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文化飽含了對土地的歷史記憶，從神話傳說到民間信仰再到語言詞匯，處處可見土地的印記。“戀土情結”使中國人形成了樂天知命、安土重遷、腳踏實地、吃苦耐勞以及重視鄉土情誼等民族心理和性格，對土地的依戀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基因，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行為邏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中國文化中“戀土情結”的傳承和轉化十分必要，在人與土地的關系中，中國文化主張“天、地、人”的和諧共處，這種“三才合一”的觀念無疑是一種中國智慧，對于今天的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而言，也極富啟示價值。

【關鍵詞】中國文化 戀土情結 土地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土地是承載萬物的媒介。《禮記》云：“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土地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人類的生存離不開土地的承載和滋養。因為土地的重要性，對土地的依戀也成為人類的一個古老而重要的心理情結。盡管“戀土情結”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世界上的各個民族也都有對土地的崇拜和依戀現象，但在中國文化中，這種“戀土情結”卻表現得最為鮮明、最為持久。對于中國人而言，土地有著特殊的文化和情感意義，它是聯結中國人物質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媒介。在費孝通先生看來，傳統中國就是鄉土社會，如《鄉土中國》一書所描述的：“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不但是人口流動很小，而且人們所取給資源的土地也很少變動。”“鄉土”才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底色。可以說，對土地的依戀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基因，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行為邏輯。

鄉土中國的“戀土情結”及其文化表征

作為一種物質和元素，土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世界是由五種最重要的元素構成的：金木水火土，正是這五種元素相生相克，構成了變動不居的世界。而在這五種元素中，“土”無疑是最重要的。在中國人的創世神話中，始祖神女媧正是用土創造了人。這種神奇的土在大禹治水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尚書·禹貢》載：“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女媧摶土造人及大禹治水的神話通過口頭傳說、后世的史書記載及文學作品的表現等，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文化共識和集體記憶。也正因此，中國古人對土是極其崇拜的。早在先秦流行的中國傳統“五行”觀念中，土就是居中的，最為尊貴也最為重要。

中國人不僅把土地看作是一切生命的母體，也把土地看作是死亡和靈魂的歸宿。在中國傳統社會，“入土為安”也是一種重要的死亡和喪葬觀念。作為生命的歸宿，土地可以給中國人帶來最終的慰藉。可見，對中國人而言，從生到死，土地對于人生的意義都是至關重要的。選擇一方“風水寶地”，不僅能夠護佑自己，也可以護佑整個家族。中國人信仰的“風水觀念”也與土地密切相關。風水信仰是傳統中國人的一種獨特觀念，其內容涉及人與環境的關系，其主旨則是“地脈說”，即通過勘察土地的位置、地勢的高低、朝向、地面和四周的景物等來推測其給生者或死者帶來的運氣。不論是生前的住宅選址，還是在死后的墓地選擇，對于生死之地，中國人都是極其重視的。

中國人對土地的崇拜和依戀在漢語和漢字中也有鮮明的體現。“鄉土”“風土人情”“土生土長”等詞語都體現了對土地的依戀，“社稷”與“社會”同樣體現了對土地的崇拜觀念。中國古代常常用“社稷”來代表國家。所謂“社”，即土地神，右邊是“土”字，左邊“示”表示祭祀。“社”即是對土地之神的祭祀。中國人十分注重“祭社”，自先秦時期，人們便“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稷”則是谷神。在中國文化中，土地及其所生的谷物成為“國家”的代表，這當中體現的即是農業民族的土地崇拜觀念。

中國古代的農業生產有“春祈秋報”的祭祀儀式，即春耕前舉行祭祀，祈禱土地神保佑豐收，秋收后則同樣要舉行儀式報答土地神的恩德，向社神獻上谷物、果品或犧牲動物。這種祭祀社神的活動也促成民間一系列節慶活動的形成。在中國傳統社會，幾乎每個村落都有土地廟，構成一種中國鄉村的神圣空間，里面伺奉著“土地公公”或“土地奶奶”。在鄉民的眼里，土地神是一方鄉土的保護神，村里有人去逝必至土地廟前“報廟”，春耕、宗祠祭祀或建房破土前也都要先祭土地公公。據說民間每年農歷的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誕辰，這一天除了要祭拜，還要演戲酬神。“一方水土一方人”，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對土地的崇拜觀念和祭祀儀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方土地上的人們就形成了一個共同體：他們共享同一種觀念，共同參與同一種儀式，會聚而成了一個緊密的“集合體”，這種共同體就是“社會”。可以說，中國“社會”的形成離不開對土地的崇拜和祭祀。在中國文化中，土地即國家，土地即社會。中國政治史中“封建社會”中的“封建”一詞，也是“分土建國”之意。可以說，中國文化飽含了對土地的歷史記憶，從神話傳說到民間信仰再到我們的語言詞匯，處處可見“戀土情結”的印記。

