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建設農業強國必須要體現中國特色，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進農業現代化，要堅持問題導向，切實把握重點難點，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安全可控，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補齊和美鄉村建設中的基礎設施短板，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依靠科技賦能鄉村振興，規范和引導資本下鄉，譜寫城鄉融合大文章。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 農業強國 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為了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讓人民吃飽飯、過上好日子，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立足于我國的農耕文明傳承，立足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孜孜以求，躬耕不綴，帶領人民走出了一條自立自強、獨具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我國農業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性地解決了14億人的吃飯問題，取得了脫貧攻堅的歷史性成就，展開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畫卷。“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沒有農業強國就沒有整個現代化強國；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在新的征程上，我國面臨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對農業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當前，農業發展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正處于動能轉化、質量提升、農民增收的關鍵時期。當前，必須認清形勢，把握農業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重點問題，堅定不移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安全可控
“五谷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關乎國家安全、人民安全。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從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的角度出發，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安全可控，牢牢端穩中國人的飯碗。
第一，保證糧食供應鏈安全，解決農業科技“卡脖子”的問題。“種地不選種，累死落個空。”優質的種子可以從源頭上為糧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撐。2021年，我國農作物種子出口貿易額3.3億美元，進口貿易額6.8億美元，貿易逆差達到3.5億美元，其中蔬菜和飼草種子嚴重依賴進口。 [2]可見，我國的種業競爭力不夠強，種業產業化水平較低，種子進口依賴度大。當前必須實現種業振興，將核心種質資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保證糧食供應鏈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2000年，我國的糧食自給率為93.6%，2020年我國的糧食自給率下降到了65.8%。雖然我國的水稻、玉米、小麥三大主糧可以基本達到自給，但食用植物油、大豆嚴重依賴于進口，自給率分別為1/3和不到17%。在農業供給體系中，蛋白飼料供給率不足20%。[3]當前由于新冠疫情影響、地緣政治沖突、全球極端天氣等多重因素，造成農業勞動力人口減少，農產品減產以及流通不暢，都可能引起糧食斷供。為此必須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切實建設好高標準農田，保證基本口糧和重要飼料自給自足。在保證主要糧食基本自給的情況下，盡可能開辟多元化的糧食進口渠道，降低糧食進口風險。
第三，要保證糧食供應鏈安全，就要深度融入農產品全球產業鏈條中。當前我國在全球糧食貿易中話語權缺失，難以掌握糧食采購主動權。加之我國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品，難以和各個國家形成利益相關、休戚與共的糧食安全共同體。因此，要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對全球農業產業的布局。支持企業積極進行對外投資，依托“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儲備、加工、物流服務，借此實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安全可控。同時積極主動為國際社會提供優質的農業公共產品，以此實現我國與各國農業產業鏈、價值鏈深度融合，進而提升對國際市場和行業規則、標準的話語權。
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必須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充分激發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當前，在農業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仍然有賴于觀念革新，種糧收益及組織化程度的提高。
第一，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改變農民的保守觀念。中國用幾十年就走完其他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相對經濟社會的急劇變遷來說，老一輩農民堅守著生存倫理和“安全第一”的價值觀念，風險厭惡型和相對保守型的行為習慣難以激發出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當前，農業生產的耕種主體年齡普遍偏大，實現農業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仍然面臨著觀念上、文化上的阻礙。因此要積極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改變農民的保守思想。同時吸引年輕人才下鄉，鼓勵青年大學生、退役軍人、農民工回鄉創業就業，形成勇于創新的濃厚文化氛圍。加大現代化農業發展成功經驗的宣傳力度，為小農戶提供有效示范。通過強村結對幫扶弱村、村干部流動任職等，形成鄉村振興的強大合力。
第二，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提高農民的種糧收益。目前中國農民人口數量多，人均不過幾畝地，農民單靠務農收入難以維持體面的生活。截至2021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然高達2.50[4]，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遏制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因此，實現農民增收是農業現代化的急迫任務。一方面要持續推動工業化、城鎮化水平，創建條件推進農民市民化，鼓勵農民進城定居落戶，緩和“人多地少”的發展矛盾。探索農村土地的自愿有償退出機制，將農民不再耕種的土地交回發包方統一流轉。另一方面是不斷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發展綠色農業、生態農業，以及康養、旅游業，實現農產品精加工提升附加值，多渠道保障農民的種糧收益。
