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進入競爭多元化、風險更難預測的“復合競爭”時代，競爭的范圍幾乎涵蓋所有領域，而高科技創新優勢、圍繞新科技革命塑造新權力尤其成為國際戰略競爭的重心。面對殘酷的發展權爭奪，泛安全化、泛意識形態化成為常態，規則與話語之爭趨熱。數字時代國際秩序加速演進，只有有效平衡發展與安全、監管與自由、合作與封閉的價值理念和國際機制，才能最終促使數字化轉型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 發展 安全 國際秩序
【中圖分類號】D815.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4.006
【作者簡介】唐嵐，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網絡安全戰略與政策。主要著作有《信息革命與國際關系》（參與撰寫）、《世界大變局》（參與撰寫）、《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系列（參與撰寫）等。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回歸、國際格局激蕩、全球治理失靈等諸多現象，既是世界變局的表象，又是推動歷史加速演進的“變量”。其中，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作用尤為顯著。以數字化、智能化為牽引，此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給社會帶來了系統性深刻變化，經濟與社會發展、人類文明形態演進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也面臨著前所未見的風險。各國尤其是大國競相布局，以使自身能應對變革，抓住契機，把準方向，搶占主動，彼此博弈與較量的烈度與殘酷并不亞于傳統戰爭。剖析國際社會對數字化轉型下發展與安全的認知和實踐，無疑有助于厘清數字時代國際秩序變化的實質和走勢。
數字化轉型提供強勁發展動能
無論是在國家、地區，還是在全球層面，數字化儼然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政策的支柱性內容。縱觀各國政策，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大國既把數字化轉型作為提升生產效能、破解發展瓶頸、優化資源配置、完善治理能力和提升國家實力的重要手段，也以建成數字國家、智能社會作為發展目標，以免錯失新一輪科技革命紅利。
數字化轉型是信息化進程的全新階段。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信息革命，是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驅動人類社會形態發生根本變化的重大飛躍。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演進，以計算機、通信、互聯網等為基礎的信息技術仍在快速發展，因人類應用算力、算法和數據等能力的提升和豐富，其潛能持續被釋放和挖掘，在此進程中人類對信息文明終極形態與實現路徑的認識也不斷深化和充實。
信息革命發端于數字技術的普及，后者能夠把有形物體和無形信息轉化為可被計算機識別的二進制數字0和1。隨著計算（機）、存儲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信息化、網絡化應運而生，越來越多轉化為0和1的業務與流程，得以用信息系統來處理，更易于存儲、分析、復制和傳輸，物理世界亦因此可轉化為用數字描述的結構性文字，從而更便于人類感知、認識甚至操控。信息化是從業務到數據，數字化是從數據到業務，數字化轉型則超越了單純的數字化，亦非簡單的技術轉型。數字化轉型不僅需要利用技術實現全面數字化，還需要進行組織變革；不僅是對某個行業、企業或組織活動及戰略進行數字化改造，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型、甚至是顛覆，是對社會進行的全局性、變革性的全方位改造。數字化轉型亦為后續的智能化提供了基礎性支撐，是未來智能時代的序章。歐盟在《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戰略文件中指出，數字通訊、社交媒體、電子商務和數字企業正在生成越來越多的數據，數字化轉型就是要將數據加以整合和利用，“帶來全新的價值創造方式和更高的價值創造水平”，是“一場與工業革命同樣根本的變革”。[1]
數字化轉型推動人類加速邁入數字時代，計算、網絡、軟件、數據無所不在，國與國、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間實現超級互聯。依托衛星探測、通信導航等新一代通信技術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信息處理技術，陸海空天等傳統意義的現實空間（包括人體[2]）實現數字化后，與網絡空間達到虛實共生。兩類空間共同構成“數字空間”且相互映射、疊加和融合，帶來了強烈的化合作用，既極大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也賦予人類更多應對問題、追求發展的選擇和手段。例如，高速泛在、天地一體、云網融合的智能化綜合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既能改造能源、交通、物流等傳統設施，更是打通了傳統空間的隔閡，實現全面交融，重構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環節。為適應數字化轉型要求，政府在決策、治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亦要作出變革和調整。信息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依據，通過數字化、信息化手段感知社會態勢，輔助科學決策，實現治理的精細、精準和高效是大勢所趨。
