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社會心態具有“社會晴雨表”和“風險預警器”作用，對于認識把握社會發展大局、研判政治經濟走向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帶領的課題組通過對青年心態三個方面的把握，提出當前青年心態的一些新特點。對此，應加強青年心態分析研判、分類開展青年思想引領、打破青年就業年齡限制以及促進青年共建共享發展成果等。

【關鍵詞】青年 社會心態 引導策略 【中圖分類號】C912.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各部門堅持正確方向、堅持立德樹人、堅持服務大局、堅持改革創新，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等一系列文件的出臺，黨的青年群眾工作的頂層設計與基層抓手、理論引導與實踐平臺、組織建設與機制保障等都有了極大提升。

社會心態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康的社會心態能夠為社會和諧運行提供價值支撐，還可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心理動能。筆者的課題組通過對我國多個青年群體的調查發現，當前中國青年社會心態面臨的問題是現實的、緊迫的，反映出當前青年的自我認知與國家對青年的要求期待之間存在一定張力。青年心態的變化往往是社會心態變化的前奏，針對青年社會心態蘊含的一些新趨勢和新挑戰，需要采取更具前瞻性和針對性的治理策略。

把握青年社會心態的三個方面

中國廣袤的地域、城鄉的差異、人口的眾多使得不同青年群體呈現出不同的價值觀光譜和社會心態特點，針對青年整體作出判斷時要十分慎重，應特別注意“碎片化”“片面性”“主觀性”等誤區，統籌把握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視域局限。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往往依據身邊人的情況推斷出對全貌的認識，每個人從自身視角得出的結論都會有“統計偏差”。雖然互聯網上存在各種“展現”和“表演”，但圈層壁壘仍在加大。每個人都有視域局限，看到的都是片段，接觸到的主要是和自己具有相似價值觀的人。

互聯網平臺集聚了大量青年，每個平臺都是某個青年亞群體的高度聚合，盡管這些亞群體的人口樣本已足夠大（很多是千萬數量級），但中國14—35歲的青年人口數量約4億，因此從任何一個平臺中觀測到的青年形象，都是整體中的部分。對青年心態的分析，要求我們必須反思和發現自己頭腦中預先設置的經驗和偏好，“排空自己”，敢于和善于進行自我批判，保證價值中立和思想開放。同時，在研究中注意參考不同平臺的數據，注重將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相結合、統計數據與調查數據相結合，將各類數據通過信息化平臺有效分類、對接，交叉印證，才能得出盡可能接近事實真相的結論。絕不能僅依靠某個平臺的數據和不嚴謹的抽樣調查得出對青年整體的判斷，更不能對個別青年的某些極端心態作過分的渲染和肆意的放大。

二是時空壓縮。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物質財富的快速增長，人們在占有物質財富之外獲得了更多的選擇和自由。當前中國青年的價值觀中，既包含前現代觀念，也有現代觀念、甚至后現代觀念，筆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價值感墮距”。即在社會快速變遷過程中，同一代人價值觀的變遷速度不一致，有的群體變化快，有的群體變化慢，導致各群體之間價值觀的錯位和不均衡，并由此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

比如對于低收入青年、務農青年和一些城市基層工作者而言，其主要訴求仍為物質生活的改善；而對于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青年而言，其需求主要表現為從注重物質轉向注重精神，追求更舒適的生活體驗；特別是對于很多高收入城市白領而言，物質財富已不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標志，他們具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即個人選擇的興起和生活方式的個體化，追求“為自己而活”，倡導一種“自我文化”。由于青年群體更善于表達，情緒也更偏外向，因此不同價值觀的日常碰撞也不可避免。

三是意義重構。青年群體有其獨特的能動性，他們對于自身地位狀態的反應和對于內在愿望的表達，主要通過重構意義這一形式來加以呈現。比如在很多青年看來，“躺平”并非“不想努力”，而是對眼前工作“不值得付出”的一種調侃和嘲諷，其背后反映的是青年對工作意義價值感更為迫切的追求。當代青年的原生家庭更為豐裕，個體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其對于“工作”的短期、剛性需求明顯減弱，而對于“職業”的長期、多元訴求日益凸顯。2022年課題組面向8427位在職青年開展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對于選擇當前工作時考慮的因素，排序在前列的有“專業對口”（28.8%）、“職業發展前景好”（18.1%）、“能夠實現人生價值”（17.0%）及“個人興趣愛好”（11.2%），但是考慮“收入高”的比例僅有5.4%。可見，青年對當前工作不滿意而選擇的“躺平”，恰恰是其對職業的“不將就”所導致的拒絕“躺平”。從這個意義上講，上一代人理解的“躺平”和當代青年理解的“躺平”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要避免把“自我理解”當作“青年意見”的認知偏差。

