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成功化解了不同時期面臨著各種經濟風險，積累了豐富的防范經濟風險的經驗。總結建黨10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防范化解經濟風險的歷史經驗，有助于我們黨提升防范經濟風險的能力，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意義十分重大。

【關鍵詞】經濟風險 底線思維 經濟工作主動權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始終重視經濟工作。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成功化解了不同時期面臨的各種經濟風險，積累了豐富的防范經濟風險的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經濟風險更具復雜性、多樣性和威脅性。總結建黨10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防范化解經濟風險的歷史經驗，有助于我們黨提升防范經濟風險的能力，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意義十分重大。

黨史上對經濟風險的研判及防范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工作服務于革命和戰爭的需要。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敵人想盡辦法破壞根據地經濟建設。土地革命時期，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圍攻和封鎖下，面對嚴重的自然災害，蘇區生存條件極為困難，面臨著嚴峻的經濟風險考驗。當時，蘇區絕大部分群眾缺吃少穿，但也存在大量荒地。蘇區糧食缺乏且價格昂貴，直接影響了紅軍的軍事行動。1933年5月中央土地部發布了開荒規則獎勵開荒：“凡是工人、苦力、雇農、貧農、中農及一切有選舉權的群眾所開發的無主的荒田荒地，即屬于開荒人所有，開荒人有永久支配該土地之權。……準許三年不收土地稅。”開荒種糧明顯增加了蘇區糧食產量。同時，中國共產黨發展國營工商業，保護和利用私營工商業，用最大的努力克服由于敵人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困難。

抗日戰爭時期，前期依賴的外部援助中斷后，邊區發生經濟困難。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手稿中提到1940年及1941年，“人家用停發經費與封鎖經濟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為應對自然災害和敵人的封鎖圍困，各抗日根據地政府組織了大生產運動，向荒山荒地要糧食。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第一次提出了必須加強對經濟工作領導的思想。邊區還積累了應對金融風險的經驗。當時邊區有自己的貨幣，但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可以自由流通，針對日偽政府惡意吸收法幣的做法，停止法幣在邊區市場流通。流入抗日根據地的法幣數量不可控，一旦法幣貶值，極易造成根據地物價波動。山東根據地經濟工作負責人薛暮橋1943年9月發表《貨幣政策與貨幣斗爭》一文，建議利用強制力分階段對法幣、偽幣進行驅逐，最終停止其在根據地流通。人民手中的法幣可以通過當時山東根據地的北海銀行兌換成北海幣，北海銀行再將兌換的法幣換成軍需物資，以防貶值。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探索。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經濟建設，新的經濟形勢下面對與革命戰爭期間不同情況的經濟風險，盡管這一時期經濟建設經歷了曲折發展，但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化解了經濟風險，積累了在一窮二白的大國進行經濟建設中防范化解經濟風險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前后，既要應對舊政權遺留下嚴重通貨膨脹、投機資本操縱市場等現象給新生的紅色政權帶來嚴重的經濟風險，也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帶來的外部經濟風險。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新解放城市不法投機資本操縱市場引發經濟混亂，波及地區廣、持續時間長、物價漲幅大，中國共產黨對投機資本進行了嚴厲的打擊，贏得了“米棉之戰”“銀元之戰”，使其再也無力大規模操縱市場。在平息投機風潮的戰役中，我們黨靠行政手段打贏了“銀元斗爭”，用經濟手段平抑物價打贏了“米棉之戰”。國營貿易企業在斗爭中日益發展，逐步取得了市場的主動權。同時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多年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現象被遏止。面對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新中國能夠爭取的外部援助均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因此“一邊倒”地吸收來自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援助，以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經濟秩序的恢復和穩定發展，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初步探索打下了基礎。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必然遇到從未有過的新形式的經濟風險和挑戰。要發揮市場的作用，首先要闖過價格風險關。改革開放初期，原材料和工業產品定價由計劃轉向市場，要用市場定價體制代替行政定價體制，就得全面放開價格，放開價格是有很大風險的，需要審慎考慮。由于無經驗可循，政策估計不足，在這一過程中，物價大幅上漲，一度引起居民恐慌，形成“全民搶購潮”。在價格轉軌過程中，一度形成計劃和市場雙軌價格制，使得權力和金錢惡性結合，導致嚴重腐敗，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1988年，國務院通過了《關于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緊急通知》，向群眾解釋物價闖關不是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并出臺穩定物價和經濟秩序的舉措：加強物價管理、開辦保值儲蓄、控制貨幣發行、保證市場供應等措施，以平息搶購風潮。1989年11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又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采取了更加堅決的措施，實行財政和信貸雙緊方針，通貨膨脹終于得到了抑制。20世紀90年代，國家開始有計劃的放開物價，讓更多的商品擁有自主定價權。1991年底，國家物價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管理的生產資料和交通運輸的價格有737種，而到1992年就放開了648種。輕工業產品除了食鹽和部分藥品等個別品種外，價格全部放開了。1992年底，中央還放開了一直未敢動作的糧食價格。可以說，1992年是價格放開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年，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初步建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國際上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各種風險交織在一起，使得經濟風險問題更具復雜性和威脅性。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國內經濟風險點在實體經濟領域主要是產能過剩；在金融領域主要表現為高杠桿率，體現為房地產泡沫和地方高額債務，金融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高杠桿對中國工業的高速發展曾經起了重要作用，但財務杠桿是把雙刃劍。同時，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的產能過剩造成高耗能高污染；在芯片等關鍵技術領域，產品依賴國外供給，容易受制于人。經濟結構性問題帶來的風險日益積聚，并有向重大風險轉化的趨勢，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因。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也孕育著的重大經濟風險。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疫情下美國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帶來通貨膨脹影響到國際大宗商品漲價，加之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美國單方面對中國正當權益多次挑釁，造成了對中國經濟的外部沖擊風險。這一時期，黨中央高度重視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黨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要求逐步轉換增長方式，解決產能過剩和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化解金融領域的風險，重點是去杠桿，通過降低負債率、減少違規信貸等手段，防止房地產過熱。這些舉措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防止經濟大起大落的巨大風險打下基礎。

