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過程中，要素協同比單純的產業結構政策更能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內生增長的要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大國經濟面臨的獨特問題和優勢，但是如果不能處理好內外循環關系，也容易導致封閉的自我循環和低水平的自給自足發展。新發展格局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產業體系，利用的是龐大的國內統一市場，是一種“主場全球化”的建設模式?，F代化產業體系是一個關于現代經濟增長的方程，其中實體經濟是目標函數，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都是決定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變量。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上，有效地協同好各個變量。
【關鍵詞】現代化產業體系 要素協同 大國開放經濟 市場取向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2
【作者簡介】劉志彪，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區域經濟和全球價值鏈。主要著作有《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產業發展》《全國統一大市場：怎么看 怎么建》等。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產業安全與效率的平衡問題是需要優先處理的重要問題，擁有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成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1]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目標，具體地指出了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主要內容。[2]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支撐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對于鞏固實體經濟基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新發展格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長遠的、基礎的和重要的戰略意義。
當前，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相關問題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對內涵界定、提出目標、確定任務、指標衡量等問題的探討上，明確提出如何正確地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文獻并不多。同時，面對以美國為主導的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產業鏈和技術脫鉤的現實，一些研究主張回歸完全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思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甚至主張運用計劃手段，主要依靠政府或國有企業的力量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但歷史和經驗證明這些方法是行不通的。
改革開放是中國大踏步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重要法寶，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樣離不開這個法寶。本文的基本主張是，在發展中的大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大國經濟具備客觀優勢，但是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和內循環主導的經濟運行，不僅難以有效地建成現代化產業體系，還可能導致形成封閉低效、自給自足的產業體系。中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正確道路是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3]，在高水平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同時，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競爭。
要素協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基本內涵
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內涵的界定，應該以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產業體系的論述為基礎，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要求。建立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就是從要素協同的角度規劃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路徑，其內涵的基本特征是以實體經濟為基石，科技創新為引領，資金人才等關鍵要素為保障，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持續提升。一些文獻從這個視角出發，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定義做了一些有價值的探討，如認為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在結構、組織、技術、金融、政策等層面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新型產業體系，[4]或認為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對傳統產業體系的生產模式和技術經濟范式進行顛覆性重構的現代化產業模式和組織運行系統，[5]等等。
現代化產業體系也可以從產業結構等方面進行界定，如從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特點出發，把現代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的產業體系，稱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其現代性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源、知識資本和技術資本成為推動產業發展的引擎，從產業門類來看就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飛速發展，占據國民經濟的約半壁江山。