數據驅動經濟發展效益顯著。得益于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人類既實現了生產力革命，也獲得了更豐富的生產資料，從最初的信息（IT）產業到電子商務、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從共享經濟到平臺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接連涌現，價值的創造和交換突飛猛進，某種程度上縮短了低水平產業與經濟向高水平產業和經濟攀升的時間，發展中國家亦獲得經濟跨越發展和社會加速轉型的可能。
數字化帶來數據量的指數級增長，新冠疫情更是加劇了對各種線上場景和應用的依賴，預計2018～2025年全球實時數據規模將增長10倍，從5ZB增至51ZB。[3]一方面，數字快速產業化，各種數據及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成為與資本、勞動和技術比肩的生產要素，數字時代下其重要性更勝；數據的生產、流通、服務和消費形成了全新的資源體系和全價值鏈條；金融科技、云服務、算法推薦、短視頻、知識付費等新行業層出不窮。另一方面，隨著5G、大型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擴充，“互聯網﹢”“智能﹢”“智慧﹢”“算法﹢”等應用場景激增，產業數字化迎來了發展高峰，智慧工廠、智能制造、智慧醫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農業等蓬勃發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增值效應顯著。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中的相關估算，2021年，全球47個主要經濟體數字經濟規模為38.1萬億美元，規模持續擴張，活力持續釋放。其中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約為7萬億美元（約45.5萬億人民幣），GDP占比達39.8%。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數字經濟總產出擴大至2.4萬億美元，約占當年美國GDP的10.3%。[4]
毫無疑問，數字經濟呈現發展迅速、創新活躍、輻射廣泛、影響深入等特點，推動全球經濟社會獲得更大發展生機，亦是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越來越多的國家積極布局，將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戰略選擇，從中尋找提振經濟、積聚財富和改善民生的良方。聯合國、歐盟等亦開始探索協同綠色和數字化“雙轉型”，以期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數字技術持續推動生產力變革。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多點、群發式突破態勢明顯，各學科領域深度交叉融合，迭代創新勢頭強勁。信息科技領域憑借芯片和元器件、計算能力、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高性能計算機等的突飛猛進，推動物理、能量、生命等相關學科進入發展快行道，帶來全新的研究方法，醞釀研究范式的顛覆，大數據和計算機仿真模擬提供的海量數據計算能夠發現用傳統研究方式很難發現的新規律、新現象，從而推動重大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突破。例如，量子計算機的突破可推動航空、藥物設計、新材料研發等多領域實現飛躍式發展；利用深度學習模型可篩選數億種化合物，發現強大新型抗生素；谷歌的Alpha Go將基因序列預測蛋白質三級結構所需時間從數年大幅度縮短到幾小時，對生命科學研究、新藥研發等意義重大。
信息和數字科技日益成為基礎性、滲透性的底層技術，能夠破解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技術屏障，例如，先進的傳感器等可以解決數據捕捉問題，成熟的量子通信、量子密碼、量子互聯網等可以解決通信安全問題，DNA存儲、邊緣計算、人工智能芯片等可以解決數據存儲和處理的問題，隱私計算等可以解決數據的安全問題。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的需求亦加速驅動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和普及程度，包括基礎前沿領域在內的科學研究不斷向宏觀（如深空、深海）、微觀（如基本粒子、基因、細胞等）領域深入，數字空間的邊界無限拓展、延伸。可以肯定，數字時代下科技領域正發生多域突破、相互融合和交叉創新，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將比前幾次科技革命更廣泛、更徹底。唯有跟上數字革命的潮流，才能抓住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數字化轉型豐富安全的內涵
數字技術在帶來發展紅利和便利的同時，也大大增強了人類的不安全感，究其原因，有技術自身的“雙刃劍”效應，有行為主體對轉型的不適應，亦源自各國面對數字化轉型作出的政策選擇。數字化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等不同領域以及不同行為主體編織、串聯起來，數字空間的安全因此體現出泛在性、疊加性、聯動性、破壞性等特點，能否維護好這一復雜巨系統的穩定與安全，考驗著人類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