“戀土情結”對中國文化及國民心理的影響

對土地的依戀和崇拜伴隨了中國文化的始終，并沉淀為一種中國特色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如馮天瑜先生所言：“中國人這種愛土、親土、敬土，把土地看作自己生命和依靠的情結恐怕在世界上是極少有的。”土地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對土地的依戀使得中國人有著強烈的“故土情結”。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里也寫道：“我初次出國時，我的奶媽偷偷的把一包用紅紙裹著的東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來，她又避了人和我說，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時，可以把紅紙包裹著的東西煮一點湯吃。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事實上，不論離開家鄉的是游子、戰士還是商人或移民，他們都會帶一包家鄉的泥土在身邊，“鄉土”既代表著一種來自家鄉的護佑的力量，也寄托著游子對家鄉的思念。而當離家闖蕩的游子功成名就之后，最大的愿望往往是榮歸故里，在家鄉購置土地田產以光宗耀祖。“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在傳統中國人的觀念中，土地既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物質財富，也是一種魂牽夢繞的精神家園。

土地給中國人帶來的不僅是財富，也是一種安全感和穩定感。中國人很早就明白“腳踏實地”的道理。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實際上，正是千百年來對土地的辛勤耕耘，形塑了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土地勞作使中國農民變得非常務實，甚至也影響到了士人的價值觀，“大人不華，君子務實。”一向是中國圣賢先哲所倡導的一種精神。

中國人對土地的情感和耕耘也造就了中國另一個文化基因，這就是平和。固守土地使中國人變得十分溫和，樂天知命，安土重遷，這樣的民族本能地反對暴力和侵略，追求和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傳統中國人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是“耕者有其田”，是祖祖輩輩對“耕讀傳家”的固守。“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是歷代圣賢、改革家和民眾所追求的“理想社會”。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更是把“安土”和“修身”聯系在一起，如《禮記·哀公問》中所言：“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土地與“鄉土”情結也影響著中國人的交往觀念。傳統中國人的社會交往圍繞著村莊和土地，對“小共同體”有著深厚的感情，其交往理念受地域觀念的深刻影響。“聚落形態”使中國人特別重視鄰里關系和鄉土情誼。遠親不如近鄰，中國人的社交圈子往往局限在他們生長的那塊土地上，“鄉土情誼”在中國人的交往觀念中顯得十分重要，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突出特征。一個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都不會忘記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近代以來，“同鄉會館”遍地開花，發揮了其社會交往中的重要媒介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鄉誼網絡”同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浙江的溫州人就用“一人帶一人去，一家帶一家去”的方法，把很多同鄉和產業帶到了世界各地。“鄉土文化資本”“鄉誼關系”成為華人交往實踐和交往理念的重要特色。

中國文化“戀土情結”的變遷與當代傳承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引入和現代工商業的興起，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也發生了急劇的變遷。不論是傳統中國人的“生計”還是歷代朝廷所倡導和堅持的“重農抑商”的國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所帶來的重要后果。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所謂走向現代化，指的是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會，走向著重利用科學和技術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這樣一種巨大轉變。”這一過程始于鴉片戰爭前后，經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一直延續到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一系列的現代化運動和實踐使鄉土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1980年代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和發展，中國更是走上了“全球化”的快車道，西方文明、商業浪潮強烈地沖擊著中國傳統的農業文明，在這種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急劇轉型中，中國文化中的“戀土情結”逐漸變得淡薄，甚至一度成為“保守”和“落后”的象征。

與農業社會不同，在現代工業和商業體系中，土地已經不是那么重要的生產要素，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獲取不需要通過對土地的精耕細作來進行。隨著互聯網和虛擬經濟日益飛速發展，土地和農業在國家經濟命脈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傳統中國人的“戀土情結”逐漸失去了現實依托。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日益加速，大量的農業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并定居在城市。在中國的人口結構中，農業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伴隨著“打工潮”的興起和農業人口向城市的遷移，農村土地大量拋荒，傳統農耕社會“男耕女織”的社會圖景不復存在。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對鄉村及土地的情感已無切身體驗。

經濟基礎的變遷必然傳導到上層建筑及觀念層面。在現代經濟及新的文明觀念的沖擊下，傳統中國建立在土地和農耕社會基礎上的禮俗文化、安土重遷的國民性格以及重視鄉誼的交往倫理等都日漸式微。在有些人看來，發端于農業社會的傳統文化及傳統觀念已然落后于時代，需毫不留情地拋棄。然而在筆者看來，中國文化中的“戀土情結”并非一種文化負資產。相反，它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積淀并傳承千年的農耕文明，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仍然有其價值。這種文化遺產需要我們進行精心的保護、開發和利用，發揮其在當代社會中的正向功能。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面對傳統農耕文明的日漸消逝，我們要對這種“土地文化”進行新的傳承和復興，也需要對這種“戀土情結”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推動其在新時代的“創新性發展”。

