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產力是人類全部歷史的物質基礎，技術則是生產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屬于“第一生產力”范疇。從歷史上看，任何重大技術創新都會通過生產方式變遷，引發上層建筑或慢或快的調整。當前，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并日益融入社會生產生活各領域和全過程，通過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數字化以及勞動方式的變革，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通過勞動分工與產品分工融合、勞動和資本結合方式改變以及企業生產模式調整，生產關系也已發生深刻變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方面新變化結合所引發的生產方式變遷，又通過國際行為體、國際規范等多方面的新變化，促使國際關系深刻調整基礎上的國際體系轉型。國際體系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國際上層建筑與新型生產方式相適應的過程。國際體系轉型是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意味著中國發展的外部戰略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關鍵詞】數字技術 生產方式 國際體系 變遷 轉型
【中圖分類號】F49/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4.002
【作者簡介】王存剛，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外交思想與實踐、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戰略理論與戰略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戰略環境與國家方略》《全球化與兩大社會制度演進——若干問題研究》《國際關系學引論》等。
引 言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且已為豐富的社會事實所驗證。基于這一基本原理，作為人類全部歷史基礎的生產力領域的任何創新，特別是屬于“第一生產力”范疇的技術領域的重大發展，都會通過一定中介，或近或遠、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乃至改變上層建筑。這里所講的上層建筑，既可以是國內層次的，也可以是國際乃至全球層次的。
在當代，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主要代表的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并日益融入社會生產生活各領域和全過程。數字技術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在人類技術史上前所未有。可以說，數字技術正在重組全球各種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政治、安全、社會結構，是促使國際體系轉型、引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變量之一。因此，數字技術發展及其影響，已受到學術界的密切關注。深入分析數字技術與當今國際體系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數字技術發展：簡要回顧
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不能構想出種種聯系塞到事實中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1]只有“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研究，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在社會方面的間接的、較遠的影響”，才“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2]因此，討論數字技術發展與國際體系轉型的關系，應把技術發展作為現實起點。
所謂技術，一般是指“人類在認識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過程中積累起來并在生產勞動中體現出來的經驗和知識，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3]。其在微觀層面上體現的是人與物的關系，在宏觀層面上體現的則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從歷史哲學角度看，技術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工具性存在，它由作為社會活動主體的人創造和使用，具有明確的目的性。技術一方面改進了人與自然互動的方式，通常是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也對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以及人際互動方式產生影響，改進人的生命狀態及社會組織結構。因而，技術是與人類生存、發展及相互關系緊密相關的重要物質要素。“技術進步被視為人類自由得以不斷實現的物質基礎，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力量保障。”[4]
迄今為止，人類已經歷四次技術革命。數字技術（digital technology）是第四次技術革命的產物和標志，它以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結合為基礎。其中，電子計算機是第三次技術革命的重要遺產，它的發明和使用讓人類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而互聯網技術進一步強化了人類這方面的能力。電子計算機、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不斷推進數字技術的整體創新，一系列先進數字技術陸續誕生，并呈現群體性突破、持續性進步的基本態勢。2006年出現的云計算（cloud computing）以其計算體系規模龐大、計算成本低廉、計算服務可以按需分配和伸縮拓展等顯著特點，成為人類處理數據能力的又一次重大革命。大數據（big data）則是云計算取得突破進展的產物。在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支撐下，由實體空間（entity space）和自然空間（natural space）構成的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運動過程加速向數字空間（digital space）映射，表現為規模巨大、種類多樣、內在關聯的數據群無限接近真實世界。隨著傳感器價格的持續下降和無線傳輸技術的不斷進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相關技術、標準、應用、服務起步，與此同時，大規模數據獲取、表達、存儲、傳遞、處理、遞送越來越便捷，成本越來越低，因此物聯網的有效利用呈現加速發展態勢，世界萬物均已可能連接到互聯網上。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為代表的智能化技術則是數字技術發展至新的也是更高階段的標志。結合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人工智能使得作為勞動工具的機器系統越來越獨立于作為勞動主體的人，純粹依靠人的勞動來完成的個別過程越來越少。總之，數字技術的發展及其向各行業的擴散，已形成數字化浪潮。“隨著數字化的進展，整個社會中的一切都會被數字化。”[5]
