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及未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結構性變量。人口老齡化本身不是問題，但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將會帶來社會治理的不確定性增加、家庭功能和發展能力削弱等問題。為此，需要加強理性認知、凝聚社會共識，樹立老齡社會主流化思想，推動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經濟社會適老化轉型的良好局面；將適老化轉型融入堅持改革開放、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型城鎮化等一系列國家戰略體系框架下統籌布局，推進及時應對、綜合應對、科學應對；統籌各方資源，激發整體活力，推動對基礎設施等“硬件”場域的適老化改造和制度、文化、數字智能應用等“軟件”場域的適老化轉型。
【關鍵詞】適老化轉型 人口老齡化 老齡社會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2.006
【作者簡介】原新，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博導，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人口經濟學、人口老齡化和老齡社會、低生育水平和人口結構。主要著作有《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總報告》（任撰寫組組長）、《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建設之路》（論文）等。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已經步入新階段，老年人口規模日益擴大、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從中度老齡社會到重度老齡社會最終步入超級老齡社會，將貫穿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全周期，客觀上，迫切需要一場多維度、深層次、長時段的經濟社會適老化轉型和改革。
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是未來發展的底色
老年人口規模將傳承人口慣性快速擴大。老年人口規模變化是人口慣性發展規律的結果，現在的老年人口（60歲及以上，下同）數量變化取決于60年之前的出生人口規模和老年存活概率的變動；未來60年之內的老年人口規模變化則取決于未來的死亡率水平和死亡模式。一方面，1949～1999年年平均出生人口2181萬人，期間又經歷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的三次“嬰兒潮”，已奠定21世紀中葉之前的“老年浪潮”和“大潮”；另一方面，越晚出生隊列的人口存活到60歲的概率越高，1950年出生隊列存活到60歲的概率為76.7%，1962年超過80%，1986年超過90%，2020年達到95.9%。所以，21世紀中葉以前中國老年人口數量的變動軌跡基本已經確定，2000年為1.27億人，2020年增至2.64億人，20年間翻一番；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告中方案預測，2025年中國老年人口數量預計將增至3.06億人，2033年達到4.07億人，2054年抵達峰值5.18億人，30年間又翻一番（見圖1）。[1]雖然印度人口總數即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但21世紀上半葉，中國依然是世界第一的老年人口大國。
圖1
人口負增長將加速老齡化進程。出生率和死亡率由同向而行轉向相背而行。自新中國成立至今，出生率和死亡率并轡齊驅下行，死亡率率先下降，從1949年20‰高水平降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6.5‰～7.5‰低水平（1959年至1961年除外），并保持至今，2021年為7.18‰；出生率滯后下降，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30‰以上逐漸降到世紀之交的15‰以下，2021年低至7.52‰，二者相抵，2021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0.34‰，人口自然增長48萬人，202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人口凈減少85萬，實現人口零增長，意味著總人口規模達到了峰值14.1～14.2億人。聯合國對中國的最新預測顯示，2023年開始，出生率和死亡率轉為背道而行，出生率持續走低，中國進入常態化人口負增長階段。伴隨人口總量的縮減，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202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水平為18.7%，2024年超過20%，步入中度老齡社會；2035年跨越30%，開啟重度老齡社會；2054年越過40%，步入超級老齡社會（見圖1）。如果生育率在現在的基礎上繼續下降并維持在1左右，人口老齡化水平的抬升將會更快、更高，21世紀中葉和后半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50%～62%，老年人口將成為社會主流群體。
人口老齡化具有典型的階段性特征。新中國成立以來，有共計37年的年度出生人口規模超過2000萬人，形成了1950～1958年（個別年份出生接近2000萬人）、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的三次“嬰兒潮”，年均出生人口分別為2068萬人、2581萬人和2209萬人，周期是分別為9年、14年和17年，為60年后的“老年潮”奠定了老年人口規模快速增加的基礎。按照老年人口的內部結構細分，第一，人口老齡化早期階段具有典型的低齡老齡化特征。1950～1958年的第一個“嬰兒潮”出生隊列在2010～2027年進入60～69歲低齡老年期，緊隨其后，周期更長、規模更大的1962～1975年第二個“嬰兒潮”和1981～1997年第三個“嬰兒潮”自2022～2044年、2041～2066年相繼步入老年期，三個“嬰兒潮”形成首尾相連、相互累加的低齡“老年潮”，促成了長達30～40年的持續低齡老齡化過程。2020年低齡老年人口為1.47億人，占老年人口的55.83%；2030～2038年增至2億人以上，占老年人口比重達45%以上；2039～2058年，低齡老年人口規模一直小幅徘徊在1.8～2.2億人之間，占老年人口的比重波動在40%上下。可見，從現在到21世紀中期，雖然中國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速，但作為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重點人群——低齡老年人口規模龐大且持續穩定，為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奠定了良好基礎，開啟了開發長壽紅利的人口機會窗口。但低齡老齡化階段的時效性短暫，應該搶抓機遇。
