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是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精神、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新時代文化戰略。講好儒釋道思想故事既是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也是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效能工程。儒釋道思想是中華文明的根基和命脈，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基礎敘事。一方面，要制定“走進去”戰略，系統構建四大儒釋道對外話語體系：治國理政政治話語體系、中醫養生民間話語體系、慈悲包容宗教話語體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公共話語體系；另一方面，要制定“走出去”戰略，系統實施五大國際傳播戰略，即儒釋道思想語料庫建設、儒釋道思想返本開新學術交流、儒釋道思想跨媒介敘事、儒釋道思想儀式化生活和儒釋道思想關鍵詞對外傳播。
【關鍵詞】國際傳播戰略 中華文化傳播 儒釋道思想 對外話語體系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2.007
【作者簡介】陳先紅，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故事創意傳播研究院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公共關系分會會長。研究方向為公共關系與戰略傳播、中國故事與國際傳播、新媒體與品牌傳播。主要著作有《現代公共關系學》《公共關系生態論》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講好儒釋道思想故事既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傳承工程，更是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出去、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效能工程。儒釋道思想故事不僅是具有文化感召力和話語說服力的中國好故事，更是真正意義上具有價值共享力、輿論引導力、傳播影響力的世界好故事。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的新格局，要求我們必須從中華儒釋道思想文化的源頭之處，加快構建中國故事與中國話語的互文機制和敘事體系，用中華儒釋道思想故事不斷推進中華文化自信自強，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效能，不斷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的戰略意義
大約從東晉開始到隋唐時期，中華文化逐漸形成了以儒家入世思想為主體、以道家出世思想與佛家慈悲思想為補充的文化體系，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歷時1600年左右[2]，對今天中國人的文化基因、知識構成、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精神底色都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究其實質是儒釋道文化，儒釋道思想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產物。梁啟超認為，漢朝以前，中國是“中國之中國”，可以理解為諸子百家的融合，是中國內部的文化融合；唐宋時代，中國是“亞洲之中國”，是儒釋道的融合；明清以來，中國是“世界之中國”，是與歐美文明的融合。[3]從文明互動視角來看，儒釋道思想不僅是“日月交輝，大放光明”的中華文明的根基和命脈，也是“經天緯地，照臨四方”的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產物。
儒釋道天人合一思想是中華文明的根基和命脈。中華文明是以“天下人之天下”的儒家思想、“以天下觀天下”的道家思想融合了“普渡眾生，悲憫天下”的佛教思想，由此建構世界永久和平和優先保障萬民普遍利益的高級文明形態。[4]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天下國”之說，“天”反映了中國人的自然觀，“天下”反映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天下大同”反映了中國人的國家觀，“天人協調”反映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于對“天”“人”關系的研究[5]，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所謂天人合一就是天命與人生合二為一。比如《周易大傳》的天人協調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其中調整和引導自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為天文與人文并不互相對立而是互相關照。且人在其中可以進一步發揮如《中庸》的“與天地參”、孟子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主觀能動性，實現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從宋代張載的“一物而兩體”“三才而兩之”、程頤的“天、地、人，只一道也”、程穎的“人與天地一物也”等思想，到道家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齊物論》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佛教奉行“眾生平等”“依正不二”，等等，這些儒釋道思想都反映了人道即天道，人類道德原則和自然規律相一致，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人協調，等等[6]，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也成為中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基因和緣起。
如果說中華儒釋道思想是中華文化對人類歷史的最大貢獻[7]，“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則是中國對人類未來發展的重要貢獻。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體現了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各種關系的天人合一，比如人與人關系的“共同富裕”，人與自我關系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社會關系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以及國與國關系的“和平發展”，都蘊含著深厚的儒釋道思想底蘊。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超越國家、民族和宗教之間隔閡紛爭和沖突的中國傳統“天下”智慧的現實運用，儒釋道天人合一思想能夠為各種文化相互補充、各民族和平并存、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四海一家”“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為21世紀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提供中國特色的宇宙觀、世界觀和國家觀。