數字技術主要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發展速度快，迭代周期短。大量權威數據顯示，“數字技術不是以線性方式而是以指數方式發展，呈現加速發展態勢”，[6]諸多在過去年代被視為科學幻想的愿望和現象，現在日益加速轉變為現實議題乃至社會事實。元宇宙（Metaverse）就是如此。這種運用先進數字技術構建、由現實世界映射或超越現實世界、可與現實世界交互的虛擬世界，正在成為新型社會體系的數字生活空間。[7]
二是擴散速度快，覆蓋范圍廣。與此前各種技術形態相比，數字技術通用性更強，擴散便捷度更高，從而其使用范圍得以有效擴大。數字技術的這些特點可以通過互聯網發展速度和覆蓋人口數量兩項指標大致加以驗證。互聯網世界統計（Internet World Stats, IWS）發布的數據顯示：在2011～2020年的10年間，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持續高速增長。截至2020年5月，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已達46.48億，占世界人口比重為59.6%。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提供的信息顯示：中國移動物聯網用戶規模快速擴大，截至2022年底，用戶連接數達18.45億戶，比2021年底凈增4.47億戶，占全球總數的70%。[8]
三是功能強大，影響深刻。數字技術使得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各種活動均可以轉化為數據（data）進行存儲和交易，因此數據沿著“摩爾定律”（Moore's Law）飛速發展。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發布報告稱：僅在2005～2014年的9年間，全球數據流量就從4.8Tbps猛增到211Tbps，增長高達45倍。[9]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onlogy, CAICT）發布的報告也顯示：在2011～2021年的10年間，全球跨境數據流動規模從53.57Tbps擴張到767.23Tbps，增長超過14倍；2011～2019年，流動規模年均增速超過25%。2020年后，流動規模增速連續兩年超過29%。[10]因動態變化、持續增加而規模驚人的數據，已成為當今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典型的資本形態，也被視為基礎性、戰略性資源。數字技術強大的賦能作用，可以使傳統機器體系實現數字化升級，從而大幅節約生產成本，提升經濟效益。與此同時，基于數字技術發展和應用所形成的數字空間，日益打破實體空間和自然空間的限制與區隔，使得人類活動不再局限于特定物理地點和現實場域，從而在空間維度上獲得極大擴展與更大行動自由。
四是與資本的關系更為密切。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使得技術和資本的關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密切。[11]技術第一次被人類有意識、有目標地發明、應用，并體現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一方面，資本為了增殖的需要，在生產過程中利用和占有技術，并將技術與直接勞動分離；另一方面，技術之“用”也通過在資本系統中實現“兌現”，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和資源。因此，從事技術發明和應用的社會群體相互競爭，這種競爭雖然略顯殘酷但卻在客觀上促進了技術進步。在當代，數字技術發展是建立在巨量資本投入基礎上的。全球制造業、金融業的現實困境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與數字技術的關系。[12]互聯網數據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 IDC）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大數據市場的IT總投資規模為2176.1億美元，并有望在2026年增至4491.1億美元，5年預測期內可實現約15.6%的復合增長率。[13]正是在規模驚人的資本的強力支持下，數字技術方才取得令人目不暇接的巨大進步。
數字技術發展對人類生產和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是全方位、長期性的。僅就社會生活領域而言，諸如數字經濟（digital economy）、數字政治（digital politics）、數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數字治理（digital governance）、數字教育（digital education）、數字醫療（digital treatment）等新型社會樣態陸續出現。隨著傳統中心化、層級化、結構化的社會連接方式逐步消解，各種利益族群、文化部落、興趣共同體乃至獨立游離的個人陸續出現，社會關系、社會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變化。[14]概而言之，數字技術發展所引發的不僅是一場意義深刻的技術革命，更是一場內容廣泛的社會革命。
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推動生產方式變遷
