的激勵。在碳中和目標下，制造業企業為保持和提升其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將不得不進行綠色產業鏈轉型。一旦離開產業鏈，企業的大量產能將空置，這是絕大多數制造業企業無法承受的成本，因此企業必須進行綠色化轉型。隨著碳中和目標的確立，消費者對綠色產品中環境和碳排放的相關內容會更為認同，企業的綠色化程度將影響產品的市場競爭，因此企業將更為主動地進行綠色產品轉型。
當然，對于具體企業的綠色發展動因分析，需要考慮其所在行業碳排放特征后，才能得出更為準確的答案。總體而言，碳中和目標激勵制造業企業加快綠色發展的步伐，而企業的綠色發展則將進一步促進碳中和目標的達成，碳中和目標與企業綠色發展可以形成雙向正反饋機制。
碳中和目標下制造業綠色化轉型面臨的挑戰
理論界對碳中和目標下我國制造業綠色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有所探討，現有研究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一是從行為主體維度，即從政府、企業、消費者的方向展開分析；二是從發展路徑維度，即從理念、技術、體系的角度進行研究[13]。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產業經濟的視角出發，總結和歸納制造業綠色發展在宏觀、中觀、微觀和制度等四個層面所面臨的挑戰。
宏觀層面。碳中和目標下我國制造業綠色發展在宏觀層面最主要挑戰來源于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特點。第一，制造業發展程度的制約。目前，制造業仍是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雖然我國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依賴程度已在加速下降，但制造業碳排放進入高位調整期后再次出現上升趨勢。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制造業碳排放量在2014年達到38.6億噸的高位，之后開始逐年下降，但從2019年開始高碳行業的投資和產量開始增長，制造業碳排放量再次攀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投資拉動型和要素驅動型的增長模式致使制造業中投資和出口所產生的碳排放強度較大。由內需和外需對比可知，2017年以來，我國近20%的碳排放是為滿足外需服務的。根據2017年的數據測算，我國制造業滿足出口的碳排放量為18.1億噸，占制造業全行業碳排放量的52.3%。出口品中化工、鋼鐵、金屬制品、通用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等行業只占出口總額的34.3%，卻占出口產品碳排放量的52.5%，即三分之一的出口品產生了二分之一的碳排放[14]。由此可見，制造業在我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制造業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出口導向結構，對制造業的綠色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礙。
第二，區域發展不平衡。我國的區域碳排放量是由長期形成的制造業體系結構和產業分布決定的。我國碳排放在空間上的特征體現為“北高南低”，北方省份碳排放總量和人均量顯著高于南方省份，南北方的碳排放差距還在不斷擴大；碳排放在時間上的特征體現為“西升東降”，西部省份人均碳排放量處于持續升高階段，東部省份碳排放強度顯著下降。碳排放區域分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制造業中高耗能行業如鋼鐵、化工、有色、水泥等在北方和西部地區分布更為集中，導致北方地區人均碳排放量是南方地區的1.66倍，碳排放強度是南方地區的2.1倍。我國的高耗能制造業正處于由粗放型向集約型過渡的轉型期，其發展模式仍大多通過高強度的能源投入和密集化的資源使用拉動增長，因而在北方和西部地區制造業的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之間矛盾不斷出現，綠色發展較為欠缺。我國南方省份半數以上處于后工業化階段，區域內制造業具有輕量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特征，附加值相對較高，這些區域中資本、技術、高質量勞動力的聚集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推動作用比較顯著。隨著碳中和目標的確立和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能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經歷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空間轉移。但是，高排放產業轉移會進一步加劇區域間綠色發展的差距，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形成新的挑戰。
中觀（或產業）層面。我國制造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門類齊全、分布廣泛，但行業差異也非常明顯。從能源支撐的角度觀察，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占我國制造業能源消耗的70%以上，風能、核能、氫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支撐能力有限。在制造業中，鋼鐵、化工、有色、水泥等高耗能行業的能源消耗又占總體能源消耗的70%以上。高耗能行業的一般性特點是資本密集，進行能源替換的成本巨大，因此通過提升能源效率提升制造業全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困難較大。從創新能力的角度觀察，我國與制造業發展相關的技術創新和技術開發能力較弱，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應用于實際生產中，能夠真正形成產業的科技成果僅占其中的20%。在制造業中，雖然有部分行業技術優勢突出，但整體而言關鍵核心技術較為缺乏，特別是高端裝備和核心零部件對外依存度較高，在產業鏈中處于低端生產加工環節，技術層次和綠色化水平都較低[15]。從產業變遷的角度觀察，我國制造業從地理上由南到北逐漸出現了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這是由我國人口結構和資源要素價格變化導致的必然結果。然而，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就業和收入具有巨大的拉動作用，雖然其綠色化創新的動力和能力均不足，但是在中短期內仍會繼續發展。從產權結構的角度觀察，國有企業在制造業能源消耗型大型企業中占有相當的比例。國有企業在任期考核制度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雙重要求下，對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綠色技術研發持謹慎態度，與自主進行技術研發相比，更偏好通過購買技術的方式推進綠色化轉型。此外，對投資回報率的過分關注激發了能源消耗型國企的機會主義行為，其采取的方式是在能源價格較低時大量購買而非提升能源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這些行為都對制造業的綠色發展形成了制約。