儒釋道和合思想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基礎敘事。黨的二十大報告吹響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號角。習近平總書記真誠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國際輿論認為，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增強了中國軟實力，逐漸轉變了當今中國在世界舞臺的角色，即從“中國制造”的物質產品供應商轉變為提出“天下體系”的文化思想與生活方式主要影響者。趙汀陽在《天下體系》一書中指出，“古人深謀遠見，早有天下之論，堪稱完美世界制度之先聲，進可經營世界而成天下，退可保守中華于亂世，固不可不思”。[8]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類文明多樣、平等、包容的交流觀，交流、互鑒、共存的方法論，并對中華文明的時空定位與內涵進行闡釋，“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理念植根于中華儒釋道文明的歷史實踐，因應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現實需求。正如薩義德所言：“我們無需關注人為的文明沖突，而需關注不同文明的慢慢融合，這些文化是重疊的、交融的和共存的。”[9]比如，有研究運用計算民俗學探討了數百個越南民間故事受儒釋道價值觀啟發的行為模式，發現儒釋道三者存在共存、趨同甚至統一的“文化可加性”現象。[10]以中華儒釋道思想為基礎的“和合理念”，是新時代人類交流互鑒、包容共存的基本思想和底本敘事。
從中國文化傳統來看，和合思想與中國儒釋道思想都有淵源[11]，且是儒釋道思想的產物。從儒家思想來看，“和”與“中”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主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包括國族、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倫關系。儒家“中和”思想的基本特征有三[12]：一是“執兩用中”，強調思維與行動上的對立統一的辯證法；二是“權變與時中”，強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時因地制宜；三是貫通“道”的體用，認為“中和”是宇宙人生的最高準則，從而將孔子的“執中求和”從方法論上升為本體論。
從道家思想看，道家的“道論”本質和表現就是“中”與“和”。《老子》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文子·上德》言：“和居中央。”由此可見，道家思想是將“中”與“和”放置在宇宙論的高度進行審視的，其中“中”作為本體的象征性表達，“和”則被理解為“道”的功用和狀態，二者雖未連接為一個固定的詞語，卻具有密切的聯系，可以概括為“中體和用”的思維理路。[13]
從佛家思想看，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初依附于漢之道術，后依附于玄學，基本上都是運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來進行解釋和傳播。[14]兩晉南北朝時，道教興起，雖有“佛先”還是“道先”的隋唐兩代“論衡”之爭，但結果多以崇佛或崇道的君主決定“道佛”孰先孰后，并將其納入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之中，故唐高祖李淵謂“三教雖異，善歸一揆”，“（佛、道）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四），慧遠弟子宗炳《明佛論》中說：“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唐朝宗密《華嚴原人論序》中說：“孔、老、釋迦皆是至圣，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萬行……懲惡勸善，同歸于治，則三教皆可遵行。”
總之，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中，儒家主張“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主張“道法自然”“有容乃大”，佛家主張“普渡眾生，慈悲為懷”，儒釋道三家的經典思想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包容性、調和性。三者在歷史上相互補充、相互吸收，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湯一介認為，儒釋道是我國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的思想觀念基礎，對世界“和平共處”，對“人類普遍和諧”有重要貢獻。[15]中國道路沒有好戰的基因，是通過自我積累發展起來的，既沒有搞霸權、掠奪和殖民，也沒有對外轉嫁矛盾和危機，靠的是和平互利的發展模式。[16]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點亮了中國道路“和”的靈魂，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中國之“和”促世界之“合”的強烈意愿。
從西方中國學研究來看，中國儒釋道文化一直是西方世界觀察中國的一個重要視角。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宗教、社會和文化問題時，都很注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文化觀念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產生的影響。其中儒釋道思想中的“和合文化”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個重要角度。馬克斯·韋伯曾專門講到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所形成的“和平主義性格”，在他看來，“儒家的‘理性’是一種秩序的理性主義”，在“本質上具有和平主義的性格”。[17]同樣，在“中國通”費正清等人那里，中國傳統的哲學，尤其是儒家孔孟之道和道家思想亦是他們觀察和研究中國歷史及專門問題的重要分析要素，[18]以儒釋道的“和”為內涵的中國價值觀一直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的一條路徑，是中西方價值觀對話的重要抓手。2022年9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在雅典民主論壇上表示：我們默認民主國家是善良的，但全世界最殘暴的國家就是英美。相比之下，中國的實力今非昔比，卻始終保持了溫和向善的大國風貌。從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儒釋道“和合文化”完全能夠成為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平共處的核心思想，即中國和平發展，造福全球人民。儒釋道思想走向世界將是中國真正從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的重要標志。
總之，講好儒釋道思想故事，對于傳播和弘揚中國人的文化信仰，闡明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主張、深化國際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理解、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發展，改善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系，改變中國在國際輿論斗爭中的被動局面，改善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系，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保護人類生態環境，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包容共存，都具有“從歷史發展大勢把握當今時代問題”的本質重要性。我們必須基于歷史觀話語的優先敘事，加強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的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讓歷史說話，讓現實說話，讓事實說話，切實提升中國儒釋道思想的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話語說服力、中國形象親和力、國際輿論引導力、國際傳播影響力。