技術的價值在于應用。數字技術更為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是多方面的，在不同領域也存在明顯差異。由于“生產為一切形式的社會存在創造了物質基礎”，“在生產過程中，人的有組織活動的結合方式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包括政治形態”，[15]因此，討論數字技術與社會生產的關系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數字技術對社會生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促使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科學技術的發展總是會引發生產力的變化，重大科學技術創新將使得社會生產力產生質的飛躍。對此，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寫道，“17世紀和18世紀從事制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態發生革命”[16]。從技術發展史角度看，人類自近代以來先后經歷機器技術體系、電器技術體系以及數字技術體系三個階段。與前兩種體系相比，數字技術體系通過對數據的收集和傳遞、計算和分析、管理和使用，使得數據全空域、社會化的流通和共享成為可能，數字生產力得以產生。所謂數字生產力，是指生產力要素即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的數字化。數字生產力發展水平可以作為劃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依據。馬克思曾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17]因此，數字生產力可被視為人類在工業社會進入數字化階段的標志。
首先，勞動資料日益數字化。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勞動資料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可以改變勞動對象的物質系統，主要包括直接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生產工具系統、用于發動生產工具的動力系統、能源系統、運輸系統，以及為實現上述各系統最佳組合所必需的信息系統，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產工具系統。技術進步影響勞動資料的形態和性質，并可以改變勞動者和勞動對象的結合方式。數字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廣泛運用，特別是與傳統生產資料的深度融合，產生兩方面的重要結果：一是生產工具日益智能化，生產工序的自動化和體系化程度空前提高，“智能制造”（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概念形成，智能工廠出現并快速發展，智能能源、智能交通等新型生產輔助系統方興未艾。二是虛擬化的數字生產要素和數字平臺（digital platform）異軍突起，成為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物質條件，前者使得虛擬生產（virtual production）成為可能，虛擬工廠（virtual factory）出現；后者強大的樞紐功能使得不同生產主體之間跨行業、跨地區甚至全球范圍的大規模信息交換和數據共享成為常態，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屬性進一步凸顯。
其次，勞動對象日益數字化。勞動對象一般指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把自己的勞動加諸其上的物質資料。在傳統生產過程中，勞動對象主要包括兩大類型：一是未經加工的自然物質，如土地、礦山、石油、森林等；二是已經加工的原材料，如糧食、棉花、住房、鋼鐵等。技術發展及其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可以擴大勞動對象范圍，促進勞動對象變革。比如，冶煉技術的發展，使得鐵器工具代替石器工具廣泛應用于農業生產；制造技術的發展，使得更多、更先進的機械工具代替簡單、落后的手工工具而用于大機器生產過程；航天技術、海洋技術的發展，更使得人類“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數字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廣泛應用同樣如此。它既使得人類以往因技術手段限制而力有不逮的自然資源領域，如太空、深海、極地等，得到更有效的開發利用；也通過改造傳統產業而增加新的勞動對象，比如，數字技術在傳統工業、農業、能源、建筑、交通等領域的應用就催生了諸多新業態，能夠對傳統產業賦能增效、改造升級進而產生疊加效應甚至乘數效應的融合基礎設施陸續出現。不僅如此，數據本身也成為一種新型勞動對象。舉凡數據收集、數據分析、數據集成、數據處理，都已成為生產過程的組成部分，進而產生產業鏈的初級產品或中間產品，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由此融為一體。“勞動者將數據要素與其他物質要素融合，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新價值。”[18]
最后，勞動方式發生重要變化。勞動方式是指勞動者與勞動工具相互結合為生產力的形式。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勞動工具的變化，將導致勞動方式進而是生產關系的變化；而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可以通過勞動方式這一中介，推動勞動工具的發展，進而改變生產力乃至改變勞動者自身。在當今時代，數字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廣泛應用，使得數字勞動（digital labor）[19]形成。這種新型勞動方式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勞動對象，以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為關鍵性勞動資料和勞動工具，生產數據和數字產品，提供數字服務。[20]數字勞動與其他勞動方式的根本區別在于，它是以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作為勞動工具的，既可以是物質性勞動，也可以是非物質性勞動。無論采用哪種形式，數字勞動都屬于生產性勞動范疇。
深刻改變了生產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生產關系”一詞的內涵十分豐富，依據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的說法，“它既包括生產中人和自然世界也就是技術之間的關系，也包括人的各種群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從這些關系中產生又反過來管理組織這些關系的法律和制度形式”[21]。數字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使得數字生產力形成并發展，其結果必然是生產關系發生相應變化。
首先，勞動分工與產品分工開始融合。在傳統生產過程中，勞動者與消費者的界限大體是清晰的。勞動者是生產過程的主體，也是價值創造的主體；勞動分工與產品分工彼此界限分明，表現在時序上是兩者處于前后銜接的不同階段。數字技術的使用特別是數字生產力的形成，徹底模糊了生產過程中活勞動與消費活動在時間上的界限，價值創造主體由傳統的勞動者擴展為生產-消費合二為一“者”。消費者可以直接向數字企業發送個性化產品需求的信息，數字企業則可以通過研發、設計、生產及時靈活地回應消費者的需求。由此，消費者實質上參與了數字企業的生產過程和價值創造，生產和消費的一體化，表現在時序上是勞動分工與產品分工的融合。這種狀態重塑了再生產過程。
