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取消文化”已經成為今日美國的一種文化現象，并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而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運動，對美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產生著深刻影響。公眾人物或知名公司因不當言論而被抵制、被“取消”的事件時有發生。“取消文化”源于美國歷史上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反種族歧視運動，在表現上與“政治正確”“覺醒文化”和重塑歷史運動密切聯系。我們看到，“取消文化”在捍衛女性、少數族裔及其他弱勢群體的平等權利，在追求多元、平等和正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矯枉過正的“取消文化”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和極化，使美國社會深陷“文化戰爭”。

【關鍵詞】“取消文化” 政治正確 覺醒文化 身份政治

【中圖分類號】G13/G17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在歐美國家出現一個新詞——“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是一種文化現象，又被稱為“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或“抵制文化”，是指個人或企業因所謂“不當”言論和行為而遭到社會群體和媒體的抵制，從而“被取消”（Cancelled），也就是俗稱的“社會性死亡”。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遍布全美，“取消文化”在歐美國家愈演愈烈，公眾人物或知名公司“被取消”的事件時有發生。

在美國，“取消文化”具有深層的政治和歷史文化意涵。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興起，在此期間通過的一系列民權法案，從法律上消除了對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并催生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以及黑人“種族意識”的覺醒。多元文化主義者主張改變美國教育中對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曲解，對傳統的以“瓦斯普”（WASP，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為中心的美國歷史內容進行改革，強調美國歷史經驗的多元性，注重對少數族裔的研究，希望修正傳統的歐洲中心歷史觀。多元文化主義者認為，傳統史學無視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苦難和貢獻，他們在歷史教科書中“被取消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保守勢力開始對多元文化主義進行批判，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及其“政治正確”的做法是反歷史的。一些極端右翼者聲稱，多元文化主義者重建美國歷史的努力是在“取消（美國）文化”。

“取消文化”的含義演變成如今的個人或企業因所謂“不當”言論和行為而遭到社會群體和媒體的抵制，源于2018年6月28日《紐約時報》發表的《每個人都被取消了：只需要一件事，有時什么都不需要，粉絲就能打倒一位名人》一文。文中提到，“取消文化”是“一種文化抵制”，“人們在談論注意力經濟——當你剝奪對某人的注意時，你就剝奪了他們的生計”。

隨著網絡和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取消文化”幾乎無所不在。2019年，《澳大利亞麥格理詞典》(Australia Macquaire Dictionary)將“取消文化”選為“年度熱詞”，因為無論好壞，“它已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無論美國自由派或保守派是否喜歡這個詞，“取消文化”已經成為今日美國不可忽視的一種文化現象，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運動，對美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政治正確”“覺醒文化”與重塑美國歷史

什么樣的言論和行為屬“不當”而應被“取消”？它的評判標準是什么？在“取消文化”的支持者看來，任何違背美國所謂“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歧視、侮辱性言論和行為都應被“取消”。

“政治正確”一詞最早由美國全國婦女組織的主席卡琳·迪克勞在1975年提出。她認為，雖然憲法賦予了女性平等的地位，但在語言上女性受到的歧視和侵犯非常普遍，應該清除那些歧視性語言。卡琳的主張得到美國社會的廣泛響應，20世紀60年代，民權觀念深入人心，美國社會在反省如何對待弱勢群體，從語言上消除歧視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美國的“政治正確”文化發展至今包含以下主要內涵：不得冒犯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不得冒犯不同宗教信仰或不同政見持有者；不得冒犯包括殘疾人在內的弱勢群體。“政治正確”導致人們必須對少數族裔、弱勢群體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避免使用任何冒犯性的言辭，這已成為整個美國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