走進去：建構儒釋道對外話語體系
講好中國故事的首要目的是建構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為當代中華文明全球傳播提供一個范疇系統，為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提供一個具有可供性的語義域。儒釋道思想具有強烈現實性和實踐性，需要我們走進其思想深處，實施“走進去”戰略，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提供敘事樣本和戰略路徑。
一般而言，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有三條路線：一是代表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話語體系；二是表征人民幸福生活的民間話語體系；三是承上啟下的精英階層話語體系。三者相互嵌套，造就了一套系統完整的國家話語體系。儒釋道思想自古就包含實用性理論觀點，可為建構中國話語體系提供具體參照。自漢代以后，中國歷代帝王、朝廷均重視以儒學治天下為根本方針的儒釋道共存分工模式，即所謂“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這是南宋孝宗皇帝的觀點，是宋元以來最有典型意義的說法。清朝雍正皇帝也說：“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儒教本乎圣人，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經大法，而釋氏之明心見性，道家之煉氣凝神，亦于吾儒存心養氣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于治化。”[19]南懷瑾則認為，儒家思想如同糧食店，是人生活之必需品；道家思想是藥店，是治愈身心疾病的藥方；佛家思想是雜貨店，有興趣者有需要者可以進去逛一逛，各取所需。[20]關于儒佛之異，學者們普遍認為，儒學是哲學不是宗教，佛學是宗教而不是哲學；儒學積極入世，自強不息，屬于世間法，佛學歸于出世，屬于出世法；儒學是不離開現實人生，而佛學歸趣于非人生的寂凈；儒家重生，佛教重滅；兩家修養功夫也不同。儒佛之同在于，兩家都對準“人”和“人生”，并強調個體生命向內用功進修。有學者認為，儒佛相同的根本點是都講心性論。儒佛相似與一致之處在于講明人的本心，乃是轉凡成圣的根據，而本心之體在儒家曰“仁”，佛家曰“寂”。[21]“儒佛二家之學，推其根極，要歸于見性而已。誠能見自本性，則日用間恒有主宰，不隨境轉，此則儒佛所大同而不能或異也。”[22]也有學者指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儒釋道在“存真去妄”方面是相同的，只是在“所從入之路”方面有所不同。[23]方立天認為，心性之學是儒釋道思想的一個根本契合點。牟鐘鑒認為，儒釋道的文化功能在某一點上是趨同的，即皆可勸人為善，化民成俗，有利于社會的穩定與道德的改良。[24]中華傳統文化圍繞儒家之“禮”、佛家之“空”、道家之“無”三大主題，建構了“道、德、和”三層思想文化體系。儒釋道共存分工之說，為我們建構儒釋道思想對外傳播話語體系指明了發展方向和戰略路徑。
根據以上理論指引和當今社會現實需求，我們可以通過講好儒家思想故事，構建“治國理政”政治話語體系；通過講好道家思想故事，構建“中醫中藥”養生話語體系；通過講好中國佛教故事，構建“慈悲包容”宗教話語體系；通過講好儒釋道故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公共話語體系。在進行國際傳播時，我們需要根據儒釋道故事主題和功能差異，針對不同目標人群的現實需要，有選擇、有重點、有計劃地選擇儒釋道思想，建構以政治話語、生活話語、宗教話語和公共話語為核心訴求的中國對外話語體系。
講好儒家“治世”故事，構建“治國理政”政治話語體系。千百年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政治話語體系中具有重要意義。“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句話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禮運》，闡釋了儒家學派的政治理想及其對未來社會的憧憬，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常引的一則古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用儒家價值觀論述如何破解人類面對的發展困境和現代性問題。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指出：“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5]儒家思想從個人層面的格物、致知、誠心、正意、修身開始，層層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整體。它不僅是一種哲學，也是一套完整的關于人和社會秩序的思想系統，通過幾千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因此，講好儒家文化故事，必須聚焦“治世”理念，構建由“政策話語—實踐話語—學術話語”整合而成的中國“治國理政”政治話語體系。
首先，要講好“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中國故事，構建中國“治國理政”政策話語體系。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26]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27]我們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據此構建當代中國治國理政的政策話語體系。
其次，要講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代表人物故事，構建中國“治國理政”實踐話語體系。例如，要講好孔子、孟子、董仲舒、韓愈、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歷史儒學代表人物的實踐故事，尤其是通過實證研究方法，系統深入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著述中的儒家思想與治國理政實踐的相關性，提煉總結和深入闡釋“中國治國理政實踐話語體系”。
最后，講好中國儒家思想體系中的核心觀點故事，構建中國“治國理政”學術話語體系。我們要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由此構建中國治國理政的學術話語體系。
講好道家“治身”故事，構建“中醫養生”民間話語體系。道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從時序上看，中國歷史上的西漢、唐、明都尊崇道家文化：西漢奉黃老之學，唐初奉道教為國教，明初朱棣崇奉道教。在道家思想基礎上成立的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創立于東漢順帝時期。道家宇宙觀、道家人生觀、道家哲學、道家神學、道功道術、醫學養生、陰陽風水、命相預測、道場法事、道教武術、道教音樂等十二個方面內容，在國際上具有廣泛的接受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座寶庫。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有近1800種版本，外文譯本總數近500種，《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
