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有的改變都會因其映射于人心之中而引起更大范圍的社會與文化轉型，而社會與文化轉型又將進一步影響人心之變的取向，帶來一種整體性的社會與文化姿態的扭轉。我們需要在世界性的意義上去理解這種改變——這種改變不局限于某一國或某一地域的范圍之內，而是全球范圍內的國與國、地域與地域，以及人群與人群之間的聯動性大轉型。在這一大轉型之中，我們要重新理解自我和他者的關系，重新看待中心和邊緣的結構性依賴，從一種動而非靜的角度去審視并尋求中國在世界之中的位置，從而真正開拓出貢獻世界新秩序發展、體現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道路模式。
【關鍵詞】百年變局 中國社會 社會心態 文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不可否認，我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正在發生著顯而易見的轉變。這種轉變通過我們的感知和體驗而映射到頭腦之中，形成一種意識自覺，進而引發了人們在心態上的轉變，這或可稱之為“人心之變”。在這種變化的氛圍中，我們也在不斷調整適應，以獲得自我重塑，從而共同性地形成對于這種變化的整體性適應機制，也就是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使之更為融洽地服務于人類生活。因此，面對百年變局之下的中國社會心態變遷和文化轉型，我們需要從一種改變的視角去審視這些文化之轉以及人心之變所帶來的對于人類整體性生存的意義和價值，進而推動并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恒久持續、多樣共存以及和平發展。
直面一個改變中的世界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實際上都同人的存在狀況密切聯系，而我們所關注的一系列變化，也必然要通過人所切身感受到并在生活中予以實踐的那些改變所引發。否則，所謂的改變就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對于人的存在而言，人類學的理解顯然是清晰的，即人首先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人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其根本是要為人的生活而服務。基于這樣一種文化和人之間關系的理解，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社會心態在發生轉變的同時，也自然會映射出文化的轉變，這之間相互依賴、不可分割。通過文化之轉、人心之變這兩個維度的雙向改變，我們可以真正注意到，世界性意義上不可避開的百年變局恰好就是我們身邊的那種真實存在，其已融入人們生活的點滴之中，影響并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未來，這或許會成為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但就在當下的此時此刻，人們無不感受到這種改變的真實發生和深度影響。它與我們的生活之間產生了緊密聯系，浸透到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之中，這就是文化轉型的效果發生。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以人為核心的內外交互作用直接承擔著接受與轉化的機制代償，即外在作用的文化轉型與內在作用的心態改變之間相互交織、共同發揮作用，彼此在互為他者之中尋求著對于自我存在價值的深刻理解。
作為一種外在作用力而存在的文化轉型，是以人的獨特性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的。這種外在文化作用力的改變，首當其沖體現在人對于自然環境認知的改變上，即人類原來看待自然的觀念在方向和價值上發生了重要改變，人和自然之間逐漸衍生出一種新的適恰性關系。在這種認識轉變過程中，人和自然之間將不再是對立關系：自然不再是人類無所限制地去利用和開發的對象，而人也逐漸產生了同自然共生共存、相互依賴的意識自覺。在現代性意義上，那種西方曾主導的利用和改造自然所帶來的種種惡果以及不可控局面在慢慢地被調整和扭轉，而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在更多地為世界所認可、接受和實踐。例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便在這樣一種新的人和自然的關系中獲得了新的闡釋空間。①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文化轉型特征，就是人類智能外在化為人工智能的趨勢。人類在世界范圍內快速推動人工智能實現盡其所能的物質化轉化，使之形成更多形態的人工智能產品，由此深入應用到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識共享日益轉化為人們生活中的依賴品。因此，文化將注定不再是那種單元化認同上各自分離的孤立存在，而是展現出世界性、一體性的存在狀態。其中一個很明顯的表現是，文化觀念越來越多地與人的自覺意識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不再是那種單純自在的文化無意識存在。人們通過對知識的反思，將文化的存在納入到反思性知識的范疇中來，并以此引導自己的生活選擇。
文化的流動與多樣：一種關于“超市”的隱喻