視域局限、時空壓縮和意義重構三者的交錯雜糅，為我們準確、系統、全面認識當代青年心態帶來了一定難度。4億中國青年呈現的面向極為復雜，如何得出青年心態的全貌和走向，辨識哪些是偶然、哪些是必然，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需要開展長期、深入的跟蹤調查。一定程度上，我們更容易在重大事件中看到青年鮮活的行為反射，從而有機會矯正已有的判斷。在日常工作中，我們往往會依據青年們“說”什么而認為他們“信”什么或“想”什么，但“說”其實有很大的迷惑性。

當前青年社會心態的新特點

從整體來看，當代青年的社會心態整體上陽光樂觀，積極向上，對國家發展充滿希望，對個人生活充滿信心。但與此同時，當前青年心態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需要引起重視。

愿意拼搏奮斗，但要知道“努力的意義”。當代青年具有奮斗精神，對自己的未來有著美好的規劃，也愿意為之付出努力。但在“奮斗”和“內卷”的區別上，部分青年認為：“有意義的努力是奮斗，沒有意義的努力是內卷。”進而他們將“有意義”界定為：能看到自己在工作鏈條中的角色，能找到自己在工作鏈條中的價值。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作的意義實際上就是在追問，人的本質能否在過程中得以實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現。人們通過工作，感覺到自己被需要，體會到勞動的價值，工作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確證自我”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講，工作的內在價值必須超越生存目的，指向人之為人的本質實現。

工業化時代，每個人都是工作鏈條上的一個小環節。在中國，由于中華傳統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影響，這個鏈條更多地表現為某項工作在國家敘事中的位置。盡管自己是一顆“螺絲釘”，但從事的職業如果是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盡一份力，那么再苦再累，價值也完全不同。而一旦工作內容和國家敘事之間失去了聯系，苦和累的意義至多是為了個人功名利祿的獲取，干的越多，“內卷”感越重。課題組調研發現，這幾年有關部門對快遞小哥等新興青年群體的工作價值高度肯定，盡管快遞小哥并非高收入群體，但其對工作意義的感知是比較積極的。

認同主流價值，但也關注“個體的表達”。近年來，教育公平、動物保護、環境保護、勞動救濟等議題成為一些網絡新生代積極推動的權利主張。青年人對某些權利的強調，正是現代社會中個體獨立意識和權利意識彰顯的體現，是青年追求個性、渴望自由的情感表達。在個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中，一些青年對某些權利的“在意”，反映出社會轉型期社會心態的轉變。進一步地，很多高學歷青年將個體的權利主張轉化為改造社會的實際行動，依托飯圈、亞文化等新型組織形態推動網絡行動。憑借相似的興趣愛好和利益訴求，不同價值取向的青年聯結成諸多有形無形、線上線下的社區/共同體，這些群體的核心訴求之一是“尋求承認”，似乎既不追逐具體的權力或經濟利益（至少不直接這樣做），也不需要強調自己比別人更優越，而只是為了表達，堅持自己的與眾不同，是“為承認而斗爭”，尊嚴或尊敬構成了他們組織起來的動力。在現實中，此類活動仍不可避免地伴隨著相應的經濟主張與權利主張，只是這兩者在運動過程中不被刻意強調，這更增加了其復雜性和走勢的不可預測性。

成就預期較高，但易伴生“相對剝奪感”。青年時期處于人生的爬坡過坎階段，在“明天會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強”的家庭和社會期待之下，他們面臨著超越父輩獲得更好生活的壓力，對自己未來社會地位的預期持續上升，且預期上升的速度較快。我國經濟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后開始逐漸放緩，特別是受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逐漸傳導到個人的就業和收入，使得青年感受到生活的困難與艱辛。疊加國際局勢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部分青年感到憂慮。盡管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產生某些悲觀情緒是人之常情，但有的青年將人生中的“不如意”歸結為時代紅利的減少，甚至認為時代對自己“不公平”。與上一代人相比，自己“得的少了”“沒趕上好時候”，進而對當前經濟形勢產生極端負面心理。

政治熱情高漲，但容易導向“二元對立論”。近年來，一些極端化的言論頻繁出現在如國家、民族乃至更為廣泛的國際關系領域，使某些原本并非敏感的國際議題在中國呈現出爆點多、燃點低的特點。輿論空間越來越頻繁地被劃分為多個相互獨立的陣營，對多元觀點的包容空間極小，某些青年對一些問題的認識陷入非黑即白的誤區，對議題本身的探討與交鋒有時難免會淪為互貼標簽和道德審判。一些青年在討論中把中國與西方、人類文明的不同形態對立起來。這種對立帶有強烈的裹挾意味，不允許異類聲音的出現。

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會形成片面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擠壓國家處理相關問題的彈性空間，如近年來民族主義的持續升溫與某些國際問題上個別青年態度的日趨強硬，迫使民眾在大量問題上要立場鮮明地“表態”或“站隊”，而一旦國家在特定問題上的處理與其預期不符，原本的積極擁護者就可能調轉態度站到國家的對立面。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國際環境都發生明顯變化，部分青年自信自強有余、平和理性略顯不足，個別極端聲音若被放大傳播到國際社會，勢必會對我國國際形象造成不良影響。