其中，在以老莊思想和《黃帝內經》等為代表的道家文化中，中醫藥“貴生”“養生”的理論和方法，以一種整體的方式理解疾病、涵養生命，回應醫療、精神和心理需求，滋養人的精氣神，這與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身體”觀念有很大不同?；浇涛幕J為，身體是有罪的，需要通過體罰來贖罪和凈化。例如，耶穌的身體被釘在十字架上，身體死了，靈魂卻復活了。在最極致的情況下，如柏拉圖的《蒂邁歐篇》中，身體只能淪為等待靈魂、意識、精神“穿透”的受體[28]。人類的身體和心靈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對立面，不能和諧共處。而中國道家養生學則以身心合一、性命雙修為宗旨，以身體為實驗室，以自身的精氣神為“藥”，提出了“陰陽”“五行”“八卦”等符號系統，建立了一整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生命演化哲學。這些哲學思想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現代健康管理理念相契合，也日益為西方人所接受。有研究表明，氣功和太極拳在放松身體和平靜心靈之間提供了一種擴展的本體感覺，在全球推廣的過程中重新建立了西方人對身體、思想和情感的整體和諧認知。[29]毛澤東同志曾說：“一個中藥，一個中國菜，這將是中國對世界的兩大貢獻。”[30]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醫藥振興發展迎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時機，希望廣大中醫藥工作者增強民族自信，勇攀醫學高峰，深入發掘中醫藥寶庫中的精華，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獨特優勢，推進中醫藥現代化，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切實把中醫藥這一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在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譜寫新的篇章。”[31]中醫藥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標志和載體，在促進中華文明和其他國家文明交融中具有獨特作用。因此，我們可重點選擇道家中醫養生話語作為切入點，面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其中，《黃帝內經》系統闡述了人體生命發展規律、壽夭原因和保命全生的基本原則，并成為醫家養生遵循的宗旨，奠定了中醫養生學的基礎。其他道家醫學書籍如《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都有一套系統完整的中醫藥養生原理和方法，形成了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擁有永遠也講不完的中國故事。我們要以中醫養生“治未病”的核心理念為指導方針，以“法于陰陽，和于術數”即遵循自然規律為基本原則，面向國際社會重點講好思想養生、食療養生、運動養生、中藥養生四大類故事，建構“思、食、術、藥”中醫養生話語體系，努力為世界各國人民提供道家養生公共產品。具體操作策略如下。
第一，用國際學術話語加大力度宣傳中醫養生法，努力宣傳《黃帝內經》提出的“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病后防復”三層“治未病”思想，推動全國乃至世界人民的養生觀念從被動治療走向主動預防。第二，用多語種、多模態、多媒介形態生活話語，大力度推廣“食療養生”的菜譜、視頻和圖書，以及美食生活視頻、養生生活食譜、中醫養生美食培訓課程等。第三，用太極拳、五禽戲、八段錦等鍛煉方法，講好中醫“運動養生”的故事，大力研發推出適合不同年齡人群的“養生太極拳”“養生太極操”，讓養生太極成為“中國式瑜伽”。第四，將《道德經》《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等道家經典中的“精氣神”思想養生法，翻譯成全語種的、通俗的、可讀性強的、生動活潑的公共文化產品，通過線上線下整合傳播，大力實施中醫藥文化“走出去”工程。第五，通過市場化主體而不是國家主體方式，在國內外廣泛開設“太極養生館”“中醫養生館”，提供多種中醫藥養生服務，讓中醫養生真正造福世界人民，造福人類文明。第六，圍繞中醫藥養生品牌建設，加大力度鼓勵和支持中醫中藥產業鏈的資源整合、人才培養、產業集聚和品牌輸出，在國內外建立中藥材種植基地、中醫藥產品研發基地、中醫藥生活方式服務基地、太極養生文化輔助用品設計開發基地等，全面提升中醫中藥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實現中醫藥文化在國際社會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有機互嵌和共同提升。
講好佛家“修心”故事，構建“慈悲包容”宗教話語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把宗教學視為“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之一，提出要加快完善發展宗教學[32]，并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33]。宗教作為當今世界最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反映了人類最隱秘、最微妙的心靈世界和對于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神圣信仰。中國宗教故事在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扮演重要角色，講好中國宗教故事，對于促進人類和平共處具有獨特示范作用，講好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中國宗教故事，對于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具有重大意義。
眾所周知，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宗教信仰，在這些信仰“向大眾撒播”的世界化過程中，如何實現外來宗教的本土化是世界宗教界普遍關心的共性問題。2000多年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先后傳入中國，中國音樂、繪畫、文學等也不斷吸納外來文明的優長。[34]這些外來宗教的中國化，與中國文明吸收這些外來宗教的優長，構成中國宗教故事一塊硬幣的兩個方面?；浇绦欧钜簧裾摚J為基督是“唯一真神”，不準信徒信奉其他“神”，基督教在16世紀末進入中國，傳播了100多年，后來因為羅馬教皇禁止中國基督徒祭祀祖先，外國基督徒被皇帝下令驅逐出中國。[35]相比之下，中國佛學更具包容性，尤其佛教與中國本土道教、儒家相互適應，最后形成了“禪宗”教派，這是佛教中國化的標志。在此背景下，向世界闡述中國佛教修心故事，構建“慈悲包容”宗教話語體系，具有特別重要的國際意義。
講好中國佛教故事，重點是講好佛學故事，而不是佛教故事。佛教和佛學是兩個概念，佛教因人而形成，其教法具有局限性、排他性，而佛學是一種永恒的精神追求和價值理念。不同于作為“神學”的西方宗教學，佛學是心學，是關于“心”的思想學說。佛學被譽為“心學寶藏”。佛學認為，人的精神活動直接創造了信仰對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所以中國佛教主張“以佛修心”，明心見性，立地成佛。佛學思想與西方宗教觀點完全不同，西方宗教是“神學”，認為神創造了人，而佛教是“心學”，認為人創造了神。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學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絡之中。在人生觀上，佛學強調主體的自覺，并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36]從中國禪宗初祖達摩到六組慧能的佛法故事，這些禪宗故事為世界宗教貢獻了中國智慧，為宗教本土化提供了中國經驗。雖然關于佛教中國化并沒有形成共識，各種論斷都有，比如“佛法非宗教而為哲學”（章太炎）、“佛法為宗教而非哲學”（梁漱溟）、“佛法非宗教非哲學”（歐陽漸）、“佛法亦宗教亦哲學”（湯用彤）[37]，但是，佛學所倡導的“普度眾生”的慈悲心、“一心向善”的包容心，佛學所構建的“慈悲包容”話語體系可以為人類社會提供超越時代、超越民族的永恒精神食糧。
