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的天下大義與睦鄰政策體現了中國歷代以來的和平主張。明朝建立之初確定了“中國奠安、四方得所”的睦鄰政策，不僅將朝鮮、日本、安南等十五國列為不征之國，而且在外交中秉持“固宜不與之較”的立場。明朝雖不干預朝鮮半島內政，但注重對其百姓的撫綏，希望在“天下國家”之間建立起德治共識。萬歷年間的抗倭援朝正是出于對天下大義的維護，盡管這一戰爭間接影響了中國王朝的易代，但卻恢復了東亞地區的政治秩序。

【關鍵詞】明朝  天下大義  睦鄰政策  區域和平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明朝的天下構想與睦鄰政策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派遣使者到三十六國傳遞明朝“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的消息，并闡明明朝的天下構想。在朱元璋看來，“天下”分為“中國”與“諸蠻夷小國”。明朝雖然繼承了元朝的正統，但并不會繼續元朝征服四夷的政策。洪武元年（1368年）頒發給安南的詔書講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表明了明朝要以與中國“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待其他國家，并不強求其臣服。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奉天門召集群臣闡述明朝對外政策時又講到：“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朱元璋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這一政策，在留給子孫的《皇明祖訓》中，他列出了十五個不征之國，包括朝鮮、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真臘、蘇門答臘、爪哇等東亞、東南亞鄰國。除了派遣使者至三十六國外，明朝還向另外的三十一國闡明了明朝的天下大義。明朝的天下構想，旨在維系“中國奠安、四方得所”的政治格局，其中包涵“一視同仁”“非有意于臣服”的倫理規則與情感關懷。這正是對中國歷代睦鄰政策的延續與發展。

明朝的睦鄰政策鮮明表現在對朝鮮半島問題的處理上。元明易代時的朝鮮半島尚處于高麗王朝的統治之下。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遣使者到高麗通報明朝的建立。次年，高麗奉賀表進貢，明朝冊封高麗王。雙方政治關系雖得以建立，但高麗不愿遵循元朝時的疆界劃分，向明朝提出將鐵嶺以北劃歸高麗統治的要求。鐵嶺位于今日朝鮮咸鏡道與江原道交匯處，原本是元朝與高麗之間的界山。鐵嶺以北、以東、以西居住著女真、韃靼人，鐵嶺以南居住著高麗人。元朝在東北的統治瓦解后，明朝在鐵嶺設衛。朱元璋在給禮部尚書的諭旨中明確界定了鐵嶺的主權歸屬：“舊既為元所統，今當屬于遼。”朱元璋判斷高麗提出領土要求的用意在于“今復以鐵嶺為辭，是欲生釁矣”，但他又認為“固宜不與之較”，愿意將國境線后退，滿足高麗的領土要求。明朝之所以作出讓步乃是為了實現“四方得所”的睦鄰政策。

明朝睦鄰政策還體現在對朝鮮半島內部事務的不干預上。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麗右都統使李成桂在進軍鴨綠江威分島時發動兵變，回軍廢黜了高麗王，隨后自立為王。面對朝鮮半島非正常的政權更替，朱元璋的態度是：“我不問，教他（李成桂）自作自要，撫綏百姓，相通來往。”一方面，明確表示不干預其內政；另一方面，也關注百姓的生活安寧與中朝間的往來互通。在李成桂的奏請下，朱元璋為之選定了“朝鮮”國號。此后歷代朝鮮王均向明朝求取冊封，冊封范圍包括王、王世子與王妃。通過非正常程序登上王位者，更要借助明朝的冊封來確立統治合法性。可以說，朝鮮王朝的政治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朝的睦鄰政策。

明朝對冊封、朝貢有相當具體的禮儀規定，并制定了《蕃國迎詔儀》，主要見于《明會要》卷五八《蕃國迎詔儀》和《明集禮》卷三二《賓禮·蕃國接詔儀注》。朝鮮在明朝的禮制體系中居于特殊地位。除告哀、進賀等事宜派遣使者外，朝鮮每年派出三次貢使，分別是賀正、圣節、千秋。后來又增加冬至的朝貢，形成一年四貢的常貢制度。在明朝的天下秩序中，朝鮮朝貢次數最多。在官方祭祀禮儀中，高麗（朝鮮）、安南的山川與明朝治下的內地一體祭祀。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壬午，朱元璋下詔：“今安南、高麗皆臣附，其國內山川宜與中國一體致祭。”洪武八年（1375年），進一步明確：“廣西則宜附祭安南”，“遼東則宜附祭高麗”。

