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翻身是以“文化覺醒”推動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文化小康是以“文化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文化強國是以“文化自信”凝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力量。當前，中國文化治理正從文化小康邁向文化強國的新階段新維度，需要鞏固文化自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深化文化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堅定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文化傳播能力，從而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提高中國共產黨文化治理水平。

【關鍵詞】文化小康 文化強國 文化治理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顯增強，全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極大提升”。只有回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黨的文化治理歷程，明晰黨的文化治理初心，中國共產黨人才能擔當起文化強國建設的歷史使命，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推進中國共產黨文化治理現代化、提高中國共產黨文化治理水平。

黨的文化治理經驗與策略來源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

首先是文化翻身，即以“文化覺醒”推動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擴張，西方文化也向東方世界蔓延滲透。我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經濟政治的落后撕裂了文化的先進性與民族性的統一，“體用之爭”實際上是文化弱勢國家關于本國文化“先進性”與民族性的關系協調之爭。梁漱溟先生最先發出“中國文化翻身”的時代吶喊，但由于傳統文人視野具有局限性，因此并非“文化翻身”的現實途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看來，“文化翻身”與“人民解放”是統一的，必須通過“社會革命”實現“文化革命”，通過“政治翻身”實現“文化翻身”，因而中國文化治理進程與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本質聯系。無產階級文化語境下，“文化翻身”是用勞動者的階級意識推動自身文化主體意識覺醒，創造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實現“精神解放”。在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浪潮中，中華文化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躍遷，而人民群眾也通過中華文化實現了從“依附”到“獨立”的歷史轉變。完成了“文化覺醒”的人民群眾就會自己解放自己，中國人民將自覺意識到身上肩負的民族復興使命。

其次是文化小康，即以“文化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我國落后的文化生產與建設高度現代文明國家的要求之間的現實矛盾，革命政黨的理論化與人民群眾的知識化迫在眉睫，以文化主體重構和文化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文化改革”成為這一時期文化治理的主要任務。改革開放前，黨領導文化工作側重于文化主體重構，其目的在于扭轉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思想文化，探索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但正是由于經濟文化生產基礎薄弱和新生政權尚需鞏固，黨和政府不得不采取計劃模式以公共文化事業代替文化產業實現文化教育的進步與平等。改革開放后，黨領導文化工作側重于文化體制改革。一方面，黨和政府繼續發展公共文化事業實現“文化扶貧”，致力于實現“文化共同富裕”，保障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另一方面，文化市場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而被深度激活，黨和政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斷深化文化體制革新，合理運用市場經濟規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以滿足群眾更高質量的個性化的文化需求。“文化小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提供智力支持，成為中國共產黨文化治理的創新性探索。

最后是文化強國，即以“文化自信”凝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力量。“強起來”是中華民族百年夙愿，實現文化崛起、成為文化強國始終是黨的文化治理的邏輯主線。歷史上，文明古國的起落興衰證明了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一個民族的復興，離不開民族文化的復興。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文化小康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時，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中國方案為維護公平正義國際交往環境和國際秩序、為世界經濟持續增長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不斷深入作出了貢獻，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重構的前進動力，也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開拓了新路徑。

鞏固文化自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注重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根鑄魂”。這一要求為我們指明了文化治理的基本原則。首先，要立足中國實際，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持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不是盲目崇拜和“復刻”傳統文化，而是要結合當下時代的發展主題以及社會現實需求。對于創造性轉化的意義不言而喻，但要堅決抵制無限拔高、夸大其詞，避免成為文化自負，與建立科學的傳統文化觀背道而馳。創新性發展要在實踐中把握“返本”與“開新”的關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統一于人民物質生活實踐，應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切實增強群眾思想創造活力和文化實踐能力。