講好儒釋道三教合一故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公共話語體系。中國文化自古就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系統，并不以特定的“絕對真理”為遵循，而是“多元并存”“會通共生”。雖然隋唐時期曾出現過“道先”還是“佛先”的佛道之爭，但最后都在儒家文化的統合下形成了“體上會通，用上合流”的匯流和歸一格局。有研究立足于中國歷史上的儒釋道傳統和民間信仰，嘗試以“人文宗教”開啟對“中國宗教”根本精神和信仰基盤的解讀，試圖在解讀儒釋道傳統的基礎上，開辟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新領域，思考未來中國社會的宗教與文化關系，對全球化的宗教生活發揮積極的引領作用。[38]這一研究說明了中國自古就不是一個單一文化國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深刻回答了關于“人類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哲學命題，他在各種重要場合多次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由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到“亞洲命運共同體”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由一帶一路“利益共同體”到互聯互通“網絡命運共同體”[39]再到“全球發展共同體”，等等，顯示出由國內提出到周邊區域擴展再到國際傳播的時空拓展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進行了多維度、多視角、多意蘊的闡發，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國對外公共話語體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國際傳播的公共話語，超越了西方傳統文明模式和國際秩序模式[40]，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一個具有全球關照和包含世界制度的“天下體系”，具有極其豐富的戰略內涵和價值意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首先要回答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何來自中國？其文化根源為何？這不僅關乎國際傳播的戰略定位，更關乎中國話語的說服力和中國文化的感召力。問題根植于當今世界，答案卻要走進歷史深處去探索，必須要通過世界變局中的歷史透視，去把握社會現實的歷史規律和文化之源。追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儒釋道文化淵源并給予長時段的歷史回答，不僅能夠增進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有效地消除中西方“世界觀”和“中國觀”的隔膜，還能夠積極回應和消除西方對于中國崛起的警惕、抹黑和誤解，更進一步推動世界各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超人類的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嚴峻挑戰中形成共同體意識。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講好中華儒釋道思想故事，從中國傳統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到習近平總書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以闡釋中國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人類觀、世界觀；講好中華儒釋道思想故事，能夠為世界發展提供可以共享的國際公共話語，能夠為人類和平提供協和萬邦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走出去：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戰略
講好儒釋道思想故事的國際傳播戰略，要以“弘揚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戰略定位，以“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為戰略目標，以“治世—治身—修心”三種對外話語體系為戰略路徑，實施“走出去”國際傳播戰略，即：儒釋道思想多語種語料庫建設、儒釋道思想返本開新學術交流、儒釋道思想跨媒介敘事參與、儒釋道思想儀式化生活敘事、儒釋道思想關鍵詞對外傳播。這五大戰略既是面向國內民眾的國家傳播工程，也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國際傳播戰略，通過實施由內而外、內外兼修的整合傳播戰略，才能向國際社會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塑造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國家形象。
儒釋道思想多語種語料庫建設。建設儒釋道思想多語種語料庫，是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的基礎工程。中華儒釋道思想源遠流長，例如，儒家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道家的《老子》《莊子》《道德經》等，佛家的《心經》《金剛經》《楞嚴經》等，這些儒釋道經典作品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目前卻面臨著存續斷檔的危機。國際社會對儒釋道思想的認知度則更低。一項海外調查表明：在美國、德國、俄羅斯以及泰國、越南等國家，中國圖書是最難獲得的文化產品之一。[41]因此，我們必須采用數字化技術、人工智能語言翻譯技術，建立中華儒釋道漢英平行語料庫，為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提供可供性、可達性、可獲得性的新基礎。語料庫是為某一個或多個應用而專門收集的、有一定結構的、有代表性的、可以被計算機程序檢索的、具有一定規模的語料集合[42]，是經科學取樣和加工的大規模電子文本庫。語料庫必須是數字化的、有一定規模的、能被計算機程序處理的語料集合。我們必須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實施中華儒釋道思想語料庫建設工程，通過梳理、鑒別儒釋道思想的歷史價值、現實價值和未來價值，制定儒釋道思想語料庫的總體設計方案、選材原則及規范和標準；通過運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搶救和留存儒釋道經典，及時接續和創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建立儒釋道思想中英雙語種語料庫、多語種語料庫、乃至全語種語料庫，服務于中華文化圈的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基礎。
儒釋道思想返本開新學術交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是中華文化的復興，而重建和復興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就要讓構成中華文明主體的儒釋道思想返本開新、創新傳承，在國內外學術交流中與時俱進、發揚光大。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43]儒釋道思想返本開新學術交流是新時代中國新文科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程，也是提升中國學術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其具體策略建議有三：第一，聚焦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最基本的中華儒釋道文化基因；第二，聚焦能夠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中華儒釋道文化精神；第三，聚焦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中華儒釋道思想。總之，要聚焦中華儒釋道思想中的優秀先進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其他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