當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文化作為表征化的存在而聚合到一起，并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所共同享有時，文化自身的知識屬性和流通屬性就會得到更為突出的展現，其影響不再局限于一時一地。譬如處于不同文化圈的人們可以隨時通過網絡了解他國的風土人情，而不一定親自到訪。人們順著知識的路徑去尋找文化的存在，并用文化的多樣性去豐富自身知識體系，文化原本擁有的實踐屬性或生活屬性必然會因此而退居其次，或者成為一種等待喚醒的后備性存在。在此意義上，人類學曾經強調的地方性知識的觀念顯然受到了不小的挑戰，要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中，知識的流通、轉化和創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而所謂的地方性知識，也逐漸成為一種符號性意義的暫時性存在。隨著時間沉淀，其受到外部影響而發生改變也將不可避免。在這一過程之中，“地方性”的意義得以被重新審視，甚至被重新定義，這與現代世界中巨大的變動性和流動性密不可分。
變動性或流動性成為日常，在文化上表現為人們思考事情的傾向性，或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慣習”的存在②。人們在行動節奏上變動不居，在行動軌跡上不停流動，相比于過去時代，人們實現了更有效率的空間轉換。人流、物流的促動，使其所承載的文化也處于不斷流動之中，我們也必然在這流動之中去理解文化存在本身。
另外，現代世界的發展演變，也會整體性地帶動社會文化轉型。諸如知識、價值以及生活方式等細微之處的改變，終將在整體上帶來一種方向性的扭轉，這也是現代人所必然要面對的可變性宿命。當然，這種可變性也有其前提條件，即社會中多樣性的發現、匯聚以及差異性的并存，而當今世界則為這樣的存在方式提供了豐沃土壤。由此，人們才能在其中作出自己獨特性的選擇，個體之間的真正差別，也在這種選擇差異性上日益突出地體現出來。
可以說，當代世界的生活模式中一直存在著一種“超市”的隱喻，人們依賴“超市”而生活，“超市”所提供的多樣化選擇，也培養和塑造著人們的性格傾向，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選擇自己所認同的生活樣態。今天，互聯網世界所提供的無限多樣的選擇可能，均沒有超出“超市”這一隱喻模式之外。多樣性與選擇性為人類的自我實現提供了諸多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多樣性的存在，人們便不再擔憂會陷入不可選擇的尷尬境地。
理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一個關鍵——重疊而非斷裂的現代性
早期引導或支配著現代化轉型發生的西方世界，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存在明顯的斷裂，于其而言，傳統就是一種不復存在的過去。而作為后發展國家，中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卻并沒有表現出那種前后之間的斷裂。
對于中國等諸多后發展國家和地區而言，其現代性成長是因面臨外部世界現代性的敲門而作出的被動性變革，這也決定了其轉變是一種有所保留的轉變，即有所留戀地捍衛自身文明傳統。這種轉變是一種傳統和現代之間相互疊加、交互融合的存在，從現代之中可以看到過去，從傳統之中可以見到現代，不同屬性互為鏡像、彼此共存。實際上，很多現代性發展的傳統生活區域中都存在這種前后生活方式之間的重疊。例如，愛爾蘭早期現代化發展就存在這樣的特征。美國人類學家阿倫斯伯格在進入那里的鄉村時就明顯地發現：“當這一邊的鄰居還靠木質的手工攪乳桶打黃油時（這家什與從沼地深處考古挖掘的文物一模一樣），那一邊的農戶已經在使用金屬的電動脫脂機了。”③這使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一種接續性的重疊效應，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表現出這樣的獨特屬性。我們可由此去理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及社會心態變遷的核心特點，即多種樣態發展方式的并存及疊加，體現在對各種具體事物的表達上，就是不同的立場、觀念、聲音。需要正視的是，這種差異的存在必然會造成一種碎片化以及個體化的傾向，因此，尋求知識和價值的一體性，在整體上給予方向指引和價值觀念引領，就成為社會中群體性的需求所在。
社會發展過程中衍生出的碎片化存在，參與著文化轉型的宿命性循環。它們會在某一時期內調整自身形態，像通了電的電流一樣真正有了正負兩極的方向指引，社會也因此產生了一種聚合性力量。但是一旦電流斷開，碎片化存在又會四處游離，用自身有限的力量不斷調整自我行動的方向。如何在這些碎片化或個體化存在中找到一種共同的理想價值，是社會轉型順暢進行的關鍵。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對人的全面發現可謂引導碎片化和個體化存在的方向發生合理扭轉的根本。
文化是人的創造，同時又會反過來約束人的行為，這屬于群體性的約束。通過人的文化創造而構建出人的群體性存在，這是文化對于人類社會的根本意義所在，即文化塑造了群體性的認同，并因此而建立了群體性的共同意識。換言之，文化以趨向于一種共同性的構造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尋求分化和分裂為目的。然而，我們在當代世界所要面對的卻是趨向于分化、裂變以及自我激增的社會存在，這造就了一種“枝叉社會”的發展形態。④現代社會正是以各種形式的分化為基礎而構建起來的，這里的分化實際便意味著對現代性的追求，即從傳統之中不斷分化或脫離出來的現代，從舊有的存在之中躍升出來的新的創造，一切都建立在動態運行的基礎之上。這一切分化趨勢，便是當今時代文化轉型可以和可能發生的基礎，也是我們理解文化轉型意義和價值的一個關鍵點。