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所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就是要建立農業基礎穩固，制造業尤其是裝備制造業發達，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附加值不斷提升的產業體系，其現代性主要體現在各產業部門在技術水平和附加值創造能力上不斷提升直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一方面，無論是從要素協同還是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界定，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都包含構造現代知識技術密集、創新能力強、附加值率高的產業系統。另一方面，以這兩個不同角度界定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別，如從要素協同的角度定義現代化產業體系，側重的是在目標既定的前提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手段、工具和方法；而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定義，側重的是產業政策所要達成的目標狀態，而并不特別關注手段為何。這兩種定義的差別，反映了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歷史背景、路徑和手段選擇的本質差異，對此，下文將作進一步細致分析。
傾向于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界定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其歷史背景是自20世紀50～60年代開始，我國在欠發達的二元經濟結構中推進“四個現代化”戰略。[6]二元經濟結構既是經濟欠發達的表現、原因和結果，也是市場不完善、要素流動存在障礙、政府管制過多的表現、原因和結果。因此，在當時的發展水平下快速地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不可能等待市場機制的緩慢發育和自動調整結構，而必然會內生地選擇以追趕戰略為特征的產業政策，用挑選“輸家與贏家”的辦法，集中資源重點推進政府重視的某些產業的快速發展，如忽略農業、消費，重點發展某些重工業部門。實踐證明，通過犧牲某些產業利益集中力量加快發展另一些產業的非均衡方法，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發展速度問題，并不能從真正意義上解決產業現代化面臨的技術、質量和效益等方面的約束問題，且反而會造成結構的失衡和發展效益的降低，并最終阻礙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進程。由此可見，從產業結構出發制定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相關政策，容易因僅片面追求發展某個短板部門，而導致顧此失彼的局面。
從要素協同的角度來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是在科學分析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經濟實力大幅度提升的基本條件以及全球技術進步升級加快的現實情況后，黨中央提出的成熟的戰略性思考。黨的二十大報告在論述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時，重點強調了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建設高效順暢的流通體系；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等內容。[7]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現代性體現在它是一個構造十分嚴密的系統，各要素、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程度直接決定系統自身的穩定性、安全性和韌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體系的這些功能或性能取決于在社會整體規則協同下，商品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情況。商品要素資源的流動越自由暢通，競爭規則越明確，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和韌性等就越強。即使在運行中出現某些暫時的失衡或不協調現象，也會通過產業鏈、產品供求關系的變化影響產業市場價格機制，由價格這個信號機制自動調節商品要素資源流入或流出某些部門，從而實現結構的動態調整和再次達到均衡狀態。因此，從要素協同的角度推進要素資源商品在產業間和產業內的自由有序流動，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等的自動調節功能，通過市場主體進入（退出）決策、投融資決策等實現產業的均衡發展。從要素協同的角度界定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主要有三個基本特征，這些特征也反映了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政策思路的轉變。
一是以市場機制驅動的要素協同進程，更加突出技術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在內生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過去一些產業發展的特征主要是追趕型擴張模式，依靠對人力、物資、環境等的消耗實現外延式的數量增長，其實質是一種消耗型經濟和“汗水經濟”。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要素資源成本不斷上升，有必要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發展智慧經濟而非簡單的勞動力經濟，從而實現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的可持續性并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二是以市場機制驅動的要素協同進程，會更加強調實體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自動調節金融等虛擬經濟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失衡問題。在經濟轉型發展進程中，經濟發展重心嚴重脫離實體經濟，轉向以金融、房地產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部門。這一現狀會侵蝕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根基，使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面臨建立在“沙灘上”的窘境。對這種現象的糾偏，要發揮市場機制對要素協同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一方面，要引導科技資源和創新成果更多地流入實體經濟部門和服務實體經濟發展，不斷增加實體經濟的有效供給并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要鼓勵金融部門創新，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可供投資理財的優質資產，以平抑資產的價格，降低虛擬經濟的“虛火”。
三是以市場機制驅動的要素協同進程，會在政策和規則統一的前提下，通過商品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充分競爭，一體化配置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和人才鏈，推動各要素鏈的深度融合，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具體來說，就是要充分發揮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作用，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充分的自由流動、鼓勵公平競爭，破除商品要素資源在產業間和產業內部流動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反對各種行政壟斷、市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通過利潤率的均等化趨勢，促進產業間和產業內的均衡發展。