其次，繼承和弘揚革命文化。繼承革命文化，一是要深入挖掘革命文化資源。革命文化資源集中體現了黨在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對重塑國民信仰具有重要價值。革命文化資源整理與保存工作要依靠行政力量以及研究單位的合力，調動更多的人力、財力，能夠輻射全國地區，突破單一社會主體的影響范圍。二是發揮革命文化的精神支撐和價值導向作用。面對歷史虛無主義通過虛構歷史、編造謊言來丑化污蔑革命領袖和英雄，應以革命文化思想武器筑牢防范歷史虛無主義的“防波堤”。弘揚革命文化，要從“時、度、效”三個維度精做深為、提升實效。“時”就是充分利用國家的重大節日和重要活動來宣揚革命精神激發群眾學習革命精神的熱情。“度”就是要適應當前群眾精神需求，盡量做到敘事通俗易懂、貼近人民生活。“效”就是切實增強群眾對革命文化的認同感，滿足群眾精神之需，破解群眾思想之惑，讓革命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最后，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貫穿于文化治理始終，需要圍繞主體和動力兩個維度整體推進、系統建設。在主體層面：將人民視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價值主體和創造主體。應繼續加強文化資源共享、文化服務均等化，同時注重組織和鼓舞農民、工人等各社會群體參與文化建設，通過民辦公助的形式支持群眾自辦文化，積極摸索契合基層特點和群眾需求的文化服務新模式。在動力層面：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時俱進必須敏銳把握時代脈搏，創造性回答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以及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現實課題。應破除一切束縛群眾創造性發揮的體制、觀念，創新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發展方式，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創新同科技創新、治理創新結合起來，健全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機制，建立思想理論研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教育教學、網絡文化建設等方面深層次、寬領域的聯合共建機制，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提供內生動力。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

當前，我國文化供給存在著較為突出的結構性差異和地區性差距，因此深化文化改革應突出文化“供給側”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一方面，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問題已不再是“缺不缺、夠不夠”，而是轉化為“精不精、好不好”。求“精”，就是要促進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建設，明確公益性的價值導向，降低人民群眾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費用，還要開展形式多樣的公共文化活動。因此，文化服務單位應“主動出擊”，照顧人口稀散的偏遠地區，以流動服務突破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求“好”，就是要大力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因此，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針對文化投入不平衡問題，需要改革轉移支付制度，優化轉移支付項目，加強對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傾斜力度；統籌數字文化建設，借助“互聯網+”，構建互聯互通的公益數字信息服務平臺，提升現代文化傳播能力，是彌合文化發展和服務差距的有效技術手段；根據社會參與、共建共享的原則，動員社會力量參與，促進文化志愿服務，彌補政府主導的盲點與缺陷。

繁榮文化產業體系，必須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一是高效發揮市場經濟運作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使得市場機制融入文化生產領域，各類文化市場要素都會受到市場規律作用，各類市場主體根據市場價格漲落自行安排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環節的資源流向。進一步完善市場決定價格機制，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在確保意識形態安全前提下轉企改制，引入以結果為導向的市場手段；行政部門做好規則的建立者和監督者，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為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保障市場機制高效運轉創造前提條件。二是健全文化市場支撐體系。市場機制并不能“包治百病”，價格機制不能自發解決非盈利的公共文化領域的漠視；競爭機制可能產生行業壟斷導致供給單一；供求機制不能避免由資本投機引發的資源浪費情況。因此，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既要促進公平的市場競爭，也要著力填補市場支撐體系上的短板，為構建穩定規范的文化市場提供有效保障。

堅定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

堅定文化自信不是簡單的“返本”即傳統文化的“再版”，也不是盲目推崇西方主義即簡單地拿西方標準改造、裁剪自身文明，“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面對以市場機制為載體的國際文化交流中我國存在的嚴重文化赤字，以及西方通過構筑國際文化標準制約中國文化認知與表達的現狀，一方面要創新文化傳播方式。在技術形式上，加快媒介資源、技術手段、平臺終端、管理方式的整合與融通，推進一體化發展；在體制機制上，構建內宣外宣協同聯動機制，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協調內宣外宣資源、任務，凝結各方力量，提高整體宣傳能力；著重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打造一支對外傳播旗艦媒體隊伍，著力提升其對外話語表達和輿論斗爭能力，增強國際話語權。

另一方面，在文化內容上根據我們的文化特色，更加全面系統地以國際化的文化詮釋方式來增強文化認同和共鳴，讓世界不僅僅知道“舌尖上的中國”，更要使“學術中國”“文化中國”為人們所熟知。習近平總書記深耕睦鄰之交，提出的“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做實外交頂層設計，體現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傳統理念。我們應該以此為指引，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框架下，繼續深化對外文化交流品牌拓展工程、中外思想交流與傳播能力建設工程，搭建一系列中華文化國際化平臺，以極大的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分別為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精神發展歷程與經驗研究”（2021BDJ004）的階段性成果；2022年度山東省人文社會科學課題孔繁森精神研究專項“孔繁森文藝作品中‘人民性’探究”（2022-ZXKY-0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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