制造業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參與程度也密切影響其綠色發展進程。以中國對歐盟的出口為例，2021年，歐洲議會通過設立“碳邊界調整機制”的議案，計劃從2023年開始對碳減排不達標企業出口到歐盟的部分商品征收碳關稅。2023年2月9日，歐洲議會環境、公共衛生和食品安全委員會正式通過歐洲碳邊界調整機制協議，具體生效時間為2023年10月1日。歐洲碳邊界調整機制協議正式生效后，我國出口歐洲的化工制品、鋼鐵、有色金屬、化肥、水泥、玻璃、紙漿和紙制品等將會被首批納入碳關稅征收范圍中，這將對我國制造業的有序發展將帶來不確定性的影響。
微觀層面。部分企業綠色化轉型的動力和能力不足，以及消費者關于綠色發展的意識不足和需求不足是影響制造業綠色發展的重要因素。企業是以經濟收益為目標的盈利性組織，如果環境價值無法體現在經濟效益中，企業就難以自主選擇綠色化轉型的道路。基于管理慣性和文化慣性，經濟性特點并不顯著的綠色發展價值理念在大多數制造業企業中并不普及，綠色生產的觀念無法在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中得到貫徹。我國制造業企業綠色化轉型能力不足與制造業的發展程度高度相關，根據《2019中國制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中的數據測算，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目前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約為人均3萬美元，僅為美國的1／5、德國的1／4、日本的1／3；在利潤率方面，我國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約為2.59%，約為世界500強企業平均利潤率的40%；在增長率方面，我制造業整體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3.83％，低于GDP增長速度。因此，雖然綠色發展能夠在中長期提高企業效率、增加企業發展能力，但短期來看企業的資金投入會直接增加運營成本和運營風險，當前部分企業關于“宏觀衰退的預期”使其無法聚焦長期問題。企業的綠色化轉型能力還體現在轉型所需的技術儲備上。從綠色發展的技術儲備來看，美國、歐盟和日本具備先發優勢，我國缺乏核心技術的前期積累，在后發優勢的發揮中容易產生技術依賴并受制于西方國家的技術壁壘。
關于消費者方面，首先，由于我國制造業長期粗放式的發展模式，環境成本沒有在生產過程中被內部化，消費者對商品價格的認可中不包括環境成本和生態成本，亦即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了解和重視程度均不足。作為一個剛邁入人均GDP一萬美元的國家，我國大眾消費者的消費觀念還是以成本為導向，更為注重價格和質量，對于碳中和約束產生的產品綠色溢價，消費者認同感不強。其次，由于技術和市場等方面的制約，消費替代型綠色產品供給不足，新一輪信息革命所形成的關鍵技術還未與綠色制造深度融合，難以滿足消費者個性化的綠色消費需求。[16]
制度層面。制度供給不足是制約制造業綠色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第一，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成系統性建設：價格機制無法充分反映要素的全部價值，環境外部性不能很好的傳導至產品價格中，因而綠色產品發展不暢；碳交易市場建設進展緩慢，試點運行過程中各市場的價格和交易規模都有所不同，制造業行業納入較少；碳稅機制不完善，行業納入不足且促進碳中和及綠色發展的針對性不強；碳排放融資體系不健全，資金缺口較大且社會投資的積極性不高，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投資。
第二，區域間缺乏政策協調機制。各區域關于碳排放和綠色發展的政策一致性不足，區域間政策外部性效應明顯：一些地區實施較為嚴格的限制排放政策，致使高污染企業轉移到其他區域，增加了所轉移區域的環境治理成本；一些地區為綠色企業提供較高的財稅補貼，吸引企業轉移，抑制了其他區域的綠色化轉型進程，同時加劇了政府財稅補貼的“囚徒困境”。此外，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牽頭成立了一些全國性和地區性的綠色制造聯盟，但由于缺乏統籌協調機制，普遍缺乏市場主體的參與，致使其功能無法得到有效發揮。
第三，針對綠色產品消費端的政策不足。現有的碳中和相關政策主要是針對重點行業生產層面的經濟和環境規制政策[17]，對綠色產品的消費端缺乏重視。我國碳中和政策是基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特征制定的，面向制造業生產領域的政策較為全面，而對于包括中間產品市場在內的產品市場政策供給相對不足。在財政激勵方面，政策所提供的財政補貼完全集中在生產側，主要體現為生產性補貼和技術開發補貼，而對于消費綠色產品沒有經濟激勵。
第四，部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短視性加劇了政策的不確定性。地方政府承受經濟增長和生態環保雙重考核壓力的制約，一些地區在制定政策時缺乏時間上的連續性，實踐中無法同時兼顧碳中和和“穩增長”雙目標，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只追求一個目標的實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2021年以來，由于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和需求復蘇，部分地區上馬高耗能、高排放項目，致使鋼鐵行業和礦物制品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均同比增長了15%左右；另一方面，出于環保督查和“能耗雙控”指標的壓力，一些地區采取“拉閘限電”的方式直接調控能源消耗強度和能源消費總量，致使企業蒙受損失。
