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農業現代化離不開農村現代化，農村現代化有賴于城鄉融合發展。新時代農村現代化建設需要鼓勵承包地經營權流轉，推動農業規?；洜I，實現與鄉村振興需求相適應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們要持續抓好以鄉村振興為重心的“三農”各項工作，大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農業強國而努力奮斗。

【關鍵詞】農村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  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2月14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這是“農業強國”首次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中。2022年我國農業克服疫情災情影響再獲豐收，糧食產量已是連續第8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確保了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同時，我們應當清醒看到，當前我國農業農村基礎差、底子薄、發展滯后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經濟社會發展中最明顯的短板仍然在“三農”，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農村。

勞動力和人口因素是當前我國統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障礙

我國作為一個后發大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既要遵循客觀規律、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又要立足我國實踐，探索更加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符合農業生產特點，符合農民群眾愿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農村經營體制的最優解，在解放農村生產力特別是在解決城鄉居民吃飯問題方面成效顯著。但是，農戶承包地切割細碎，經營規模過小，加之多數鄉村集體經濟被削弱或解體，服務化體系不健全，有“包”無“統”的小農經濟的局限性也很快就暴露出來，農民的增產增收潛力不大，伴隨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城鄉間的差距逐漸拉大，“三農”問題凸顯。

現代農業是商品經濟，要求種植科學化、作業機械化、管理信息化、產品標準化，這一切都要以達到一定的經營規模為前提。因此，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就鼓勵土地使用權流轉，同時一再延長土地承包期，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條底線，目的就是為了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政府還提出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為農戶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產經營服務，黨的十九大以來進一步提出要通過發展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隨著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外轉移，一些地方農忙季節缺人手問題越來越突出、務農勞動力老齡化越來越明顯、農戶兼業化副業化越來越普遍，“誰來種地”“地怎么種”，日益成為我們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非?？欤?979-2010年32年間共轉移22697萬人，年均轉移709萬人；2011年以來速度有所放緩，截至2018年8年間共轉移4613萬人，年均轉移577萬人。早在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就指出中國四分之三的農村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同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覆蓋17省、自治區，2749個行政村的調查同樣顯示，74.3%的村莊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四分之一的村莊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基本就從此脫離了農業，家里的農田就交給留守的老人和婦女打理；后來青壯年婦女也陸續轉移出去，從事農耕的以家里的老人為主。

從全國三次農業普查的數據看，農業從業人員年齡分布中，51歲及以上的比重從1996年的18.1%上升到2006年的32.5%，到2016年僅55歲及以上的比重就超過了三分之一，達到33.6%。1996年35歲及以下的比重占了半數以上為53.8%，20年后降到不足19.2%，到2020年這一比重更是降到了13.6%。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較為嚴重，而且近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加速。農民工的年齡構成變化，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斷減少，農村勞動力老齡人口占比不斷加大。據調查，農民工的平均年齡2005年還只有28.6歲，10年后就提高到39歲，2021年達到41.7歲，同年50歲以上的農民工就占到了27.3%。從受教育程度來看，以2016年為例，農民工與農業生產經營人員，未上過學的分別占1%、6.4%，小學文化程度分別占13.2%、37%，初中文化程度分別占59.4%、48.4%，高中文化程度分別占17%、7.1%，大專及以上分別占9.4%、1.2%，前者顯著優于后者。伴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低質化是我國農業現代化面臨的突出問題。

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背后是農村人口的日趨老齡化。202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但老齡化水平城鄉差異明顯。從全國看，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6.61個百分點。老齡化水平的城鄉差異，除了經濟社會原因外，與前述勞動力轉移造成的人口流動關系密切。老齡化的同時是家庭的空巢化和村莊的空心化。2020年中國農村養老現狀國情報告指出，農村老人半數處于空巢狀態。按照農村老齡化人口的比例，在農村至少有1.5億的空巢老人。實際上另一半老人也接近處于空巢狀態，因為家里的年輕人基本只有過年時才會回來相聚，平時他們在村里的房子空著，即便是退出或者失去了工作也住在城里?，F在多數鄉村除了住著一些老年人以外，平時很少看到年輕人的身影，孤獨是鄉村老年人的共同特征。由此可見，老齡化是我國農業農村面臨的共同難題，是我國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大挑戰。如何破解這一難題，需要從經濟和社會層面統籌解決。

