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對過去五年工作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進行了深刻總結，對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目標任務和大政方針進行科學謀劃和系統部署。2023年，是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一年。邁上新征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哪些重大課題值得關注？

本期《國家治理》周刊推出“2023年國家治理領域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年度特別策劃，在對近百位各領域專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匯總歸納出17個重要課題的基礎上，面向全國各地黨政干部、企業家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網絡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4666份，按照得票情況最終遴選出2023年國家治理領域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這十個課題分別是：

· 共同富裕的階段性衡量標準

· 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 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點與難點

·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挑戰與新任務

· 基層治理弊病如何根治

· 如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

· 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

截至目前，國家治理領域年度值得關注的課題這一特別策劃已持續四屆（如下圖所示）。分析四年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以下趨勢特征。

脫貧攻堅、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一直都是公眾最為關注的議題。從2020年到2023年，連續四年位列十個課題第一位的分別是“如何實現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如何更好推進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內涵與實現路徑”“共同富裕的階段性衡量標準”。公眾的關注重點從脫貧攻堅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既體現出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對經濟繁榮、社會安寧、家庭富裕的理想生活的愿望與憧憬，也體現出黨和國家對實現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和不斷推進的偉大歷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之后，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成為新的工作重點。過去的一年，公眾重點關注共同富裕的根本內涵與實現路徑；2023年公眾對共同富裕的關注點進一步深入，開始關心共同富裕的進展、關注其階段性衡量標準問題。當前，我們對促進共同富裕的原則、思路和路徑等都形成了普遍共識，需要回應公眾的關注，進一步明確共同富裕階段性進展評價。

近年來公眾關注的議題日益彰顯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從2021年開始，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等方面的課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所占比例與受關注程度均顯著提升。尤其是經歷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公眾對中國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感受愈加明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如何將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在2021年分別位列第二、三位。建黨百年之際，《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從13個方面分領域總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使公眾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公眾對全過程人民民主和中國式現代化相關話題的關注連續兩年（2022年、2023年）位居前十位，并且對其認識與關注從內涵特征等概念認知層面，逐漸發展到與國家治理的關系、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系等更深入、更廣泛的領域。此外，2023年值得關注的課題第八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是文化領域相關議題第一次進入前十位，體現出公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重大意義及其創新發展的重視，也反映出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入推進和治理效能的不斷顯現，公眾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增強。

發展和安全議題長期為公眾所關注。從2021年開始，統籌發展與安全相關課題一直在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中占有一席之地：“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實現更為安全的發展”（2021年），“常態與應急結合的治理體系如何進一步完善”（2022年），“如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造成的歷史性、長期性重大沖擊，更加凸顯出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重要意義。統籌發展和安全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把統籌發展和安全納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黨的二十大對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系統部署，提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當前我國發展又進入了風險易發多發期，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必須進一步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支撐、相互促進。

公眾對一些重要課題長期關注，且關注點隨時代發展而變化。縱覽近四年公眾在國家治理領域關注的議題，一些重要課題連續四年都為公眾所高度關注，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變遷，公眾的關注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除了前文所述的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相關議題、發展與安全系列議題之外，“三農”領域的重點關注課題也經歷了鄉村振興—城鄉協同發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演變。數字技術相關議題連續四年位居前列：從2020年的“國家治理如何有效應對新技術變革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挑戰”，到2021年的“智慧治理的應用及其有效規制”，再到2022年的“國家治理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最后到2023年的“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可以明顯地看到，公眾的關注角度隨著數字治理、數字經濟發展趨勢發生了重要變化。

共同富裕的階段性衡量標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目標，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要有充分估計”，并強調“要深入研究不同階段的目標，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一文中，總書記對促進共同富裕進行了三個階段的目標規劃：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逐步縮小。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

事物的發展都要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回顧我們黨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歷程，從溫飽不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推動共同富裕，是一個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循序漸進的科學進程。當前，黨中央對推動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已經有了清晰的部署，需要制定合理的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對共同富裕的階段性進展和目標進行科學衡量。一方面，要準確把握共同富裕的內涵，評價標準不僅包括物質生活富裕，還包括精神生活富裕；不僅要反映人民生活富足，還要涵蓋環境宜居、社會和諧、公共服務普及普惠等等。另一方面，要意識到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要客觀考慮國內外各種突發事件對共同富裕進展的影響，綜合考慮共同富裕觀念的確立、基礎條件的改善、致富能力的提升等因素。