安全風險無所不在。首先，數字技術存在固有缺陷，無論是設備，還是軟硬件、固件、網絡連接等都依托人類編寫的代碼生產和運行，而代碼本身并非盡善盡美，漏洞、隱患等難以徹底避免和清除，為攻擊者實施入侵、操縱和破壞提供了入口和路徑。其次，隨著整個物理世界、人際關系乃至思維轉化為機器可識別和處理的數字、信息后，其被復制、修改和操縱的可能也大幅增加，這為逐利的網絡犯罪團伙、國家支持的高級黑客組織等竊取敏感和高價值信息、預置后門等提供了便利。智能體、工業控制系統、政府管理流程等的普及，更是擴大了攻擊面，埋下諸多安全隱患。最后，攻擊手段和技術同步發展，基于人工智能處理芯片的自主網絡攻擊系統、智能病毒、人工智能黑客等新工具不斷翻新。
國際社會網絡安全防護意識和能力雖獲得長足發展，但安全滯后、攻者占優的邏輯卻仍未被改寫。信息系統越復雜，薄弱環節和脆弱性越大；數字化、網絡化程度越高，可被攻擊的部位、結點就越多；對數字技術的依賴程度越高，網絡破壞造成的后果就越嚴重。近年來惡性網絡安全事件屢見不鮮，政府機構、學校、醫院、能源、水務等事關國計民生的關鍵基礎設施尤其成為首選攻擊對象，經由虛擬路徑實施的攻擊開始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現實后果。2015年，烏克蘭電網被攻擊，140萬個家庭無電可用；2016年，黑客通過攻擊攝像頭等物聯網設備入侵域名解析服務商，導致美國出現大面積斷網；2017年，“想哭”勒索病毒橫掃全球150多個國家，英國國民健康服務系統（NHS）幾近癱瘓；2021年，美國最大燃油管道運營商Colonial被攻擊，美東部輸油“大動脈”被中斷；2022年，哥斯達黎加因遭到勒索軟件攻擊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2023年伊始，美國航空管理局空中任務通知系統文件被錯誤刪除，導致全美停飛所有國內出發航班……數字化世界的崩潰易于反掌。鑒于此，將網絡視為重大國家安全問題和國家優先要務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數據的過度采集和高度集中觸發新隱患。數字時代下，數據的匯聚和分析能力成為決定性力量，導致數據被過度收集和挖掘、隨意處理和流轉，無論個人、企業還是國家均面臨嚴重的數據泄露、失竊和濫用風險。個人身份識別信息乃至生活涉及的各種數據（如位置信息、興趣愛好、生活習慣、社會關系、宗教信仰等）都成為“公開的秘密”和“商品”，讓渡甚至犧牲隱私以換取服務儼然成為“必選項”。數據泄露量居高不下催生出龐大的地下數據產業鏈。針對深度學習型人工智能，不法分子可通過數據投毒、標簽操縱、樣本修改等形式實施算法攻擊，致使自動駕駛、工業控制等智能系統作出危害公共安全的錯誤決策。更為重要的是，巨量社會性數據還具備極高的情報價值，成為分析預測目標國家政策的利器。例如，通過收集和分析有關物流、中介、金融、人口資源、天文氣象、醫療和生物等巨量數據，目標國家整體經濟運行情況等可被整體掌握；再如，智慧城市的交通管理、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網等數據、聯網醫療設備和生物終端等個人醫療數據及基因信息等，也成為被窺探和攫取的重要信息。例如，烏克蘭危機期間，美國利用社交媒體、智能手機數據、開源地圖和衛星圖像等開源數據，多次精準預測了俄軍動向。
科技巨頭和平臺壟斷著數字時代的通貨——數據，其創造的技術、服務和應用滲透到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環節，由此積累了巨額財富。2020年，蘋果、微軟、亞馬遜、字母表（谷歌母公司）、Meta、特斯拉和英偉達等美國科技巨頭增長的總市值可以匹敵全球GDP第四的德國。然而，技術本身并不中立，資本逐利的本質亦未改變。對數字化水平不高的國家而言，以美國為首的跨國數字巨頭覬覦其數據，給其帶來搶奪市場、削弱產業、盤剝利潤等威脅。對美國自身而言，數字平臺塑造信息、干擾和影響民主政治辯論的力量令人擔憂，其可通過算法創造“過濾氣泡”，放大或埋沒特定聲音和言論，影響甚至支配用戶的政治觀點，最終有意無意地左右選舉。“數字平臺集中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就像放在桌子上一把上了膛的武器”，[5]平臺治理倍受關注。
信息操縱危害增大。萬物皆可數字化和控制，這帶來輿論戰、心理戰、信息戰的升級換代。在信息大潮裹挾下，“同一事實，不同表述”導致真相、公信成為稀缺，人們對真實的追求越來越讓位于情感訴求和個體觀念，網絡的扁平化、高速化提升了錯誤信息傳播和極端情緒傳導的效果，極化現象蔓延。與此同時，技術的發展又進一步推高虛假信息的制作水平和傳播效果，輿論操縱的手段更為隱蔽和不可控，增大了認知域的塑造和反塑造的復雜程度。
2016年，劍橋分析丑聞暴露了通過數據分析全面畫像、精準投放進而操縱思想的巨大危機，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都彌漫著輿論被操縱、社會被割裂的陰影。集成社交平臺、自主代理、算法和大數據各功能的計算宣傳大行其道，參與各種重大事件，成為政治和公共外交等領域重要的工具。社交機器人通過模擬真人在各平臺上設置議題、挑動情緒、散布信息和組織動員，深度偽造技術以及風頭正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和DALL-E），可篡改文字、圖像和音視頻、甚至可以“無中生有”。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國防部網絡司令部等成立專門行動小組來對抗干擾和破壞選舉的“巨魔部隊”，還加緊研發結合算法生成內容、個性化目標鎖定和密集信息傳播的“影響力機器”，以大數據分析形成目標畫像，據此定制內容并精準投放，通過操縱國內國際輿論和設置議題，兵不血刃地達到從內部腐蝕、滲透、影響和顛覆，從外部抹黑、圍堵和封殺的政治目的。