鼓勵承包地經營權流轉，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動農業規模經營

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導致農戶經營后繼乏人，隨著這批勞動力的勞動能力逐漸喪失，農戶有了越來越強烈的土地流轉需求。所以，2008年中央號召“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以來，全國農村的土地流轉陡然加速，流轉面積由2008年的1.09億畝快速擴大到2017年的5.12億畝，年均擴大0.45億畝；土地流轉率由2008年的8.85%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36.97%，年均上升2.81個百分點。截至2020年，全國農戶家庭承包地流轉面積達5.32億畝，約為2010年的3倍，土地流轉規模不斷擴大，說明土地流轉是農村土地資源配置方式的重要演進方向。流轉的去向以農戶為主，占46.76%；其次為合作社，占21.52%；再次為家庭農場，占13.39%；最后為企業，占10.44%；其他主體占7.89%。合作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是目前最主要的幾種土地規模經營形式，代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一條重要路徑。截至2021年9月底，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223萬家，帶動全國近一半農戶。全國家庭農場超過380萬個，平均經營規模134.3畝。全國縣級以上龍頭企業9萬家、聯合體7000多個，輻射帶動1700萬農戶。

土地流轉的方式以出租和轉包為主，此外還有少量互換、入股等。政府也在部署深化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土地銀行”模式。轉讓的情形相對較少，而且越來越少，表明農民的土地“黏性”很強，一再延長的土地承包期限加強了農民的土地權屬意識。中央也反復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穩定基本生產關系。從法律上講，農戶即便是脫離了農業生產領域，其土地承包權也可以帶走和繼承，其土地經營權可以憑個人意愿處置。

近年來，我國堅持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將其作為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基本途徑和主要機制。按照市場化、專業化、社會化方向，積極培育適應小農戶需求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截至2021年9月底，農業專業服務公司等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已超過95萬個，服務小農戶7800萬戶。針對小農戶開展農業生產多樣化需求，因地制宜發展單環節、多環節、全程托管等多種服務模式。中央財政通過農業生產發展資金，扶持面向小農戶的生產托管服務。組織搭建全國和區域性農業社會化服務平臺，推動裝備、設施、技術、人才等資源高效整合，促進服務需求與供給有效對接。鼓勵支持涉農企業創新開展社會化服務，采取“農資+服務”“科技+服務”“互聯網+服務”“農機+服務”等方式，將小農戶嵌入現代農業產業鏈條中。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持其帶領小農戶發展優勢特色產業，創辦多種形式的服務實體，為小農戶提供勞務介紹、土地流轉、生產托管等統一服務。2020年，全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營業收入超過1600億元，服務面積達16.7億畝次。其中，農業生產托管正日益成為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后帶動小農戶發展規模經營的主推服務方式。

但是，在那些土地流轉困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戶難以承受種植成本上漲的地方，存在不少“耕地撂荒”的現象。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一方面有效減少了農業生產的過密投入，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又導致務農勞動力人力資本和經營能力下降，剩余的婦女、老人只能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隨著這些從業人員勞動能力下降，精耕細作可能會變為粗放經營，甚至干脆撂荒，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影響了科學知識的普及、良種的推廣與新技術的采用。至于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二代”“三代”，早已脫離土地與農業生產，與土地的黏度和對土地的依賴大大降低，寧可在外打零工也不去種田，家里的土地如果無人代為打理，就會主動放棄承包權或者將土地撂荒。當然，也有社會資本下鄉圈地“圈而不用”或者將基本農田改為他用的現象。2021年農業農村部印發《關于統籌利用撂荒地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各級農業農村部門充分認識遏制耕地撂荒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完善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推動將統籌利用撂荒地情況納入考核指標；加強指導服務，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加強宣傳引導，提高遏制耕地撂荒的自覺性。這些政策措施對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確保糧食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無論土地規模經營，還是服務規模經營，都是振興我國農業、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隨著農村勞動力和小農戶的自然減員，從趨勢上講，與社會化服務相結合的土地規模經營的優勢會不斷釋放出來。有研究指出，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及農業生產力水平，我國糧食生產專業農戶的土地經營規?？蛇_到9公頃左右，這個規模有可能降低糧食生產成本30%左右，其他農產品生產領域的經濟效益也會有明顯提高。所以我們要因勢利導，把握好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土地流轉內在需求增強的契機，引導土地流轉，推動規模經營。