碳中和目標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實現路徑
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資源再配置中有較大的承載能力和較強的控制能力，只要持續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不斷提高行業全要素生產率，把制造業的較快增長和綠色化轉型結合起來，就能夠實現碳中和目標。目前，統籌碳中和目標和“穩增長”要求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作，需要在科學規劃下由多方共同推進。針對制造業所面臨的挑戰，通過在確立實施路線、完善政策體系、強化技術支撐、推進綠色制造體系建設等四個方面進行不斷探索，可以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綠色發展道路。
確立綠色發展實施路線圖。對應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時間節點，采取分步走的戰略，確立綠色發展的近期、中期和長期實現路徑。第一，近期路徑是指“十四五”時期的路徑。“十四五”時期是為推動制造業全面低碳轉型打基礎的關鍵五年，這一時期工作的重點是在“穩增長”的前提下完成碳中和相關制度建設、加速完成關鍵綠色技術研發、對能耗和碳排放重點企業進行減碳化改造。制度建設方面，在國家、區域、行業三個層面分別制定制造業綠色發展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和行動計劃，并完善制造業碳排放的核算和定價標準。產業結構方面，考慮宏觀經濟形勢，近期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制造業的綠色發展以穩固成果為主：對于鋼鐵、水泥、化工、有色等行業，保持碳排放下降趨勢并提高行業勞動生產率；對于已經實現碳達峰的一般制造業，則進一步加快其綠色化轉型的速度。第二，中期路徑是指以“十四五”末期到2030年的路徑。這一時期是碳達峰的關鍵期，應對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進行重點監控，在全行業高強度減排，以實現快速達峰的目標。對于已經達峰的行業，應深入推進綠色化技術的應用，減少碳反彈。加強全產業關鍵性綠色技術的儲備，加速鋼鐵、水泥、化工、有色等行業的技術進步。第三，長期路徑是指以2030年到2060年的路徑。這一時期制造業全面實現綠色高質量發展，并力爭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態勢估計，2030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將會有較大的變化，顛覆性的綠色技術也可能會出現。因而，這一時期以全面減排、全產業綠色化為目標，建立全方位的綠色制造體系和價值鏈，長期保持產業零碳排放。
完善相關政策體系。一是宏觀管理政策體系，分別包括國家、地方、產業三個層面。國家層面首先需要通過采取氣候立法的手段，為實現碳中和目標提供法律保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碳排放的周邊政策，通過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實現綠色發展。國家政策層面還需要實現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協同，防止高耗能、高排放企業的國際遷移，防止非綠色產品的過度進口對我國制造業綠色化轉型的沖擊。地方層面需要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特征、資源稟賦特點等地域化特征落實國家層面的政策，同時還需要圍繞本地制造業重點行業特點，發揮相關科創中心的規模創新優勢和產業園區的范圍經濟優勢，通過政策引導鼓勵技術密集型制造，加速企業綠色發展。產業層面需要根據制造業30個大類的具體發展情況構建差異化的碳排放政策體系，結合不同行業產業鏈特征優化政策設計。與此同時，還需要通過強化行政區域間和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政策對接，完善區域協同和行業協同機制，形成跨行政區、跨行業的協同合作新模式，提升傳統制造業綠色發展能力。
二是市場和金融政策體系。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深化碳交易市場的配套體系建設，提供中長期的碳交易制度以穩定預期。通過政策立法的方式明確碳排放權財產權屬性以及其確認方式，實現排放權交易調節產出和生態補償的功能。金融政策的首要任務是擴大綠色金融融資渠道，通過政府牽頭設立綠色轉型引導資金的形式鼓勵投資機構加大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資金投入，同時鼓勵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通過信貸、債券、保險等方式加大對綠色制造的資金投入，引導資金流向綠色轉型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還需要完善制造業的綠色征信制度，保障金融機構綠色投資的資金安全。
三是財政和稅收政策體系。通過各級政府預算的常態化列支保證政府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財政支持力度，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進行較大規模的能源替代、設備更新和關鍵性技術的研發，通過稅收優惠的方式激勵企業綠色化轉型。完善碳稅的制度建設，科學規劃碳稅的征收范圍和繳納標準，探索以碳稅代替排污權行政性收費，激勵企業在全價值鏈上的綠色發展。探索實施邊界碳稅，在促進我國產業綠色發展的同時，保護我國制造業正當權益。
四是科創研發政策體系。通過政策體系建設明確創新方向，將低碳技術和負排放技術納入我國的關鍵技術發展戰略，鼓勵發展以氫能、核能、儲能為代表的低碳能源技術，以及以自然減排、碳捕捉、碳封存為方向的戰略性技術的創新研發。建立全方位的綠色科技研究、開發、轉化、應用激勵機制，平衡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擴散推廣，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