文化轉型與社會心態轉變的動力機制
人類社會的文化發展總要通過尋求新模式來適應自然與社會形態的各種改變，這種適應能力是在新舊文化之間的張力中逐漸形成和豐富起來的，而且這種適應力還體現在人的心智變化上，這種以人的心智能力轉變與發展為基礎的社會心態具有獨特性、敏感性，人們以此去感知周遭世界在物質乃至精神向度上的種種改變。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更多地通過一種基于人們理想價值的引領而使文化成為一體性、象征性的表達。
在社會的分化力與文化的聚合力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相轉化的動力機制。當一種極端的社會分化趨勢出現時，社會就像一根被強力拉開的彈簧，在拉開之力存在的同時，必然也會有與之呈相反趨勢的文化力量在反向拉動，使其回彈。由此，社會中始終存在重新伸張和文化之力回縮的新循環。在這兩種力量之間不斷平衡關系，成為文化轉型得以發生的核心機制。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社會的文化轉型不是一種純粹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世界性的文化轉型大背景下發生的，社會心態上的轉變自然與之密切相關。更進一步看，百年變局下的社會文化轉型擁有一種世界性的視角和意義，世界上不同的文化開始有條件和機會相互交織在一起，發揮各自的影響力。如何在這種交互性影響中達到不同文化之間和而不同的美美與共，將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未來指向。
當今時代社會心態變遷的五個維度
如今，世界性文化轉型的社會基礎已然改變，無論是全球人口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頻繁移動，還是不斷激增和創新的多樣化知識形態日益為世界所共享和應用，都使得人們固有的傳統生活模式被打破，人群關系的新認同被重塑，人的內生性生活世界及其心態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改變。
其一，從鄉土中國向當代中國轉型的過程中，不同時代的文化在疊加遞進中共同發揮社會影響力。與鄉土中國相應的傳統農業文明，具有物質經濟的基礎，在遭受到西方現代化沖擊之后，中國開始踏上自覺追求和不斷探索工業化文明的發展道路；而當代中國的發展，則與當下如火如荼開展的信息化、數字化建設以及快速成長的互聯網文明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所有人都正處于這樣的階段之中，并深切感受到了它的真實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所論及的不同發展階段之間是可以相互并存的，是后來者包含先行者的一種階段覆蓋模式。在社會心態意義上，這些不同階段會在不同的時空場景對人們產生影響。例如，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既可以浸潤于信息時代的虛擬空間之中，也可以選擇離開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到城郊或更遠的鄉村，漫步于田間地頭，完全轉換到鄉土生活的體驗之中去。不同時代的文化屬性相互交織、前后覆蓋、發揮疊加效應，是一個文化轉型時代最具特征性的表現之一。
其二，由文化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心態轉變，特別體現在由不確定性而帶來的風險性認知上。世界的分化之力，是種種不確定性、風險性因素的根源。對于當今時代而言，我們能確定的只有不確定性本身。理論上，人們完全可以預先安排短期內的議程，但就當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意義而言，很多因素都可能導致一個預定議程無法順利開展。特別是在整個世界經歷了像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這樣重大的不確定性事件后，之前社會學家所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⑤，也強化了人們的相關認知，使人們認識到這種未來不可完全去預期的真實性存在。顯然，對于當下而言，人們所理解的未來往往需要不斷謀劃、有步驟地作出安排，特別是渴望有一種穩固的安排，使得觀念意義上的不確定性轉化為一種確定性。越是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人們基于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安全訴求就會更為強烈。
其三，人的移動性從傳統鄉土社會時代的“非常”或“反常”轉而成為一種“日常”。人的一生將會有更多時間在頻繁移動之中完成，是移動日常化的一種自然結果。相比于傳統時代安土重遷的思想觀念，現代社會中真正意義上的故鄉觀念已然被弱化。人們的所經之地可能只是一處暫時的棲居之地，而不必然成為一個安然于此的恒久生活空間。“匆匆過客”顯然不再是宗教哲學意義上的那種超驗觀念，而是成為今天很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普遍性的情感體驗。
其四，在多樣性事物中作出選擇，日益成為人們生活的姿態。在一定程度上，傳統時代的“別無選擇”代表了一種集體性價值的張揚。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文化轉型的世界之中，多樣性成為世界存在的基本樣態。并且，這些多樣性存在可以同時涌現到一個人的面前來，人們必然從中作出自我選擇。正是因為有了可供選擇的空間，當代世界中的個體性價值才得到彰顯。未來將不再是一概而論的共同性地需要什么，而是人作為個體究竟需要什么，即自己的獨特性選擇究竟是什么。可以說，在這些方面，人們無可選擇地要作出一種從自我出發的自我選擇。從這個視角來看，我們將當前文化轉型時代稱為一種“私人訂制”時代也不為過。從商品生產到生活方式，從價值觀念到性別意識，從口味偏好到生活目標，凡此種種，全部都在于個人從諸多預備提供的選項之中去進行選擇而獲得，而一個人的選擇能力，也是以這樣的目標追求為指引而逐漸被培養起來的。