除了在禮制上確立與高麗（朝鮮）、安南的關系，明朝還希望其統治者能接受“圣人之道”，在“天下國家”之間建立起有關德治的共識。如朱元璋曾下詔給高麗王講授治國之道，并授予儒家經典及《漢書》《資治通鑒》等史籍。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派遣使者將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通鑒綱目》賜予朝鮮世宗李祹。明宣宗對禮部尚書說：“圣人之道與前代得失俱在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聞祹勤學，朕故賜之。若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可見，明朝皇帝不只是希望朝鮮世宗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也希望朝鮮民眾能由此受到德政的恩惠。

明朝的睦鄰政策得到了朝鮮的積極回應，雙方凝聚了政治互信與文化共識。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鮮中宗李懌上表稱朝鮮是“為冠裳國”“恥與虜同”。朝鮮服飾由明朝頒發樣式，因而在其認識中，其以衣冠之國在明朝的天下秩序中占有獨特的位置，不能與蠻夷之國等同。為此，明世宗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下詔給朝鮮：“朝鮮素稱恭順，較之諸夷不同，而國家禮遇其國，亦未嘗以夷禮待之。”表明明朝一直將朝鮮視為禮儀之邦，未將其以夷狄之禮對待。

明朝的大義意識與抗倭援朝

明朝的睦鄰政策最鮮明地表現在援助朝鮮抵抗倭寇的戰爭中。萬歷十九年（1591年）十一月，朝鮮王李昖報知朝廷，日本“明年三月間要來侵犯”。萬歷二十年（1592年）四月，豐臣秀吉十七萬軍隊侵略朝鮮，五月朝廷接到朝鮮告急文書：“倭船數百，直犯釜山，焚燒房屋，勢甚猖獗。”明朝立即舉行廷議：“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七月，明神宗下詔：“倭陷朝鮮，國王逃避可憫。援兵既遣，仍諭彼國大臣集兵固守，控險隘以圖恢復，豈可坐視喪亡。”“可憫”成為明朝援朝的情感驅動力，激發出維護天下大義的道德感。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明神宗敕諭朝鮮王，闡明了抗倭援朝的戰爭性質：“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以當責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

明神宗的敕諭言明，援助朝鮮完全是出于大義，明朝對朝鮮并無領土野心。其中“以大義發憤”之語，深刻表述了古代東亞政治秩序中的倫理原則與情感關懷。故而明朝在派遣行人往諭明軍整裝待發的同時，還傳檄琉球、暹羅，動員他們共同發兵維護天下大義。

萬歷二十年到二十一年間（1592-1593年），明軍以不到四萬之眾對抗倭寇二十萬，收復朝鮮大部國土。在與倭寇的和談中，明朝提出了三項基本要求，旨在維護朝鮮的領土完整與權益自主：一是勒令倭寇全部回國；二是可冊封日本王，但是不許通貢；三是日本必須發誓不再侵略朝鮮。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明朝正使楊方亨、副使沈惟敬抵達日本，完成對豐臣秀吉的冊封。豐臣秀吉感到侵略朝鮮的戰略目標沒有實現，于是在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再次調遣十四萬倭寇入侵朝鮮。明朝隨即調集北方諸鎮薊州、遼東、宣府、大同、陜西、山西諸軍，并募集四川、浙江兵士，調福建、吳淞水軍，再入朝鮮。六、七月間，日軍兵船數千艘占據釜山、慶州、閑山。十一月，明軍集結漢城，分三協進擊蔚山。