其次，勞動和資本的結合形式更為復雜。在傳統生產關系中，勞動與資本的結合形式相對較為簡單。[22]這與兩種生產要素自身較為簡單有關。數字技術在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的應用，使得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均較以往更為復雜，因此，兩者的結合形式也相應復雜起來。從實踐看，當今勞動和資本的結合通過數字平臺實現。連通供給端和需求端的數字平臺，匯聚規模龐大的用戶群體，形成了多層級、多環節、互聯互通、高效共享、整體聯動的智能系統，發揮著協調和配置資源、實現價值匯聚和價值創造等多方面的功能。在這種技術條件下，勞動和資本的結合大體包括四種形式：一是勞動力通過數字平臺與自有資本的結合；二是企業通過數字平臺與勞動力的結合；三是數字平臺與勞動力的直接結合；四是跨國數字壟斷資本與國內勞動力的間接結合。[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數字經濟中的大量數字勞動是勞動者自覺或不自覺地以“非雇傭”方式參與生產過程的。作為“數字化個體”的勞動者的一切活動都可以被抽象為數據，并被塑造為生產的原材料。擁有資本的公司只需要進行基礎投資，就可以獲得這些“數字化個體”在生產和生活中所產生數據的所有權，并利用這種所有權獲得大量利潤，而并不需要向這些“數字個體戶”支付任何報酬。
最后，企業生產模式發生重大改變。20世紀20年代，企業界將美國管理學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提出的“科學管理”思想與流行的電氣化、標準化、系列化等既有生產形態相結合，形成一種被稱為“剛性生產”（rigid production）的模式。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少品種、大批量、效率高、單品成本低，但它通常是以損失產品多樣化和個性化為代價的。面對競爭日趨激烈、形勢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需求端對產品的要求越來越復雜、個性化程度越來越高，剛性生產模式的弊端逐漸顯現。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與剛性生產相對應的“柔性生產”（agile manufacturing）模式應運而生。這種模式通常有兩種具體方式：一是生產企業運用仿真、建模、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手段建構三維可視環境，對產品設計、研發和制造進行全過程模擬，以便在生產實體產品之前就能夠準確預估產品功能及實現方法，從而減少研發投入，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市場競爭力。二是由技術主導型企業對全部生產過程作更為細致的劃分，打破既有的中心化、科層化組織結構，組建管理結構扁平化、競爭與合作相結合的動態產業聯盟，成員企業基于自身比較優勢、圍繞各自核心競爭力開展聯合生產活動，由此形成一種有別于以往“行業間分工”的“生產環節分工”，新型垂直分工體系由此形成。柔性生產模式使得企業能夠及時有效地回應市場需求，以個性化定制的按需生產模式取代以往那種大規模的集中生產模式，從而化解工業化、規模化與個性化、多樣化的突出矛盾，增強了企業的敏捷性、開放性，改變了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的互動方式。以上種種無疑都有助于提高生產力。無論柔性生產采用哪種具體方式，數字技術都是必不可少的關鍵性因素。離開功能強大的數字技術，柔性生產模式無以為繼，甚至無從談起。
總之，在當代，隨著數字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均已發生深刻變化，生產方式數字化成為一種現實，由此導致生產方式變遷。由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24]，因此，伴隨生產方式數字化進程，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進而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當然，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上層建筑，其變革幅度不盡相同，變革結果也不完全一致。
生產方式數字化促進國際體系轉型
從歷史上看，由重大技術創新引發的生產方式變遷，總是會溢出單純的經濟范疇，最終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及發展趨勢。馬克思就曾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5]近代以來，由于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各個國家的生產通過世界經濟機制彼此相連，并且連入世界的生產體系”[26]，因此生產方式與國家行為體以及其他國際行為體的組合，并不孤立地存在于各個國家、各個區域范圍內，而是與國際體系相互關聯。進而言之，生產方式的變化總會在國際體系層面得到反映。就當今時代而言，數字技術發展及其所引發的生產方式變遷，正在通過國際行為體、國際規范等中介因素，使得國際關系深度調整，促進國際體系轉型。
國際格局呈現新形態。無論如何界定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國際行為體都是構成該體系的基本單元。國際行為體的數量、功能、互動方式、互動規則特別是力量對比狀況，會影響國際格局的現狀和走向。生產方式數字化促使國際格局形態發生了多方面的新變化。
第一，國際力量對比日益均衡，發展中國家持續分化。從歷史上看，由重大技術創新而引發的生產方式變遷對國際力量對比的影響是直接而深刻的。一些國家因成為技術主導國而革命性地改變了本國生產方式，迅速增強國家能力[27]和國家實力，進而躍升為全球性大國。第一次技術革命中的英國，第二技術革命中的德國與美國，第三技術革命中的日本，就是如此。在當代，由于數字技術已成為主導性技術，既直接影響了國內分工，也成為國際分工與合作的新依據，因此國家的數字技術發展水平差異，將通過生產方式數字化程度這一中間變量，導致不同國家的國家能力、國家實力以及國際地位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
那些數字技術發達、數字基礎設施完善、數字技術人才豐富、金融資本雄厚的國家——其中既有傳統大國，也有新興大國或中等強國，通常擁有數量更多、實力更強的數字企業和數字平臺。[28]這些國家通過不斷強化自身在技術和資本兩方面的比較優勢，在國內可以形成更先進、更穩定的分工體系，在全球分工中也占據更為有利的位置，穩居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位置或不斷向中高端位移。在此過程中，美國等傳統大國還采取經濟、政治、安全等多種手段，試圖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國家能力和國家實力，并在全球價值鏈重構過程中鞏固自身地位。中國等部分新興大國則因廣泛使用數字技術變革本國生產方式或加速融入全球數字經濟的分工而快速提升了國家能力和國家實力，從而在全球價值鏈中不斷向上位移，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
