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通過調查發現，近十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相對而言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較高，疫情期間飲食、醫療保健、教育占居民消費較高比重。我國數字新消費蓬勃發展，中等及高收入群體和中青年表現突出，綠色低碳消費成為城市新興消費，高收入、高學歷、年輕世代更積極參與低碳消費行為，居民的新能源車購買意愿近年來大幅度提升。提振居民消費傾向，需關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新消費需求和動機，把握新機遇，特別重視供給體系完善和社會文化營造，改善消費的宏觀外部環境，在高水平上不斷促進供需良性循環和動態平衡。
【關鍵詞】擴大消費 數字消費 綠色低碳消費 供給體系 社會文化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重要。中央連續出臺文件，強調擴大內需是2023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提出“十四五”時期擴大內需的五大目標：促進消費投資，完善分配格局，提升供給質量，完善市場體系，暢通經濟循環。2022年12月15-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提上2023年經濟工作的首位，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特別是提高消費傾向高、但受疫情影響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能力，提升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根據國家統計局年度數據，自2011年起至今，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每年保持在50%以上（除2020年），2021年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達65.4%。把握我國居民消費的特征、問題和趨勢，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機遇，形成提振居民消費傾向的有效思路，對于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有重大意義。
居民消費傾向受疫情影響下降，飲食、醫療保健、教育占較高支出比重
我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消費傾向指消費者將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本文使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如圖1所示。2012-2021年的十年間，我國城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總體呈下降趨勢，從2012年的73.01%下降到2021年的68.61%，其中，2020年受疫情影響消費傾向大幅度下降，至最低點65.89%，2021年復產復工，消費傾向逐漸回升。從國際比較來看，相對于美國在同時期90%上下波動的平均消費傾向，我國居民的消費傾向顯著較低。有研究指出，與主要發達國家人均GDP從5000美元提高到20000美元的相似發展階段比較，中國比這些國家的消費傾向均值要低20個百分點左右①。相對來講，我國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要高于城鎮居民，并且近十年來呈不斷增長趨勢，從2012年的79.47%增長到2021年的84.07%，2020年雖然有回落但仍保持在80.05%，這說明農村居民消費有很大潛力。
為什么收入大幅度提升之后，我國居民依然保持高儲蓄、低消費的習慣？這是所謂“中國高儲蓄之謎”。經濟學研究應用預算約束下的理性消費者模型，嘗試通過短期儲蓄目標、貧富分化、未來收支預期、消費環境等因素理解中國居民的消費特征。研究分析發現短期儲蓄目標是影響中國居民消費的關鍵因素，并且獨立于收入因素，這種短期儲蓄目標主要由于缺少個人貸款市場和租借市場，以及對住房、教育、醫療等改革風險的防范預期等原因②。當期基尼系數對當期居民消費具有顯著負向影響③。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時，應注重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意愿，而消費環境、未來收支的不確定性均是影響居民消費意愿的重要因素④。