中國共產黨研判和應對經濟風險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國家面臨的經濟風險是指國家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各種不確定性對經濟主體造成損失的可能性。經濟風險具有客觀性、不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在全球化時代，防范國際金融風險是各國的重要任務。任憑經濟風險發生，就可能造成經濟危機，并波及全社會。經濟風險包括突發的“黑天鵝”事件，及太過于常見以至于人們習以為常的“灰犀牛”事件。

中國共產黨防范經濟風險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底線思維和有效預防、平衡好經濟增長和風險防范的關系。底線思維是指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亂，牢牢把握主動權。有效預防是指在風險損失未發生之前有針對性地采取具體而有效的措施，及時控制和妥善處置風險隱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建立健全風險研判機制、決策風險評估機制、風險防控協同機制、風險防控責任機制等重大風險防控機制。尤其是提升我國金融體系的監管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只有平衡好經濟增長和風險防范的關系，才能在發展中有效化解經濟風險。為了從根本上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爆發，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率是非常必要的，一定不能讓經濟增速跌到太低的水平，發展是解決問題、消除風險最好和最根本的辦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也得益于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1988年價格闖關的實踐證明，即使從總體和長期看十分必要的改革內容，如果各方面關系處理不好，也會在短期內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負面影響。因此，要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把握好節奏和力度。