將鄉村振興戰略與新型城鎮化戰略相銜接，做好城鄉融合發展這篇大文章

我國拓展農地經營規模的最大障礙，在于農村人口較多。從絕對量上看，自1995年達到峰值后，我國農村人口規模一直在不斷縮小，從85947萬人減少到2021年的4983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82.08%下降到1995年的70.96%，2021年為35.3%。但這個比重還是較高，同年美國是18%，德國和法國分別是24%和20%，韓國和英國約為17%，日本只有6%。日本和韓國人均占有耕地資源接近我國的三分之一，農民戶均占有耕地面積三至四倍于我國?？梢娤啾劝l達國家，我國的農業人口還可以再減少。同時，我們還有常住農村人口和戶籍農業人口的差別，2021年按照戶籍農業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僅為46.7%，比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低18個百分點。后者多出來的這18個百分點的人口主要是以外出農民工為主體的“準城市人口”，他們常年工作在城市，卻享受不到市民的完整權利。

歷史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和受其制約的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們城市化滯后工業化、就業結構滯后產業結構，從而導致農村發展緩慢、農業生產率長期低下的主要原因。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人為核心、以提高質量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推動下，全國有1.3億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21年的46.7%，8年增加10.8個百分點，同期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54.49%增加到64.7%，共提升10.21個百分點?？梢钥闯?，2013年至2021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是稍快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勞動力轉移不暢，戶籍人口城鎮化進程長期滯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進程，是較難適應鄉村振興的需求的。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步伐大大加快，戶口遷移政策普遍放開放寬，中西部地區除省會城市外，基本實現了城鎮落戶零門檻。東部地區除少數超大、特大城市外，進一步放寬了落戶條件，農村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更加便捷。居住證制度實現全覆蓋，以居住證為載體、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進一步健全。但是總的來看，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速度還不夠快，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二元結構為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設置的屏障還未拆除。

與鄉村振興需求相適應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要體現在城市內部，還要體現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城鄉資源的雙向流動，推進農業比較收益提升、農村產業多元化和生活便利化，吸引資本下鄉和高質量勞動力回鄉創業，進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要求到2022年基本打通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制度性通道、初步建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到2035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城鄉全面融合、鄉村全面振興?，F在看來，我們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推進上不及預期，如期實現既定目標仍需努力。

伴隨城鎮化的加快和農村人口的大量減少，必然出現農村的空心化和人口老齡化現象，因此在完善城鄉統一規劃的基礎上推進農村居民點整理，這既是新型城鎮化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口，也是推動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通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目標是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2018年出臺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強調，要堅持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雙輪驅動，統籌城鄉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強化空間用途管制，推進城鄉統一規劃，優化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按照“集聚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搬遷撤并類”四類推進鄉村振興，打造各具特色的現代版“富春山居圖”。除了統一的城鄉規劃以外，農村居民點整理還需要與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結合在一起，建立統一的土地市場。一是可以有效拓展耕地面積并大大推進土地規模經營，二是可以優化使用農村建設用地，三是可以將農民的土地權益轉化為財產性收入，四是可以重建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五是可以為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節省大量資金。在此基礎上，新型城鎮化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一定能快速推進并落到實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人民日報》，2023年2月14日。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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