反之，那些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人才和資本[29]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的國家，則因國內生產方式變遷緩慢或相對停滯而長期徘徊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要么繼續仰仗勞動力紅利，要么持續依賴大宗商品出口，而這兩者都屬于傳統生產要素范疇。這些國家或許有發展數字技術的愿望，也可能制定了相關戰略，但缺乏將愿望、戰略轉化為現實的足夠國家能力和持續行動，因而無法在數字技術領域形成強有力的國際競爭力。
由此，國際力量對比呈現新態勢：一方面，美國、德國等傳統大國的絕對實力或緩慢上升，或保持基本穩定，中國、印度等部分新興大國持續崛起，國際力量對比趨向均衡，世界多極化態勢日益鮮明；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群體持續分化，那些沿襲傳統生產方式的國家逐漸衰落，部分國家甚至成為典型的“失敗國家”。
第二，跨國企業分化加劇，跨國數字技術企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數字技術多方面的顯著特征，使得企業競爭在空間上無遠弗屆，在烈度上持續升高。對企業來說，數字化水平直接決定其生存和發展狀態。那些數字化水平高的傳統跨國企業尤其是新型數字企業和數字平臺，在全球市場上如魚得水、持續擴張，不斷走強。部分大型數字企業，如谷歌、微軟、亞馬遜、華為、阿里巴巴等，已成為數字技術創新發展的領頭羊及先進生產方式的主要代表，它們與那些成功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傳統跨國企業（如西門子、通用、特斯拉等）一起，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那些數字化轉型遲緩因而數字化水平低的傳統跨國企業，以及出現重大發展戰略失誤的新型數字企業，或難逃關門大吉的命運，或被數字技術更為先進、資本實力更為雄厚的數字企業并購。比如，曾經的全球膠片市場霸主伊士曼柯達，在全球通訊市場上曾經盛極一時的諾基亞和摩托羅拉，以及在互聯網市場曾經如日中天的雅虎，都是如此。
數字技術以及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數字貿易還造就了一批定位精準、觸角靈敏、成長迅速因而頗具能量的微型跨國公司，它們是引領前沿數字技術創新的一支重要力量，打破了全球價值鏈中由大型跨國公司主導的既有規律，并且不斷向價值鏈高端攀升。[30]
跨國企業數量和類型的新變化以及運營方式的新調整，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而對國際政治關系、國際安全關系產生了值得關注的影響。2010年，當Facebook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被評選為當年美國《時代》周刊年度人物時，該刊發文稱：如果將Facebook聯系起來的5億人聚集在一起，數量上僅次于中國和印度，相當于世界第三大國。此外，“這個國家的國民”更有優勢，因為他們掌握了最多的信息[31]。如此優勢地位也催生了大型數字企業或數字平臺獲得更大權力的欲望。一些大型數字企業或數字平臺領導人已公開聲稱或明確渴望與國家一起行使某種形式的主權。馬克·扎克伯格在2018年曾聲言：Facebook在很多方面更像一個政府，而不是一家傳統公司。微軟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在2019年也談到：我們作為一個全球科技行業，需要成為一個值得信賴和中立的數字“瑞士”。[32]
第三，政黨政治正在重塑，政黨跨國交往行為更加活躍。政黨既是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國內政治舞臺主角，也是國際關系重要行為體。人類技術史和世界政黨史的時空契合與內在關系表明，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導致政黨政治變革與政黨轉型發展。這是因為，技術發展水平和技術使用能力制約著政黨的活動方式、組織結構乃至組織規模，信息技術水平和信息技術使用能力則深刻影響著政黨政治的透明度、公開性與開放性。[33]
在當代，數字技術發展、生產方式變遷，正在通過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以及社會環境的深刻變化重塑政黨政治，再造政黨-國家-社會的關系。這種狀況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具體表現不盡相同。比如，在整體數字技術水平最高的歐美國家，政黨的資源與活動方式持續網絡化、數字化、透明化，組織結構則日益“空心化”，大型數字公司通過提供技術和資金深度介入政黨選舉，人工智能則使得政黨選舉更加專業化、精準化。在數字技術水平中等的東南亞地區、拉美地區，政黨政治動蕩與變革相互交織，數字技術緩慢和不均衡地滲入各國政黨選舉過程，影響日益增強。然而，在數字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南亞地區和非洲國家，政黨政治總體相對平靜，除印度等少數國家外，數字技術對該地區各國政黨政治的影響總體有限。[34]
主權國家內部發生的政黨政治變化，對政黨跨國交往的意愿、稟賦以及形式、內容均會產生影響，而數字技術提供的交往便捷性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影響。“在意愿和稟賦適配和演進過程中，跨國交往這一‘額外’活動逐漸變為政黨‘分內之事’”。[35]由此，政黨跨國交往的主體不斷增加，交往方式更加靈活多樣，交往內容更加充實具體，這些不僅豐富了國際關系的形式和內涵，而且對相關國家間互動的方式和頻度也產生了直接影響。
第四，全球治理內部結構不斷均衡化，國際組織日益聚焦數字領域議題。全球治理是由國家中心治理與超國家中心治理組成的復合結構。國家中心治理的主體不僅限于主權國家，也包含各種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機構等非國家行為體。超國家中心治理主體則主要由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社會運動、地方自治體、市民社會等構成。在此前較長一段時間里，“兩者之間所構成的并不是力量對等的關系，而是一種非對稱的力量關系”，其中，國家中心治理居于主導地位，超國家中心治理處于從屬地位。[36]