不同于理性選擇模型，社會學家強調有限理性、有限能動性的消費者模型，認為消費受到階層結構和社會制度約束，主張通過擴大中產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以及完善相關政策制度來擴大消費。研究指出消費的有效需求不足既有需求側也有供給側的問題，需求側問題主要體現在新增收入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高收入群體，供給側問題主要體現在商品供給不能適應居民消費需求的變化⑤。相對于高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具有一些剛性需求和發展享受層次的需求，相對于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購買力更強、消費欲望更強烈，因此是拉動消費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要通過完善就業和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另一方面要促進產業升級和產品創新、改善消費市場及相關公共服務來完善消費供給⑥。還有研究指出當下居民消費傾向偏低的“消費悖論”是不平衡發展的轉型滯后導致的，提出擴大消費的必要途徑是消費系統的現代化，主要指消費工具現代化、消費制度現代化和消費人口現代化⑦。
我國居民消費支出變動與構成。從近十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變動來看，2012-2021年，居民消費支出呈上升趨勢，2020年受疫情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均大幅下降，其中城市居民消費支出降幅更大，2021年轉而呈上升趨勢，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達到30307元和15916元，扣除價格因素，增幅分別達到11.1%和15.3%（見圖2）。隨著我國疫情防控策略不斷優化，在國民經濟持續好轉的背景下，居民消費支出呈恢復改善局面，2021年前三季度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已經恢復到疫情前水平，2022年前三季度城鄉居民消費支出進一步增加至17878元⑧。
從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構成上來看，本文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實施的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分析發現，飲食仍占城鄉居民生活支出的三成以上，其次占比較高的支出是醫療保健、教育、水電燃氣物業費、紅白喜事、衣著等。對城鎮居民而言，飲食以外占比較高的支出有教育（9.9%）、醫療保健（7.9%）、衣著（7.86%），而對農村居民而言，飲食以外占比較高的支出有醫療保健（12.43%）、教育（10.63%）、紅白喜事（8.82%）（見圖3）。這不同于疫情之前，城鎮居民以飲食、購房首付及房貸、家電家具車等耐用品為主要占比的支出構成⑨。
在疫情防控期間，受到無法預計的隔離封控的影響，人們對食品囤積的需求激增。根據達達集團提供的數據顯示，2020年春節期間，京東到家全平臺（包括沃爾瑪、永輝、七鮮超市等近40家連鎖商超）銷售額相比去年同期增長470%；除夕至大年初六，蔬菜銷售額同比去年增長510%，水果同比增長超300%，雞蛋增長770%，乳制品增長370%，水餃、餛飩等速凍食品銷售額同比增長790%。此外，親歷病毒對身體素質的檢驗，人們普遍更加重視醫療保健，因而醫療保健在城鄉居民消費中都占比較高，特別是每到疫情散點多發時，總是引發醫療保健產品的搶購潮，比如N95口罩、抗原檢測試劑、連花清瘟等產品。無論是搶菜還是搶藥，根本上指向的都是企業產能和物流基礎設施亟需加強，以及市場秩序的有效監管，才能增強消費者信心。
而與食品消費和醫療保健消費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文化娛樂消費和出行消費。2020年初受疫情影響，文化和旅游部宣布暫停旅行社及在線旅游企業經營的團隊旅游及“機票+酒店”產品，此后長達三年時間里這一暫停鍵被多次、多地按下，導致大量訂單遭遇退單，給出行和旅游服務業帶來嚴重經濟損失。2022年12月，根據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最新發布的“防疫新十條”，各地出行和旅游服務業也反應迅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恢復旅行社及在線旅游企業經營在京團隊旅游、進出京跨省團隊旅游及“機票+酒店”業務。
在“新十條”指引下，餐飲、娛樂、休閑、出行旅游等行業逐漸恢復，當全社會對疫情不再恐懼，居民日常生活逐漸步入正軌，消費回升指日可待。一方面，人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欲望不斷累積，有一些習慣性的消費被迫中斷或減少，再加上一些在疫情期間觸發的新需求，從而會引發“補償性”消費；另一方面，經歷過疫情危機之后，人們的抗風險需求得到強化，從而又觸發保險等“保障性”消費。
數字新消費蓬勃發展，中等及高收入群體和中青年表現突出