第二，中齡老齡化和高齡老齡化接踵而至。遵循人口發展規律，中齡老齡化和高齡老齡化階段將緊隨低齡老齡化階段而至。70～79歲的中齡老年人口和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數在21世紀上半葉增速較快，但下半葉將保持絕對規模和相對數量的高位穩定。因為中齡老年人是低齡老年人和高齡老年人之間的過渡，受到來自低齡和高齡兩個方向的影響，其人口規模和比重變化雖有波動，但相對穩定，2020年中齡老年人口數為8083萬人，2025年將超過1億人，2050年為1.66億人，到21世紀90年代之前，在1.5～1.9億人之間波動，相應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將徘徊在30%～38%之間。高齡老年人口增長最快，2020年為3580萬人，2044年超過1億人，2063年達到1.55億人，2063年超過低齡老年人口數量，且規模將達到2020年的4.3倍，之后一直穩定在1.6～1.8億人；高齡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重，2020年為13.56%，2043年超過20%，2060年達到30%以上，2091年超過40%。由此可見，21世紀下半葉將呈現典型的高齡老齡化特征。受自然規律影響，高齡老年人的健康條件弱化、自理能力下降，正如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比重分別為10.41%和2.34%，但高齡老年人該比例則分別為23.13%和8.29%。顯然，高齡老年人對社會和家庭的依賴性增強，是養老服務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的高依賴人群，高齡老齡化現象無疑會增加社會的總體養老負擔和適老化轉型的壓力。
社會撫養主體由小轉老。2020年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少年兒童人口和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別為2.53億人和2.64億人，老年人口數量超過了少年兒童人口數量；老年撫養比為29.5，少年兒童撫養比為28.3（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100，全文同），老年撫養比超過兒童撫養比，結束了我國幾千年以來以養小為主的社會形態，轉向以養老為主的社會。與老年人口數量加速擴張相反，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持續縮減，2020年為8.9億人，2038年跌破8億人，2047年跌破7億人，2050年減至6.5億人。在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一增一減的情形下，少年兒童撫養比基本穩定在20上下，老年撫養比則上升較快，預計2035年以前老年撫養比超過50，總撫養比超過70；21世紀中葉，老年撫養比達到80，總撫養比跨越100；21世紀70年代早期，僅老年撫養比就將超過100。老年人將成為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和家庭贍養的主要對象。根據發達國家的相關經驗，養老的人均社會支出遠遠超出養小的人均社會支出，經濟社會系統面臨的養老需求壓力將直線上升。
老齡化加深與適老化轉型面臨的挑戰
人口老齡化本身不是問題，老齡化加深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才會形成問題。人口老齡化是長周期的少子化（低生育率）和長壽化（低死亡率）的必然結果，是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老齡社會是以人口老齡化不斷深化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形態，不斷深化的老齡社會是我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過程中的現實情況，其中挑戰與機會并存。從年輕社會向老齡社會轉型，再快步走向超級老齡社會，本質上要求經濟社會的適老化轉型，包含國家發展理念、模式和道路的轉型和改革。
老齡社會深化是一個復雜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要素交疊的過程。我國老齡社會的復雜性來自于人口老齡化過程與現代化建設、新型城鎮化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數字化社會、風險社會增強等過程幾乎同步共進。
一是人口老齡化過程的復雜性。老齡化不是單純的老年人口的變化，而是全齡人口的結構性變化，關涉人口的數量、結構、素質、流動遷移、分布等全要素的聯動變化。2020～2050年，與老齡社會不斷深化相伴隨的是總人口在2022年開始負增長，但人口規模依然龐大，2035年之前將保持在14億人以上，2050年之前保持在13億人以上，這將成為新時代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底色；年出生人口規模徘徊在1000萬人上下，少年兒童人口數量從2.5億人降至1.5億人，相應占總人口比重從18.0%降至11.5%，人口增長后繼動力稍顯不足；勞動年齡人口從8.9億人減至6.5億人，規模依然龐大，但勞動力老齡化現象更加明顯；人口素質顯著提高，人均預期壽命有望從77.9歲升至83.8歲，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有望從9.9年增至13～14年，人力資本日益雄厚；流動人口總量達到3.76億人，城鎮化水平為63.9%，超過1／4的人口遷移流動，遷移主體和主要方向是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鎮，形成“農村先老、農村快老、農村更老”的城鄉倒置的老齡化格局，農村老齡化水平比城鎮高8個百分點，這種現象將會繼續，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城鄉二元結構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難度。
