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舉國體制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新型舉國體制構建和形成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和發展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創新和拓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其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政治基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根基，以科技創新維護國家安全、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為發展模式，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核心價值取向，以堅持對外開放為鮮明特征。在不斷健全發展新型舉國體制過程中，應不斷優化和完善其適用邊界、組建相關負責機構、保障其可持續性以及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

【關鍵詞】新型舉國體制 中國式現代化 演進歷程 適用邊界

【中圖分類號】D6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1.004

黃壽峰，廈門大學經濟學院財政系、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社會科學研究處副處長。研究方向為公共經濟學、鄉村振興、財政學、國際金融學、環境經濟學。主要著作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環境理論探索2019》（合著）、《廉潔度、公共投資與基礎設施質量：宏觀表現與微觀證據》（論文）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改變，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明顯增加，大國競爭日趨激烈。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深刻改變著科學發現和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傳統模式，我國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在此國際局勢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依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政府集中決策和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機制的作用，通過科技創新手段搶占國際競爭市場，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支撐作用，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黨的二十大報告第一次將“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獨立成章，體現了“科教興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型舉國體制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新時代新征程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指明了方向。健全新型舉國體制，事關國家核心科技競爭水平，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具有重大意義。

新型舉國體制的演進歷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新型舉國體制根植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現代化理論探索和實踐飛躍過程。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抑或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始終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充分發揮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構建和形成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新中國的成立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從中華民族“站起來”到改革開放前的這一時期，是我國舉國體制形成和構建的重要階段。舉國體制奠基于中華民族“站起來”進行工業化建設期間，充分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推進工業化進程的實踐中。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百廢待興，工業基礎薄弱，工業化起點低，還面臨著被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封鎖的困境。在國際國內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國充分借鑒蘇聯工業建設的經驗和技術，引進蘇聯的工業模式和管理體制，形成了以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主的工業化模式。這一過程構建起了集中統一領導、注重戰略規劃、廣泛社會動員的舉國體制制度框架，并注重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以政治動員與國家調配為主要資源配置形式。[1]

首先，集中統一領導。推進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從全局性設想和總體規劃上對工業發展方向進行戰略部署，利用強大的規劃和組織能力，高效地引導經濟和社會發展。例如，為確保工業化能順利實施，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研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方針政策，組織制訂經濟計劃，指導國家投資資金的規模、來源與投向，協調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方面問題。

其次，注重戰略規劃。黨中央從國家戰略層面確定工業化的重要性和戰略方向，制定了以“一五”計劃為代表的五年計劃、“兩彈一星”等戰略決策來引導推動工業化基礎建設。例如，“一五”計劃實施期間，我國集中全國力量建設了由蘇聯援助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694個限額以上大中型建設項目，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8%，超過計劃規定的15.3%。[2]此后，我國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規劃，有計劃地安排工農業的發展比例，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從落后的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變的歷史性跨越。

最后，廣泛社會動員。從“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到“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再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制定的策略方針，并最終激發了廣大中國人民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熱情，使得黨中央能夠集中原料、物資和人力，保障各次五年計劃的順利實施。

改革和發展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改革開放前，十年內亂給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生活來帶了嚴重破壞，國民經濟遭受巨大損失。人民的生活十分貧乏，社會生產落后，中國的經濟和科學發展瀕臨崩潰邊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順利召開，將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拉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帷幕。舉國體制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期間得到改革和發展，一方面，延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期間黨的領導和頂層設計，另一方面，依靠市場機制有效配置資源和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兩種力量，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人員配置和科技支撐，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舉國體制呈現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其一，關注點逐步聚焦于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舉國體制的目標任務轉向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其二，實現手段由行政計劃命令逐漸向計劃市場型轉變。舉國體制從完全由行政指令調控的集中配置，轉變為以政府為主、市場配置為輔，綜合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的配置方式，同時增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其三，應用領域呈現不斷擴展的趨勢。舉國體制繼適用于大型工業基礎項目建設和大型國防科技攻關等領域后，在“863計劃”以及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超級計算機、高速鐵路等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同時拓展到了更多社會領域建設，如社會管理體制建設、抗擊自然災害、抵御病毒傳播、舉辦國際盛會、化解全球性金融風險等。