數字空間軍備競賽激化。信息革命引發了全新的軍事變革，信息網絡技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作戰手段、作戰方式，成為“完美武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生成的各種數據和信息成為感知和掌控態勢的主要渠道，而利用數字設備和網絡的漏洞開發網絡武器，預置攻擊平臺、預留作戰通道也成為慣常的作戰手法。2013年斯諾·登、2016年黑客組織“影子經紀人”、2017年維基解密等先后曝光了美國囤積和部署的大量網絡武器，其網絡偵查范圍之廣、部署時間之長、破壞程度之大令人咋舌。例如，美國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手握的蜂巢、量子攻擊及“酸狐貍”等主戰網絡武器，或可遠程控制全球范圍的政府機構、科研機構和商業企業，必要時使其致癱；或植入重要信息系統向其傳送情報；或瞄準人口、醫療衛生、教育科研、軍事國防、航空航天、社會管理、交通管理和基礎設施等各種數據。美國國家安全局專屬的大數據匯總分析和數據可視化工具系統“無界線人”終端截屏顯示，其在30天之內即可竊取940億全球互聯網數據和1240億條電話記錄。
數字空間日趨軍事化的最大危害，在于它模糊了戰時和平時、軍用與民用、戰場內外的界線，極易掩蓋戰爭本身的暴力和血腥。作戰部門將更多假借戰場準備的名義，把數字社會的數據、資產、關系都納入偵察視野和行動范圍，挑戰戰爭手段正義以及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智能化浪潮下，人工智能軍事化應用步伐加快，類似美軍“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等全新平臺將貫通各空間和領域、打破軍種界限，整合所有能力，通過全時空偵察感知和高效迅速的智能決策大幅提升作戰效能。致命性自主武器，殺人機器人等越來越多地部署到實戰中，既將從根本上打破戰場力量平衡，也會因算法偏見、計算錯誤以及“人在回路外”的機器完全自主開火等導致誤傷、誤判，從而增加意外戰爭，甚至是核戰爭爆發的風險。認知戰則將獲取“制信息權”推向掌握“制腦權”，通過瓦解和奪取人、組織和國家的意志、觀念、心理和思維贏得勝利。
權力競爭和國際秩序構建呈現新維度
韓國統一研究院發布《2023年韓半島年度局勢展望》報告，指出全球已從單一領域的競爭，進入競爭多元化、風險更難預測的“復合競爭”時代，競爭的范圍幾乎涵蓋所有領域。權力邏輯在國家間博弈中愈發明顯，西方與非西方的秩序觀漸行漸遠。數字化轉型對國家和社會的全方位滲透和改造，更是推升了數字空間的“復合競爭”。
發展權的爭奪更為殘酷。數字化轉型是向智能文明進階的必經之道，錯失此輪數字革命的國家將徹底被智能時代邊緣化，只能被迫始終附庸于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頂端的國家。美國要維護霸主地位，歐盟要奪回包括技術主權和數字主權在內的戰略自主，中國提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英國、日本、印度、俄羅斯及新加坡等國亦不甘落后，期望在數字高價值鏈條中搶占一席之地，高新科技的賽道空前擁擠。技術權力、數字權力成為支撐其他國際權力的支柱，圍繞技術權力的爭奪和秩序構建將是21世紀國際戰略競爭的核心，國際政治進入“技術政治時代”[6]，爭奪高科技創新優勢、圍繞新科技革命塑造新權力成為國際戰略競爭的重心。
2022年，美國拜登政府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提出，技術對于當下地緣政治競爭、未來國家安全、經濟與民主至關重要，在接下來的“決定性十年”中，美國將通過“投資實力”確保大國競爭優勢，“競贏”（outcompete）戰略對手。其中包括投資半導體、先進計算、通信技術等關鍵和新興技術，并提升網絡、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技術轉化為戰場部署能力的速度和效率。美國將關鍵和新興技術、數字產業的發展視為國家安全問題和戰略優先事項，通過戰略、計劃、立法等行政手段而非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去引領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同時動用全政府之力遏制競爭對手的發展勢頭，擠壓其生存空間。美國發起的全球“去華為5G”行動和“芯片戰爭”足以暴露其擔心被趕超的焦慮。歐盟積極推進數字化轉型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自主塑造“數字未來”，擺脫自身在數字經濟、數字科技領域相對落后的地位，拓展在中美競爭中的戰略自主空間。從《歐洲數據戰略》《歐洲芯片法案》等可以看出，歐盟也將發展聚焦于數據增值和賦能、高端芯片設計和制造等方面，但其內部協調性不足、成員國之間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導致政策執行力和行動力明顯滯后。
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技術低、人才少、產業弱等先天不足成為其抓住跨躍式發展機遇的最大障礙。“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表現出極大的不平衡”，在將數據轉化為價值方面，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難以逾越的數字鴻溝。原始數據需要被收集、分析和處理成數字智能，才能用于商業或社會目的，從而產生價值。原始數據與將其轉化為數字智能的能力缺一不可。但現實是，數據及相關價值的獲取集中在幾個全球性的數字企業和其他控制數據的跨國企業中。發展中國家可能會淪為全球數字平臺的原始數據提供方，要想獲得數字智能則必須付費，哪怕這些智能來自于其自己提供的數據。[7]在數字化轉型加速期，科技的發展拉大了國家間的技術鴻溝，強者恒強，弱者恒弱。早在2018年，前谷歌CEO李開復就斷言“人工智能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滅頂之災”[8]，隨著處于數字價值鏈中上游的國家越來越多地采取數字保護政策、筑高科技壁壘，掌握著核心數字技術的強國與科技巨頭成為信息資源和數字化世界的實際操控者，數字權力“金字塔”結構將日趨固化，“金字塔”底層國家將淪為“數字殖民地”。