我國數字新經濟和新業態蓬勃發展。疫情期間很多行業由于需求萎縮而銷售下滑，而數字新消費可能是為數不多的需求端反而愈發強烈的領域。可以理解，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特殊生活階段，能夠實現無接觸、即時性、多元化的服務更符合人們的需求，比如餐飲外賣、生鮮配送、直播賣貨等。《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指出，消費新業態新模式快速發展，2021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為24.5%，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人均消費支出比重為44.2%。
根據202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受到疫情影響，城鎮居民中只有27.38%的受訪者表示近一年來有過外出旅游，25.07%的受訪者參觀過博物館、科技館、畫展，13.02%的受訪者上過健身課或去健身房。與線下消費形成對比的是，人們對數字新消費的參與度更高，近五成城鎮居民近一年來點過餐飲外賣，近三成使用過在線教育，接近兩成使用過在線醫療，政府和企業發起的大規模抗疫助農也提高了人們的倫理消費意識，25.84%的城鎮居民購買過貧困地區農產品。
中等及高收入群體和中青年積極參與數字新消費。如果將城鎮居民收入中位值作為標準，將收入等于中位值的0.75倍及以下的人群定義為低收入群體，將收入高于中位值的0.75倍但低于中位值的2倍（包括2倍）的人群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將收入高于中位值2倍的人群定義為高收入群體，城鎮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大概占到45.83%。分析發現，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的數字新消費參與程度顯著高于低收入群體。有71.65%的高收入群體和47.03%的中等收入群體有過餐飲外賣消費，而低收入群體的該比例為29.51%；42.58%的高收入群體和28.19%的中等收入群體參與過在線教育，而低收入群體的該比例分別為19.96%；30.88%的高收入群體和17.5%的中等收入群體參與過在線醫療，而低收入群體的該比例為14.33%。此外，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也更積極參與倫理消費，40.77%的高收入群體和27.24%的中等收入群體近一年來購買過貧困地區農產品，而低收入群體的該比例為15.38%。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在消費觀念上也顯示出獨特之處，總體更看重消費符合品味，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同意“我在意所消費的商品或服務符合我的品味或偏好”的比例分別為88%和92.84%，高于低收入群體的同意比例；相對來講，高收入群體對價格不太敏感、也不太關注“有面子”。
在所有線上和線下消費中，80后、90后和00后世代都是最積極的。如圖4所示，近一年來，68.22%的80后和77.14%的90/00后有過餐飲外賣消費，47.29%的80后和41.17%的90/00后使用過在線教育，29.07%的80后和31.69%的90/00后使用過在線醫療，對這些數字新消費的參與比例遠高出其他年齡世代。有意思的是，90后和00后青年的消費觀念融合了現代性與傳統觀念。90后和00后中，高達91.63%強調在意消費符合品味，高于所有其他世代的該比例，但也有高達83.55%的人強調價格實惠、24.71%的人看重有面子，這種消費觀念更接近50后和60后，而同為中青年的70后和80后認同價格實惠和有面子的比例都低于90后和00后。
可見，中等及高收入群體和中青年雖然都積極參與數字新消費，但其消費動機和需求是多元的，而數字新消費通過改善供應鏈、創新商業模式，使得消費更便捷、更新潮，除此之外，也很大程度降低了消費價格，能夠滿足不同層次多元化的消費需求。
把握重點消費領域，培育生態消費新熱點
綠色低碳消費成為城市新興消費。近年來，綠色低碳消費興起，不僅對于實現我國的“雙碳目標”有重要意義，也發展成為新的內需熱點。《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明確提出大力倡導綠色低碳消費，積極發展綠色低碳消費市場，倡導節約集約的綠色生活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課題組主持實施“2022年中國城市低碳消費調查”，考察了我國居民的綠色低碳消費特征。
總體來講，在商品購買、使用和處置的不同消費環節，高收入、高學歷、年輕世代更積極參與低碳消費行為。特別是，在低碳商品購買行為上，中等收入群體（個人月收入在6001-8000和8001-10000元）比更高收入群體表現更積極。在重點低碳消費領域，高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和較年輕世代更可能進行二手消費，而且80后、90后和00后更經常使用線上二手交易平臺，高學歷、高收入人群明顯更愿意選擇新能源車。（見圖5）