二是老齡社會動態變化的復雜性。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系統的組合，將會給國家發展帶來一定挑戰。在經濟領域，加速老齡化是深刻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基本面的長期性和基礎性因素，有可能帶來經濟增長潛力下降、實體經濟與資本經濟失衡、保持金融系統穩定的風險增加等問題；在社會領域，人口老齡化加速與社會轉型相交織，社會結構和主體構成改變，可能帶來家庭代際利益沖突加劇、代際協調發展關系復雜、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矛盾突出等問題；在民生領域，加速老齡化會增加老年貧困、患病和失能等風險，給多支柱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優質高效的整合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的供給能力、體制機制完善程度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等提出更高要求；在城鄉領域，城鄉倒置的老齡化現象可能使得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在農村地區集中顯現，農村建設、農業生產、農民養老、農民工流動等同時面臨農村建設主體流失、老化、弱化、甚至短缺等挑戰，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
三是老年人成為社會主流群體。社會被撫養的主體由小轉老將深刻改變社會公共資源配置與家庭資源分配的傳統格局，在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中可能誘發代際利益的沖突。與此同時，老年人口將逐步占到總人口的四成以上，老年人逐步從少數群體變為社會主流群體，對社會保障、社會服務、公共安全、權益維護、平等參與、文化娛樂、數字化適應等方面的訴求逐步增加，給建構于年輕型和成年型社會時期的社會治理體制帶來新的挑戰。
老齡社會是21世紀我國社會的基本常態，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方位和全過程。隨著社會經濟體系與老齡社會深化現狀的不適應性增加，將帶來社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長，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的既有制度安排也因此面臨新的挑戰。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關涉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諸方面的全面社會轉型，客觀上要求我們將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作為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一項復雜、長期的戰略任務。
老齡經濟是長壽準備經濟。快速人口老齡化是深刻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性、基礎性、約束性因素，破解老齡社會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難題，重振老齡社會尤其是深度老齡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持久信心，是一個全新的課題。
一是老齡化正在改變生產性群體與消費性群體之間的比例關系。未來30年，老年人口數量擴大1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縮減1／4，如此一增一減的背后，潛在供養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即每個老年人口對應的平均勞動年齡人口數）將從目前的3.4降至2035年的1.9，2050年進一步低至1.3。潛在供養比的下降也帶來了生產與消費領域潛在生產者與潛在消費者、社會保障領域潛在繳費者與潛在領費者、養老服務領域潛在服務供給者與潛在服務獲得者之間的矛盾。
二是長壽化正在改變全生命周期中生產性時長和消費性時長的比例關系。目前，我國普遍性的法定退休年齡依然沿用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70年代末期的規定，即女性職工50歲、女性干部55歲，男性職工和干部60歲。然而，我國平均預期壽命已經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44歲提升至2021年78.2歲。一方面，男女法定退休年齡的平均余壽不斷延長，1950～2021年，50歲女性的平均余壽從19.1年增至33.0年，55歲女性的平均余壽從15.8年增至28.3年，60歲男性的平均余壽從10.3年增至19.5年。如果退休年齡不變，增壽的結果就是老年消費周期的延長，社會和家庭養老保障、醫療保障、養老服務的時長也隨之增加。另一方面，教育的進步普遍推遲了人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如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3年升至2020年的9.9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推遲，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退休年齡長期固定，意味著生命周期的實際生產性時長縮短，養老時長增加。
三是老齡社會和長壽社會、老齡經濟和長壽經濟將影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從長遠來看，老齡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年輕社會的傳統經濟發展范式和老齡社會的現代經濟發展新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從歷史角度看，經濟模式并非一成不變，年輕社會條件下所形成的供給與需求體系、生產關系與生產方式以及經濟發展道路必須隨機應變，轉型為適應老齡社會條件下的新形態。未來，中國將用不到30年的時間完成從中度老齡社會向超級老齡社會的轉型，迫切需要突破年輕型社會和成年型社會的經濟思維定式，破解老齡社會尤其是深度老齡社會的經濟發展困境，走適老化經濟轉型之路，重構經濟發展范式，創新并構建服務于長壽時代和老齡社會有效需求的新經濟思維和新經濟體系，重塑宏觀層面的經濟基本面，革新中觀層面的產業體系，推進微觀層面的全方位進步。
提升生育率水平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人口發展本質上由出生和死亡因素所決定，生育率水平與死亡率水平的變化直接引發其他人口要素的改變，在穩定的低死亡率水平的背景下，生育率是人口變動的決定性因素。
