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二十大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國將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展望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仍然面臨新挑戰，也被賦予了新任務。從挑戰來看，一是疫情防控新階段經濟復蘇的基礎仍不牢固，二是國際地緣政治風險持續上升，三是宏觀經濟政策難以快速調整。從任務來看，一是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二是主抓消費“新雙極”和城鄉消費協同，三是推動結構性減碳。
關鍵詞:中國經濟 高質量發展 新挑戰 新任務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2022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疫情、烏克蘭危機和高溫干旱等多重壓力。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通過疫情防控、積極有效的政策托底和國內完整的產業鏈與統一大市場的支撐，我國經濟總體實現了“弱企穩”態勢，但仍舊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的局面，亟須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外部沖擊只是內部動力減弱的放大器，而并非本質原因。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本質原因是“兩個循環”的動能切換還未完成，正處于國際和國內經濟動能同時加速進入結構轉換時期。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新時代的中國將主要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此，需要準確識別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能面臨的新挑戰和新任務。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新挑戰
關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已有相關戰略研判。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一方面，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另一方面，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2023年，新發展格局加速落地，新舊動能交接完畢，發展動能會逐步提升，供給側制約因素逐漸緩和。此外，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循環模式再次進入重構期、地緣政治風險頻發。面對這些變局，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至少面臨以下幾點新挑戰：
疫情防控新階段經濟復蘇的基礎仍不牢固。2023年1月8日起，我國對新冠病毒感染實行“乙類乙管”，取消入境人員全員核酸檢測和集中隔離等要求，但病毒傳播的發展走向及其防控政策優化調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經濟復蘇進程。西方國家疫情防控全面放開后，進入了新產品周期和供應商調整周期，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將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我國疫情防控模式調整過程必將引致經濟社會運行邏輯轉變的磨合成本。這些內外沖擊都可能使新階段的中國經濟復蘇和高質量發展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世界經濟進入“三低三高”大調整期，國際地緣政治風險上升。預計世界經濟將進入以低增長、低貿易、低投資，高債務、高通脹、高風險為主要特征的大調整期，加劇地緣政治風險。“三低三高”大調整期的表面原因是全球化紅利消失，更深層次原因是世界各國的經濟循環模式又一次進入重構期，將從市場競爭再次回歸國家競爭。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可能會逐步走向更為靈活的“羅斯福新政”模式，政府作用進一步加強，突出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投資，追求高科技競爭。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國的對外貿易、對外投資乃至總體國家安全都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國際地緣政治形勢。
國內經濟進入結構轉換和動能轉換的“雙轉換期”，宏觀經濟政策難以快速調整。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房地產投資和出口貿易，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老五化”推動，但目前情形發生了根本變化。房地產行業拐點初現，存量住房的消化壓力很大，平穩健康發展面臨壓力。受疫情沖擊、烏克蘭危機、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更深層次的國際產業鏈價值鏈重構等因素影響，出口貿易也萎靡不振。在此背景下，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此外，我國經濟在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過程中，“新五化”應運而生：一是由消費升級、分層與下沉所帶來的中產化。二是由科技創新與產業現代化所驅動的數智化。三是由“雙碳”目標倒逼結構調整所要求的減碳化。四是由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并舉所形成的城鄉一體化。五是與人口轉型釋放人力資本紅利相伴隨的老齡化。“新五化”已經逐步替代“老五化”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引擎和新動能。在這個雙轉換期，總需求不足的挑戰將更加尖銳，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據此快速調整，在結構性政策與總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與跨周期政策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任務
挑戰和機遇并存。展望未來，我國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非常豐富，本文擬重點談三項主要任務——“數實共生”、消費新雙極和結構性減碳。
“數實共生”賦能數智時代高質量發展