對當前青年社會心態的思考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培育青年健康向上的社會心態，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要遵從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方法和一般規律，也要考慮適合這一特定年齡階段人口的實際情況。作為社會中最活躍的群體，青年的社會心態和價值觀與其他群體有著顯著的不同，其具有感性大于理性、超越性大于現實性、獨異性大于同一性、求新性大于耐受性的基調。如果青年工作不從這些心態底色出發，對青年的思想引領就會猶如空中樓閣，淪為自說自話。

加強青年心態分析研判。隨著社會轉型加速，青年心態呈現出諸多不確定性，不斷生發出新的挑戰和問題，因此，良好青年心態的培育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過程，需要久久為功、持之以恒地做好相關工作。從深度上，整合相關學術力量，在理論上深入研究如何引領性別、環保、技術三大全球性時代議題，以及如何保持和激發青年奮斗精神和創新活力的問題。重點關注和及時處置青年敏感度較高的社會議題，比如牽涉性別歧視、收入分配與就業保障、教育改革、生育政策、戶籍制度改革等問題。從廣度上，加強青年心態的分析監測，及時準確了解青年心態的真實情況。可以考慮在各級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的監測指標體系中增設社會心態相關指標，建立囊括社會認知、社會情緒、價值觀念和行為傾向等在內的指標體系，構建青年社會心態測量的互聯網大數據指標體系。可以基于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用戶代表性樣本的文本信息數據，及時監測青年社會心態的波動狀況，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機或輿情事件對青年社會心態的影響，并與傳統社會心態問卷調查數據關聯分析。

分類開展青年思想引領。高度肯定體制外青年的工作價值，提振體制外青年對于社會發展的信心和國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識。大力鼓勵體制外青年積極參與國家政策宣講，精心設置面向不同行業的宣講方式，可以讓本行業青年人才宣傳闡釋與其從業領域密切相關的政策，如讓教培行業老師宣講對于“雙減”的認識，讓程序員宣講對于互聯網數據安全的認識，讓網絡主播宣講對于網絡輿論斗爭的認識等。課題組調查顯示，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是好是壞”“如果西方聯手封鎖中國怎么辦”“如何破解創新能力不足的關鍵瓶頸”“臺海局勢會朝哪個方向發展”等問題青年關注度較高，這反映出當代青年對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以及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的關注度日益提升，針對這一系列關系“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還需進一步提振信心、凝聚共識。

打破青年就業年齡限制。《公務員錄用規定》對報考公務員資格條件規定為35歲以下，社會上很多企業在招聘時，亦參照此規定對應聘者年齡進行限制。在當前日益激烈的就業競爭環境之下，35歲儼然成為人生“分水嶺”、職場“生死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且“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規定與此相似。年輕朝氣、可塑性強的青年可以為單位發展帶來新鮮活力，但經歷了職場磨練，專業技術趨于成熟的員工也是不可多得的財富。因為年齡限制無法進入某個領域，是對人才的巨大浪費，也增加了社會的普遍焦慮。因此，可以適時調整公務員錄用規定，同時在相關法律中增加“年齡”選項，以明確禁止用人單位歧視勞動者年齡。

促進青年共建共享發展成果。社會心態的養成歸根結底要依托于實際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同青年群體的需求既有普遍痛點，也體現了行業差異。要以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為契機，將思想引導和政策舉措有效結合起來發揮作用，如加快放開在就業地參加社保的戶籍限制，尤其是專科以下但具有成熟技術經驗的青年技工的戶籍限制；加快推進公租房建設，在大城市制定青年人才“積分落戶”標準；營造家庭友好型的職場氛圍。對企業在引導青年員工平衡“工作—家庭”關系方面的做法予以表彰，推動企業在面向員工家庭的支持政策體系中發揮作用；培育新時代家庭觀，倡導家庭成員共擔家庭責任，重構代際間和兩性間共同成長的家庭倫理。注重傳播生育養育對個人成長、情感體驗和家庭建設的積極效應，減少因輿論過度強調生育養育壓力而制造出的社會焦慮。加快制定實施新興領域專業人才職稱評審標準等。從行業差異來看，非公經濟組織希望寬松的貸款和稅收政策；青年社會組織期待及時獲知、盡量加大和拓寬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和廣度；網絡作家、獨立音樂人等新文藝青年渴望證書認證、榮譽激勵等社會認可和精神獎勵；還有一些青年企盼技能提升培訓、職業規劃指導等。針對不同的青年群體，要摸準需求痛點，分層分類開展高效精準服務。

（作者為中央團校科研與智庫工作部主任、二級教授、博導，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袁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深圳研究院蘆垚、張釗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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