強化技術支撐體系。技術創新是持續提升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唯一途徑，也是制造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支撐。通過碳中和目標促進技術創新，提升制造業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第一，加快戰略性關鍵技術研發。針對近期和中期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核心技術，在能源替代、能源利用效率、生產工藝改進、碳捕捉與利用領域加大研發投入和研發強度，鼓勵企業牽頭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構建“政產學研金服用”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第二，加大綠色技術的戰略儲備和轉移轉化。聚焦制造業綠色發展的中長期路線圖，在清潔能源、余熱利用、高效電機、高效保溫、鋰電儲能等領域，開展戰略性通用技術攻關，針對行業特點和需求，在電爐冶煉、生態碳中和、碳長效儲存等領域開展顛覆性技術的探索，從而滿足制造業中長期綠色發展的技術需要。知識產權管理方面加強以綠色專利為代表的綠色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和服務等體系建設，通過技術研發平臺、技術轉移中心、技術交易市場等機制滿足綠色知識產權的優化配置。第三，提升制造業數字化水平。加速推進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產品設計綠色化、生產綠色化、供應鏈綠色化、產品使用和回收綠色化中的作用，通過產業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實現制造業綠色發展。建立制造業綠色低碳基礎數據平臺，通過建立分行業產品全生命周期低碳數據庫、建設制造業關鍵技術公共數據平臺、消除政府與企業間數據壁壘等方式賦能綠色制造。第四，充實產業創新人才隊伍。建立針對不同層次創新人才的培養機制，根據研究人才、技術開發人才、技術轉化應用人才、技術工人等綠色制造專業人才的培養特點，有效發揮研究院所、普通高校、產業學院、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的功能，設立與制造業綠色發展相關的專業。通過鼓勵同類企業之間聯合開展員工培訓，促進行業內先進技術的擴散。
推進綠色制造體系建設。企業和產業鏈是實現綠色發展的最終載體，全面構建綠色生產體系是制造業實現綠色化目標的重要途徑。一是構建企業綠色生產和綠色經營管理體系。推行綠色原料、綠色設計、綠色生產、綠色包裝、綠色使用、綠色回收，實現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綠色化，有效減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在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中，把綠色化作為企業的一項發展戰略，逐步實現企業利潤目標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統一。二是構建綠色制造價值鏈體系。引導價值鏈中的企業交互促進綠色發展：價值鏈上游企業在加大自身綠色化轉型的同時，通過技術轉移擴散、成本分擔等方式，幫助價值鏈中下游企業實現碳減排；價值鏈中游企業通過設備改造更新、加大綠色技術的研發和引進力度等方式提升綠色生產能力；價值鏈下游企業加大綠色化轉型投入，通過產品綠色化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有效實現綠色化轉型。三是構建綠色制造循環體系。將產品制造生產納入循環經濟整體框架，在生產過程中優化能源結構和能源使用效率、加快生產技術升級、發展制造業低碳生產鏈，提高產品的綠色競爭力；最大程度降低制造業綠色化轉型對能源的需求和碳排放，通過循環經濟實現全產業鏈和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綠色化。四是構建綠色制造規模化生產體系。根據制造業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的特點，發展綠色生產產業園區，推行熱電聯產、分布式能源及光伏儲能一體化系統應用，加強污水、廢氣的統一收集和利用，幫助企業實現綠色化轉型。五是構建綠色制造支撐體系。加速培育面向制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構建綠色制造的產業生態系統，通過制造服務業促進制造業綠色化轉型。同時，加強對綠色制造的公共服務，通過提供通用性技術、人力資源培訓等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降低企業綠色化轉型的成本。
結語
作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中國主動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彰顯了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應對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決心。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就制造業而言，碳中和目標意味著加速推進產業的轉型升級和低碳發展，同時保持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碳中和目標下的制造業綠色發展，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制造業綠色發展是保持我國制造業競爭優勢，進而實現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增長轉變的基礎保障。制造業綠色發展能夠有力推動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制造業綠色發展將為我國全面實現碳中和目標贏得時間和資源。企業是制造業綠色發展的主體，對于企業而言，綠色化的發展目標意味著要提升企業經濟效益，改善企業生產環境，減少企業的能耗支出和環境污染，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因此，需要從政策層面考慮碳中和目標對市場主體的激勵強度，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堅持碳中和與“穩增長”協同推進，以實現制造業綠色化轉型。
（本文系山東省重點研發計劃［軟科學項目］重大項目“雙碳目標下山東海洋碳匯能力評估與提升路徑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2RZA0723）
注釋
[1]李健旋：《中國制造業70年：從簡易加工到智能制造》，《科學學研究》，2022年11月，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1805.G3.20221102.1750.014.html。