開放發展：大國經濟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動力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大國經濟面臨的獨特挑戰。小國經濟由于國內缺乏培育最小最佳規模企業的市場條件，因此天然地依賴國際市場和出口，必須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其自身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建成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與此不同的是，大國經濟的發展不僅完全可以依托龐大的國內市場，培育出符合規模經濟要求的國內企業，而且可以建立起國民經濟運行所需的完整產業門類，并實現國內市場主導的產業鏈自我循環。因此，大國經濟具有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客觀優勢。但是也應看到，在大國經濟中建立完全由國內市場主導的獨立的產業體系，也存在一些天然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完全由國內市場主導的獨立的產業體系內，國內企業難以達到充分競爭條件下的最小最佳規模，企業的成本因此可能無法達到最低最優水平，本國消費者必須完全承擔由此機制決定的消費價格，而這種負擔對消費者而言是一種額外的福利損失，如果在此種價格形成機制下商品價格支出占消費者收入比重較高，那么消費者將因此背負沉重的負擔。
第二，在完全由國內市場主導的獨立的產業體系內，由于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內市場需求，國內企業缺乏來自國際市場的競爭，相應產業技術在橫向與縱向方面的國際溢出效應不足，企業長期自我循環于國際市場環境之外，缺乏與外界的交流。這一運行模式產生的重要負面后果之一是創新活力不足，企業技術進步遭遇嚴重障礙，長此以往，本國技術水平將可能難以滿足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要求，還將拉大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的差距，并導致被邊緣化的局面。
第三，在完全由國內市場主導的獨立的產業體系內，國內企業主要參與國內分工，而長期游離于國際產品內分工之外，這不僅無法向國際同行和上下游企業學習，也無法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并在實踐中形成競爭優勢。因此，國家的產業體系必須做到“大而全、小而全”，這將導致我國產業體系在失去成本優勢的同時，喪失參與國際競爭帶來的發展機遇。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揚棄了完全依靠國內市場循環獨立地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舊路子；而轉向以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依托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作為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總體戰略思路。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了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8]成為全世界惟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并躍升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實現了由小到大的跨越式發展。“新時代10年來，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從2012年的16.98萬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33.5萬億元，占全球比重約30%；在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四成以上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9]我國擁有的世界上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潛力最大的內需市場這兩大優勢，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競爭的結果，也是進一步推動產業體系開放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堅實基礎，更是在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正確處理好安全與發展關系的條件和有效化解被動脫鉤、技術“卡脖子”等問題的可靠資源和保障。
總體上看，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上走過的道路，可以大致概括為兩個階段、兩種模式：第一個階段是從改革開放到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前，該階段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模式可以稱為“外循環主導內循環”的發展型式。第二個階段是從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0]至今，此階段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模式可以稱為“內循環主導外循環”的發展型式。
第一個階段發展模式，即“外循環主導內循環”的發展型式的基本要點如下。
一是在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中，我國充當產業鏈中勞動密集型產品供應商的角色，或為全球大買家提供最終消費品，產業體系大多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
二是在這一階段，中國主要利用性價比較高的勞動力要素這一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降低全球商品成本與價格，是中國在全球產業體系中充當或扮演的主要角色。
三是不掌握產業鏈中主導技術的中國企業，通過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環節為跨國公司進行國際代工，不斷地向上下游企業尤其是作為發包方的跨國企業學習技術訣竅和管理技能，從而實現中國產業體系的飛速發展。
四是“外循環主導內循環”的發展型式下，巨大的市場需求極大地刺激了我國生產能力的擴張。中國產業體系在降低全球商品成本與價格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國外相關產業并部分遭遇了貿易摩擦。
五是在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和各種“逆全球化”浪潮蔓延的背景下，中國在全球產品內分工中的產業地位容易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強行推動的產業鏈脫鉤風險和技術上的“卡脖子”難題。我國產業體系中相對低端的產業容易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所出口的低端類產品也容易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替代。