“取消文化”還與近年來美國社會中出現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及“指控文化”密切相關。“覺醒”（Woke）一詞源自美國黑人文化，是20世紀50、60年代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俚語，泛指對系統性種族歧視保持清醒和警惕，因此又譯為“警醒”。2020年，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而死亡，掀起了新一輪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美國對系統性種族歧視的反思達到高潮。如今，“覺醒”一詞涵蓋的政治和社會意涵逐漸擴大，從種族不平等延伸到性別、跨性別者、環保主義者、墮胎、性騷擾等社會議題。與“取消文化”一樣，“覺醒文化”在美國演變成一場文化戰爭。自由派認為，對不平等及其他形式的不正義保持警醒，敢于發聲，積極地抵制各種偏見、假新聞和不平等，或者像“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參與者那樣，用手機拍下非法的殺戮、襲擊和逮捕并予以曝光，是正義、進步的行為。而保守派則將“覺醒文化”視為“取消文化”的孿生兄弟，是走過頭的“政治正確”。他們把“覺醒文化”倡議者斥為“覺醒暴徒”。

“取消文化”倡導者的另一個重要訴求，就是重塑美國歷史，使那些“被取消”的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重回美國歷史教科書。自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美國自由派知識精英致力于對以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為中心的美國歷史內容和教學進行改革，強調美國歷史經驗的多元性，注重對黑人、婦女及其他少數族裔的研究。1994年10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全美歷史教學中心公布《全國（中小學）歷史教學標準》，這一文件在強調美國社會中族裔、群體、性別和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同時，又強調共同的特征把所有美國人凝聚在一起。該《標準》公布后引發美國社會的激烈討論。反對者認為，《標準》大談歷史黑暗面，無視美國歷史的優秀傳統。2019年8月，《紐約時報》的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發起了“1619項目”。“1619項目”重新定義了美國歷史的開端，挑戰了以1620年《五月花號公約》為起點的傳統史學觀。瓊斯認為，1619年第一艘運奴船載著20多位黑奴抵達北美，奴隸制由此開啟，這是美國歷史的開端，自那以來的400年間，美國黑人一直在為實現美國的建國理想而奮斗。瓊斯認為，奴隸制是引起獨立戰爭的根本原因；種族歧視來自這個國家自身的血液，是一種無法自我改正的基因缺陷；奴隸制是美國一切罪惡的根源，黑人的努力創造了美國的文明。“1619項目”在美國得到了許多個人和機構的支持，2020年瓊斯因此榮獲年度普利策獎。

“取消文化”的是與非

“取消文化”的支持者利用輿論的力量對不當言行進行糾正和抵制，捍衛女性、少數族裔及其他弱勢群體的平等權利，追求多元、平等和正義。他們的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是“取消文化”積極的一面。

“取消文化”是一種民眾的自發的行為。在網絡時代，隨著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和影響大大加強。“取消文化”不僅關注當下，而且溯及過往，這使得美國公眾人物、公司等不得不謹言慎行，檢點自己的行為，以免因“政治不正確”而被“取消”。“取消文化”所營造的輿論氛圍及其威懾力構筑了一個基于網絡、社交媒體的糾錯機制，提升了少數族裔和其他弱勢群體的話語權。

“取消文化”還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重新審視美國歷史，這有利于緩和種族矛盾。拜登政府上臺后的一系列舉措，得到多數美國民眾的支持和肯定。2021年4月20日，拜登為弗洛伊德事件發表講話，稱“系統性種族主義”是“我們國家靈魂上的污點”。5月31日，拜登發表公告，紀念一百年前在美中西部俄克拉何馬州塔爾薩發生的白人暴徒殺害黑人的種族屠殺事件，呼吁美國民眾“反思我們國家種族恐怖的深刻根源”。5月20日，拜登簽署《新冠仇恨犯罪法案》，以遏制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期間出現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和暴力激增的情況。6月17日，拜登設立“六月節國家獨立日”（又譯為“解放日”），以紀念1865年6月19日，南方邦聯投降兩個月后，北方聯邦士兵將自由的消息帶給了德克薩斯州被奴役的黑人。10月8日，拜登政府同時發布《慶祝2021年哥倫布日宣言》和《慶祝2021年原住民日宣言》。宣言表示，“我們承認許多歐洲探險家對原住民部落的錯誤暴行，我們不想隱藏這段可恥的歷史”。