衡量共同富裕的進展不僅要從整體層面考量，也要針對不同地區發展實際因地制宜地進行評價。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還比較突出，區域發展差距較為明顯，各地區推動共同富裕的基礎和條件不盡相同。因此，無論是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還是對共同富裕階段性進展的衡量評價，都要綜合考慮各地資源條件和發展實際，避免盲目攀比和冒進。作為全國首個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省在評價方面也作出先行實踐：構建了由56個指標組成的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指標目標體系，并出臺了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績效考評辦法，動態監測評價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工作進展。如何對不同階段、不同層面、不同地區的共同富裕進展進行科學評價與衡量，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繼2022年“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與意義”被選入公眾關注的十大課題之后，2023年，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議題依然受公眾高度關注，并延伸到了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兩者的關系。全過程人民民主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就是與治理場景聯系在一起的：2019年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考察時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同時也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而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根植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實踐之中。

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國家治理既在理論上邏輯契合，又在實踐中互聯互動、互相賦能。人民群眾是國家治理的參與主體，通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人民以各種方式、通過各種渠道廣泛、持續、深入參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把民主從政治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既拓展了民主的作用空間，又保證了國家治理中人民的主體地位、提升了治理效能。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0月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要繼續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治國理政的政策措施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來。”在國家治理層面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要擴大民主治理主體參與、實現多元主體共治，創新完善民主治理的程序和流程、拓展民主政治創新道路和實現方式，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資源和動力。國家治理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流程如何進一步規范、完善，如何以全過程人民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各界進一步深入研究。

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緊密聯系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黨的二十大對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說明中，最后一條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是辯證統一、一體兩面的。

人類文明是不斷發展和演化的，經歷了史前文明、農耕文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等不同形態。許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消失、沒落，惟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在中華文明基礎上，我們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文明形態。與之相對應，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有著鮮明區別。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打破了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神話，也塑造了人類文明新格局，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何以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對人類文明新形態有哪些貢獻？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密碼是什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兩個結合”之間，有著什么樣的內在邏輯？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對解決人類社會重大問題有哪些貢獻？這些問題都需要學術界進一步深入思考，為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在更高層次上推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更多理論成果。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點與難點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其進展直接關系到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進度和質量成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啟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農業農村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堅實基礎。

當前，我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仍面臨不少矛盾和挑戰。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指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農村發展存在短板弱項、促進農民持續增收面臨較大壓力、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任務比較艱巨等多方面的現實挑戰。同時，如何保障耕地安全、種子安全、糧食安全，如何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交易，如何培育農村產業發展新動能，如何提升農村防災減災能力，如何解決農村人口老齡化和養老問題等一系列現實問題也亟待解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舉措，縮小城鄉在收入、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差距也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點和難點所在。

農業農村現代化既包括現代化的農業農村，也包括現代化的農民。在發展現代化農業和建設現代化農村的同時，也要注意推進現代化農民建設。一方面，要促進農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讓農民在思想道德觀念、價值取向、科學文化素養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邁向現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引導農民樹立新理念、掌握新技術、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激活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生動力和自我發展能力。農業的現代化、農村的現代化、農民的現代化，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十分重要，缺一不可，需要廣泛關注、深入研究。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挑戰與新任務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之后我國經濟開啟了高質量發展進程。五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新發展格局逐漸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不斷完善，我國經濟的總量規模和發展質量穩步提升，為世界經濟增長尤其是疫情后全球經濟復蘇作出巨大貢獻。進入新征程，新的發展階段、新的使命任務和新的發展環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全球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疊加烏克蘭危機，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貿易保護主義上升，中國經濟面臨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國內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中國經濟面臨著較以往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此外，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風險還須解決許多重大問題”，這些問題都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嚴峻挑戰。

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進入新征程，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在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同時，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協調好效率和公平，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導向，在高質量發展中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高質量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

基層治理弊病如何根治

基層治理中的難題長期為公眾所關注。“如何從制度基礎上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2020年），“基層減負與放權賦能”（2022年），“基層治理弊病如何根治”（2023年），這些基層治理議題都位居國家治理領域值得關注的課題前十。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痕跡主義”“層層加碼”、負擔過重、問責異化等都是基層治理長期以來難以根除的頑瘴痼疾，并且在數字時代衍生出一些新變種，如技術濫用、數字形式主義等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更是暴露出基層治理的各種亂象。基層治理弊病不僅造成資源浪費、讓基層工作者苦不堪言，更削弱了基層治理效能，影響了群眾的獲得感和滿足感。