新能源汽車消費成為新的內需熱點。發展新能源汽車是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發展的戰略舉措，鼓勵新能源汽車消費也是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綠色轉型的重點。2022年財政部、稅務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關于延續新能源汽車免征車輛購置稅政策的公告》，延長新能源汽車免征購置稅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202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車、養老服務等消費。
數據表明，我國居民的新能源車購買意愿近些年有大幅度提升。2015年筆者所在團隊做過上海市居民調查，結果顯示在考慮購買新車的時候，60%的居民表示不會選擇新能源車⑩，而到了2022年，近七成城市居民表示愿意購買新能源車。在不考慮價格、購車指標、不會開車、用車場景等因素下，調查顯示69.4%的城市居民傾向購買新能源車（電動、混動或其他新能源），25.1%傾向購買燃油車，還有5.5%表示不了解。高學歷、高收入人群明顯更喜歡新能源車，大專及以上學歷人群中有73.9%傾向購買新能源車，而未上學、小學、初中學歷人群中該比例為62.3%，月收入10001元及以上人群中有76.3%傾向新能源車，而月收入4000元及以下人群中該比例為67.84%。相對于50后，60后及之后世代都更傾向新能源車，80后中有71.3%、00后中有72.1%傾向購買新能源車，同時60后中也有70.3%傾向購買新能源車，而50后中該比例為60%。
探究其原因，新能源車消費需要一定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因而社會經濟地位是重要因素，同時也要看到，供給體系的完善和新能源汽車文化營造兩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筆者團隊構建了新能源車購買意愿的回歸模型，控制了社會經濟地位和人口特征因素，“品牌、車型等選擇多”“價格實惠/性價比高”“比較安全”“比較舒適”“是一種潮流時尚”“我了解新能源汽車（比如關于駕駛、養護的知識信息）”對于新能源車購買意愿具有顯著正效應。這反映了新能源車供給是否豐富、價格是否可及，能否滿足舒適、安全等不同消費需求，以及能否構建一種具有支持性和引領性的新能源車文化，是影響新能源車消費的重要因素。
供給體系的完善還體現在，模型顯示，車輛使用方便（如可安裝家用充電樁）對于新能源車的選擇來講不再重要，這可以理解為充電基礎設施大力推廣普及的結果。2015年的上海市居民調查顯示，在被訪者不選擇新能源汽車的原因中，居于首位的是充電不方便，有55%的居民選擇此項；進一步的訪談顯示，當時充電樁分布很少，即使有的小區有公用充電樁，但是消費者顧慮能否得到持續維護。筆者團隊2022年的調查發現，充電是否方便對于新能源車購買意愿的影響不再顯著；此外，消費者依然關心安全性，而一個新的關注點就是舒適性，是否舒適成為影響新能源車購買意愿的重要因素。現在很多電動汽車企業推出一些舒適性配置，這種舒適性和智能性配置為電動汽車開辟了新的賽道，不再僅從傳統維度去比較加油只要一分鐘而充電需要數小時，從而引導消費者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去理解和接納電動汽車。
提振居民消費傾向，供給體系完善和社會文化營造是關鍵
當生活重回正軌，消費需求回歸、消費信心回升是必然趨勢。近三年的特殊生活經歷使得人們的消費欲望不斷累積和更新，一方面基于原有水平帶來補償性消費，另一方面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產生了新的消費需求和動機，可能釋放更大的消費潛力，這是應該被格外關注的。
把握新的消費需求和動機，培育新型消費文化，釋放更大消費潛力。首先，數字新消費的趨勢進一步強化，在更廣闊層面獲得認同，并且進一步滲透到吃穿住用日常生活中，以及醫療、養老、教育、文化休閑等功能性場景中，促進數字新消費從生活服務落地到智能型耐用品。其次，居民對健康、安全、情感的需求上升，重視飲食健康、運動健身、養生護理、情感表達和寄托，更加關心生態和社會環境，有利于培育新型消費文化。最后，本地化服務需求漸顯，“周圍三公里”更有效對接日常需求，由疫情之前的追求“原產地消費”可能轉向擁護“本地消費”，發展“鄰近經濟”、打通線上線下消費，是把握住這一機遇的關鍵。
提振居民消費傾向，一方面要賦能消費者，提高收入和就業，另一方面也應重視改善宏觀外部環境的結構性制約。在供給—消費的結構系統中探討如何擴大消費，能夠更好激發消費者能動性，這在當前新技術新業態背景下尤為重要。在前數字時代，消費分層基本等同于社會經濟地位分層，但是當代數字社會背景下，消費的區別很大程度依賴于數字能力和數字資本，消費者的數字能力和數字資本除了與自身社會經濟地位有關，也依賴于供給體系的迭代完善。餐飲外賣是個典型案例：熱騰騰的食物以更低的價格、更快的速度送達到消費者手中，這在十多年前根本無法想象；能夠成為這種新消費的受眾，社會經濟地位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年齡世代、文化圈層的影響非常重要，與此同時，電商平臺、手機制造等企業致力于適老化改造，使得更多行動不便的獨居老人能夠享受美食到家的服務。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這些年，可以看到的是供給新業態激活消費新活力，同時數字鴻溝、消費不平等問題的解決也推動供給側的完善創新，在高水平上不斷促進供需良性循環和動態平衡。
