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網絡強國戰略促進了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為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社會治理提供互聯技術和網絡平臺的支撐。審視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數字化治理成效，是全面透視網絡強國建設成就與經驗的重要“窗口”。互聯網基礎設施賦能突發事件中“數字鴻溝”治理；網絡傳播技術賦能突發事件中“社會韌性”形塑；人工智能賦能突發事件中“數字身份”國家認證；數據技術賦能突發事件中“信息疫情”治理。

關鍵詞:網絡強國 重大突發事件 風險治理 數字賦能 社會韌性

【中圖分類號】TP39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互聯網發展與治理，圍繞網絡強國建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推動我國網絡強國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當下，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數字基礎設施持續增強公共連接功能，互聯網“數字引擎”不斷釋放數字經濟的創新魅力，網絡互動平臺充分發揮媒介化或中介化屬性。

新冠肺炎是人類步入數字時代遭遇的影響范圍最廣的全球性大流行病。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將新冠肺炎稱作“數字化流行病”（Digidemic），即流行病深度嵌入一個全球化、數字化的世界，而流行病的風險治理也數字化了[1]。因此，審視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數字化治理成效，是全面透視網絡強國建設成就與經驗的重要“窗口”。

基礎設施賦能突發事件中“數字鴻溝”治理

中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其使用環境也不斷優化。2020年2月26日，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線上服務進一步加強湖北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倡導互聯網企業整合、動員行業資源，為疫情防控提供人力、技術、物資等援助。在線會議、數字辦公、云上運動、網絡支付、網絡購物、小區團菜、健康碼、行程碼、數字志愿者、共享文檔等網絡應用和服務層出不窮，為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平臺支撐。同時，網絡新聞、即時通訊、搜索引擎等基礎性應用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公眾的信息獲取、娛樂休閑、互動交往、情感慰藉需求。

另外，我國數字基礎設施的加速發展，智能媒介的深度普及，網絡接入與使用環境的持續優化，不斷消解著基于城鄉、年齡等要素的“數字鴻溝”，為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

針對老年群體數字融入難問題，國家不斷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持續完善信息無障礙與“數字適老化”服務。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50次互聯網發展報告顯示：我國非網民規模為3.62億，其中，農村地區非網民占比為41.2%且以60歲及以上老年群體為主。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較低、年齡因素和設備不足，限制了非網民的網絡介入和使用，導致該群體無法充分享受智能化的數字便利。在國家層面，國務院辦公廳2020年11月印發了《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積極推動“適老”“惠老”智能技術規劃與應用；在社會層面，一些社會組織，如北京“夕陽再晨”、上海“老小孩”等，通過授課和自組織學習等形式不斷提升老年人的數字媒介應用能力；在家庭層面，“后喻文化”下的代際“數字反哺”不斷促進老年人的數字融入。

針對城鄉數字鴻溝問題，國家持續推進鄉村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升級，充分發揮信息化對鄉村振興的驅動賦能作用，加快構建引領鄉村產業振興的數字經濟體系和適應城鄉融合發展的數字治理體系。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50次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51億，農村網民規模達2.93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4.4%，其中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82.9%，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8.8%。2022年4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五部委聯合印發《2022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助力農村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數字化轉型升級與農村電商發展，全面建設“數字鄉村”。

傳播技術賦能突發事件中“社會韌性”形塑

如果說韌性（Resilience）常常被用來描述主體遭遇外界風險、擾動時所具有的“抗壓、恢復和持續發展能力”，那么，社會韌性是指“社會系統面對外界不確定性或擾動時恢復平衡狀態的能力”[2]。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網絡數字技術與傳播基礎結構賦能社會韌性的形塑——移動互聯網與平臺型媒體、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促進了“社會的結構性、各部分之間的連接性”，在社會結構遭遇沖擊和破壞時避免“解組和崩潰”并“繼續維系結構運行和發展”[3]。

在我國的“數字抗疫”實踐中，借助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去中心化的數字賦權，社區的社交媒介通過線上與線下的互動，逐漸發展“多樣的內生性社區自組織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導的社區韌性”[4]。“數字志愿者”“小區團菜”“救命文檔”等移動互聯網應用，與國家防疫形成多元互補的“數字抗疫”新景觀。另外，在城市社區，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不斷地破除“信息孤島”效應，修復智慧城市的社會連接；在鄉村社會，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與“村村響”大喇叭為代表的傳統媒介共在，呈現了多元在場的國家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了社會的暫時性斷裂并凸顯了人類社會的脆弱性，大數據與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與電商平臺等互聯網基礎設施則為風險社會、脆弱社會或斷裂社會的風險抵御、恢復重建與調整適應賦能，形塑了“韌性中國”的風險治理主體形象，彰顯了中國網絡強國的社會連接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

人工智能賦能突發事件中“數字身份”認證

網絡技術的革新與進步，推動政府的風險治理從傳統的“經驗驅動”向新興的“數據事實驅動”轉變，形成風險社會的網絡治理與數據治理思維。

“表格抗疫”是中國早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使用的重要的健康認證方式，主要包括依托政府行政系統開展的自上而下的統計與依托社會網絡開展的自下而上的登記兩種形式。作為一種初級的健康認證方式，“表格抗疫”對于篩查健康者、感染者以及潛在感染者具有重要的信息價值，但也存在因低效、重復、遺漏或錯誤等導致的認證失靈的風險。依托于網絡平臺的健康碼，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節提供了信息平臺與數據保障，促進了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以及公共服務高效化。這主要是因為健康碼的運行以國家認證為基礎、以數字技術為手段。其中，國家認證（Identification）是指國家收集、確認與識別相關人、財、物、行、事的名稱、位置、數量、流動方向、真假優劣等基本事實，進而建立并執行相應分類、規則、標準和規范的整個過程[5]。進一步地，以社會治理為導向的疫情監測，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位置定位等網絡與通信技術，獲取“可讀化”、權威的“社會事實”并為風險識別提供“統一的規范”。