過去十年，我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特別是數字經濟與商業模式為主的諸多結合領域，實現了對發達國家的“彎道超車”，數字經濟與商業模式的創新融合成為支撐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與商業模式在諸多領域的結合發展由于程度不等地存在“數字泡沫”現象，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效應已接近“天花板”，若想讓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更加持續的支撐作用，就必須實施數字經濟與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的深度融合發展模式，即“數實共生”。
“數實共生”的發展理念是將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一體化發展。二者的協同效應體現在：數字技術有助于改善用戶體驗，促進企業轉型，優化產業結構，增強國家經濟實力。與此同時，實體經濟的應用需求也為數字技術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兩者相互促進產生的倍增效應、乘數效應將極大推動經濟發展速度和規模擴張，進入良性發展階段。數字經濟助推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僅體現在數字經濟與商業模式等應用場景的融合，更應該體現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與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深度融合領域，體現在“軟科技”和“硬科技”深度融合。只有如此，才能構成支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生型動力機制。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由此可見，我國已明確要將數字經濟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新動能，也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厘清了方向。
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發展重心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注重規模經濟轉變為注重質量效益。因此，運用數字化技術發展數字經濟，注重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并以實體經濟為基礎，將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進行深度融合，以此來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數實共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能夠為中國經濟的提速換擋和轉型升級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為提升經濟運行效率注入數字新動力。“數實共生”需要國家層面、產業層面、企業層面、個人層面協同推進。
從國家層面看，“數實共生”就是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共同發展，不斷夯實數字產業化基礎，加速產業數字化步伐，全面建設新基建，提升整體經濟運行效率與質量。新基建是實現“數實共生”的基本保障，將創造巨大的市場空間，加速傳統產業數字化升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國家發改委于2020年給出定義：新型基礎設施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三大類。
從產業層面看，“數實共生”就是推動形成數字化產業鏈。傳統產業通過數字技術改進設計、研發、生產、制造、物流、銷售、服務，創造新業態、新模式，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創新升級。“數實共生”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賦智、提質、增值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直接推動資源產出效率提升，即“技術效應”；二是通過變革傳統商業市場，為數字產業化提供市場空間，讓資源實現新的更優配置，即“配置效應”。
從企業層面看，“數實共生”就是企業數字化轉型。企業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體，數字經濟時代，各個企業都會面對客戶的新變化、技術的新架構、行業的新生態，要想持續生存與發展，就必須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包括但不限于洞察客戶的能力、堅實的技術能力、強大的生態能力和智能化的組織能力。“數實共生”將為企業開辟新的發展空間，促使企業基于自身特色再造新業務和新業態，并從文化、客戶、智能、運營、工作等五大方面加速轉型升級，成為適應未來環境的生產和經營主體。
從個人層面看，“數實共生”將使個人的數字生活和現實生活無縫銜接，貫穿工作、生活、學習、社交、娛樂等各個方面，是以人為中心的數字化的真實體現。隨著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發展，用戶的身份將更加多元，應用場景也更加豐富。未來碎片化的時間和空間，都有望被數字技術更有效地重新連接、分割與整合，按用戶需求及時組合而成數字化的場景、商品與服務，使得人、科技與社會更好地協同發展。
消費“新雙極”與城鄉消費協同驅動國內大循環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相關數據顯示，近10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60%，是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最重要的基本盤和基本面。《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明確強調，“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是促進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既有供給側，也有需求側。需求側的問題主要是消費需求存在總量不足和結構不合理。供給側的問題主要是結構不適配。因此，構建新發展格局，擴大國內需求，需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挖掘需求潛力、促進需求升級來優化產業結構，增加高端產品供應、減少過剩產能，以創新驅動和高質量供給引導創造新需求。在這方面，未來的重點任務是積極適應和利用消費群體雙極化趨勢，推動城鄉消費協同，驅動國內大循環。
數字原生代與銀發群體的消費頻率與消費量級將不斷加大，從而形成消費“新雙極”。數字原生代是指大約出生于1980年至2000年間在數字科技背景下孕育成長的新時代公民。他們從出生起就身處數字化科技環境中，具備與生俱來的數字原生能力，對科技類產品與服務展現出極強的開放性與適應性，形成了與上代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和消費觀，由此中國數字化科技興起改變了數字原生代的消費方式。根據消費心理學，人們在少年時代形成的消費內容與偏好將伴隨其一生。因此，未來隨著數字原生代消費者逐步成長為消費主力，他們在擁有較為寬裕的可支配資金時，將更持續偏好科技類、娛樂類的產品與服務，數字原生代將成為消費群體的“一極”。
