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會上，晏陽初（右一）與愛因斯坦（左一）等人被評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 

晏陽初（1890—1990年），四川巴中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聘顧問，中國平民教育家、鄉村建設家，與陶行知并稱為中國平民教育的“南陶北晏”，與梁漱溟、盧作孚三人并稱為“民國鄉建三杰”。20世紀50年代后，晏陽初擔任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將他在中國定縣探索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經驗推向世界。他的足跡遍布第三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以自己的理念與思想改變了無數貧苦民眾的命運，著有《平民教育的真義》《農村運動的使命》等著作，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運動之父”。晏陽初畢生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事業，形成了簡單實用、便于推廣的教育方法，提出了“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學習觀，在今天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立志一生不當官不發財，獻身于開發民智

晏陽初一生尊崇“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思想。他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觀念、“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主張、人民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的觀點。他認為，只有民強才能國強，強民才能救國。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啟迪民智的晏陽初，以自己的言行喚醒民眾，以“不流血”的方式達致強民救國的目標。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與晏陽初的出身與成長經歷有關。他出生于四川巴中的書香世家，自幼跟隨身為塾師的父親熟讀孔孟。14歲又入閬中天道學堂接受西學，17歲到成都華美學堂進行系統西學訓練。蜀道自古難行，多有兇禽猛獸，在動輒數日數月跋山涉水的求學路上，他常與那些苦難的“背二哥”（挑夫）為伍，所以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深入中國的苦力世界，深感苦力們之勞苦。1913年，他考入香港圣保羅書院（香港大學前身），后又進入美國耶魯大學讀書。在行萬里路中，他見了萬里風物，也有萬民之困苦，深感祖國積弱積貧，在耶魯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學，立志改變祖國面貌。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密切關注時局變化。在耶魯大學畢業后的第二天，他就以教育秘書的身份，奔赴法國戰場，為華工當翻譯、寫書信，教那些目不識丁的華工識字讀報，并編寫出版《華工周報》。當時他收到一位華工來信：“你自辦報以來，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報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會關門，我愿把戰爭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個法郎捐給你辦報。”晏陽初讀信后深受觸動，并于此發現了“苦力”的“力”，讓他久埋心中的濟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立志一生不當官、不發財，獻身于開發民智，以達成從小立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救世目標。開智濟世，強民救國，是晏陽初教育觀的主要內容，也是他人生觀中的重要思想。

立志將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打造成全方位系統工程

晏陽初一直崇尚惟實惟用，一切言行都特別貼近生活。他說：“我所學所做都是圍繞著更好地讓廣大平民開啟民智、造就新民而展開。”他從日常生活以及報紙雜志中，挑選出最為常見的漢字，編成《平民千字課》，一些從不識字的人只要每日學習2小時，連續學習4個月，就可以達到讀書寫信看報的水平。他所編撰的平民教育教材，內容也都是簡明易懂、朗朗上口。晏陽初還把孔子經典的“有教無類”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以普遍性的方式開啟了當時中國的民智運動。他將所有未受過教育的底層平民作為對象，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販夫走卒，不論男女老幼，只要他們愿意學習，都可以隨時隨地參加免費的學習。

一個人當有系統學習的觀念，這是晏陽初特別關注的問題。從他回到中國的那一天開始，就立志將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打造成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晏陽初的教育思想，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一大發現”——腦礦，“兩大發明”——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理論，“三大方式”——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藝、生計、衛生、公民，“五個結合”——與實際生活、理論與實踐、科學與農村實際、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個人與集體，“六大建設”——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他在深入調研、統計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愚”“貧”“弱”“私”是民眾的主要問題，所以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讓普通民眾識字，再系統地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攻愚，培養知識力；以生計教育攻貧，培養生產力；以衛生教育攻弱，培養強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養團結力。在河北定縣試驗時，他專門創辦了適宜農民閱讀的《農民周報》，打造了流動圖書館，搭建了農民劇臺，開辦了最早的農村廣播電臺，這些在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創舉。他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時又是簡明易學的，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取得了特別明顯的效果。

踐行“化農民”就必須“農民化”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教育就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晏陽初就特別重視向實踐學習、向民眾學習，他提出，“要想‘化農民’，就必須‘農民化’”。

20世紀20年代末，晏陽初偕妻子許雅麗和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毅然離開北京，帶領一大群有志知識分子走出書齋，來到定縣進行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實驗。他們住農民房、穿農民衣、吃農民飯，真誠地同農民交流，虛心地向農民學習，與農民打成一片。為拉近情感，從不抽煙的晏陽初甚至還會拿起嗆人的旱煙管猛吸幾口。在這10多年里，他在定縣創辦了一個“人類社會實驗室”，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化農民”就須“農民化”的重要理念。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晏陽初始終以“人”為航標，相信人的尊嚴和價值及其重要意義。他在定縣農村改良動植物品種，由平教會親自引種試種，讓農民自行選擇優良品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開辦了多個實驗農場，改良當地的豬種和雞種，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組織農民自助社、合作社，開展信用、購買、生產、運輸等經濟活動，進行多種多樣的“生計訓練”。同時，他慢慢讓農民自己進行組織——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帶給農民知識，而是讓農民慢慢地有所認知。晏陽初說：“我們下去不是救農民，一方面我們要向農民學習，因為有很多東西我們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讓農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完善的人。”言傳身教，以人化人，關注農民自身成長和發展，在他們身上實現強大的造血功能，這是晏陽初的平民教育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學習西學卻不迷信西學

晏陽初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同時接受了西學的熏陶。他稱自己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

他崇尚創造，學習西學卻并不迷信西學，他曾說：“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與事業。”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見》中，晏陽初提出：教育要適合各自國家的情況，“有我國的歷史文化和環境，亦當有我國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適應我國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國的公民教育，非有實地的、徹底的研究不可”。他并不反對外國優秀的東西，但主張對本國歷史文化環境務必徹底研究，以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據；對于外國東西亦可引為參考，以期適應世界的潮流。

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學等多方面思想洶涌而來，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一個被動接受者。而晏陽初具有探索性和開創性的實踐，則揭開了中國經驗反向傳播的序幕。美國就曾經系統地引進“定縣經驗”，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在如何對待中外文化和思想傳統的問題上，晏陽初一直主張兼收并蓄、去舊創新。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晏陽初的一生，始終將個人學術與開智濟世、救國強民緊密結合，主張學在于用、以用促學、學用相長，將自己的所學和治學與他從事的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事業高度統一起來，是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與“坐而論道”等傳統觀念的超越，值得學習借鑒傳承。