第三，提升農民的主體性，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將傳統小農戶比喻為“一袋馬鈴薯”，由于分散封閉且缺乏共同利益，對公共事物與外部世界毫不關心。由于我國土地分割細碎，人均不過幾畝地，客觀上造成了農民之間利益分散，居住分散，缺乏有效的溝通和交流，難以統一行動。因此，要構建農民之間的利益聯結點，尋找共同利益，以便統一調動農民積極性。要培養一批農業帶頭人、村干部帶頭人，以便將農民召集起來。要利用集體經濟、合作社、農業企業將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由“一盤散沙”變成組織起來的強大力量。
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
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把小農戶服務好、帶動好，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任務。當前，我國耕地資源有限，農村人口數量多，適度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時，我國資源稟賦差距很大，有很多山地、丘陵地區并不適宜大規模耕種，小農戶在某些地域、某些生產環節仍然具有一定的優勢。可以看到，在我國的農業經營主體中，小農戶占比為95%，耕種了70%的農地。盡管適度規模化經營是未來農業的發展趨勢，但是小農戶長期存在也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當前必須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發揮其在穩定就業、傳承農耕文化、改善鄉村治理現狀、保護農村生態環境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必須培育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規模化農業有“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之論。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能夠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機械化服務、銷售服務（農村電商）、種業服務、中介服務等等，在“縱向一體化”層面實現了規模化經營。通過這些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提供，把品種、技術、裝備導入傳統農業之中，解決了農業生產關鍵環節的服務需求，降低了農業生產成本，實現了專業化、標準化的生產。
第二，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必須提高小農戶的生產經營水平。一方面是要對小農戶進行種養技術、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培訓，改善小農戶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小農戶整合資源以及應用新技術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快小農戶要素更新變革的速度，為小農戶提供農業良種的購買渠道，利用互聯網構建公開的農業訊息平臺，加快研發適合于小農戶耕作的農具、設備等等。
第三，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必須持續壯大小農戶的力量。相對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說，由于小農戶力量分散，信息不對稱，議價能力不強，對農業企業依賴較深，在交易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其利益更加難以保障。因此，一方面要利用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社會組織代表小農戶進行交易對接、利益談判、價格洽談，保障好小農戶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推動小農戶憑借勞動力入股、技術入股、農具入股、土地房屋入股各農業經濟組織，深度融入農業全產業鏈條，保證小農戶有能力也有意愿參與到農業生產經營、部署、決策的全過程。
補齊和美鄉村建設中的基礎設施短板
發展經濟學中的“大推進理論”認為，在經濟建設初始階段，要有足夠的投資和建設規模，交通、通訊、供水、電力、學校、醫院等都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而且相配套才能發揮作用。要實現農業現代化，縮小城鄉的差距，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其中的關鍵。農業基礎設施一般分為生活性基礎設施和生產性基礎設施兩大類。由于一些地方農村長期空心化、老齡化，農村的生產和生活設施發展程度不高，且一定程度上缺乏維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大力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不過與城市相比，仍然有著較大的差距。未來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宜居宜業的和美鄉村，仍然要從以下方面著力。
一是農村社會化服務設施要縮小與城市差距。據統計，2021年我國農村總共有鄉（鎮）衛生院35762個，衛生人員1481230人，床位1390325張；高中學校777所、初中學校14241所、小學學校8.6萬所；鄉鎮文化站32825個、特困人員救助供養機構數17153個。[5]與城市相比，農村社會化服務設施明顯不足。以疫情防控為例，我國農村地區地域廣、人口多、底子薄，成為疫情防控的薄弱區域。當前農村地區疫情進入“迎峰轉段”的新階段，又面臨歲末年初人群大流動等新的挑戰，藥品、設備、人力、資金等面臨壓力和考驗。因此要加大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投入，滿足農民的文化教育需求、醫療服務需求等。
二是農村人居環境要提質升級。截至2020年，我國82.5%的行政村實現了集中供水，35.1%的村普及了燃氣，80.0%的村莊內道路進行了硬化，85.0%的村普及了生活垃圾處理。[6]新時代十年間，民生基礎設施建設成效巨大，農村的人居環境有了較大的改善，農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但是，農村人居環境改造仍然存在模式化、套路化的問題，未來中國農村人居環境改造要因地制宜，注意保留農村的特色風貌。
三是農業生產設施建設要補足短板。當前我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占比超過54%，累計建成了9億畝高標準農田，農民靠天吃飯的狀況有所改變。但是，我國的農業耕作條件仍然不是很好，耕地中旱地接近一半，干旱和洪澇造成的耕地受災面積高達三億畝左右，成災面積也有一億畝左右。特別是2022年我國中東部地區夏季出現1961年以來最強高溫天氣，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為預防極端天氣可能造成的糧食嚴重減產，未來農田水利和高標準農田建設至關重要。除此之外，我國的西部地區耕地分割細碎，丘陵坡地特別多，難以進行機械化耕種，這類耕地的生產設施建設難度更大，農業企業主也不愿意投資，需要投入更多的財政資金加以改造、引導和支持。