消費群體的另一極是老齡人口，即銀發群體。相關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4%以上。銀發群體成為消費市場的重要人群，老齡化消費或將成為未來中國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的重要驅動力。2021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明確把大力發展銀發經濟列為總體要求的基本原則，并提出具體措施。隨著勞動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中國社會老齡化程度會不斷加深，這也將給銀發經濟帶來新的機遇。醫療健康、保健養老、家政服務、金融理財等相關的產品與服務在銀發群體內的消費占比會逐步提升，促進相關產業的生產、供給和消費，從而助推社會產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發展動能。
從地域方面看，以電商為代表的數字化服務向低線城市下沉將促進城鄉消費協同。2022年，《關于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意見》指出，要大力發展綠色消費，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推進消費平臺健康持續發展，進一步夯實消費高質量發展基礎。低線城市與鄉村作為下沉市場，在我國消費版圖中逐漸崛起，具備較大的發展潛力，將成為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重要引擎。但其用戶數量多、范圍大、分布散的固有屬性導致了其服務成本相對較高，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消費潛力釋放。因此，要完善低線城市和鄉村的商業體系，加強數字化平臺的賦能作用，優化農村消費供給，進一步促進下沉市場消費潛力釋放。2022年，雖然我國經濟因受疫情沖擊而中樞下行，但三四線及以下城市與鄉村的居民消費能力并沒有下滑。城市需求和鄉村供給匹配助力城鄉要素和產品雙向流動，形成與一線城市協同的城鄉二元消費新格局。
“雙碳”目標倒逼結構減碳化
實現“雙碳”目標，是我國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將促進經濟社會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時間緊、幅度大、困難多、任務異常艱巨。盡快達峰和長期快速減排可以有效限制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越晚實現二氧化碳凈零排放，所需要的非二氧化碳類溫室氣體減排幅度就越大，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和能源系統轉型也就會相應延遲，從而使我國2060年實現碳中和面臨巨大挑戰。
在碳排放自主貢獻目標下，我國需要逐步壓縮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占經濟的比重，倒逼經濟、產業、能源結構轉型升級，加強綠色技術創新，從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變，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最終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關于碳減排路徑，可通過資源增效減碳、能源結構降碳、工業過程脫碳、地質空間存碳、生態系統固碳和市場機制融碳等多種路徑實現雙碳目標。結構性減碳又是重中之重，“雙碳”目標倒逼結構性減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能源結構綠色轉型。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深層次問題是能源問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實現“雙碳”目標的主導方向。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速實現“雙碳”目標和有效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但長期以來，我國能源資源稟賦被概括為“一煤獨大”，呈“富煤貧油少氣”的特征，嚴重制約減排進程。因此，構建清潔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是必然趨勢。
二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基礎。“雙碳”背景下，亟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由于我國經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保持中高速增長，城鎮化進程還在繼續推進，因此，如何進一步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有效壓減高耗能工業產品需求，建成以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產業體系，是我國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目標的關鍵工作和重大挑戰。此外，由于我國地區間資源稟賦與發展情況迥異，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過程中，不能一刀切，需要充分考慮本地實際，推動區域經濟和產業協調發展。
三是市場結構合理化。科學合理的碳定價機制有助于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碳定價在執行層面主要包括碳稅和碳交易機制兩種形式。碳稅是政府通過稅收直接確定碳價格，以彌補碳的市場價格缺失。碳交易機制是建立一個碳交易市場，在政策設定的排放總量限制下由參與市場的交易主體形成均衡價格。兩者各具優勢和劣勢，如果政策設計得當，都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碳定價是應對氣候變化影響，解決負外部性問題進而糾正市場失靈的一種手段，從根本上改變當前人們將排放空間視為公共物品的錯誤認知，給予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市場屬性，刺激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給經濟增長注入新的低碳動力，被認為是應對氣候變化最主要的市場化政策工具。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張怡凡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于澤、劉元春、閆衍、劉曉光：《大調整中溫和復蘇的中國宏觀經濟》，《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22年。
[2]王軍：《尋找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的戰略性機遇》，《清華金融評論》，2021年第11期。
[其它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王 克／美編：石 玉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