一般來說，國家中心治理主要采用政府間談判與合作方式，治理結構是多邊或雙邊的，這種模式雖已取得積極成果，但日益面臨參與主體有限、執行能力較差等難題，形成集體行動困境，出現治理赤字。數字技術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型生產方式的特點，則決定了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數字領域治理需要多主體、多層次的廣泛合作。為此，一方面，國際組織和傳統全球治理機制不斷改進運行機制，持續增加數字治理方面的議題。比如，聯合國就設立政府專家組（UNGGE）、開放式工作組（OEWG）、網絡犯罪政府專家組（UNIEG）等機構以及互聯網治理論壇（IGF）、信息社會世界峰會（WSIS），召集有關各方開展網絡空間宏觀規則與技術標準的制定工作。[37]另一方面，新型全球治理機制即超國家中心治理機制不斷形成。這類治理機制采用一種被稱為“多利益攸關方”（multi-stakeholder）的模式，治理主要依靠主權國家政府以外的其他國際行為體完成。[38]在此過程中，一批與數字技術發展直接相關的技術性國際組織，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互聯網名稱和地址分配組織（ICANN）等，其影響不斷溢出專業技術領域從而在更為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從國際法角度看，這些國際組織制定的技術標準等，增加了新的跨國法律層級，促進了不同行為體基于多元規則的互動。不僅如此，它們還通過從“技術權威”向“規則權威”的角色轉化，促進治理決策權的復制、轉移和彈性機制建設，增強了全球治理的靈活性、功能性。[39]因此，雖然當今全球治理的兩種模式仍處于非對稱狀態，但國家中心治理的地位正在被削弱，而超國家中心治理逐步加強。
國際規范重構與新建兩種活動疊加，技術性特征凸顯。作為國際行為體互動的依據，國際規范發揮著規約和引領作用。從國際關系實踐看，國際規范演化通常有進化和退化兩種方式，無論采取哪種方式，國際規范演化的結果都會通過國際行為體互動方式的改變而對國際體系的結構和機制產生影響。數字技術發展及其所引發的生產方式變遷，通過國際行為體互動這一中介，引致國際規范演化過程中退化與進化并存，重構和新建共在，并通過相互競爭、相互補充所產生的復合效應而對國際體系的結構和運行產生影響。
第一，物理空間的國際規范正在重構。從歷史上看，國際規范重構通常是由于既有國際規范的退化所致。國際規范退化導致國際行為體在互動過程中無所依傍，對互動結果產生不確定感，從而對國際體系穩定構成威脅。國際行為體可以通過對既有國際規范的調整和改造，遏止國際規范退化趨勢。
在當今時代，數字技術的發展及其對生產方式的影響，構成國際規范重構的現實背景和內在驅動力。當下的國際規范重構行為主要發生在物理空間。由于生產方式數字化推動了全球價值鏈重構，既有國際經濟規范已不能有效適應重構后的全球價值鏈。這就需要對相關國際經濟規范進行調整，以保證全球價值鏈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進而保持國際經濟秩序的相對穩定。比如，由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制度性缺陷日益凸顯，其以往制定的相關國際經濟規范已明顯不適應當今國際經濟關系現實。創設新的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重構國際經濟新規范，已成為當今全球各大經濟體經貿政策主軸，相關協定也陸續形成。《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歐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美墨加協定》（USMCA）就是如此。
第二，數字空間的國際規范不斷新建。國際規范的新建也即新國際規范的生成并非發生在真空之中，它既對時空環境具有較為明顯的路徑依賴，[40]也取決于國際關系的現實狀況和發展趨勢。在當代，國際規范的新建大量發生在數字空間，具有顯著的技術特征，并因此豐富了國際規范的類型和數量，擴大了國際規范的調節范圍，改變了國際規范的調節方式。
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的“新疆域”（new frontiers），數字空間一度是國際規范的空白地帶，既有國際規范無法有效規約人類在數字空間的行為，從而無法形成穩定的數字空間秩序。為此，一些國際組織加快了數字空間規范建設步伐。比如，聯合國秘書長技術特使辦公室目前正聯合技術公司、民間社會、學術界等全球多利益攸關方，共同制定《全球數字契約》（Global Digital Compact），以塑造全球數字治理的綜合性規范，確保數字時代的安全、包容和變革，并擬于2024年召開聯合國“未來峰會”。[41]
此外，由于知識產權、數字監管等制度性因素已被視為國家比較優勢的新來源，因此各國在數字空間的國際規范方面的競爭加劇。從目前看，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體主導了數字空間新規范的構建。比如，《塔林手冊》（Tallinn Manual）就非常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它由北約卓越合作網絡防御中心邀請20位知名國際法專家精心撰寫而成，涉及主權、管轄權、國家責任、人權法、海洋法、國際電信法等15個領域的和平時期網絡空間國際法規則以及網絡戰國際法規則，由此構建了一個包含和平和戰爭時期、內容相對完整的網絡空間國際法規則體系。[42]通過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技術標準和貿易規則，發達國家可以在一定時段內保持技術優勢，并形成對自身有利的市場格局。在此期間，“后發企業或者國家想突破技術壁壘的成本巨大，只能讓利、遵循已經制定好的國際技術標準”[43]。
國際行為體互動方式及結果發生新變化。從歷史上看，每個時期都有影響廣泛、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技術，并對人類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產生深刻影響。馬耳他外交研究基金會執行董事約文·庫巴利加（Jovan Kurbalija）在《互聯網與通訊技術對當代外交的影響》一文中寫道：“電報和無線電技術的發明不僅改變了外交實施的環境，而且也在多種方式上改變了外交的手段”，“對電報通訊的壟斷賦予英國相當大的經濟、政治和外交權力”。[44]也因此，將通信與交通分離的電報系統，曾被視為具有重要政治和戰略意義的關鍵基礎設施。在當代，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影響廣泛、起決定作用的是數字技術，它的發展及其所引發的生產方式變遷，同樣導致國際行為體互動方式和結果出現新變化。
第一，數字企業的跨國互動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狀況的基礎性因素。由于數字企業特別是大型數字企業是數字技術的主要創造者和使用者，是生產方式變遷的重要推手，并且是國際數字分工與合作的主要推動者，因此數字企業數量上的快速增長、技術水平的持續提升、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使得它們之間互動狀況對國際關系現狀和走向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企業間的國際競爭呈現新特點，“大型數字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成為數字化時代國際競爭的重要類型，數字企業之間的跨國競爭構成了國際競爭的重要微觀基礎”[45]。另一方面，數字企業間的跨國合作也有了新樣態。比如，數字技術加速全球合同制造組織（Contrac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CMO）的出現。該組織通過增強單個生產企業國際互動能力，使其可以在更為廣闊的空間范圍內利用資源，降低交易成本，從而提高全球產業鏈的專業化水平和規模化程度。由此，外包（outsourcing）變得越來越流行。通過這種形式，主導企業可以更加專注于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而將非核心或價值相對較低的生產活動轉交給其他企業，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企業由此均可獲得發展機會，在全球價值鏈上的關系也因此更加密切。這對相關國家或地區之間的互動將產生積極影響。