泛安全化、泛意識形態化成為常態。發展的緊迫帶來了安全的焦慮，數字競賽的殘酷亦驅使越來越多國家從事關國家安全和長遠戰略優勢的角度考量數字化轉型涉及的各類問題，“國家安全”尤其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穩固數字優勢的慣用托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美國在5G領域的全面“去中國化”。以華為5G設備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美國通過立法徹底清除華為、中興等5G設備在美國國內的部署，同時竭力在全球推銷其所謂的“5G清潔路徑”和“電信網絡和服務的安全性和信任標準”。實質上，美國此舉蓋因中國5G技術的超前發展讓其深感不安和不可接受，正如美國前司法部長威廉·巴爾所言，5G不是簡單的通信網絡技術，而是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和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美國依賴中國5G技術不僅會帶來安全隱患，更會讓美國喪失5G帶動的下一代產業發展的機會。[9]隨后，美國的做法從5G領域向整個數字領域蔓延，提出了“清潔網絡計劃”，對中國科技打擊范圍從5G延伸到運營商、應用程序、應用商店、云服務和光纜等五個維度，涵蓋數字基礎設施、供應鏈和平臺服務等整個數字空間。為了維護數字安全，美國集結制裁、出口管制、長臂管轄、外交等綜合性舉措，針對TikTok、大疆及一眾中國人工智能、航空等高科技企業發起嚴苛的安全審查、投資限制和法律程序。“五眼聯盟”的其他國家、歐盟、日本、韓國、印度等緊隨其后。例如，歐洲芯片法案提出要建立“芯片外交”機制，尋求與理念相近的戰略伙伴合作，加強在強化供應鏈安全、應對斷鏈、芯片原料及第三國出口管制等領域的對話協調。過度安全化導致全球數字空間碎片化，高度全球化的數字供應鏈被打亂，信息流動和數據共享的效率深受影響，數據孤島增多。
美國一直鼓吹，中美間戰略競爭的本質是民主與威權的對抗，[10]作為民主國家的旗手，其必須確保“以服務人民、保護利益和維護民主價值觀的方式使用技術”[11]。民主價值觀成為美國鞏固其最有價值資產——盟友的黏合劑，以此不斷游說、利誘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關系友好國家，加大意識形態對中國周邊環境的塑造力。泛意識形態協助美國“復活”集團政治，美國打著反對數字時代專制和威權的幌子，通過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倡議”（AUKUS）以及各種“2﹢2”對話等加強機制化協同，在大西洋、亞太地區構建起“跨大西洋智能聯盟”、量子技術聯盟、半導體聯盟等排他性的封閉式聯盟，筑起“小院高墻”，大搞“脫鉤斷鏈”和“友岸外包”，以達到其基于意識形態的科技供應鏈體系構建，把持創新壟斷權、資源控制權和空間主導權，最終贏得戰略競爭的目的。數字空間的泛意識形態化，加劇了數字空間意識形態對立，破壞了全球技術信任體系，更進一步固化了西方主導的高科技體系的“分層金字塔”結構。科技產品供應商將因意識形態被打上不同的政治標簽，被劃分在不同安全信任等級；分層供應鏈導致某些廠商、技術、產品和服務只能在同一層級網絡內流動，層與層流動變得困難，跨越多層流動更是基本被隔絕。由此，美國得以完全把控技術霸權。
規則與標準之爭趨于白熱化。數字化轉型的速度和力度遠超人們預期，傳統的政策工具、倫理規范和治理機制等明顯落后。數字空間行為失范、治理失靈的問題日漸突出，一定程度上也為各國爭奪數字時代話語主導權提供了機會。各國間的博弈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
一是標準制定權的爭奪。技術標準與協議對于數字技術、產品和服務、尤其是決定數字化未來關鍵技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美國看來，美及其盟友創建了一套支撐全球的行業標準，但新興技術標準仍有大量空白，而中俄等國則在新一代互聯網協議、下一代通信技術、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領域挑戰西方國家。美國主導的“技術聯盟”通過先聲奪人、加強協同、改革技術標準組織投票等方式，聯手控制高科技國際技術規范和原則的制定。例如，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等均將設計、研發、治理和使用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規則、規范和標準作為核心任務之一，號稱要制訂“符合技術、贏得信任、反映價值觀的標準”，促進公平和健康競爭等，排斥、否定不符合其價值標準的產品和服務。歐盟發布的《歐洲標準化戰略2030》對標《中國標準2035》，以確保歐洲“不能只是標準接受者，還需要成為標準制定者”[12]。