創新和拓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從“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當前，以科學技術創新為主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國際科技競爭的背后隱藏著霸權國與崛起國之間圍繞科技霸權與發展權的較量，崛起國亟待提升以科技為核心的綜合實力來維護自身正當的發展權利，因此只有獨立自主地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才能在這場競爭中贏得發展權和主動權。[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這意味著舉國體制也進入了創新的階段。當前中國在一些重要的核心技術領域仍存在短板，阻礙中國的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因此，構建以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為主要任務的新型舉國體制迫在眉睫。

新型舉國體制的創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新的目標任務。新型舉國體制更加關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短期目標是補齊“卡脖子”技術短板，加快部署應急科技攻關體系，力求及時攻克被他國封鎖的技術，實現自主可控，以保障我國相關產業鏈的安全性與穩定性。長期目標則是科學統籌、全面部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項目，拓展自主可控的科技領域，掌握一批殺手锏、顛覆性、非對稱技術，形成科技競爭上的比較優勢。其二，新的資源配置方式。新型舉國體制更加注重市場化，體現在將競爭機制引入新型舉國體制科技創新的協同攻關之中。新的競爭機制明確科技攻關的核心目標，匯集各方市場主體參與重大科技攻關，加快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激勵機制，創新科技管理體制，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其三，新的拓展領域。新型舉國體制進一步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延伸至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效應對新冠疫情等諸多領域。在這一階段，舉國體制更加具有綱領性質和完整的體系結構，根據形勢變化和信息反饋靈活調整重點，強調對市場開放，注重市場主體的參與。

中國式現代化下新型舉國體制的內涵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即“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我國新型舉國體制不僅繼承了傳統舉國體制的優點，而且充分體現了時代特點，[4]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形成了豐富的內涵特征。

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政治基石。新型舉國體制是以黨的全面領導為基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從政治邏輯上看，新型舉國體制成功的關鍵在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規劃治理的制度優勢，堅持以人民利益為中心。[5]黨的統一領導具有強大的集中決策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通過高效且有序的組織協作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將技術突破、科技創新的任務貫徹到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之中，形成全國一盤棋的組織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全國力量，緊緊圍繞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協調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統籌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使得政府間的分工清晰；以積極的金融支撐和穩定的金融政策來促進有效的市場配置，使得微觀主體活躍，宏觀調控有度，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又如，面對新冠疫情這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傳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堅持全國一盤棋，適用新型舉國體制，[6]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基于現實情況，制定科學高效的疫情防控策略，從“乙類甲管”到“乙類乙管”，從防感染到防重癥，在極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同時兼顧了經濟社會發展。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根基。中國式現代化是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這就意味著我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創新發展，保持與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方向一致，這也是新型舉國體制區別于傳統舉國體制的一大內涵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協同攻關，為攀登戰略制高點、提高我國綜合競爭力、保障國家安全提供支撐。其中，“集中力量”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新型舉國體制的具體目標領域為導向，高效集聚包括精神力量和物質資源在內的有限資源。“協同攻關”則強調多元主體相互協同，形成政府協調、市場生產、社會參與的格局，最大程度激發各方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高效地實現具體目標。[7]

改革開放前，我國尚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當時的舉國體制主要以計劃經濟的行政指令的方式進行資源配置，以保證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取得諸如“兩彈一星”“石油大會戰”等重大歷史性突破。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進行有機結合。正是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新型舉國體制才能夠綜合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作用，彌補傳統舉國體制更注重技術本身，而忽略市場與經濟效益的弱激勵和低效率的短板，促進資源向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集中配置。此外，與傳統舉國體制單一化的參與主體不同，新型舉國體制吸引多元化的市場主體，企業、個體工商戶、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科研院所等多方主體形成協同配合的參與格局，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強大的物質保障、人員保障和科技支撐。

以科技創新維護國家安全、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為發展模式。中國式現代化是一條創新探索之路，科技創新是現代化的內生動力，也是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體現為國與國之間的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競爭，因此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是我國在大國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和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保障。近年來，我國面臨著關鍵技術“卡脖子”“技術封鎖”等問題。相對于一般技術而言，“卡脖子”技術具有高度的戰略性、壟斷性、復雜性特征，涉及復雜的知識結構和基礎理論研究，一旦被壟斷，會嚴重威脅中國的產業鏈安全。