中國政府與互聯網平臺企業合作的方式及靈活應用數字技術（人臉識別、健康碼、大數據、算法等）賦能疫情防控的做法受到了國內外廣泛關注。如何將“健康碼”從疫情防控時期的社會治理工具，迭代升級為后疫情時代提供數字公共服務的工具，是網絡賦能國家治理的未來議題。

數據技術賦能突發事件中“信息疫情”治理

在一個互聯互通的數字媒介時代，建設網絡強國必須強化國家的信息治理能力。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突發性、不確定性、潛在危害性以及反應滯后性等風險特征，“后真相時代”感性、情感與價值優先于理性、事實、真相的傳播特點，以及公眾對于不確定性風險的焦慮與恐慌，加劇了“信息疫情”（Infodemic）的形成。

與新冠肺炎疫情伴生的“信息疫情”現象，直接表現為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謠言、陰謀論與污名化信息，借助社交媒體與手機短信、明星與政客、短視頻與圖片等在全球互聯網上迅速擴散，加劇了公眾的恐慌并干擾了疫情防控。“信息疫情”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檢視著網絡強國戰略在信息風險治理中的傳播實踐能力，也是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表征。

從治理主體來看，除了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外，多形態的網絡辟謠平臺開展協同治理。2021年2月，多家地方辟謠平臺與網站被納入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成員（合作）單位，共同建構聯動辟謠體系；2021年3月，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與“學習強國”學習平臺共同打造的學習強國的“辟謠平臺”頻道上線；2021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構建以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為依托的全國網絡辟謠聯動機制。其間，各大互聯網平臺大力開展事實核查與辟謠查證，開發了“較真平臺”（騰訊新聞）、 “AI謠言粉碎機”（阿里巴巴）、“微博辟謠”（新浪）、 “鑒真辟謠”欄目（今日頭條）、“謠言粉碎機”（果殼網）等辟謠應用及通道。其中，騰訊的謠言識別模型訓練樣本數量達百萬級別，機器識別的準確率達到93%。

從治理工具來看，大數據、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技術在“信息疫情”治理中也發揮了基礎性作用。大數據是疫情謠言機器識別訓練的基礎，人工智能技術主要運用于事實核查以及核查結果的傳播[6]。區塊鏈具有去中心化、自治性、開放性、信息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特征。憑借智能合約、分布式賬本和共識機制等功能，區塊鏈內部信任機制可以分析、追溯數字化媒體的圖像及文字信息的最終來源及其發送者，精準識別信源失真信息，從源頭上阻斷謠言。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區塊鏈被納入“信息疫情”治理的技術架構中，服務于國家治理機制。

網絡強國戰略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互構

網絡強國戰略加速了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普惠性建設，推進了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公共化、平臺化和媒介化，為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治理提供互聯技術和網絡平臺的支撐，開辟了數字賦能路徑。具體而言，移動互聯網為風險治理提供基礎設施，大數據為風險決策提供科學支撐，區塊鏈為風險治理搭建核查路徑，智慧城市增強了城市應對風險的社會韌性，平臺出海提升風險治理的國際話語權。同時，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數字化治理實踐，是檢視網絡強國建設成效的“試驗田”，也見證了中國網絡強國戰略實施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互構。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移動通信為基礎的數字技術，不斷消解互聯網接入、使用的“數字鴻溝”，賦能突發事件中“社會韌性”形塑，提供風險治理的“數字身份”國家認證，為后真相時代的“信息疫情”治理提供了新路徑。在實施網絡強國戰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既要建設強大的網絡基礎設施，又要加快技術、網絡、應用、文化、安全、規制的建設，不斷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本文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提升面對重大突發風險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項目編號：21&ZD317）資助；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任韻靈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江瑋：《專訪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新冠是一場數字化大流行病》，《財經》，2021年第5期，第51頁。

[2]趙方杜、石陽陽：《社會韌性與風險治理》，《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18—19頁。

[3]王思斌：《社會韌性與經濟韌性的關系及建構》，《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3期，第5頁。

[4]周向紅、魯明慧：《疫情防控視域下社區媒介參與社區治理的路徑優化：演進韌性與技術嵌入》，《行政與法》，2021年第3期，第28—41頁。

[5]歐樹軍著：《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4—15頁。

[6]郭小平、陳啟涵：《事實核查中智能技術的創新應用》，載王瓊等主編《中國數據新聞發展報告（2020—202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325—326頁。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

Digital Governance of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in Terms of Effectiveness and Foresight:

Tak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s an Example

Guo Xiaopi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Cyber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providing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network platforms for social governance of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governanc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risks and emergencie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of and experiences in building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strong cyber technology. The examination targets four types of the governance in question: Internet infrastructure-enabled governance of digital divide in emergencies,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enabled formation of social resilience in emergencies, IT-enabled national certifica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in emergencies, and data technology-enabled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epidemic” in emergencies.

Keywords: a country with strong cyber technology; major emergencies; risk governance; digital empowerment; soci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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