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是農民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7]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這是因為，只有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了，才能夠將農業生產納入現代化、社會化生產的軌道，現代農業生產技術才能夠得到有效應用。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自由放任式的原子化小農的紅利已經趨近于消失，農村一些地區出現常年拋荒、季節性拋荒、隱性拋荒現象，土地要素正逐步與小農戶相分離。與之相反的是，土地流轉給集體經濟組織以后，經過土地開發和土地整理，農地的利用價值得到提高，小農戶又通過反租倒包等形式回流到農業生產中去。有些集體經濟組織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托管服務等吸引力也不斷增強。因此集體經濟組織能夠成為重構農業生產關系、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有力支撐。但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集體經濟發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難題，亟需予以破解。
一是要縮小東中西部地區農村集體資產差距。我國的農村集體資產總量非常龐大，截至2019年底全國共有集體土地總面積65.5億畝，賬面資產6.5萬億元。但是，東部地區集體資產占總資產的64.7%，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占17.7%和17.6%。由此可見，中西部地區的集體經濟發展程度并不是非常理想。這個時候需要實現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加快建立集體經濟獨資、合資企業，讓集體經濟的“錢袋子”鼓起來。
二是要繼續盤活集體經濟的閑置資產。在未承包到戶的耕地、園地、林地、草地等集體土地資源中，只有36%的比例對外出租或投資入股。集體所有的3.1萬億元固定資產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經營性固定資產，能夠為集體經濟組織帶來收益。因此要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組織的協調功能，加快推進村企合作，盤活剩余的集體資產。
三是要改變集體資產過度分割的現狀。目前集體資產大多分散在村級，共有4.9萬億元，鄉鎮和村組級分別只有0.7萬億元和0.9萬億元。[8]村集體資產過度分割，導致協商難度大，集體組織力量弱小，難以發揮規模集聚效應等一系列問題。這時候村集體之間應該實現抱團式發展、整合式發展，使得集體資產在更大范圍整合起來，吸引更多的生產要素。
依靠科技賦能鄉村振興
我國農村資源稟賦不足，實現農業穩產增產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賦能和推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科技興農的理念，農業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目前，我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2%，小麥、玉米、水稻三大糧食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分別超過97%、90%和85%。[9]主要農作物初步實現了科學種田，確保糧食生產穩定增長。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農業科技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我國農業科技裝備在世界范圍內還面臨大而不強的難題。這些差距主要表現在：
第一，農業基礎研究和核心技術研究不足。我國農業科技創新基礎薄弱、關鍵性核心技術缺失，農業科技水平長期滯后于發達國家。當前可以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通過新型舉國體制引領技術創新。只有舉全黨全國之力加大農業科技研發力度，才能避免各自為戰，最大程度上集中物力、人力、財力，攻堅克難，解決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技術瓶頸。
第二，農業技術轉化率不高。據有關學者統計，自2011年以來我國年均5500余件農業科技成果產出中能夠達到穩定應用狀態和成熟應用階段的成果分別僅占總量的36.19%和41.94%，遠遠低于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10]當前必須破除農業科技轉化的政府主導模式，將農業科技轉化交給市場和企業，發揮市場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決定性作用，實現訂單式研發。由農業企業、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業合作社與農業科研院所進行對接和推廣，實現“科研院所+企業+基地+農戶”協同轉化開發。
第三，數字農業技術等前沿科技掌握不足。數字農業是未來搶占農業發展先機，開啟新賽道、新領域的重要法寶。據統計，我國已經建成9個農業物聯網示范區，100個數字農業試點項目，2021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2.05萬億元，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4221億元。[11]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數字農業發展規模和投入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差距，我國數字農業滲透率僅為9.7%，也遠低于韓國（17.4%），德國（24.8%），美國（29.9%）[12]。由此可見，我國數字農業發展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當前應該大力推進物聯網、大數據在農業中的應用和發展，實現農業全產業鏈升級，同時積極探索發展精準農業、智慧農業，實現農業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智能化。
規范和引導資本下鄉
社會資本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力量，在產業規劃、品牌打造、產品銷售、促進農民增收、提供示范效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引導城市工商資本下鄉，給缺少資金的鄉村注入資本活力，是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潤滑劑，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回報農村的重要體現，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社會資本以農業為名大搞非農建設，或打著“旅游觀光農業”“鄉村旅游開發”等旗號大肆侵占良田，也會使一潭“活水”變成“渾水”，給農業農村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加以防范和引導。
一是謹防下鄉資本的投機行為。要警惕平臺經濟的野蠻生長。平臺經濟雖然在市場對接方面有著無可替代的優勢，聯系著千千萬萬的農民和消費者，但是平臺方極容易利用各類數據進行信息壟斷，攫取超額利潤。若是資本全部投入流通過程中，農產品生產端改進的資本投入就會大大減少，農業現代化則無從實現。