第二個階段，即黨中央提出新發展格局以來，我國產業體系建設模式可稱為“內循環主導外循環”的發展型式。這種產業體系建設模式的基本要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國產業體系的國際競爭優勢，由低成本轉變為龐大的國內市場容量。隨著國內市場主導地位的確立，中國企業將同時參與全球產品內分工和國內產品內分工，并且后者將逐步成為主導力量，這也將成為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鮮明特點。
二是中國產業體系在國際市場中的角色，由全球供應商轉變為全球大買家。以國內統一大市場為依托，中國跨國企業快速成長為全球產業鏈上的“大買家”，向全球供應商發出來自中國市場的訂單，為全球商品要素資源創造巨大的市場需求，從而虹吸全球創新要素為建設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而服務。
三是中國產業體系的發展，由融入全球價值鏈逐步轉向融入全球創新鏈。全球創新鏈將重新定義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高度和水平。首先，依托國內統一大市場，通過加強科技的自主研發與開放合作，中國企業將扮演全球創新鏈中的成本降低者；其次，通過將自主研發技術在全球范圍內開發、生產以及商業化的獨家權利許可授予外國公司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公司等途徑，使我國成為全球創新鏈中的重要節點。此外，還將借助國際合作伙伴拓展海外市場，加速融入全球產品創新網絡，實現產品價值最大化。[11]
顯然，第一階段“外循環主導內循環”的產業體系發展型式，主要利用的是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市場，因而是一種“客場全球化”的建設模式；而“內循環主導外循環”的產業體系發展型式，主要利用的是自身龐大的國內市場，因而是一種“主場全球化”的建設模式。這兩種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模式，都強調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推進開放發展，但是兩者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卻存在重要差異。在產業體系的建設機制上，前者的重點是發展產業的加工組裝制造能力，以低成本優勢獲得大買家的訂單、占據國際市場是其主要目標；全國統一大市場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載體和基礎，因此，后者可能需把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放到極其重要的優先位置。在產業發展性質上，前者容易導致對外國市場和技術的過度依賴，而后者則主要是依靠本國市場進行創新，本質上是要推動建立開放的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在產業體系建設的動力上，前者可能要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外資企業進出口，外資企業為主的外生力量是驅動產業發展的重要主導力量；而后者則主要依靠作為產業鏈“鏈主”的本土跨國企業以及一大批專精特新企業創新創業，構成驅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內生動力。在要素資源的引進和交流上，前者需要大量引進資本、機器設備、技術，而后者則必須高度重視對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引進，要以人才制度的創新為產業體系賦能。在政府的政策上，前者主要以提升引進物質資本的規模和速度為目的，實施一系列包括土地利用、稅收、信貸等在內的優惠政策；而后者則必須推動人力資本激勵制度創新，創造利于人才創新創業的社會環境和良好條件。
必須重點指出的是，“內循環主導外循環”的產業體系發展型式，是要依靠本國統一大市場優勢推動實現高水平的自主和對外開放，在當今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對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當今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主要趨勢是美國主導的一些西方國家試圖在全球產業鏈領域構筑“小院高墻”，企圖將我國排除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之外。美國對我國挑起貿易摩擦、強行推動產業鏈脫鉤、斷供等一系列打壓行為，對我國利用全球力量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進程造成一定障礙。打破“小院高墻”最有效的辦法不是回歸封閉，而是應推動更高水平的自主和對外開放。一方面，要向世界表明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的信心和決心，另一方面，要爭取分化瓦解美國內部不同利益主體以及由其主導的西方國家的利益聯盟。更高水平的自主和對外開放，主要是指規則和制度的開放，是推動進一步降低關稅、消除市場壁壘、倡導自由貿易，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打破以美國為主導的一些西方國家給我國對外開放設置的障礙。
市場取向的改革：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機制
建立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相互協同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核心是要對這四個要素進行有效的協同。首先應該明確的是，這個體系是一個關于現代經濟增長的方程，其中實體經濟是目標函數，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等是決定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變量。從系統分析的角度看，以此模式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重點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一是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的關系；二是實體經濟與現代金融的關系；三是實體經濟與人力資源的關系；四是科技創新與現代金融的關系；五是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源的關系；六是現代金融與人力資源的關系。因篇幅限制，我們挑選更應予以關注的前三對關系進行詳細分析，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進程中后三對關系不重要。