二是規則主導權的爭奪。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商學院教授Matthew J. Slaughter等人提出“數據即權力”，稱與全球經濟的其他要素相比，數據與權力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為數據擁有者提供難以置信的優勢。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地緣政治實力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理數據訪問規則的制定，如果美國不塑造數據時代的新規則，那么其他國家將會這樣做。[13]拜登政府把網絡和數字政策視為外交的“下一個前線”，國務院新成立的網絡空間與數字政策局集中在國際網絡安全、數字政策和線上人權三大領域發力，通過G7、印太經濟框架（IPEF）及多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主導數字貿易、數據跨境流動和供應鏈安全等領域規則，發動企業、智庫、NGO和技術社群等多利益相關方力量，在聯合國信息安全開放式工作（OEWG）等平臺展開游說。相比之下，歐盟則通過區域內立法塑造國際規則，出臺《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連同正在討論中的《人工智能法》等來規范針對歐盟各主體的數據活動，并將其努力推廣為國際行為準則和全球科技規范。德日在擔任G20輪值國期間也急欲彰顯其在數據領域的規則引領作用，如當時日本推出的“基于信任的數據自由流動體系”（DFFT）就成為國際相關討論的焦點。印度也期望發揮2023年G20主場優勢，圍繞“為了發展的數據”主題施加更多影響。
三是數字理念的爭奪。不能否認，中美兩國圍繞數字未來的發展與治理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理念和模式。2022年4月，美國拉攏60余國發表“未來互聯網宣言”，呼吁在全球構建“一個開放、自由、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聯網”，通過假借高舉網絡空間道義旗幟凝聚共識，“發出一個聲音”，使數字轉型和技術發展符合其輸出、兜售的西方民主價值觀念。與之截然不同，中國在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框架下[14]，提出了發展共同推進、安全共同維護、治理共同參與、成果共同分享的愿景，主張尊重主權、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和構建良好秩序，既遵循了數字空間的基本屬性和客觀規律，也體現了數字大國攜手全人類共同邁向信息文明的使命意識。事實上，各國數字化轉型階段不同、著力方向各異，治理理念和路徑也集合了自身國情和社情，數字空間治理并不存在“萬能藥”式的方案，誰的理念和模式更能代表歷史潮流，更符合人類共同利益，誰才能成為引領數字未來的主要力量。
結語
國際秩序是關于國際體系如何運行與管理的整體性安排，反映了國際格局的力量對比、價值規范及國際問題的治理路徑。數字化轉型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領先地位仍舊存在，其發展頭部地位反而因數字化、智能化的加持而不斷強化。但是，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發展焦慮，亟需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找到振興或崛起的正確方向和路徑，占據有利地位，免于被時代拋棄。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本身帶來的安全憂慮、國際博弈加劇帶來的信任赤字以及舊國際機制不適應帶來的治理失效等問題疊加共振，給國家博弈、尤其是大國競爭添加了更多冷戰色彩。追求自身發展而罔顧他國利益的發展觀、信奉雙重標準，甚至以犧牲他國安全來實現自身安全的安全觀、以價值觀搭建小圈子劃定規則的治理觀，等等，都是冷戰時代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貽害，有悖于數字化、智能化本身的屬性和規律。聯合國正在加快“全球數字契約”的制定進程，督促各方圍繞避免互聯網碎片化、數據治理與隱私保護、應對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議題深入探討，以期為全人類創造一個開放、自由和安全的數字未來而制定共同原則，為數字未來發展提供關鍵的基本原則。數字時代的國際秩序仍在演進，而有效平衡發展與安全、監管與自由、合作與封閉的國際機制，才是最終促使數字化轉型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
注釋
[1]European Commission, "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 19 Feb. 2020,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shaping-europe-digital-future_en.
[2]例如，生物信息學的誕生和生物黑客的出現，人類可借助數字技術和數據改造生命、延長壽命，通過腦機接口技術可以探索人腦，設計和創造與人類共棲以提供藥物的新物種等。
[3]"Global Datasphere Real Time Data Total Size Worldwide from 2010 to 2025," 18 Jan. 2023,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49144/worldwide-global-datapshere-real-time-data-annual-size/。ZB（zettabyte）表示澤字節，計算機存儲容量單位，即大約一萬億GB。
[4]T. Highfill and C. Surfield, "New and Revised Statistics of the U.S. Digital Economy, 2005–2021," Nov. 2022, 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22-11/new-and-revised-statistics-of-the-us-digital-economy-2005-2021.pdf.