在新經濟新消費背景下，改善消費的宏觀外部環境，供給體系完善和社會文化營造是關鍵。第一，促進消費轉型升級，著力培育中高端消費市場。全面推動復工復產，豐富消費供給、穩定消費價格、繁榮消費市場，提升吃穿住用等傳統消費，促進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讓新市民、青年人能夠更好地安居，推動文化旅游、休閑娛樂、教育培訓、醫療健康等服務消費轉型升級，增加中高端消費品國內供應，滿足中等收入群體、老年群體等改善生活、消費升級的需求。第二，鼓勵技術創新和商業創新，滿足個性化、多層次的消費需求。鼓勵研發智能新產品和新服務，拓展其在日常生活、醫養結合、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應用場景，引導技術創新和商業創新，提高產品和服務的性價比、接入性和便捷性等，擴大新消費的受眾群體、全面促進消費，同時完善消費者服務體系，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第三，培育數字新服務、綠色低碳等消費新熱點，助推新的需求增長。打通線上線下本地化服務，發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廳等新零售業態，培育“互聯網+社會服務”新模式，促進共享經濟、社交電商、網絡直播等新業態發展；積極發展綠色低碳消費市場，推進綠色低碳產品研發，促進居民耐用消費品綠色更新和品質升級，鼓勵新能源車消費、二手消費等低碳循環新理念，應用新技術、新業態推動綠色可持續生活方式，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第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市場供給，促進消費公平。改善針對青少年、老年人等群體的產品和服務，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和數字服務的適老化改造，加強偏遠地區物流、互聯網接入等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消費公平、釋放內需潛能。第五，發揮社會力量，營造積極可持續的消費文化。借助傳統媒體以及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文化傳播作用，動員發揮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全社會形成熱愛生活、健康生活的普遍共識，引導居民重視家庭、服務社區、關心環境，重視發揮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層和青年的示范帶動作用，充分發揮社會文化的引導性、規范性和支持性機制，培養居民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為擴大消費注入持續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消費與文化社會學研究室主持工作副主任）
【注釋】
①王蘊、姜雪、李清彬、姚曉明：《消費傾向的國際比較與促進中國消費傾向穩步提升的建議》，《宏觀經濟研究》，2022年第3期。
②余永定、李軍：《中國居民消費函數的理論與驗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③吳振球：《我國擴大居民消費：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學習與實踐》，2017年第9期。
④張恒龍、姚其林：《基于城鄉居民消費行為分析視角的擴大內需研究》，《求是學刊》，2020年第1期。
⑤李培林：《中國跨越“雙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勞動經濟研究》，2017年第1期。
⑥上海研究院社會調查和數據中心課題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消費拉動經濟——上海中等收入群體研究報告》，《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
⑦王寧：《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發展中的“消費悖論”及其超越》，《社會學評論》，2020年第1期。
⑧崔巖：《2022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報告》，《社會藍皮書：202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⑨朱迪：《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趨勢：2006-2015》，《河北學刊》，2017年。
⑩朱迪：《我國可持續消費的政策機制：歷史和社會學的分析維度》，《廣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
責編/李丹妮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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