回溯中國共產黨研判和應對經濟風險的百年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共產黨應對經濟風險的基本經驗。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根本原則。堅持人民至上的發展理念是防范經濟風險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是黨在不同時期化解經濟風險的一大法寶。從具體經濟工作來說，在落后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利用資本、限制資本是經濟工作的重要方面，因此防范經濟風險的重點內容是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也是為了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從黨的百年經濟工作史來看，每一個歷史時期都存在如何利用資本服務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需要，又要限制資本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問題。落后國家進行經濟建設缺乏資金技術，利用資本是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就通過統一戰線開展經濟工作。毛澤東同志認為，利用資本主義是保證革命勝利、恢復戰后經濟和順利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需要。早在1934年，毛澤東同志在闡述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政策時，就提出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就加以提倡和獎勵。抗日戰爭時期形成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抗日民主政府經濟政策。毛澤東同志也預見到“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研判和防范主要經濟風險來自不法資本的投機倒把。在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同志立足于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在1956年底又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即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確立的情況下，可以允許搞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作為補充。改革開放的成功，引進外資起到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利用外資，他認為，“關于如何利用外資問題需要做全面研究。……如果使用得當，會得到更多的外資涌入。問題是如何有效利用，怎么樣使建設項目都快速得到收益。這里包括處理好償還能力的問題。利用外資是一項國策，我認為應堅持”。同時，他也強調不能盲目引進資本主義的一切。但是資本本性就是追逐利潤，馬克思說：“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就會產生巨大破壞性。新中國成立初期，“米棉之戰”“銀元之戰”中就充分暴露了資本的貪婪本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也是資本無序擴張的產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防范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強調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錢、扎牢制度防火墻”。202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提出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黨研判和防范經濟風險的思想變化脈絡

中國共產黨從最初革命時期經濟斗爭服務于革命戰爭，到改革開放后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完善經濟制度和發展戰略并科學規劃和實施，到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強調掌握經濟工作主動權，從而能夠科學研判和應對經濟風險，將損失減少到最小。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時時提醒全黨工作中風險的客觀存在。毛澤東同志曾說，“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站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我們黨現在經常遇到風波，有大風波，中風波，小風波，我們不要怕風波”，強調要調查研究，在實踐中找到化解風險的辦法。

改革開放后，中國從被動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到主動適應和防范由于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各種經濟風險。這一時期，經濟風險不再顯得單一化，多種形式的經濟風險波云詭譎變幻莫測，經濟風險常態化與形式多樣化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鄧小平同志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經濟風險，他曾說：“我們的改革有很大的風險，但很有希望成功。”對于物價改革的難度和風險，鄧小平同志也有清醒認識：一方面“理順物價，改革才能加快步伐”，另一方面“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對于國際局勢，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三點要求：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正是由于不怕風險，勇于試錯，善于總結經驗，改革闖過了“價格關”等一個個難關和風險點。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經濟風險形式更加多變，破壞力更為強大。1996年8月6日，江澤民同志在《做好經濟發展風險的防范工作》一文中指出，經濟風險防范問題是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這項工作直接關系到順利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關系到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確保我國經濟自主、自立乃至國家的主權和安全，關系到維護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球化時代，金融風險越來越突出。對此，胡錦濤同志指出，亞洲金融危機向我們敲響了警鐘，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已成為當前經濟生活中的突出問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仍是我們經濟工作的重點，是進一步搞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鍵。胡錦濤同志同時還強調，要切實加強擴大開放條件下的金融風險防范工作，確保國家金融安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黨對經濟風險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和系統化。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各種預警和應急機制，提高政府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經濟風險問題一再強調并多次指示。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面對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必須強化風險防控。2019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精準研判、妥善應對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做好經濟工作、增強足夠的承受和抵御經濟風險能力是有效防范經濟風險關鍵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12月11日會議研究2021年經濟工作時，強調疫情和外部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要強化機遇意識、風險意識，科學部署，狠抓落實，牢牢把握經濟工作主動權。黨的二十大報告16次提到了“風險”，并尤其提到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黨研判和化解經濟風險的歷史充分顯示了中央高度重視發展開放經濟，同時也對其復雜性和風險也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在應對經濟風險歷史中逐漸認識到經濟工作的規律性，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經濟決策的科學性為研判和防范經濟風險提供了科學理論支持。

（作者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責編/韓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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