一是持續穩定的低生育率水平將是未來人口發展的新常態。首先，生育群體縮減。15～49歲育齡婦女人口數量在2009年達到峰值3.8億人，2010年開始負增長，2020年減至3.2億人，2050年將降至2.2億人；其中，20～34歲的生育旺盛期婦女人數早在1996年就達到峰值1.8億人，2020年縮減至1.4億人，2050年將縮減至0.9億人。直接生育群體的減少就意味著只能通過提升生育率水平來保持或增加出生人口數量；其次，生育意愿疲軟。調查顯示，育齡期婦女生育意愿繼續走低；越年輕的出生隊列，生育意愿越低。根據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的調查，從時期來看，育齡期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孩子的數量隨時間推移顯著減少，2017年為1.76個，2019年為1.73個，2021年降至1.64個；從出生隊列來看，作為目前生育主體的“90后”“00后”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為1.54個和1.48個，[2]明顯低于“80后”和“70后”，她們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平均婚育年齡更高；再則，生育行為低迷。實際生育率水平低于生育意愿是普遍現象，盡管國家于2013年11月、2015年10月、2021年5月相繼啟動實施了“單獨兩孩”“全面兩孩”和“三孩政策”的生育政策，并于2021年8月取消了所有的生育處罰政策和措施，全面實行積極的生育政策，但生育率在劇烈的波動中依然持續走低。觀察總和生育率，2013年為1.55，2014年升至1.67，2015年回降至1.41；2016年和2017年又升至1.77和1.72，2018年又降到1.5以下，2020年進一步降到1.3，直抵超低生育率水平（lowest low fertility）閾值。
二是推高生育率的成本較高。理論上，要實現人口內部長期均衡發展，必須使生育率水平長期保持在更替水平2.08左右，與我國自身國情相適應的適度生育率水平為1.8。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所形成的低生育率的內生性動力已經取代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外生性動力，成為目前和未來左右生育率水平的主要力量，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已經從生育率快速下降時代的被動接受生育政策安排轉向低生育率穩定時代的自愿少生。生育政策方面，自2013年以來，“單獨兩孩”“全面兩孩”和“三孩政策”等逐步寬松的外生性生育政策相繼落地，意在促進家庭適當多生，以期推升生育率水平，甚至期望達到適度生育率水平。但是，生育率僅呈現短暫回升后又繼續下行，寬松的生育政策實際產生的促進生育的效果比較有限。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無論是從勞動力市場對就業者質量與數量的替代需求、勞動參與率向勞動生產率的轉換，還是從家庭生育孩子數量的邊際效應選擇、生育孩子數量的家庭和社會效應等視角來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持續提升的內生性變量繼續指向低生育率水平。一般規律方面，在控制人口數量時期，經濟社會內生性變量與生育政策外生性變量對生育率的作用同向并力，生育政策助推生育率下降效果顯著；在未來促進生育率回升時期，經濟社會內生性變量與生育政策外生性變量對生育率的影響轉為東趨西步。客觀上，生育政策對于推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不如降低生育率的效果顯著，發達國家過去半個世紀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要充分認識到未來促進生育率向適度水平提升的難度，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和措施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政治成本、時間成本都將較為高昂且效果不確定，要有足夠的決心、耐心和信心，決不能掉以輕心。
老齡社會削弱家庭功能和發展能力。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元，家庭建設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方面，老齡社會的家庭變化可能產生一些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
一是家庭規模小型化和家庭結構簡約化現象凸顯。202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我國的家庭戶平均人口規模已降至2.62人／戶，突破了三口之家的最小家庭單元。與此同時，家庭戶平均人口規模分布呈現小家庭特點，1～3人的家庭戶占家庭總數的76.1%，6人及以上家庭戶占比不足5%；一代戶家庭和二代戶家庭合計占家庭總數的86.2%，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幾近瓦解，家庭養老支持功能和能力正在弱化。
二是風險性家庭類型和數量增加較快。如高齡老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空巢老人家庭、不能自理老人家庭、非健康老人家庭、獨生子女老人家庭，甚至單身老人等高風險家庭和特殊困難老人家庭，在未來30年都將快速增加，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全社會應對風險的壓力。
家庭規模小型化和家庭結構簡約化，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家庭在生育、孩子教育、改善成長環境、傳統保障、應對風險、撫幼養老等方面的功能和發展能力，家庭功能外化與社會化的趨勢加強，家庭功能弱化與社會公共政策、制度安排和社會化服務擴充不足的矛盾也會因此凸顯。家庭小型化使得家庭養老的人力資源基礎日漸薄弱，老年風險家庭的快速增加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外化為社會風險；家庭代際結構的變化，整體上增加了家庭的養老負擔，年輕家庭成員將面臨較大的壓力。
適老化轉型和改革之路