與此同時，國際上出現“技術保護主義”“技術脫鉤”等與市場經濟原則和經濟全球化大勢相悖的逆流，一些西方國家一再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借口，采取各種手段打壓遏制中國尖端科技企業。因此，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為國家發展的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出要在2035年實現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的戰略目標。我國科技現代化道路任重而道遠，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以政府為主導，激發市場主體的動力，建立自主可控的國家創新體系，進一步釋放科技創新活力，逐步完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以人民為中心”是新型舉國體制的核心價值取向。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特質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8]基于人口規模巨大的客觀事實考慮新型舉國體制的價值取向，意味著要始終把人置于核心地位，始終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群眾和新型舉國體制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新型舉國體制之所以能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離不開群眾路線和群眾根基。火星探測、嫦娥探月等國防科技工程，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民生工程，抵御自然災害、抗擊病毒傳播等應急工程的成功無一不是依靠廣大人民的團結協作。另一方面，發展依靠人民的重要前提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尊重歷史規律的必然選擇。因此，舉國體制的最終目標是舉國受益，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是高度統一的。

此外，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也是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舉全國之力實施有效措施，為人民提供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更堅實的社會保障、更健全的醫療衛生服務，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通過不斷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改善城鄉居民間收入差距，努力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持續推進共同富裕。

以堅持對外開放為新型舉國體制的鮮明特征。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正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不斷抬頭，國際形勢愈加錯綜復雜。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與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新型舉國體制也應該是面向全球化、高質量對外開放的。

具體而言，新型舉國體制不能只封閉于國內，而應該立足國內、面向全球；不應只閉門造車，而應以自主創新為基礎，融合開放創新；不能僅限于國內市場，而應以國內市場為主體，國內國際市場相互融合、相互協同。在這種新型舉國體制的指引下，我們實行了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一帶一路”倡議、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空間站建設無不體現著新型舉國體制的全球化視野。

中國式現代化下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化建議

明確新型舉國體制的適用邊界。對于新型舉國體制，一種觀點認為其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為新型舉國體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之所以會出現這兩種有差異性的觀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新型舉國體制的適用邊界并不明確。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一方面，要發揮社會主義的獨特優勢，在新型舉國體制中就是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優勢；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的規律和特點，有效配置資源。因此，應該明確哪些領域適合新型舉國體制，哪些領域是不宜適用新型舉國體制。《關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意見》中明確指出，瞄準事關我國產業、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若干重點領域及重大任務，明確主攻方向和核心技術突破口，重點研發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發展的基礎前沿技術。因此，新型舉國體制應該主要適用于事關我國產業、經濟“急、難、險”重大挑戰問題及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領域，[9]這在現實經濟社會發展中，突出表現為解決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對于其他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的常規領域，不宜“用手榴彈炸跳蚤”，動輒就適用新型舉國體制。謹防行政越界導致資源扭曲，進而干涉市場發揮作用，造成資源低效利用，影響實際效益。當然，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不管是否適用新型舉國體制，政府都應該盡可能發揮組織作用，加強對產學研合作的引導，做有組織的科研，促進以企業為主體，包括高校和研發機構及科研中介機構在內的諸多組織等研發聯盟的組建[10]。

建立專門牽頭負責適用于新型舉國體制項目的相關機構。新型舉國體制是突破國家重大技術短板、推進重大項目工程、實現核心關鍵技術順利攻關的最大法寶。[11]過去我們主要通過工程、項目、計劃牽頭，適用新型舉國體制。例如，新時期的“嫦娥探月工程”等，就是適用新型舉國體制的典范。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時就指出：“這次嫦娥四號任務，堅持自主創新、協同創新、開放創新，實現人類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視探測，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國足跡，是探索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的又一生動實踐。”[12]

今后進一步高效推進新型舉國體制，如何更好地集中調度相關資源，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場機制配置相關資源是關鍵。由此，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牽頭負責適用新型舉國體制項目的甄別、分類、資源調配、市場調度、項目推進等，更好地圈定新型舉國體制的適用范圍，更有效地協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高效地推動相關項目的攻關和協同。

保障新型舉國體制的與時俱進和可持續性。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因此，新型舉國體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不僅過去需要、現在需要，未來也必須堅持，這就要求新型舉國體制不斷與時俱進、不斷增強生命力和創造力、不斷承擔新時代的新任務新使命。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該將新型舉國體制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與我國的五年規劃和中長期規劃結合起來，堅持國家戰略目標導向，瞄準事關我國產業、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若干重點領域及重大任務，將規劃中適用新型舉國體制的安排不斷向前推進，使新型舉國體制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支撐，進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助力。

另一方面，在立法層面將新型舉國體制確定下來，從而保障新型舉國體制的可持續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指出，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要把政府、市場、社會有機結合起來，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因此，在相關立法層面，需綜合考慮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各自定位，綜合考量相關制度完善、體制機制創新、協同政策激勵、統籌措施保障等，使新型舉國體制關鍵時刻用得上、危急時刻用得好，[13]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揮關鍵性作用。

