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明遠先生是中國教育學泰斗、教育界老前輩，而我是經濟學界的后生。《對話中國教育》一共收錄了顧先生的十場對話，時間是從2015年至2020年。除我之外，與顧先生對話的嘉賓有來自日本、芬蘭、美國、加拿大、烏克蘭等國的著名教育學家、管理學家，也有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部門的專家。他們中不少是多年來經常來訪中國的專家學者，有的還是北京師范大學的名譽教授。

《對話中國教育》 顧明遠等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這是一本中國教育與世界各國教育的對話錄。這些對話的共同特點是以中國教育為出發點，比較世界各國教育，在比較中受啟發，獲新知，取經驗，最后再落腳到中國未來教育。在當今中國教育遇到新的困難和挑戰時，如果我們換個視角，用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教育，就會有不同的認識。比如從芬蘭的經驗中，我們發現原來教育并不一定非得按照我們習以為常的方法，原來學習可以有如此靈活和個性化的方式。顧先生是研究比較教育學的，我是研究比較經濟學的，我們有共同的體會，就是比較出真知。

雖然場合不同，對話嘉賓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在這些對話中顧先生一直貫穿著多年來堅守的教育思想。他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學生是教育的主體”，他一貫主張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因為“教育最終的目的是學生的成長”。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也體現在我的《大學的改革》書中提出的“大學為學生”。這在今天看來更有意義，因為現在的各種評價指標越來越多，有來自政府的，也有來自市場的，其中一些指標似乎偏離了教育的這個根本目標。當教師只關注論文發表時，當然就不會以學生為本；當學校只關注學生畢業后的就業時，當然也會忽視學生的長遠成長。所以我們今天重溫顧先生在對話中反復強調的教育的根本目標和理念，會幫助我們找回教育的初心、本源。

在與美國聯邦教育部前部長助理的對話中，顧先生對比中國教育與美國教育，他說中國教育是有“高原”，但無“高峰”，而美國教育雖然無“高原”，但是有“高峰”，也就是有拔尖人才。這個說法與我所描述的中國教育在育才方面“均值高、方差小”很一致，我們都觀察到了中國教育中同樣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高度重視，社會對教育投入很大，既有國家、家庭的投入，也有教師、學生的投入，既有資金的投入，又有時間的投入。同時，我們的傳統文化對教育的投入方式也很有特點，就是側重于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特別是傳授那些對考試有用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我國，學生的基礎知識相對扎實，而且平均水平比較高。這在世界各國的橫向比較中就可以明顯看出，不僅與我們經濟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相比是如此，即使與比我們更發達的國家相比也是如此。這就是顧先生說的有“高原”。但是我們培養出的杰出人才還是較少。考慮到我們國家的人口基數，這個“少”就是更加突出的問題了。

攻克無“高峰”的局面，是對教育提出的巨大挑戰。當今時代是一個創新的時代。創新不僅是中國經濟水平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的需要，也是參與全球競爭的需要。經濟轉型呼喚教育轉型，這是我同顧先生那場對話的主題。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我同顧先生的看法很一致，就是我們的教育缺乏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培育。顧先生在對話中說，教學不光要傳授知識——知識是容易忘記的——更要注重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因為思維是不會忘記的。顧先生還提到在中國，小學低年級學生比高年級學生課堂提問的次數更多、求知欲好奇心更強烈，說明我們的孩子并不缺乏這兩種思維，缺乏的只是后天的引導和培養。

顧先生有這么四句話在對話中多次出現：“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沒有興趣就沒有學習，教書育人在細微處，學生成長在活動中。”這就是他對教師和學生的期望。在他的心目中，好教師首先要愛學生，要有激情，看到學生就有激情，好教師還要有悟性和童心。

在我同顧先生對話的最后，主持人讓我們各自用一句話來總結。顧先生說：教育是未來的事業，教育的未來就在大家的身上。我接著說：中國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國經濟的明天，也是中國文明的明天。雖然我們的學科領域不同，輩分不同，但是我們對教育的本質有高度的共識。

（作者為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原標題：顧明遠與日本、芬蘭、美國、加拿大等國著名教育家的十場對話，在比較中受啟發,獲新知,取經驗——教育對話：比較出真知）

作者：錢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