另一方面，“取消文化”的弊端和破壞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其支持者的一系列矯枉過正的做法，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和極化，使美國社會深陷“文化戰爭”。

首先是拆雕像和更名運動。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全美爆發了新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接著出現了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未曾有過的拆除或移除歷史人物雕像的風潮。有統計顯示，2020年5月到2021年1月期間，全美至少有160座邦聯歷史人物雕像被拆除或移除，其中包括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和美洲大陸發現者哥倫布的雕像。疫情期間，加州舊金山學區委員會對該市44所學校改名的決定，在全美引發關注。其中包括以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等政治人物命名的學校，還有以美國國歌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桂冠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命名的學校，這些人因為曾經擁有黑奴或寫過關于黑人的負面文字，由美國歷史上的“偉人”變成了“罪人”。

近年來，“取消文化”還影響了教育界。大學教授們如履薄冰，說錯一個詞就可能被投訴。在教育界最常見的新聞，就是某某講師或教授因為上課選用的材料、和學生交流時的用詞“不當”而被學生投訴，有不少教授被要求停課，甚至被解職，職業生涯被“取消”。據統計，自2014年至2022年2月10日，共有209位教師“因言獲罪”，被停課或解聘。2021年秋季，密歇根大學音樂系教授盛宗亮在作曲課上播放了1965年由勞倫斯·奧利維爾主演的莎士比亞劇《奧賽羅》。這一行為遭到了學生投訴，他們“對這個錄像以及教授不解釋選擇播放它的理由感到極為不舒服”。盛宗亮發了一封簡短的道歉電子郵件，后來他再次表示道歉。隨后的幾周里，在多次撰寫了電子郵件和公開信，以及幾節課被取消后，校方宣布，盛宗亮將自愿停授這門課，以便讓學生有一個“積極的學習環境”。

在美國，一些經典文學作品和兒童讀物因被控帶有種族偏見而下架。2020年6月，美國流媒體平臺HBO Max下架了《飄》，這部電影已在美國上映近80年，曾榮獲8項奧斯卡大獎。HBO Max發言人表示，《飄》是“時代的產物，描繪了一些種族歧視，很不幸，這在美國社會很常見”，“這些種族描述在當時是錯誤的，在現在也是錯誤的”。在配有兩部譴責奴隸制和對歷史背景進行討論的短片后，《飄》重新上架。2021年3月，美國著名作家和漫畫家蘇斯博士的六本兒童讀本因其對種族主義和刻板印象的描繪而被下架。隨后，芝加哥圖書館表示將暫停借閱蘇斯博士的漫畫書，而紐約公共圖書館則表示將繼續借閱蘇斯博士有爭議的漫畫書。有人認為，蘇斯博士的漫畫“以有害和錯誤的方式描繪了人們”，應當下架。反對者認為，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應夸大其詞，蘇斯博士筆下每個人看起來都可笑，無關種族。英國作家 J.K.羅琳也陷入了“取消文化”風波。在《哈利·波特與魔法石》電影上映20周年特別節目中，眾多電影主創重聚一堂，但獨缺原作者J.K.羅琳。起因是2020年羅琳曾在推文中對“跨性別者”提出質疑。其后，羅琳受到多方譴責。《紐約時報》在美國地鐵站展示的新廣告上指控羅琳反對跨性別的言論，讓讀者去想象一個沒有作者的經典系列小說。

矯枉過正的“取消文化”正在撕裂美國社會

“取消文化”支持者的極端行為對美國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的破壞和扭曲，引發了美國社會的廣泛擔憂。有學者認為，它使文化藝術和知識界進入“寒冬”。在涉及種族、性別、跨性別、墮胎等敏感社會議題上，人們三緘其口，而那些被“取消”的人和書籍，猶如霍桑小說《紅字》中的女主人公海絲特，象征恥辱的“紅A”永遠戴在胸口。

在美國，對“取消文化”的不同理解具有強烈的黨派斗爭色彩。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大約3/4的民主黨人表示“取消文化”更有可能讓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過半共和黨人表示這更有可能懲罰那些不應受懲罰的人。