適老化的概念最早產生于老齡化背景下，對住房、建筑、社區環境進行適應老年人生活需求的物理改造，諸如在老年人住房進行衛生間改造，加裝樓道扶手、電梯、輪椅步道、小區健身設備，等等。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總體布局下，僅僅局限于改造物理環境的適老化轉型已經遠不能滿足快速深化的老齡社會的需求，應該將適老化理念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領域和全過程。完善的老年公共政策體系是國家公共政策體系的應有之義，是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的組成部分。然而，當前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深化則把社會適老化轉型推到了經濟社會改革的前臺，增加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緊迫性。
思想上，盡快樹立老齡社會主流化的觀念。認識是行動的前提。未來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面臨的現實情況是規模巨大的人口和不斷深化的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從1／5快速增加到2／5，甚至1／2。老年人口也從社會的少數群體變為社會的主流群體。同時，老年人口對參與社會發展過程、分享社會發展成果的訴求也會越來越強烈，而現行的建立在年輕社會的基礎之上的社會治理體系應向適老化社會轉型。
當前，樹立老齡社會主流化思想，聚焦老齡社會和適老化轉型，迫切需要樹立積極的主流老齡觀，加強對人口老齡化和老齡社會的理性認識和科學應對。所謂老齡社會主流化是指在建立和采取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的政策、法律、規劃、戰略、行動時，要充分考慮老齡社會不斷深化這一基本情況，把老齡社會的治理需求納入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各方面政策和計劃方案的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價中。推進相關體制機制創新、市場創新、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凝聚社會共識，促進全社會樹立積極的主流老齡觀，推動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經濟社會適老化轉型的良好局面。
架構上，促進全面包容和全員參與的經濟社會適老化轉型。當前及未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老齡社會不斷深化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結構性變量，在超級老齡化和復雜老齡化兩大動力驅動之下，中國社會正在加速從年輕社會向老齡社會的轉型，這一變化必將帶來經濟社會體系的整體性變革。與年輕社會相適應的現行的整套經濟社會系統，從經濟模式到社會公共政策、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從財富分配方式到基礎設施建設、從老年產業到福利保障，等等，都與正在快速深化的老齡社會有一定差距，兩者之間的失衡與不適應將日積月累。因此，推動適老化轉型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
謀劃適老化轉型，必須解放思想，區別老齡社會問題和老年人問題，摒棄目前一談應對人口老齡化就局限于老年人如何養老的狹隘認知，在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境界中審視適老化轉型。第一，跳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人口觀局限，人口總量、人口結構、壽命延長、家庭規模和結構等一系列人口變化，只是人口發展規律的結果和現象，本身并非問題，挑戰主要來自于人口變化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失衡與不適應，因此，要在老齡社會層面而非人口老齡化層面去謀劃應對老齡社會的方略。第二，跳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老年人局限，老齡問題與老年人問題既有聯系又有本質區別，前者是老齡社會問題，關涉全齡人口的各個部分和全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事關全齡人口利益，應立足年齡包容、能力包容、理念包容和文化包容，構建社會資源和權利共享、社會責任和義務共擔的和諧環境。老齡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應通過經濟可持續發展夯實應對老齡化的社會財富基礎，實現經濟發展適老化轉型；通過提高人口老齡化條件下人口的綜合素質，增強人力資本，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提升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能力。老年人問題的本質是民生問題，通過完善財富分配機制，優化政府、企業、個人的分配格局，完善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居民的養老財富積累和運用能力，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持續增進全體人民福祉，推動社會發展的適老化轉型。第三，打破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部門局限，適老化轉型涉及幾乎所有領域、所有部門，需要創新體制機制和改革相關政策體系，推動政府、社會、市場和家庭充分融合，養老服務、健康支撐、社會保障體系相互支撐，在謀劃國家現代化發展格局中制訂老齡社會的積極應對方案。第四，調整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格局，將適老化轉型融入堅持改革開放、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教興國、充分就業、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綠色發展、國家安全等一系列國家戰略體系框架下統籌布局，推進及時應對、綜合應對、科學應對。
行動上，推動老齡社會轉型的全域覆蓋。老齡社會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未來，將帶來共同的挑戰，需要共同的關切和共同的應對，人口老齡化與新型城鎮化、數字化和社會經濟轉型同步共振，推動從適老化到全齡友好，從老齡友好型社會到生育友好型社會轉型，應統籌各方資源，激發整體活力，共同應對不斷加深的老齡社會。