促進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關系的協同。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協同的目標是要讓科技創新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使產業增長主要取決于科技創新的貢獻，相對減少其他要素如資本、勞動等投入的貢獻。當前，在我國產業發展實踐中兩者關系協同性有待提高，主要表現是科技創新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發展脫節?？傮w上看，中國科技創新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小于中國實體經濟發展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近年來，我國科技實力大幅提升，在各種科學指標、論文數量、專利數量等的全球排名中，我國均進入世界前列。[12]但從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看，我國實體經濟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雖然上升較快，但總體上仍處于中低端環節，全球著名品牌中中國品牌的占比仍然很低。
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脫節，是中國經濟發展中一個長期存在的難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十分復雜，總體上看是由于這兩個獨立部門的活動性質、發展目標、行為方式、協調機制等存在重大差異所致。一些觀點認為，推動科研部門市場化、產業化運作，可以解決這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問題，但應看到推動科研產業化只適用于能夠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那些科研活動，然而，并非所有的科研活動都能進行市場化或者產業化，尤其是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相關活動。因此，解決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脫節的問題，首先需要分清科學創新活動與技術創新活動的界限：前者是揭示事物源頭和底層規律的創新活動，如探索基本原理、創造基礎知識等活動，是把金錢轉化為知識的過程，也可以稱為創新的第一階段；后者是對已知的科學原理、規律的實踐運用，是把知識轉化為金錢的過程，也可以稱為創新的第二階段。顯然，科學創新與技術創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活動，前者要用知識的邊際增加與否來評價，而后者則要用財富的增加與否和效率的高低來評價。兩者絕對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搞反。第一個階段的創新活動需要科學家的辛勤研究，不能以市場化的方式運作；而第二個階段的創新活動需要企業家的辛勤勞動，必須堅決推動市場化。只有在科學家同時也是企業家時，這個過程才可能合二為一。
一般而言，我們應該強調讓科學家做科學的事情，讓企業家做企業的事情，而兩者的結合需要有橋梁或中介機制，這個機制或橋梁可以是大學里的科研成果轉化辦公室，也可以是市場化運作的科研“獵頭”機構，或者是產學研聯合體，又或者是科技成果市場。但是，總體而言我國仍然比較缺乏成熟的推動科技成果市場化的中介和橋梁，也缺乏能將高?？蒲性核鶆撛斓闹R財富轉化為物質財富的市場機制。顯然，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同時大力培育科技的市場組織、機制和功能，才是推動我國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的最重要取向之一。
促進實體經濟與現代金融關系的協同。實體經濟與現代金融協同的目標是要使現代金融能夠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發展，而不能脫離實體經濟進行自我循環和自我膨脹。目前這對關系在實踐中缺乏協同性的主要表現是以金融部門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部門發展過虛，而實體經濟部門發展不實，金融部門支持和服務實體經濟的力度不強，與實體經濟部門發展脫節。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行業發展規模同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協調，如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僅超過了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也超過了美國、英國、日本等一些金融業比較發達的發達國家。再如，我國廣義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M2/GDP）大幅提升并不斷創下歷史新高。二是實體經濟負擔沉重，實體企業的利息支出已經超過了GDP增量，背負著如此龐大的利息支出，實體企業基本上是在為金融行業打工，而難以依靠自身資金積累實現發展。[13]
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發展脫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方面，我國實體經濟部門長期處于盈利能力差、不易獲取社會平均利潤的窘境，導致資源大都流向金融和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部門。據測算，在新冠疫情暴發前，我國工業平均利潤率僅為6%左右，而證券、銀行業平均利潤率在30%左右。[14]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差的原因很多，如長期實施GDP導向的經濟增長和投資政策，導致實體經濟產能過剩，而虛擬經濟體系所提供的有效資產，又無法滿足社會投資理財的需要。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資金就會角逐有限的稀缺資產，從而使稀缺資產價格持續不斷上升并最終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失衡。此外，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失衡本質上與我國所處的客觀經濟發展階段有著直接的關系。在追求經濟高速度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商品短缺和資本短缺的“雙短缺”狀況，而在當前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經濟則面臨商品過剩和資本過剩、同時伴隨新的資產短缺現象。經濟體系的供給面嚴重缺乏有效的可供投資產品，大量閑散的社會資金追逐有限供給的優質資產，導致資產價格不斷上漲。另一方面，金融行業在我國長期屬于行政壟斷部門，政府一直對其進行市場準入管制和利率管制，而實體經濟部門尤其是制造業部門總體上屬于分散的、高度競爭的部門。金融部門因缺乏充分競爭和受益于行政壟斷而獲取的高收益，不斷刺激其規模擴張并向實體經濟部門收取高息差，同時金融部門自身也缺乏通過不斷創新為社會提供優質資產的動力。
有鑒于此，應從兩個方面入手來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要通過大力鼓勵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促進實體經濟部門創造新的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大價值增值的產出，從而消除產能過剩，實現供求結構上的均衡。另一方面，要通過金融創新，增加優質資產供給和有效資產供應，滿足社會投資理財的需要，以平抑資產價格。具體而言，要創新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實體經濟部門要在技術創新基礎上增加直接融資的比例。此外，為了鼓勵金融部門創新發展，還應破除金融行政壟斷，增加金融企業在預算硬約束基礎上的市場競爭。