首先，中國文化中這種以農為本的“戀土情結”仍然沒有完全消失，在我們的農業政策和土地政策中仍然可以觀察到其影響。就我國基本國策而言，自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歷來都放在執政黨工作的首要位置，“土地改革”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1980年代以來，歷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有關“三農問題”的。就土地的使用而言，盡管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農業用地所占的比例在降低，商業用地的比重在日益提高，但黨和政府對耕地的保護依然十分重視，確立了“18億畝耕地紅線”不動搖的基本國策。這種對耕地的嚴格保護不同于其他經濟發達國家，顯然受到中國歷史上“重農傳統”的影響。土地關系著糧食安全，也關乎著社會的穩定。歷史上“重農務本”的政治傳統，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仍然有其借鑒價值和現實意義。

其次，農耕社會所形成的一些社會禮俗和文化心理，并非都是“封建糟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對其繼承或進行“創造性轉化”。中國人的“戀土情結”是愛國愛家的基石，這種情結完全可以轉化為一種愛國主義精神。建立在農耕社會和農業文明中的一些禮儀和習俗，如敬天法祖的傳統、耕讀傳家的風尚、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務實、勤勉、謙遜、溫和、包容”等優良品質仍然值得我們珍視。傳統中國人在農耕社會形成的對和平、穩定和秩序的追求，對“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的社會理想的追求，今天仍需大力弘揚。

再次，建立在土地勞作和農耕社會基礎上形成的鄰里關系和交往倫理在新時代背景下仍然有其正面價值，值得傳承發展。學者馬新在《中國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古代村落文化中充滿著濃厚的鄉鄰之情，鄰里守望是其突出標志。鄰里守望表達的是一種以地緣為基礎、以農耕和村落為背景的人際關系。浸潤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的鄰里守望，不僅是一種倫理要求，更是農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村民精神與實際生存的相互依托與互助。”在傳統中國，村鄰間的守望相助相沿成風。歷代鄉約制度所追求的“化民成俗”也是希望達到這一目標。宋代的《呂氏鄉約》其四大宗旨就是使鄰里鄉人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建立這種和睦互助的鄰里鄉風也是我們今天的新時代所需要的。

最后，農耕社會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追求也值得我們傳承和弘揚。“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鵓鴣啼。含風宿麥青相接，刺水柔秧綠未齊”，這種田園詩所描繪的情景不僅是古人的理想，也應成為我們今天“美麗鄉村”的建設目標之一。所謂“鄉愁”，其本質就是一種“戀土情結”，一種對家鄉的留戀，一種故土情結、一種精神依托。這種“鄉愁”曾經廣泛存在于傳統社會，今天卻是一種難得的情感體驗。鄉村振興戰略旨在通過國家和社會的力量，打造出一批村莊秀美、環境優美、生活甜美、社會和美的“美麗鄉村”，在新時代讓百姓找回這種久違的“鄉愁”。這既是對傳統中國戀土情結的超越，也是一種回歸，一定程度上就是對傳統農耕文明和土地文化的一種繼承和復興。

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近年來，國家對傳統農業文化和土地文化的保護和開發力度在加大。對一些“農業文化遺產”項目，各級政府都在進行開發和保護。通過“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將傳統農業知識與經驗系統地整理出來或再現出來，實際上也是對中國傳統土地文化的一種傳承和發揚。在筆者看來，對這些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和開發（往往和農業旅游開發相結合），其意義不僅在于傳承傳統文化，對于中國今后的農業文明的發展，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參考。博物館的建立也是傳承傳統土地文化的重要媒介和方式。2014年7月，我國首家以土地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中國土地文化博物館在山東省高密市開館。博物館圍繞中國的土地文化，展示了歷代對土地管理的方式方法，土地制度與土地文化的關系，歷代有關土地變革的重要人物、重要節點與土地制度的關系等等，通過珍貴的歷史資料和多媒體技術的展示手段，為我們當代人生動地詮釋了五千年的中國土地文化。

可以說，中國的土地文化博大精深，中國人的“戀土情結”根深蒂固。這種“戀土情結”歷經千年的發展演變。直到今日，它仍然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在人與土地的關系中，中國文化主張“天、地、人”的和諧共處，這種“三才合一”的觀念無疑是一種中國智慧，對于今天的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而言，也極富啟示價值。立足新時代，只有深刻認識和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對中國文化中的“戀土情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們才能真正地建立“文化自信”，并在社會層面實現“天時、地利、人和”的協調發展。

（作者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傳播考古學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傳播學視角下儒家經典的‘經典化’過程研究”（項目編號：21BXW09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

②馮天瑜、楊華、任放：《中國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③馮天瑜：《中華文化生態論綱》，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

責編/李一丹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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