二是警惕資本下鄉的補貼套取行為。近年來，國家出臺了許多農業優惠政策和補貼政策，一批企業為了套取補貼，建立一批空殼公司、空殼合作社，不耕種土地或者只種不管不收等，造成耕地的閑置和浪費。面對這些投機行為，國家和政府要做好監管工作，提高準入門檻，做好資格審查與后續監督工作。
三是避免資本下鄉的與民爭利行為。資本下鄉后，農民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其利益容易受到損害。因此，資本下鄉不能讓農民“丟了飯碗”，要把農民做不好或者做了收益不高的環節交給農業企業，農民擅長的種養環節仍然交給農民。資本下鄉不能讓農民失地又失利，要讓產業鏈上的收益多流向農民。同時要摒棄急功近利的思維，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和主體性，發揮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的決策作用，要為農業現代化轉型留好回旋空間。
四是避免資本下鄉的“非糧化”“非農化”行為。對于農業企業來說，糧食的經濟效益偏低，一些耕地又不利于大規模機械化耕種，為降低生產成本，這個時候農業企業會傾向于種植經濟作物，或者大搞農家樂、旅游開發。這個時候要加強行業準入和監督檢查，弘揚農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與家國情懷，共同守護好糧食安全這一“國之大者”。
譜寫城鄉融合大文章
實現農業現代化，不能就農村而談農村，城鄉是一個整體。馬克思、恩格斯為社會主義國家勾畫了“城鄉融合”發展的藍圖，并且說明了實現城鄉融合的前提和方法，“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于許多物質前提”[13]；促進城鄉融合的辦法是“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14]；“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系，并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15]當前只有實現城鄉融合，才能實現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農業現代化。長期以來，我國城鄉二元分割問題十分明顯，城鄉發展并不是相輔相成的。然而經過長期的發展，我國已經具備實現城鄉融合的物質、技術條件。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彌補農業的短板弱項，使得農業發展的競爭性增強。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為農業農村發展文化、生態等多重功能提供了前提。實現農業現代化，我國必須堅持走城鄉融合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第一，通過要素流動推進城鄉融合。加快推進我國農村要素市場化改革，提高農村全要素生產率，以便形成與城市之間的平等要素交換格局。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建立城鄉統一市場，引導農村的土地資源、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更好通過市場進行優化配置，引導城市的資金、技術、信息資源下鄉服務于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形成城鄉統一大市場，要素雙向流動新格局。
第二，以文化互動推進城鄉融合。傳統農耕文化博大精深，蘊含著豐富的生態理念、人文精神，有著悠久的歷史底蘊，也有著久經沉淀的無窮魅力。在充分提煉和挖掘農耕文化的基本特質的前提下，積極推進城鄉精神文化融合，能夠使農民快速擺脫封閉落后，精神生活匱乏的狀態，吸收敢于創新、敢于冒險精神，接納平等交換的市場觀念和商業文化，從而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撐。
第三，率先以縣域為突破點實現城鄉融合。縣城是連接城市和鄉村的紐帶，在輻射農村發展，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共享方面有著絕佳優勢。以縣域為切入點，能夠初步實現城鄉融合。當前應該加快建設縣城的基礎設施和現代產業體系，實現縣域的高質量發展，強化縣域綜合服務能力，讓資源在縣鄉之間得到合理的配置。
【本文作者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四川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9FKSB042）階段性成果；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羅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 錨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 切實抓好農業農村工作》，人民日報，2022年12月25日，第1版。
[2]韓振國：《我國種業對外貿易發展現狀如何》，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food/20220322/85fe492f6c874bbf9b413ef70ed4be34/c.html，2022年3月22日更新。
[3]《中國食物自給率65.8%，如何構建安全穩定糧食供應保障？》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2_05_03_638045.shtml，2022年5月3日更新。
[4]《居民收入水平較快增長 生活質量取得顯著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九》，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10/t20221011_1889192.html，2022年10月11日更新。
[5]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21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1年，第279—282頁。
[6]戈國蓮、劉磊：《鄉村振興背景下我國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測算與建設研究》，《農業經濟問題》，2022年第10期，第133—144頁。
[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頁。
[8] 《扎實開展全國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工作——農業農村部有關負責人答記者問》，農業農村部網站，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07/t20200710_6348455.htm，2020年7月10日。
[9]《秋糧豐收又一年》，《人民日報》，2022年11月8日，第1版。
[10]袁偉民、趙澤陽：《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內卷化：困境表征與破解進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104—113頁。
[11]《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年，第18頁。
[12]《2022年中國數字農業行業發展現狀、主要產業政策及上下游產業鏈分析》，騰訊網，https://new.qq.com/rain/a/20221217A02S7A00，2022年12月17日更新。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6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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