“取消文化”受到共和黨保守派的激烈抨擊。在2020年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特朗普等共和黨人對“取消文化”發起猛烈攻擊，至少11名發言者（占登臺講話人數約1/3）表示“取消文化”令人擔憂。該大會的一份文件將“取消文化”描述為“抹去歷史，鼓勵無法無天的行為，有悖于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交流”。

2020年7月3日美國“獨立日”前夕，特朗普特意來到拉什莫爾山并發表演講，那里刻有華盛頓、杰斐遜、西奧多·羅斯福、林肯四個巨大的石雕像。他譴責試圖推倒南方聯盟領導人和其他歷史人物雕像的“憤怒的暴民”。他指責一些左派政治人士是在“詆毀我們的英雄，抹去我們的價值觀”。在被推特永久關閉賬號后，特朗普創建了“特朗普媒體技術集團”（TMTG），“取消‘取消文化’”是其宗旨之一。

美國知識界對“取消文化”所表現出的反智主義及其對美國社會文化所造成的破壞感到擔憂，其中不乏理性的批判聲音。2021年6月，奧巴馬在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專訪時對極左的“取消文化”進行了批判，他認為，民眾在遭遇不公時依然應該挺身控訴，但“取消文化”超越常理、片面、危險。《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艾倫·德首維茨（Alan Dershowitz）的《取消文化：對言論自由和正當程序的最新攻擊》一書，詳細闡述了“取消文化”的起源、發展和對美國文化所造成的破壞。他認為，“取消文化”是麥卡錫主義再現，它的迫害方式不是來自官方，而是社交媒體和輿論。2020年7月7日，153位知名記者、作家和教授在《哈潑斯》雜志上發表題為《一封關于公正和公開辯論的信》的公開信，呼吁公民的自由權利（Civility）。這封信肯定了目前人們“對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的強烈抗議”，也支持“對警方進行早就該有的改革”，但隨即指出，這種必要的訴求也使得一種“不寬容的氣氛”正在社會蔓延，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正日益受到限制。這不僅有損自由社會的命脈，也會削弱每個公民民主參與的能力。然而，公開信發表后立即招致許多批評。批評者認為，公開信的簽署者多數是富有的白人，他們擁有大量的公開發表意見的機會，他們害怕自己的意見被壓制，害怕所謂的“取消文化”失去控制，但他們沒有提到，幾代人以來，新聞界、學術界和出版界是如何壓制邊緣化群體的聲音的。

“合眾為一”是美國社會的信條，也是建國200多年來美國人追求的夢想。《一個美國農夫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寫道：“在這里，來自世界各國的人融合成一個新的民族，總有一天，他們所付出的勞動以及他們的后代將使世界發生巨大的變化。”然而現實是，兩百多年過去了，經歷了進步主義運動、民權運動的美國，如今卻深陷身份政治和文化戰爭之中。

“取消文化”在美國的產生和發展是身份政治和政治極化的產物。近年來，美國政治的重心從階級政治轉化為身份政治，“身份”逐漸取代經濟和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問題。左翼民主黨更多關注少數族裔、移民、婦女、跨性別者、同性戀者的權利；右翼共和黨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維護以“瓦斯普”（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為核心的主流文化，抵制移民和難民。難以治愈的種族痼疾、非法移民問題，以及長期存在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問題，以及疫情的沖擊，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極化。矯枉過正的“取消文化”背離了“合眾為一”的理念，正在撕裂美國社會。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王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

②Jonah E. Bromwich. Everyone Is Canceled: It only Takes One Thing — and Sometimes, Nothing — for Fans to Dump a Celebrity.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18.

③Nikole Hannah-Jones. The 1619 Projec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14 2019.

④David Acevedo. Tracking Cancel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February 18 2022.

⑤Alan Dershowitz. Cancel Culture: The Latest Attack on Free Speech and Due Process. New York: Hot Books. 2020.

⑥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Harper’s Magazine. July 7, 2020.

⑦Jeff Yang. The Problem with ‘the Letter'. CNN. July 10, 2020.

責編/馬寧遠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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