明朝在援朝戰爭中犧牲巨大。蔚山之戰初期，明軍取得很大戰果。后來倭寇援軍虛張聲勢，經略楊鎬不辨虛實并逃離戰場，導致明軍潰退戰死者達兩萬之多。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七萬明軍分四路進軍，對倭寇全面攻擊。十月，豐臣秀吉的死訊傳來，明軍加緊進攻。十一月十七日夜，原守蔚山的倭寇東路加藤清正率先從海上撤退。明軍在追擊的同時向倭寇中路石曼子、東路小西行長所部發動進攻。總兵陳璘率領水軍一萬三千人、戰艦數百艘，封鎖忠清、全羅、慶尚諸道的海口要道。明朝水軍焚燒小西行長戰船百艘，中路的石曼子西援小西行長，又被陳璘擊殺。明軍副總兵鄧子龍與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率領水軍邀擊日軍于釜山南海，殲滅日軍萬余人。鄧子龍、李舜臣也在這次戰役中犧牲。

抗倭援朝后東亞秩序的重構

萬歷援朝之役踐行了天下大義，制止了日本的侵略，維護了朝鮮的領土完整，但明朝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了戰爭中的人員犧牲之外，軍餉花費達到數百萬兩白銀之多。有學者認為，為了維系財政平衡，明神宗派遣宦官出任礦監稅使，加緊搜刮，導致民窮財盡。《明史》也評價：“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援朝戰爭引發了東北地緣格局的變動。在援朝戰爭開始時，努爾哈赤已完成對建州女真的統一，成為東北亞重要的政治勢力。萬歷二十年（1592年）七月，加藤清正“遂引兵渡豆滿江，深入老土部落，攻陷城塢，胡人四起邀擊，士卒多死傷”。倭寇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使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據《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卷三十“二十年九月十二日”條記載，女真建州貢夷馬三非等向明朝告稱：“本地與朝鮮，界限相連，今朝鮮既被倭奴侵奪，日后必犯建州。奴兒哈赤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皆精勇慣戰。如今朝貢回還，對我都督說知，他是忠勇好漢，必然威怒，情愿揀選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努爾哈赤請求出兵朝鮮、抗擊倭寇。女真勢力的這一動向真實反映了倭寇對東北亞地區秩序的破壞以及明朝抗倭援朝的人心所向。明朝兵部令遼東都司了解情況，由于朝鮮對女真入朝持反對態度，導致努爾哈赤的出兵請求未獲批準。東北局勢演變為：明朝遼東都司盡全力投入朝鮮戰場，努爾哈赤則將戰略重點放在中國東北。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努爾哈赤擊敗由海西女真四部、長白山女真二部、蒙古、錫伯等部組成的九部聯軍。此后的二十年間，努爾哈赤向北滅野人女真，再滅海西女真，并爭取到蒙古科爾沁部的支持，控制了遼東邊外的大部分地區。直到努爾哈赤聯絡蒙古試圖攻占海西葉赫部占據的開原北關，明朝才意識到努爾哈赤的威脅，但此時努爾哈赤已占據軍事上的主動地位。

援朝戰爭促進了朝鮮對明朝的情感認同。朝鮮大儒宋時烈曾說：“至于壬辰之變，受報酬勤，宗社亡而復存，生民死而復生，環東土數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德之所濡哉？”萬歷援朝之役時任朝鮮王宣祖的李昖，手書“再造藩邦”四字傳世以不忘明恩。天啟七年（1627年）、崇禎九年（1636年），后金兩征朝鮮，朝鮮被迫斷絕與明朝的君臣關系，轉而成為后金藩屬。據宋時烈記載，仁祖李倧每到明朝慶節都會獨自到后園痛哭拜跪。明朝滅亡后，朝鮮在很長時間里仍舊使用“崇禎”年號，還在朝鮮王宮和清州華陽洞的萬東廟與朝宗巖設立大報壇，祭祀明熹宗與明思宗。

盡管從明朝的立場上看，抗倭援朝戰爭的代價是高昂的，但其意義又是非凡的。它不僅維護了道德層面的天下大義——這一大義為清朝所繼承，而且在現實層面遏制了倭寇勢力對區域和平的破壞。經由抗倭援朝戰爭，倭寇勢力退回日本后再次陷入混戰。即便是重建統治秩序的江戶幕府，亦再未發動大規模的對外侵略戰爭。因此，萬歷年間的抗倭援朝戰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明實錄》，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②[韓]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電子數據庫網站。

③[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④[清]龍文彬：《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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