儒釋道思想跨媒介敘事參與。儒釋道思想的返本開新和學術交流是針對學術社群展開的，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其只是局限在學術精英階層的話語體系中，僅能為社會大眾提供一個新時代儒釋道文化的公共底色，距離儒釋道思想的國際傳播還有很大距離，還需要社會精英將其從“學術殿堂”和“精英社群”傳播到“世俗社會”的民間話語空間，從精英思想轉化為民間思想，從中國的思想轉化為國際的思想。兩種意識形態之間、兩種話語空間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鴻溝”，而是可能存在一個交疊的、具有閾限性的公共空間，用葛兆光的話來說，“在精英和經典的思想與普通的社會和生活之間，還有一個一般知識、思想、信仰的世界”[44]需要關注。例如，南懷瑾先生一生的心愿就是普及儒釋道文化，延續中國文化命脈，他不走學術路線，而是面向社會大眾進行各種演講和交流，對儒釋道三家文化融會貫通，經常以佛家文化解釋儒家、道家，或以道家文化解釋佛家、儒家，互相引證。他的著述被稱為“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他的做法對激發人們對中國儒釋道文化的興趣、復興中華文化發揮了一定作用。本文認為，跨媒介敘事參與策略需圍繞“敘事”“跨媒介”“參與”三個關鍵詞展開。
第一，新儒釋道思想的故事化敘事策略，即由“思想”轉化為“故事”，并實現一定程度的傳奇化和市場化，針對核心思想、核心話語、代表人物等進行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故事創作和譯介出版。第二，新儒釋道思想的跨媒介表現策略，即將儒釋道新思想和新故事，在廣播、電視、報刊、雜志、書籍以及網絡等新舊媒介上延展使用，并盡可能采取一切泛媒介手段和藝術手段進行傳播，如音樂、舞蹈、超文本、電腦游戲、視覺藝術、交互式寫作等，為網絡空間提供多模態的內容產品。第三，新儒釋道思想的社會參與策略，即發動多元社會主體參與儒釋道文化的創意傳播，把“社會參與”發展為一種指導跨文化群體之間互動的規范性方法，建立國內國際社會環境中至關重要的利益相關者與中國儒釋道文化活動的關聯，通過網絡互動、數字敘事與分享、同人創作等形式，提升各類民眾對儒釋道文化的關注度、好感度、參與度，促進理解、對話、交流、合作，從而有效提升中國文化影響力。
儒釋道思想儀式化生活體驗。“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禮樂文化是中國儒釋道思想的核心和靈魂。自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制禮作樂”以教化天下，到“樂教”與“詩教”“禮教”等并列為儒家“六經”之一，再到“樂之外，無所謂學”，儒家將禮治樂教看作促進人格和諧、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途徑。[45]儒家經典“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系統地保存了古代禮儀制度，是古代王廷、諸侯、貴族和士紳階層的行為規范。例如，《儀禮》記載了古人自出生到死亡所需遵守的種種禮俗，為追溯探尋傳統禮儀提供了寶貴的依據，《禮記》則從社會功能的角度對禮儀背后的精神信仰進行了分析，從周公制禮作樂，到孔子以仁釋禮，構建了以“仁”為核心的禮樂儒學思想體系。禮樂思想是《論語》中的精髓，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方法。孔子認為，國家應該實行禮樂之治“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即“用詩詞啟發人熱愛生活，用禮儀教導人修心立身，用音樂熏陶人安生立命”。縱觀中國歷史，“禮以節人”是達到“人的規定性”的不二途徑，也是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方法。
禮樂，不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教育方法，也是中國古人的儀式化生活方法，儀式化生活不僅可以促進社會秩序化，還可促進社會和諧化。儒家禮樂文化以“秩序”為主要特征的文化模式，可以成為有益于人類面對21世紀挑戰的文化資源。[46]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儀式就是社會集體用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身的一種特殊手段，儀式的功能在于維持共同體的存在與延續，對社會成員個人從屬于社會集體的觀念予以強化，使人們保持信仰和信心。[47]結構功能主義大師默頓用“顯功能”和“潛功能”的概念對儀式進行分析，認為通過提供一個定期的機會，使分散的群體成員集合起來從事某一共同活動，儀式就會實現加強群體團結的這種潛功能。[48]象征人類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格爾茨認為，儀式作為一種公開的文化表演，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意識。[49]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禮儀文化失去了“以樂修內，以禮修外”的禮樂教化之功能，人們在日常生活乃至傳統節日中失去了尋求文化認同的熱情，人們生活儀式感的缺乏，造成文化記憶、文化認同和文化信仰的不斷弱化。[50]
中華復興，禮樂先行。應該聚焦于儀式時間、儀式生活、儀式節慶、儀式旅游等方面，通過倡導“中華儀式化生活方式”，重塑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重拾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重建中華“禮義之邦”之美譽。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實施儀式時間策略。讓時間有文化感，讓日常生活有儀式感。時間就其性質可分為物理時間（如春夏秋冬、白天黑夜等自然時間）和文化時間（如哲學時間、藝術時間和生活時間等）。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中國很早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時間體系、時間觀念和時間策略，比如中國人的時間分為由24節氣構成的太陽時間（陽歷）、由農業生產和祭祀活動構成的月亮時間（陰歷）和以動植物、昆蟲和季節變化為標志的物候時間；又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動物時間、24番花信風的植物時間、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時間、“晨鐘暮鼓、12時辰”的生活時間，以及擇吉而行、慶祝民俗、民族紀念等的節日時間，等等。[51]全球化背景下對這些中國時間的儀式化回歸和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內容和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標志。
（2）實施儀式生活策略。疫情防控期間，使用中國傳統見面禮儀，如作揖、抱拳、拱手、鞠躬，逐漸形成一種新風尚。在人生重要時刻，如生日、升學、結婚、祭祀、喪葬等，人們可身穿中華傳統服裝，踐行中華傳統儀式，以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3）實施儀式節慶策略。創新中國八大傳統節日的紀念儀式，為節日儀式賦予新時代的文化內涵，讓儀式節慶成為中國人的信仰和外國人的向往。根據一項海外民俗研究結果，如果不實踐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傳統因素，僅以血緣與心理等方面的認同不能證明美國華裔認同中國文化。[52]因此，應倡導在中國傳統節日期間，海內外華人共同穿戴中華節慶禮服，通過重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統一的外在表征符號和節慶儀式，增強審美體驗感、文化認同感、國際認知感和國際影響力，同時也可以有效解決中國傳統節日氛圍不濃、儀式感不足、內需拉動不足等現實問題。此外，還可以制定不同主題的祭奠或慶典儀式，讓每一個節日都成為一場公開的文化展演。