[2]黃群慧、楊虎濤：《中國制造業比重“內外差”現象及其“去工業化”涵義》，《中國工業經濟》，2022年第3期。
[3]郭克莎：《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趨勢與“十四五”時期政策思路》，《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7期。
[4]郭克莎、彭繼宗：《制造業在中國新發展階段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5]胡鞍鋼：《中國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及主要途徑》，《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6]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碳中和經濟學》，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
[7]Z. Yang; M. Fan; S. Shao and L. Yang, "Does 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 Policy Improve Industrial Gree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A Quasi-DID Analysis," Energy Economics, 2017, 68, pp. 271-282.
[8]比爾·蓋茨：《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陳召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
[9]金培振、張亞斌、彭星：《技術進步在二氧化碳減排中的雙刃效應——基于中國工業35個行業的經驗證據》，《科學學研究》，2014年第5期。
[10]劉元春、郝大鵬、霍曉霖：《碳中和經濟學研究新進展》，《經濟學家》，2022年第6期。
[11]萬攀兵、楊冕、陳林：《環境技術標準何以影響中國制造業綠色轉型——基于技術改造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9期。
[12]《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出席“2019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時發言披露：我國制造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為2.59%，而世界500強企業的利潤率則達到6.57%》，2019年9月7日，https://www.sohu.com/a/339407889_747708。
[13]孫興全、陳寧：《制造業綠色化發展路徑和政策：基于文獻的研究》，《財政監督》，2017年第4期。
[14]吳曉華、郭春麗、易信、陸江源、王利偉：《“雙碳”目標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研究》，《宏觀經濟研究》，2022年第5期。
[15]李新安、李慧：《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時空格局演變及路徑研究》，《區域經濟評論》，2021年第4期。
[16]張瑾華、陳強遠：《碳中和目標下中國制造業綠色轉型路徑分析》，《企業經濟》，2021年第8期。
[17]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課題組、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讀懂碳中和：中國2020-2050年低碳發展行動路線圖》，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
Green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Qiao Yue
Abstra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leading industry of China's economy.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move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stable growth",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aces many challenges at the macro, micro, industri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eeds to establish a step-by-step roadmap for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 term.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policy systems such as macro-management, market and finance, tax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through strategic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reen technology strategic reserve and transfer transformati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and enrich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addi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uild gree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value chain system, recycling system, large-scale production system and support system.
Keywords: carbon neutrality, gree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