基層黨組織和政府處于治理體系的最末端，要處理來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和各種復雜的治理問題，工作壓力大、任務繁瑣復雜、應急突發事項多。即使黨和國家通過各種政府改革、治理方式創新和治理理念更新等推動基層治理現代化，也依然因為基層權責不對等、工作資源不充足、信息不對稱等多重客觀因素，以及部分基層干部個人能力不足、官本位思想作祟等主觀因素，導致基層治理各種問題多發、頻發，且難以根除。

新時代十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解決基層治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不僅將2019年確立為“基層減負年”，2020年還出臺了《關于持續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作風保證的通知》。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治理，但如何追根溯源、錨定病根，徹底根除基層治理中的各項弊病，真正釋放出基層治理效能，依然需要學術界和基層實踐進一步深入探索。

如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是黨和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統籌發展和安全是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原則。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將安全與發展聯系在一起，深刻詮釋出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力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推出一系列重要舉措，國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強。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極為不尋常、極其不平凡的五年，黨和國家統籌發展和安全，有效應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各種巨大風險挑戰，保持了社會大局穩定和經濟平穩發展。

未來五年不僅是我國發展的關鍵機遇期，也是風險多發期，可能會有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從國際來看，全球政治格局失序動蕩，政治分裂、軍事沖突以及逆全球化潮流，使全球經濟與安全環境更加敏感脆弱；此外，全球生物安全與公共衛生安全形勢嚴峻，全球氣候安全與生態安全風險不容忽視。從國內來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臨諸多深層次、根本性難題，內外部安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發展面臨諸多挑戰。黨的二十大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體現出保障發展安全、構建新安全格局對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迫切意義，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統籌協調和良性互動。

當前，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還有卡點瓶頸，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防范金融風險等方面還面臨一系列挑戰。構建新安全格局要求“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加強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權益，維護海洋權益，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更高水平的保障和更長遠的支撐。前進路上，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好發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既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也是我們必須完成的重要任務。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扎根于中國人民內心深處的精神狀態、價值觀念，更是熔鑄在中華民族千百年發展歷程中的強大力量，對于國家發展和民族進步具有深遠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現代化進程中，許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遇到民族認同問題的挑戰，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對于增強中國人民的文明自覺、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具有重要價值，是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動力。

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習近平總書記極為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應用，積極總結、借鑒我國古代治國理政思想智慧。如民惟邦本、德主刑輔、任人唯賢、其命維新、以和為貴等優秀傳統文化理念，在治國理政中都有豐富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治理實踐則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現實土壤，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

只有立足于國家民族發展進程，中華文明才能釋放光輝；脫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會失去其光彩。因此，要在國家治理實踐中長期、反復發揚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要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傳統文化中具有現實意義的治理思想和具有時代價值的價值理念，有鑒別、有選擇地繼承與弘揚，并與時俱進地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之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發展，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成為重塑世界經濟結構和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世界科技強國競爭，比拼的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國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顯著增強。黨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對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科技自立自強是實現科技實力質的飛躍和系統能力提升的關鍵所在。然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還面臨阻礙，如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不充分，基礎研究投入和研究能力不足，科技體制不能適應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需要，科技成果評價機制、人才培養和支持機制不夠完善等。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是到二〇三五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進行統籌部署，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要有力統籌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黨中央的部署已經明確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的密切聯系，推動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一步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內涵、重點和難點是什么？如何衡量評價？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探索。

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

當前，數字經濟已深刻融入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深入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中國已成為規模優勢明顯、產業布局領先的數字經濟大國，數字經濟總體規模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國數字經濟還存在大而不強、快而不優等問題。近期發改委發布的《關于數字經濟發展情況的報告》指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足、傳統產業數字化發展相對較慢、數字鴻溝亟待彌合、數字經濟治理體系還需完善等四個方面的問題。近年來，黨中央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部署，從提出“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到強調“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體現了數字經濟從規模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的時代特征，也反映出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需要。

當前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加緊布局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新領域新賽道。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既面臨復雜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也有著我國發展新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黨的二十大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的要求。針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短板和不足，需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數字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高端，增強數字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彈性。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競爭力和持續性，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贏得未來。

【執筆：董惠敏】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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