（4）實施儀式旅游策略。在中國各大城市旅游景點，開發設計具有表演性、非遺性、體驗性的儀式旅游項目，通過禮樂儀式、表演儀式等，讓埋藏在書本里的文化儀式動起來、活起來、火起來，以此吸引更多國外民眾來中國旅游和體驗。
儒釋道文化關鍵詞對外傳播。中國儒釋道思想以自己特殊的術語、命題、理論或學說，向全人類貢獻了超越時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中華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但是，在跨文化差異、意識形態偏見和國際輿論戰背景下，面向國際社會傳播中華文化思想，卻面臨著巨大的認知障礙和文化說服抵抗風險，比如，如何解讀“道”、如何翻譯“大同”、如何傳播“無為”？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詞語，中國人很容易意會，而外國人卻很難理解。2013年，德國漢學家Pattberg Thorsten在《怎么翻譯中華文明的核心詞》一文中，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闡述了“中國專屬詞匯”對于文化傳播的重要性。他認為，“就當下而言，即使是最有教養的西方人都沒有聽說過‘仁、大同、天下、天人合一’。”2014年，國務院啟動“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收錄900條反映中國文化特質、人文精神和思維特點的術語，從國家層面做了一套規范性的中華思想文化術語文本，以避免闡釋和翻譯中的混亂和誤解，且多語種出版了“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系列圖書“1～9輯”，取得了一定的傳播效果。接下來，應對這些“正本清源”的中國特色話語體系進行創意傳播，以真正提升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這是一個更大的考驗，也是一個系統工程，建議分階段、分主題、分期、分批地挑選100個最能夠代表儒釋道思想的文化術語，進行學術化、故事化、智能化的整合傳播。
（1）儒釋道文化關鍵詞學術化傳播策略。首先，要遵循學術研究邏輯，從歷史文化語用學視角，對儒釋道學術術語的差異義、語境義、關聯義、等效義進行準確解讀，避免翻譯謬誤，實現準確傳播；其次，要遵循跨文化傳播的編碼、解碼邏輯，對儒釋道文化關鍵詞進行再次概念化，將其轉化為當今世界所說、所用、所認同的話語和議題，這種再次概念化的能力就是一種原創話語能力和議題設置能力，通過將儒釋道思想作為內容道具，使其轉化為通俗易懂、字符緊湊但有情感張力的關鍵詞。關鍵詞傳播是一個國家軟硬實力聯合作用的結果；再次，對“術語”詞條進行教案研發與教學創新，并設計全學年課時的多元化教師培訓課程，力圖使“仁”“禮”“兼愛”“修齊治平”“和而不同”“禮尚往來”這些濃縮了中華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文化核心詞，以更加生動易懂的方式走進課本、校園、課堂。與此同時，基于一國一策、一國一語的國際傳播原則，系統編輯出版儒釋道文化關鍵詞研究讀本、故事讀本、繪畫讀本，設計故事化課堂、戲劇化課堂等融教學方法創新與文化傳承創新為一體的系列教育實踐項目。
（2）儒釋道文化關鍵詞故事化傳播策略。如前所述，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故事，一個術語就是一部中國文化史。文化關鍵詞的對外傳播，要解決的重點問題是敘事方式的轉變，即如何將學術術語轉化為自帶流量、通俗易懂的傳播關鍵詞，以減緩文化說服抵抗，如何把原本“抽象深奧”的學術話語轉化成鮮活、簡明、生動的故事話語，然后用最具藝術感的敘事手法表現出來，如同企業塑造品牌一樣，為了證明一句話，可以耗資百萬拍攝一部微電影。對儒釋道文化關鍵詞的故事化傳播，就是要以獨立IP形式，把“一個文化術語”打造為一部“中文漢字故事連續劇”，或者為每一個術語創建一個游戲故事，讓學習者變為追劇的人和游戲玩家。文化關鍵詞IP應該是一部沒有結尾的連續劇，一部永遠在線的學習游戲。在這里，術語內容、代表人物、讀后感、學習體會等都可拍成一段故事，成為這個劇本里的角色或道具。而且，細節越豐富，情節越生動，這個劇本就會越真實，就越會讓對方放下戒備、敞開心扉，被整個故事所吸引而不斷追隨下去，這種引人入勝的文化體驗才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來源。
（3）儒釋道文化關鍵詞智能化傳播策略。隨著數據挖掘、機器寫作、人工智能翻譯、算法推送等技術的廣泛應用，智能化技術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越來越強，信息采集、數據分析、基礎信息生成、多語種翻譯、信息推送等工作，都將由寫稿機器人、人工智能翻譯、算法推送技術來自動完成，人工智能算法正以強大的深度學習技術規制著文化內容生產、傳播、反饋的全流程，建構和適配著人們的閱讀環境。[53]智能傳播時代國際傳播的效果實現由技術觸及、場景識別、關系轉換、話語理解、行為關注和價值觀接受六個環節所決定，抓住關鍵環節的關鍵要素進行突破創新，是提高國際傳播能力的關鍵所在[54]，對于儒釋道思想國際傳播而言，這是一場人和技術的競爭與合作，到底什么話題、什么觀點、什么人能夠最終沖出重圍，進入國際話語場的公共流量池，這取決于算法技術的推薦。當今社會正加速進入深度算法社會，算法正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的文化景觀，人類社會的連接方式、人類知識的生產方式、人類文化的交流方式逐漸被重新定義。與算法共存，與算法同行，成為算法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我們要積極使用智能算法技術對文化關鍵詞進行國際信息采集、話語分析、基礎信息生成、多語種翻譯，提高儒釋道思想在目標國的技術觸及廣度和深度；要積極使用語義分析技術、情感分析技術、用戶畫像技術、數字孿生技術、數字分身技術等，提高儒釋道思想在目標國的話語理解度、行為關注度和價值觀接受度；要積極使用AR／VR技術，提高儒釋道思想在目標國的場景使用度、語境識別度，建構儒釋道思想文化術語傳播的“擬態環境”，構建中國IP故事元宇宙。例如，一個“中庸”術語的音形義畫面感、儒釋道三教匯流的場景感、天人合一的沉浸感、知行合一的體驗感等，都可以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建構出來，讓人穿越過去未來，“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由此調動國際受眾對中國文化關鍵詞的學習興趣和熱情。在內容與受眾點對點的連接和牽引中體現對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考量，讓儒釋道思想文化術語憑借定制化與自動化的算法優勢深刻嵌入人們日常學習和生活之中。
在智能時代，與萬千信息相遇，“觀看意味著權力，凝視銘刻了文化”[55]，算法所重塑的人類文化景觀既令人興奮，又讓人擔憂：一方面，算法主導的內容定制和內容分發實現了精準化傳播；另一方面，算法推薦所產生“信息繭房”和“回音室”效應，又進一步強化和固化了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和社會偏見，以及這些偏見可能帶來的文化或社會禁錮[56]，這種情況正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輿論戰的結果，也是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必須面對的挑戰。我們必須以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以算法倫理駕馭工具理性，以事實導向對沖情緒導向，消除人類偏見和算法偏見，這也是向世界講好儒釋道思想文化故事的終極追求。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講好中國故事與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7JZD038）
注釋
[1][27][3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2][23]樓宇烈：《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