[5]F. Fukuyama; A. Goel and B. Richman,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21.
[6]唐新華：《技術政治時代的權力與戰略》，《國際政治科學》，2021年第2期。
[7]《2021年數字經濟報告》，2021年9月29日，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ch.pdf。
[8]《李開復：人工智能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滅頂之災》，2018年9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09-18/doc-ifxeuwwr5419296.shtml。
[9]W. Barr, "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 6 Feb.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0206_Keynote_Address_William_Barr.pdf.
[10]"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11]A. J. Blinken,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NSCAI)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 13 Jul.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the-national-security-commiss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s-nscai-global-emerging-technology-summit/.
[12]"New Approach to Enable Global Leadership of EU Standards Promoting Values and a Resilient, Green and Digital Single Market," 2 Feb.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61.
[13]M. J. Slaughter and D. H. McCormick, "Data is Power," Foreign Affairs, 19 Apr. 2021.
[14]《〈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白皮書（全文）》，2022年11月7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32898/1732898.htm。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Observing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ang Lan
Abstract: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complex competition" with diversified competition and unpredictable risks, and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covers almost all fields. The advantages of high-tech innov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power arou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face of the brutal competition for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pan-securitization and pan-ideologization have become the normal,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rules and discours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A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digital era accelerates its evolution, only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that effectively balanc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regulation and freedom, and cooperation and closure can finally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key force to restructure global factor resources, reshape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hange the global competition landscape.
Keywor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