第二，主權國家博弈焦點轉移，主要大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的競爭與對抗加劇。由于數字技術融入傳統生產要素所展現的巨大能量和成長潛力，主權國家之間博弈的焦點已由土地、資源、能源等傳統生產要素和物理空間轉向數字技術等新型生產要素和數字空間。主要大國為獲得數字技術領域的比較優勢，掌握數字空間主動權，陸續出臺本國的數字技術發展戰略。[46]作為物理空間的唯一超級大國和在數字技術領域存在顯著優勢的技術主導國，“美國將獲取數字空間的競爭優勢作為確保其國家繁榮、安全以及國際領導力的戰略工具”。美國通過國內立法、推動盟國／伙伴加入其發起的遏制中國數字技術能力的倡議或行動等方式，不斷強化與新興大國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的競爭與對抗，“圍繞信息技術的產業鏈‘脫鉤’趨勢明顯，網絡空間進一步分裂的風險加大”[47]。鑒于數字空間的重要性，其已被視為下一個時代新基建的核心內容。這種迥異于傳統基建的新型生產活動，主要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建設，以信息化和智能化為杠桿，旨在激發經濟發展新動能，填補新技術大范圍應用和數字經濟所需基礎條件的缺口。[48]
由數字技術發展及生產方式變遷所引發的國際關系領域的上述變化彼此交錯、相互疊加，形成了恩格斯曾精辟闡述過的“歷史合力”，促使在國際關系深度調整基礎上的國際體系轉型。國際體系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國際上層建筑與新型生產方式相適應以構建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秩序的過程。在這一相對緩慢、不乏曲折的歷史進程中，新舊因素雜陳，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交織。由于國際體系轉型的方向和結果關涉存在其間的每個國際行為體，因此籌劃和推動新的國際體系建設，就成為事關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重大議題。[49]
結語
數字技術的出現和發展，是當今世界影響巨大而深遠的社會事實，關乎各國前途命運，關乎世界人民福祉。數字技術在多個方面引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變化，形成生產方式數字化趨勢。進而，生產方式的這種變遷通過國際行為體、國際規范等多種要素的深刻變化，促使當今國際體系在國際關系深度調整基礎上的轉型。國際體系轉型又將作為一種結構性力量，對數量眾多的國際行為體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觀察和思考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應當高度關注和深入分析上述一系列現象及演化趨勢。
數字技術引發的國際體系轉型，意味著中國發展的外部戰略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既意味重大挑戰，也蘊含著重大機遇。關鍵在于如何選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切實行動。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新興大國、同時也是數字化時代的數據大國與數字技術大國，中國應當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在持續提升國家能力和國家實力的進程中，建設性地參與全球數字治理，積極推動形成世界數字共同體。
注釋
[1][2][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561、561頁。
[3]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613頁。
[4]余明鋒：《還原與無限：技術時代的哲學問題》，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第32頁。
[5]陸奇：《數字化的長潮與巨浪：何去何從》，朱民主編：《未來已來——全球領袖論天下》，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第305頁。
[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戰略選擇”課題組：《全球技術變革對國際經濟格局的影響》，《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6期。
[7]參見《“元宇宙”等如何定名釋義？全國科技名詞委研討會形成共識》，2022年9月15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915/c1004-32526554.html。
[8]王政：《我國移動物聯網連接數占全球70%》，《人民日報》，2023年1月30日，第1版。
[9]J. Manyika; S. Lund; J. Bughin et al.,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Mar. 2016,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digital-globalization-the-new-era-of-glo.
[10]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治理白皮書（2022年）》，2023年1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1/t20230110_413920.htm。
[11]哲學家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曾言：“18世紀末第一次工業革命來臨時，人們發現了如下的互逆命題：沒有財富就沒有技術，但沒有技術也就沒有財富。”參見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車槿山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56頁。
[12]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十余年間，受制造業產能過剩的影響，金融資產回報率日趨降低，大量資本日益轉向有風險的資產，高科技公司尤其是數字技術公司成為首選。參見尼克·斯爾尼塞克：《平臺資本主義》，程水英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頁。
[13]"IDC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IDC_P33195.