正確處理新型舉國體制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型舉國體制不僅需要有為政府，也要求有效市場。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這是新型舉國體制中最重要的“新型”表現。[14]《關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意見》指出，要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加快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營造良好創新生態，激發創新主體活力。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可見，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們理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厘清新型舉國體制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對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在新型舉國體制中扮演好規劃者、組織者、協調者、供給者和維護者的角色，推進新型舉國體制行穩致遠。作為規劃者，正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所指出的，政府要加強戰略謀劃和系統布局，堅持國家戰略目標導向，瞄準事關我國產業、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若干重點領域及重大任務，明確主攻方向和核心技術突破口，重點研發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發展的基礎前沿技術。

作為組織者，政府要做好戰略領域重大創新活動和基礎研究的組織工作。政府要構建協同攻關的組織運行機制，在涉及公共服務、國防安全等公共產品領域或者一些市場創新主體參與度不高的領域，政府應及時“補位”，通過有組織的科研活動，推進相關重大創新活動的積極開展。[15]基礎研究是實現重大領域攻關的基礎，各級政府應該重點支持市場難以發揮作用的基礎研究、通用技術、社會公益等領域的公共創新行為，[16]通過各種手段引導和鼓勵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形成高校、科研機構的創新聯盟，通過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科學中心、創新中心等方式強化基礎研究[17]。

作為協調者、供給者和維護者，在新型舉國體制推進過程中，政府應制定和利用各種產業政策、法律法規、財政金融手段，凝聚協同攻關所必需的各種人力、財力、物力，調動和激發各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強化跨領域跨學科協同攻關，形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強大合力。與此同時，要進一步簡政放權、轉變管理職能，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為各相關創新主體從事創新活動保駕護航，維護公平競爭和打擊壟斷行為，保護知識產權、協調利益分配糾紛，在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的同時，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繁榮和活力。

對于市場而言，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新型舉國體制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18]簡單而言，就是將政府職能之外的事情都交給市場，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給有效市場保駕護航，“不缺位”“不錯位”“不越位”。對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明了方向，要求“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由此，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最終形成在新型舉國體制中，有為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有效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財政預算增長目標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72173108）

注釋

[1]吳飛、王濤：《新型舉國體制：理論邏輯、歷史源流與嶄新特點》，《經濟學家》，2022年第11期。

[2]《第一個五年計劃簡介》，2009年7月28日，http://hprc.cssn.cn/wxzl/wxysl/wnjj/diiyigewnjh/200907/t20090728_3954114.html。

[3]溫軍、張森：《科技自立自強：邏輯緣起、內涵解構與實現進路》，《上海經濟研究》，2022年第8期。

[4][6][11][14]黃壽峰：《準確把握新型舉國體制的六個本質特征》，《國家治理》，2020年第42期。

[5]王立峰：《新型舉國體制的政治邏輯闡釋與治理效能提升》，《國家治理》，2020年第42期。

[7]韓保江、李志斌：《中國式現代化：特征、挑戰與路徑》，《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8][16]曹睿卓、董貴成：《新型舉國體制：概念、內涵與實現機制》，《科學社會主義》，2021年第4期。

[9][13]葉青、李清均：《新型舉國體制進路：經驗證據、機理分析、路徑優化》，《經濟縱橫》，2021年第3期。

[10]曾憲奎：《我國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研究》，《湖北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12]《習近平在會見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時強調 為實現我國探月工程目標乘勝前進 為推動世界航天事業發展繼續努力》，《人民日報》，2019年2月21日，第1版。

[15]雷小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創新的新型舉國體制研究》，《經濟學家》，2021年第12期。

[17]雷小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創新的新型舉國體制研究》，《經濟學家》，2021年第12期；楊思瑩：《政府推動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理論基礎與實踐方案》，《經濟學家》，2020年第9期。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頁。

責 編∕李思琪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under Chinese Modernization:

Evolution, Meaning and Optimization

Huang Shoufeng

Abstract: A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is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real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new system was constructed and formed in the stage of China's "standing up", re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stage of "getting rich", and innovated and expanded in the stage of "getting strong". It is based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political cornerston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chieve national securit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development model, "people-centered" as the core value orientation, and adherence to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new system, we should optimize and improve its application boundary, related institutions, sustainability and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Keywords: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Chinese modernization, evolutionary process, application bound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