其五，人類生活中的智能替代，是文化轉型發展的重要產物和社會心態的投注。智能作為人類最為突出的發展屬性，賦予其一種超乎于其他物種并且對于世界事物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的支配性力量。在這一過程中，人類智能的功用一方面表現在幫助人們適應周圍環境、改造自然界，創造人類社會的種種文化，便利自身生活；另一方面，在發明各種機器的過程中，人類也將自己的智能投注并固化在其中，使機器的形態在不斷模擬人類智能并逐漸替代人類智能方面發揮更大功效，更多地服務于人類生活質量的提升。
同時，伴隨著人工智能以及移動互聯網在全球突飛猛進的發展，這種生活中的智能替代發揮的影響和作用也日益突出。例如，由發動機驅動的車輛發明或許是對于人的行走能力的一種替代，那么到了自動駕駛汽車出現和逐漸普及的時代，則真正體現出對人類智能本身的一種全面替代。而在未來，人在諸多方面的智能，包括記憶、分析、書寫、交流等，都會隨著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技術的高度發展而不斷實現這種智能替代的可能性。反映在文化上，我們區分世界的方式可能不再會是真實—虛幻這樣簡單的兩分，而可能會上升到究竟是一種自我本有的智能還是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智能這樣的層面。特別是機器人技術的出現及其功能的日臻成熟，也會使這種智能替代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
正如工業化的商品消費時代集中地體現在貨幣資本對于人們生活各方面的替代和轉化那樣，未來，我們必然會面臨一系列生活被各種形式的智能產品所替代的轉變乃至革命。在信息化的互聯網文明時代中，新發明的智能替代正逐漸深入地參與到我們當下的生活中來。配合著生物工程、基因編輯、大數據以及無線網絡的快速發展和運用，智能替代的更新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影響不斷加深。
總體來看，上述提及的這些經由文化轉型而產生的社會心態變遷，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存在。人類的生活不可能完全后退，不可能回到人類生活的原始，更不可能回歸到那種單一性的文化存在狀態中去，其所面對的現實結果必然是多樣性的共存。人們在多樣性之中擁有自主選擇的自由，這種對每個人都有意義的選擇性的共同成長，也將成為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基本存在形態。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人類進行文化創造的初衷必然不是尋求毀滅，而是要讓人始終生活于幸福之中。同樣，文化轉型必然也是出于這一目的才會真正發生，其不會背離人性的本來而隨意發展。縱然因風險社會的存在，我們無法保證文化的轉型必然獲得幸福的結果，但實際上，所謂幸福的結果還是要取決于人心目中的趨向所指是否朝向于對未來的期望。不論中間會經歷怎樣的崎嶇彎路，只要個體希望聚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一種集體性的力量，也就是人類所可能有的共同性的未來，這恰是文化轉型可以為人們所接受的正向價值所在。
所有的改變都會因其映射于人心之中而引起更大范圍的社會與文化轉型，而社會與文化轉型又將進一步影響人心之變的取向，帶來一種整體性的社會與文化姿態的扭轉。我們更需要在世界性的意義上去理解這種改變——這種改變顯然不再可能局限于某一國或某一地域的范圍之內，而是全球范圍內的國與國、地域與地域以及人群與人群之間的聯動性大轉型。在這一大轉型之中，我們需要重新理解自我和他者的關系，重新看待中心和邊緣的結構性依賴，從一種動而非靜的角度去審視并尋求中國在世界之中的位置，不斷尋求新的自我發展機遇，從而真正開拓出貢獻世界新秩序發展、體現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道路模式——這將會是未來人們所真正期望的目標所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所長、博導，青海民族大學兼職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文化比較視域下中西思維方式差異性研究”（項目編號：19ZDA021）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費孝通著、方李莉編：《全球化與文化自覺——費孝通晚年文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23—24頁。
②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③[美]康拉德·M.阿倫斯伯格著、樂梅譯：《愛爾蘭鄉下人——一項人類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21頁。
④趙旭東：《枝杈社會與鄉土社會的文化轉型》，《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第13—20頁。
⑤[德]烏爾里希·貝克著、何博聞譯：《風險社會》，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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