推動適老化轉型，除了要對基礎設施等“硬件”場域進行適老化改造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度、文化、數字智能應用等“軟件”場域推進適老化轉型。推動適老化轉型需要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在政策制度方面，應設立常設部門負責組織統籌，建立跨部門聯動機制；優化相關政策體系，推進健康、生育、就業、退休、社會保障和老年服務等全體人口和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安排和服務體系相互支撐；完善政府、社會、市場、家庭充分融合的責任分擔機制，共擔應對老齡社會的責任；完善資源配置與國民財富分配機制，增進國民全生命周期內財富的不斷創造、充分積累和跨期均衡運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一方面，推動“硬件”基礎設施的適老化改造，包括居家、社區、交通、商業、公共設施等，讓這些長期以來缺乏適老化設計的基礎設施盡快融入老齡社會的元素；另一方面，推動“軟件”基礎設施的適老化轉型，包括公共服務、數字化和智能化生活等，增強應對老齡化的科技創新能力，全面提升老齡社會國民經濟產業體系的智能化水平；提高全社會老年服務的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增強改善老年人健康的科技支撐力度，推動老年輔助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增強老年人適應數字社會的生活能力，在數字化社會和老齡社會同步共進過程中，讓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全年齡段人口共享數字生活和智能生活。在社會文化建設方面，要推動形成包容的社會文化氛圍，尊重個人在就業、婚姻、家庭、生育、老年生活等方面的多元選擇，通過激活每個社會細胞，統籌各方資源，激發整體活力，構建社會資源和權利共享、社會責任和義務共擔的發展機制。個人方面，要重新認識個人價值，將自己塑造為社會變局中的主動當事人，做好實現自己生命價值的第一責任人，在全生命周期中持續努力，力爭過上健康、長壽、富足、有意義的美好生活。
（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號：22ZDA098）
注釋
[1]本文采用的2021年及以前的人口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22）》，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2年；國家統計局：《歷次人口普查數據》，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2022年及之后的人口預測數據均來自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2]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黨組：《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求是》，2022年第15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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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黨組，2022，《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求是》，第15期。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Path of Socioeconomic Adaptation and Reform for an Aging Population
Yuan Xin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romo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is the biggest structural variable affec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ing is not a problem in itself, but the mismatch between aging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ring about increased uncertainty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weakened family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ational cognition, consolidate social consensus, push for mainstream thinking of the aging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favorable situation of aging-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is participated in, built and shared by everyone. In addition,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aging-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into the framework of a series of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promote timely,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responses, coordinate resources from all sectors, stimulate overall vitality, and promote the aging-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of "hardware" field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and "software" fields such as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digital applications.
Keywords: aging-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population aging, aging society
責 編∕包 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