促進實體經濟與人力資源關系的協同。實體經濟與人力資源協同的目標是要強化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人力資本支撐，以不斷鞏固和壯大實體經濟發展基礎。當前，實體經濟與人力資源協同發展存在的問題是：大批優秀人才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部門工作，而更傾向于進入地產金融部門或體制內工作。作為個人的熱門擇業傾向，年輕人為追求更高收入或穩定的事業發展前景而將金融部門或體制內工作作為優先選擇無可厚非，但由此導致的制造業人才流失卻將給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帶來不利影響。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過去以數量龐大的產業工人為主要表現的人力資源要素比較優勢基本消失，加之人口出生率的不斷降低，急需實現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由此可見，新時期促進實體經濟與人力資源協同發展，最根本的途徑是大力提高實體經濟部門的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讓進入實體經濟部門就業的勞動力享受社會平均甚至更高的待遇和福利，以此實現如下目標：一是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去國家最需要加強的實體經濟部門工作；二是引導大批優秀青年人投身技術學習，值得嘗試的策略是讓首席技工持有企業股份，大幅提高他們的薪酬，以激勵青年人勤奮鉆研科學技術；三是推動實體經濟企業加速智能化、自動化、機械化轉型，加快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機器換人”速度，在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同時，這將真正解決先進制造業發展的人力約束問題。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內需主導型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A007）
注釋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3]本文中所說的“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就是指“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4]孫智君、安睿哲、常懿心：《中國特色現代化產業體系構成要素研究——中共二十大報告精神學習闡釋》，《金融經濟學研究》，2023年第2期。
[5]王薇、任保平：《“新基建”促進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作用機制、約束條件與優化路徑》，《改革與戰略》，2023年第1期。
[6]指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這“四個現代化”。
[8]《70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我國成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第一制造業大國》，2019年9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1/content_5431841.htm。
[9]求是網評論員：《夯實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產業基礎》，2023年2月19日，http://www.qstheory.cn/wp/2023-02/19/c_1129378709.htm。
[1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11]如我國恒瑞醫藥、石藥集團、康方生物、和黃醫藥等，近期都宣布將公司自主研發的創新藥在全球范圍內開發、生產及商業化的獨家權利許可給發達國家的藥企，在研發端實現優勢互補、降低新藥研發風險，在銷售端借助國際大藥企的銷售網絡，使國產創新藥更快地打入國際市場。參見《融入全球創新網絡，藥企“出海”提速》，2023年02月15日，http://m.ce.cn/gs/gd/202302/15/t20230215_38393518.shtml。
[12]據日本文部科學省下屬研究所2022年8月9日發布報告顯示，中國在有關自然科學領域研究論文的三項代表性指標都超過了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包括“頂尖論文”的引用次數。參見《外媒：中國科學論文三大指標躍居世界第一 數量質量均超美國》，2022年8月1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0824946737444078&wfr=spider&for=pc。
[13]王春峰：《反思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的邏輯》，2017年6月6日，http://www.nfi.org.cn/news_detail/219.html。
[14]《促進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人民日報》，2017年2月16日，第7版。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u Zhibiao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actor synergy better 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of endogenous growth of industr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an simple industrial structural policies.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 unique problem and advantage faced by large economies, but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ycles is not handled well, it may also easily lead to closed self-circulation and low-level self-sufficiency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dustrial system of "domestic cycle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makes use of the huge domestic integrated market, which is a development mode of "home globalizatio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a modern economic growth equation, in which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dern finance and human resources are the main variables that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requires effective synergy of all variables on the basis of the market playing its full role.
Key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actor synergy, a large open economy, market-oriented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