[3]梁啟超：《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飲冰室合集（典藏版）·文集之四》，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4][8]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前言。
[5]季羨林：《季羨林談東西方文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第46～47頁。
[6][7]張岱年：《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9]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序言。
[10]Q. H., Vuong, et al., "Cultural Additivity: Behavioural Insight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Folktales,"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2018(4), p. 143.
[11][12]參見季羨林：《季羨林談東西方文化》，2015年。
[13]徐華：《老莊道家與早期“中和”理念的重建》，《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14][15]湯一介：《論儒、釋、道“三教歸一”問題》，《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3期。
[16]周文、肖玉飛：《中國共產黨100年：從“中國之制”到“中國之治”》，《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8期。
[17]馬克斯·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5頁。
[18]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潘興明、龐朝陽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121頁。
[19]參見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89），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
[20]南懷瑾：《論語別裁（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7～108頁。
[21]參見藺熙民：《隋唐時期儒釋道的沖突與融合》，博士學位論文，陜西師范大學中國哲學專業，2011年。
[22]熊十力：《十力語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79頁。
[24]陳鵬：《“儒釋道交融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1期。
[25]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第2版。
[26]《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 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28]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29～331頁。
[29]E. Vilar, "Understanding Chinese Qi Gong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Culture," Journal of Acupuncture and Tuina Science, 2018, 16(5), pp. 315–318.
[30]陳也辰、王欽雙：《毛澤東的1949》，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35頁。
[31]《習近平致中國中醫科學院成立60周年賀信》，2015年12月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12/22/content_5026645.htm。
[32][43]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4]《一帶一路：習近平六千余字精彩演講三次提及佛教》，2017年5月16日，https://fo.ifeng.com/a/20170516/4461434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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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Deeply" and "Going Globally":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Chen Xianho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s a 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o implement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better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Telling the stories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ell is a project not only to deepe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the foundation and lifeblo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basic narrative for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s.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develop a "going deeply" strategy and systematically build fou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namely,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state governance, folk discours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th, religious discourse system of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public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develop a "going globally" strategy and systematically implement f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namely, the building of a corpu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cademic exchanges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cross-media narrativ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ritualized lif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key word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責 編／陳璐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