[14]參見楊玉秀：《數字技術深度影響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1月1日，第6版。
[15][21][26]R.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 12, 7.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頁。
[18]何玉長、王偉：《數字生產力的性質與應用》，《學術月刊》，2021年第7期。
[19]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2014年出版的專著《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系統闡釋了數字勞動概念，構建了數字勞動研究的理論基礎。
[20]參見姚建華：《數字勞動：理論前沿與在地經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
[22]馬克思曾對兩者關系有過經典闡述。參見馬克思：《雇傭資本與勞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3]參見孫蚌珠、石先梅：《數字經濟勞資結合形式與勞資關系》，《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5期。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頁。
[27]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一般是指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行動、轉變為現實的能力，大體包括強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實證研究顯示，國家能力與國家發展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參見王紹光：《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發展》，《中國政治學》，2019年第1輯。
[28]截至2022年6月底，全球市值超過100億美元的數字平臺企業共67家，其中前四家（蘋果、微軟、亞馬遜、谷歌、臉書）均為美國企業。參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治理白皮書（2022年）》。
[29]研究顯示：世界各國金融實力十分懸殊。占全球人口不足1/5的高收入國家擁有世界90%以上的金融資產，而占全球人口至少1/3的低收入國家所擁有的金融資產不超過1%。參見希爾頓·L.魯特：《資本與共謀：全球經濟發展的政治邏輯》，劉寶成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62頁。
[30]方英：《數字貿易成為全球價值鏈調整的重要動力》，《人民論壇》，2021年第1期。
[31]轉引自孫靜、張雅綺：《扎克伯格，何以至此？》，2022年11月12日，http://www.zgznzx.sosol.com.cn/zixun/2022/1112/9419.html。
[32]M. Kelton; M. Sullivan; Z. Rogers and E. Bienvenue, "Virtual sovereignty? Private Internet Capital, Digital Platforms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98(6).
[33]參見劉紅凜：《技術革命驅動政黨轉型發展：歷史邏輯與當代演繹》，《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6期。
[34]關于當今世界各國、各地區政黨政治發展狀況，參見周淑真主編：《世界政黨發展報告（2021-2022）》，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第1～37頁。關于數字技術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參見陳家喜、陳碩：《數字時代的政黨政治：變化、形態與爭議》，《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孫會巖、郝宇青：《人工智能時代的西方政黨政治：機遇、發展與困境》，《國外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35]參見溫堯：《理解政黨跨國交往：意愿、稟賦與形態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9期。
[36]參見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結構與向度》，劉小林譯，陳家剛主編：《全球治理：概念與理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98～100頁。
[37]參見耿召：《政府間國際組織在網絡空間規治中的作用：以聯合國為例》，《國際觀察》，2022年第4期。
[38]參見魯傳穎：《網絡空間治理與多利益攸關方理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年；于宏源：《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動因與路徑選擇》，《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2期。
[39]參見周銀玲：《標準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及與國際法的關系》，博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國際法系，2015年。
[40]潘亞玲：《國際規范生成：理論反思與模型建構》，《歐洲研究》，2019年第5期。
[41]"Global Digital Compact: Background Note," 17 Jan. 2023, https://www.un.org/techenvoy/sites/www.un.org.techenvoy/files/Global-Digital-Compact_background-note.pdf.
[42]參見邁克爾·施密特總主編，麗斯·維芙爾執行主編：《網絡行動國際法塔林手冊2.0版》，黃志雄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43]劉曉龍、李彬：《國際技術標準與大國競爭——以信息和通訊技術為例》，《當代亞太》，2022年第1期。
[44]保利娜·克爾、杰弗里·懷斯曼主編：《全球化世界的外交：理論與實踐》，張清敏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6、167頁。
[45]保健云：《世界各國面臨數據與數字技術發展的新挑戰》，《人民論壇》，2022年第4期。
[46]參見王存剛：《全球價值鏈重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新趨向》，《人民論壇· 學術前沿》，2022年第9期；余南平：《全球價值鏈對國際權力的形塑及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12期。
[47]徐奇淵、東艷等：《全球產業鏈重塑——中國的選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23頁。
[48]參見殷德生：《“新基建”：加速數字經濟的賦能升級》，《文匯報》，2020年3月26日。
[49]參見楊潔勉：《當代國際體系的漸變和嬗變——基于兩個三十年的比較與思考》，《國際展望》，2022年第2期。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hange in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Wang Cungang
Abstract: Productivity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all human history, while technology is a core ele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rimary productivity". Historically, any maj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trigger a slow or rapid adjustment of the superstructure through a change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t present, digital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all field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Through the digitization of means and subjects of labor and changes in the mode of labor, productivity has undergone a qualitative leap.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ducts, changes in the way labor and capital are combined and the adjustment of corporate production mode, production relations have also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mode triggered by the combined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has led to new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which in turn would result in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adapting the international superstructure to the new mode of produc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s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hich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exter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production mode,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 trans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